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港英政府于1867年颁布了一项旨在加强性病控制与卖淫监管的《传染病条例》,其主要措施包括妓院登记与发牌、妓女登记与强制医学检查、染病妓女留医监禁与治疗,以及对向嫖客传播性病的妓女实施惩罚.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传染病条例》的颁立与存废之争的详细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到,近代香港性病立法主要是为了保护香港陆军、海军、警察、商船海员与政府公务员等欧洲人的身体健康,具有极强的殖民主义动机与帝国健康考量.而卖淫监管与性病防治的具体措施则反映了近代香港性病立法与执法的种族主义色彩与性别压迫特征.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港英政府于1867年颁布了一项旨在加强性病控制与卖淫监管的《传染病条例》,其主要措施包括妓院登记与发牌、妓女登记与强制医学检查、染病妓女留医监禁与治疗,以及对向嫖客传播性病的妓女实施惩罚.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传染病条例》的颁立与存废之争的详细梳理与分析,可以看到,近代香港性病立法主要是为了保护香港陆军、海军、警察、商船海员与政府公务员等欧洲人的身体健康,具有极强的殖民主义动机与帝国健康考量.而卖淫监管与性病防治的具体措施则反映了近代香港性病立法与执法的种族主义色彩与性别压迫特征.更需要指出的是,香港1867年《传染病条例》的颁立与存废之争,是一个涉及英国社会、英国政府、英国军队、港英政府、香港欧人社会与香港华人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并兼具军事、政治、经济、法律、医学、种族、性别与道德因素的综合性问题.
其他文献
学校是培育人才的阵地，为社会输送人才的摇篮。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积极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有效地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摆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一、新时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 1.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学生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各种物质与精神需求的增长使，“苦行僧”式的传统观念对学生失去了说服力。 2.学生的
《中山世鉴》是琉球王国的第一部史书,也是第一部官修正史,成书于1650年.书中"总论"部分在叙述琉球的创世神话之后,有这样一段记载:"数万岁之后,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此国.地界涛间,远而望之,蟠旋蜿蜒,若虬浮水中,因以名流虬也.语言不通,掠一人以返."(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伊波普猷文库藏抄本,第11页).
相较于近现代西方意识主体性形而上学对于友爱的普遍忽略、贬低乃至抵制,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古希腊实践哲学则将其摆置于突出地位:政治的友爱或公民友爱,同正义一起维持着城邦共同体的兴盛与发展.作为20世纪现象学思潮中的代表性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在批判地反思主体主义形而上学及其支配的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社会形态的过程中,先后将眼光瞄向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并且不同程度地涉及其友爱之思,从而在现象学的崭新视域下,逐渐将友爱重新引入政治社会领域.当然,有鉴于思想重心、政治动力和对现代性问题的具体诊断等方面的某些
当前,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年轻一代正呈现出“高欲望”的群体特点,他们表现出对消费物欲的狂热和对高品质生活的不懈追求,同时又不得不在竞争异常激烈的现实生活中负重前行。“高欲望社会”的形成,不仅受经济发展和个人主义兴盛的影响,也与福利制度完善和婚姻家庭观念变迁有关,还与社会包容度上升、科技进步等因素密切相关。高欲望被唤醒,既有可能刺激人们迸发蓬勃向上的前进动力,也有可能因欲望难以满足而产生颓废悲观情绪,并最终掉入“高欲望陷阱”。因此,面对年轻一代日益膨胀的过高欲望应保持警醒,并从加强教育引导、健全就业促进机
在VUCA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仅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而且开始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形成冲击."三支柱"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先后经历了萌芽期、导入期和探索期三个阶段,能克服VUCA时代传统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并具有帮助组织实现战略目标和提高组织绩效、提高员工满意度和能力开发效率以及提升HR从业者职业竞争力等实践价值.然而,企业在进行"三支柱"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变革时难免会出现HRBP工作容易陷入伦理困境,人力资源部门战略层次和视野不够高,HR三支柱定位
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与企业管理中的合规在目的、手段、功能上具有高度的融通性,但实践中两者却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呈现"碎片式"的表达.整合认罪认罚与刑事合规的程序激励因子,将赋予企业合规以及认罪认罚更为丰富的内涵,进而形成新的制度活力.认罪认罚视域下企业合规的程序激励体系,应选择正向激励,充分发挥合规计划的效力,将合规风险的披露嵌入认罪认罚;保障律师对合规业务的充分参与,实现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具体目标与方案包括强制手段的轻缓化、起诉的分流、便利诉讼程序的选择等.
记忆本身是人脑对所经验过的事物或事件的认识在头脑中保持并再现的过程。在前数据时代,记忆依赖于人脑的海马体结构和其他的大脑成分等,与记忆相伴随的是遗忘。正是记忆和遗忘的交织构成了历史本身。但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存储颠倒了记忆与遗忘的辩证法,它塑造了记忆的持久性与遗忘的不可能性。在技术性第三持存的方式下,人类的记忆被数据依照算法保存和重构,这导致一方面人类的历史性被消解,另一方面记忆不再是人的过去经验的记忆而成为了过去的附属物。当数据对人类记忆的建构发展成为绝对权威,那么它在消解人的话语、人的逻辑的同时带
最近，我经常听到同事们迷惑地议论：“面对当前的教育新形式，自己任教英语十多年了，怎么找不到感觉了?不知从何下手?”。的确，素质教育的实施，给了我们巨大的挑战，怎样实施?她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与模式，这就需要我们教师不断地研究和探索。对此，我想结合我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下点滴的体会和尝试。 一、素质教育尤其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记得一位学术家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的传统教育赢在起点，
2020年以后,中国绝对贫困全面消除,转向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沿海发达地区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上先行先试,在构建相对贫困标准和治理机制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江苏、浙江等省以一定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作为相对贫困线,广东省则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作为相对贫困线,并以更高水平的“两不愁三保障”作为相对贫困的多维标准。针对相对贫困的特点和成因,沿海发达地区建立了精准识别、区域发展、产业扶持、就业扶持、社会保障、内生动力等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在治理目标上,坚持缩小贫富差距与实现共同富裕同步推进
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具有社会责任属性.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操作性法源主要是有关公私合作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而这些法源并未涵摄政府环境责任.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外包合同理应受到环境行政法和民事合同法的双轨制约,过分依赖合同关系易导致政府环境责任缺位.为此,在理论体系层面,要明确政府环境责任并未随外包合同的签订而全部转移给第三方.在制度完善层面,应在公私合作法律法规中对国家环境责任进行但书式兜底规定,保证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应明确政府对环境治理项目的过程监管责任,构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环境工程监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