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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首先中西比较诗学在理论上的阐发研究和中西哲学文化差异存在的问题，在实践应用上跨语言研究存在的语言屏障和文化模子的建立遇到的困难，然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不但要寻找两者的共通之处，还应该关注彼此之间的差异，保留自身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中西比较诗学；差异；阐发研究；文化模子
中国文学理论近百年来历经波折，不断进步与创新，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寻求对话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必然选择，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界的主题。在中西文化差异中，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中国和西方诗学的比较过程将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知道比较诗学跨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比较诗学必须要有勇气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否则，比较诗学何以存在，比较诗学生命力在哪里。而中国与西方诗学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与西方诗学的比较所需的方法在整个研究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在寻求对话的过程中，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回避的問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对话和如何实现这种对话。显然，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响应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使得中西比较诗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中西比较诗学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不是简单地总结不同的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而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文化之间的对话以达到在多样性的格局下对一切形式的话语“独白”战争的宣战，试图通过对话解决出现在中西比较诗学中的常见问题，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比较诗学界一直强调中国和西方诗学的共同性，却忽略了中国和西方诗学在结构上存在的差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地谈论过中西比较诗学，更多的是关注中国诗学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从而只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中国诗学不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而要真正的拥有话语权，建构话语体系即是出路。
在理论表达上，大陆学者做出了努力，将阐发研究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存在自身难以逾越的理论缺陷。阐发研究，无论是单向、双向、多向的阐述，究其实质是指關于与国外乡土文学创作的理论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理论批评的模具而实现加工分析另一种文化体系，以澄清分析文学现象，但问题是使用模具的形成具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在一种文学和方法论中运用的文学理论的模具，分析另一种文化是否合理？文化模子被认为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不管是在理论推导和实际创作上，最终决定和判断的创作，进行有意或无意地将在一定“模具”为出发点，“模具”是一种力量，结构行为决定其操作的行为。文化含义是人类行为的结构意义，因为文化是因人而异的，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子所得文学模式的差异。因此，对于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该使用一种的文学“模具”强加给另一个文学作为“模子”，滥用难免会产生失真和破坏。从方法论的单一角度上看，应该研究一个真正的“模具”。在此希望阐发研究给我们的对话带来突破，为中西比较诗学开辟一条曙光之路。
学界认为：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理式的研究方式，就像战场上的先锋部队，承担着开道，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进道路的研究。阐发研究实质上只让中国学者有机会参与国际性的文学交流与对话，这是寻求中国和西方文化通道融合的绝佳机会，从学术类别以及各种沟通理论模型的创建来看，需要清除一些妨碍中西文化交流的屏障，为中国和西方比较诗学开辟前进的道路。学术界以为，阐发研究能够实现中国和西方诗学的对话似乎是合乎常理的。
中西诗学之间的差异根植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区别，中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又在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关于中国和西方思维的差异，人们往往满足于综合分析、模糊性和清晰度等这样的描述性说明。事实上，由于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紧密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可以用语言分析内部思维，实现人类思维模式的理性认知。我们重视对中国和西方诗学话语的语言的特性分析，其内在目的是想说明中国与西方诗学的共通关系，并用不同的话语，并融与调适出明显的界线，这种方法是中国与西方诗学对话理论上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中国和西方诗学研究的对比必然会告别习惯性的文化或理念和模式，围绕中国和西方诗学的主轴之间的分界线进行融合和转换，坚定地朝着中国与西方诗学的话语阐述前进。
二、中西比较诗学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是应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是理论危机在实践应用的外在表现。对于中西比较诗学，语言的问题从来没有被重视过。虽然从一开始比较文学就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跨语言文学研究”，但语言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对它的足够关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是因为它，所以忽略了中西比较诗学语言的作用。原因在于，欧美国家语言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属印欧语系，它们互相之间没有根源的区别，所以无法关注到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问题。随着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语言的问题如雨后春笋出现，并且很显眼，这表明中西诗学的对话，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中西诗学的语言对话问题。
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如果完全被西方去阐释和发展，而且只使用这一种文化模式的话语来衡量和诠释中国文化，那么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大量最具特色和独创的生活文化是很有可能不匹配这个话语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用属于自身的文化语言和其他的文化进行对话。在中西诗学的实际研究中，不能完全使用西方诗学话语方式来完成中西诗学之间的对话。因为实现对话的最低条件至少要有两个话语对象，所以若缺少中国学者自己的诗意话语的参与，那么这样的对话首先是不可能完成，其次是这样的对话没有意义，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和西方诗学各自独白。当代中国的诗意话语是借鉴西方诗学话语的教训和传统上实现的，话语诗学的现代转型的基础应该包容西方诗学话语，同时也必须参照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进行一些自我调节。事实上，在20世纪西方社会就开始注意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在整个20世纪的“语言转向”中，中国自身的话语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人试图调整自己的话语进行地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努力。至于西方人可以调整自己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不可否认，西方已经感受到调整自己的话语的必要性。相应的提醒着我们，切勿总是过于迷信西方诗学，要对我们自己民族的话语充满信心。否则，在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将会面对的是中国诗学话语“失语”的尴尬局面。 在设法同中西文学传统中找到对应物，也许会成为简化和肤浅的比喻。一方面，对应于研究可能把西方文学理论定为标准，排除了中国诗学同行的权威；另一方面，只包括中国文学特点的研究对象，相应的可能只是一个类似的表面现象。然而，对于某些学者进行的一些批评意见可以获得这样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深层结构上中国和西方文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学体系。新的语言环境，哲学和数字媒体及信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的社会思潮，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任务，中国和西方诗学研究的比较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研究应该增强其适应能力，研究人员需要扩大其研究领域，继续加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长久合作。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变化趋势比较相似，研究过程中需要周密全面的发展，比较诗学研究也需要找到共性和完整性，给跨越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新热点的动力和方向。
三、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要求同存异
在比较诗学研究中，从实践到理论研究，再从理论到实践研究，是一个逐步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以及多样化的方法进行分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高了科研水平。随着跨学科的研究和多元化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渊源和热门话题。至于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以及诗学的表达，虽然两种诗学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寻找共同的诗学问题，这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内在动力，也显示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美好而广阔的前景。如果没有对比较诗学进行一定文化视角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比较诗学将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长期存在，而且研究成果难以产生有意义的社会价值，留下的人文精神詩学和比较诗学以及人文属性本身将不复存在。因为比较诗学的人文属性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制度和“道”。
中国和西方审美主体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哲学和美学的结构美学形式；一种是从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和审美形式。从这两种形式的发育和分化的历史来看，前者十分活跃有冲劲，为西方民族所特长；后者则根植于传统沃土中不断完善反思，为中华民族所特长。 在此基础上，哲学和宗教精神的民族特性的形成，对一个充满诗意的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伴随着相应的民族传统精神和审美意识对诗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文化和哲学都注重生活，所以中国文化的心脏的开始于“生命”，他们对生命充满敬畏之情，而西方文化，它关注的是“自然”或“外部对象”，这是主要的线索，这是因为重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哲学的中心形成中西方之间的不同诗意的方向，那就是精华和生命。中国文化，重在外界物体，本体创建，以认识论为中心达到与认识论为主导的最深层的对话渠道，中国诗学具有重道德本体论诗学的取向。
中西方诗学的艺术创作是在真正的强有力的模仿艺术。模仿诗学从源头上解决了作者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它建立的世界的本质是诗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反映。作为中国诗学与儒家哲学的主体，其一直专注于基本的问题是个人道德建构，从主体性道德理论中产生焦虑和恐惧，即怕感意识。因此，中国儒家道德本体追求的历史，即“中国儒家非常重视德性的知识”，在儒家思想里，难以接受和喜欢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如存在与意识，物质和精神，本质与现象，主体和对象等等。在中国，仅一词可以解决，此乃和谐，多维和谐。这表明，一开始中国和西方思想之间就存在根本的区别。通过合理的知识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西方哲学通过内省直觉，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思维的科学方法有其局限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其直观感知缺点的反省，因此，最好是两个相互借鉴融合，求同存异。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2]黄药眠 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3]邢哲婧. 刘若愚和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之比较[D]. 河南大学， 2012.
[4]刘燕. 试论叶维廉中西比较诗学的建构视域[J]. 东方丛刊， 2005 （4）： 18-34.
[5]蒋金运， 席秋香. 文化转型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11）： 50-53.
[6]王晓岗. 叶嘉莹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05.
[7]范方俊.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J]. 江淮论坛， 2013， 2： 028.
[8]武亚楠. 中西比较诗学的空间维度[D]. 湖北民族学院， 2014.
[9]野草， 李思屈. 中英比较诗学的人文属性——评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J]. 1996.
关键词：中西比较诗学；差异；阐发研究；文化模子
中国文学理论近百年来历经波折，不断进步与创新，在中西比较诗学领域，寻求对话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必然选择，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一直被认为是本世纪中西比较诗学界的主题。在中西文化差异中，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要实现中国和西方诗学的比较过程将会困难重重。但是，我们知道比较诗学跨文化的特点决定了比较诗学必须要有勇气跨越不同的文化圈，否则，比较诗学何以存在，比较诗学生命力在哪里。而中国与西方诗学的巨大差异使得中国与西方诗学的比较所需的方法在整个研究上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在寻求对话的过程中，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回避的問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对话和如何实现这种对话。显然，中国的学术界在这些方面的响应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使得中西比较诗学之间的对话必然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中西比较诗学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理论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不是简单地总结不同的文化体系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而是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实现文化之间的对话以达到在多样性的格局下对一切形式的话语“独白”战争的宣战，试图通过对话解决出现在中西比较诗学中的常见问题，以实现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型。因为中国比较诗学界一直强调中国和西方诗学的共同性，却忽略了中国和西方诗学在结构上存在的差异，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地谈论过中西比较诗学，更多的是关注中国诗学受西方诗学的影响，从而只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中国诗学不能一直处于从属地位，而要真正的拥有话语权，建构话语体系即是出路。
在理论表达上，大陆学者做出了努力，将阐发研究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阐发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而存在自身难以逾越的理论缺陷。阐发研究，无论是单向、双向、多向的阐述，究其实质是指關于与国外乡土文学创作的理论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理论批评的模具而实现加工分析另一种文化体系，以澄清分析文学现象，但问题是使用模具的形成具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在一种文学和方法论中运用的文学理论的模具，分析另一种文化是否合理？文化模子被认为是人们的心理活动，不管是在理论推导和实际创作上，最终决定和判断的创作，进行有意或无意地将在一定“模具”为出发点，“模具”是一种力量，结构行为决定其操作的行为。文化含义是人类行为的结构意义，因为文化是因人而异的，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子所得文学模式的差异。因此，对于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该使用一种的文学“模具”强加给另一个文学作为“模子”，滥用难免会产生失真和破坏。从方法论的单一角度上看，应该研究一个真正的“模具”。在此希望阐发研究给我们的对话带来突破，为中西比较诗学开辟一条曙光之路。
学界认为：阐发研究是一种开辟道理式的研究方式，就像战场上的先锋部队，承担着开道，为后续部队打开前进道路的研究。阐发研究实质上只让中国学者有机会参与国际性的文学交流与对话，这是寻求中国和西方文化通道融合的绝佳机会，从学术类别以及各种沟通理论模型的创建来看，需要清除一些妨碍中西文化交流的屏障，为中国和西方比较诗学开辟前进的道路。学术界以为，阐发研究能够实现中国和西方诗学的对话似乎是合乎常理的。
中西诗学之间的差异根植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而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是中国和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本区别，中西方哲学的根本区别又在于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关于中国和西方思维的差异，人们往往满足于综合分析、模糊性和清晰度等这样的描述性说明。事实上，由于语言和思维之间关系紧密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可以用语言分析内部思维，实现人类思维模式的理性认知。我们重视对中国和西方诗学话语的语言的特性分析，其内在目的是想说明中国与西方诗学的共通关系，并用不同的话语，并融与调适出明显的界线，这种方法是中国与西方诗学对话理论上的必要条件。其结果是，中国和西方诗学研究的对比必然会告别习惯性的文化或理念和模式，围绕中国和西方诗学的主轴之间的分界线进行融合和转换，坚定地朝着中国与西方诗学的话语阐述前进。
二、中西比较诗学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是应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这是理论危机在实践应用的外在表现。对于中西比较诗学，语言的问题从来没有被重视过。虽然从一开始比较文学就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跨语言文学研究”，但语言问题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对它的足够关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学者，就是因为它，所以忽略了中西比较诗学语言的作用。原因在于，欧美国家语言之间的关系很紧密，属印欧语系，它们互相之间没有根源的区别，所以无法关注到中西比较诗学的语言问题。随着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比较，语言的问题如雨后春笋出现，并且很显眼，这表明中西诗学的对话，首先应该解决的是中西诗学的语言对话问题。
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如果完全被西方去阐释和发展，而且只使用这一种文化模式的话语来衡量和诠释中国文化，那么中国自身所具有的大量最具特色和独创的生活文化是很有可能不匹配这个话语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用属于自身的文化语言和其他的文化进行对话。在中西诗学的实际研究中，不能完全使用西方诗学话语方式来完成中西诗学之间的对话。因为实现对话的最低条件至少要有两个话语对象，所以若缺少中国学者自己的诗意话语的参与，那么这样的对话首先是不可能完成，其次是这样的对话没有意义，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和西方诗学各自独白。当代中国的诗意话语是借鉴西方诗学话语的教训和传统上实现的，话语诗学的现代转型的基础应该包容西方诗学话语，同时也必须参照中国传统诗学话语进行一些自我调节。事实上，在20世纪西方社会就开始注意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在整个20世纪的“语言转向”中，中国自身的话语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人试图调整自己的话语进行地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努力。至于西方人可以调整自己的语言是另外一回事。不可否认，西方已经感受到调整自己的话语的必要性。相应的提醒着我们，切勿总是过于迷信西方诗学，要对我们自己民族的话语充满信心。否则，在中国和西方诗学之间的对话中，我们将会面对的是中国诗学话语“失语”的尴尬局面。 在设法同中西文学传统中找到对应物，也许会成为简化和肤浅的比喻。一方面，对应于研究可能把西方文学理论定为标准，排除了中国诗学同行的权威；另一方面，只包括中国文学特点的研究对象，相应的可能只是一个类似的表面现象。然而，对于某些学者进行的一些批评意见可以获得这样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深层结构上中国和西方文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基本上没有共同之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学体系。新的语言环境，哲学和数字媒体及信息技术的多元化发展的社会思潮，全球化带来了新的任务，中国和西方诗学研究的比较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研究应该增强其适应能力，研究人员需要扩大其研究领域，继续加强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长久合作。由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变化趋势比较相似，研究过程中需要周密全面的发展，比较诗学研究也需要找到共性和完整性，给跨越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科学体系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新热点的动力和方向。
三、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要求同存异
在比较诗学研究中，从实践到理论研究，再从理论到实践研究，是一个逐步从微观到宏观的系统性以及多样化的方法进行分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高了科研水平。随着跨学科的研究和多元化理论的运用与发展，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渊源和热门话题。至于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以及诗学的表达，虽然两种诗学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极大的差别，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寻找共同的诗学问题，这是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必然趋势和内在动力，也显示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美好而广阔的前景。如果没有对比较诗学进行一定文化视角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比较诗学将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长期存在，而且研究成果难以产生有意义的社会价值，留下的人文精神詩学和比较诗学以及人文属性本身将不复存在。因为比较诗学的人文属性是中国知识分子学习制度和“道”。
中国和西方审美主体应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哲学和美学的结构美学形式；一种是从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和审美形式。从这两种形式的发育和分化的历史来看，前者十分活跃有冲劲，为西方民族所特长；后者则根植于传统沃土中不断完善反思，为中华民族所特长。 在此基础上，哲学和宗教精神的民族特性的形成，对一个充满诗意的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伴随着相应的民族传统精神和审美意识对诗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文化和哲学都注重生活，所以中国文化的心脏的开始于“生命”，他们对生命充满敬畏之情，而西方文化，它关注的是“自然”或“外部对象”，这是主要的线索，这是因为重心的不同的文化传统，哲学的中心形成中西方之间的不同诗意的方向，那就是精华和生命。中国文化，重在外界物体，本体创建，以认识论为中心达到与认识论为主导的最深层的对话渠道，中国诗学具有重道德本体论诗学的取向。
中西方诗学的艺术创作是在真正的强有力的模仿艺术。模仿诗学从源头上解决了作者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它建立的世界的本质是诗学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反映。作为中国诗学与儒家哲学的主体，其一直专注于基本的问题是个人道德建构，从主体性道德理论中产生焦虑和恐惧，即怕感意识。因此，中国儒家道德本体追求的历史，即“中国儒家非常重视德性的知识”，在儒家思想里，难以接受和喜欢西方二元对立的关系，如存在与意识，物质和精神，本质与现象，主体和对象等等。在中国，仅一词可以解决，此乃和谐，多维和谐。这表明，一开始中国和西方思想之间就存在根本的区别。通过合理的知识去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西方哲学通过内省直觉，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思维的科学方法有其局限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其直观感知缺点的反省，因此，最好是两个相互借鉴融合，求同存异。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2]黄药眠 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3]邢哲婧. 刘若愚和叶嘉莹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之比较[D]. 河南大学， 2012.
[4]刘燕. 试论叶维廉中西比较诗学的建构视域[J]. 东方丛刊， 2005 （4）： 18-34.
[5]蒋金运， 席秋香. 文化转型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11）： 50-53.
[6]王晓岗. 叶嘉莹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05.
[7]范方俊.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J]. 江淮论坛， 2013， 2： 028.
[8]武亚楠. 中西比较诗学的空间维度[D]. 湖北民族学院， 2014.
[9]野草， 李思屈. 中英比较诗学的人文属性——评狄兆俊《中英比较诗学》[J].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