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华养生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健康与长寿，但健康和长寿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而是与人们所处的社会生活及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提醒我们，研究和探求中华养生文化的基本特征绝不能仅仅囿于人体生物模式之中，而必须结合社会、经济、政治、哲学，乃至艺术的诸多层面加以综合考察。
　　
　　形神兼顾，重在养神
　　
　　就养生学的范畴而言，形，指形体，包括了人体的皮肉、筋骨、脉络、脏腑及充盈其间的精血，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外壳；神，指人体的精神思维活动，包括了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内在主宰。形神之间的关系，恰如魏晋时著名养生家嵇康所言：“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养生论》）。
　　然而，主张形神共养，绝不意味着把形、神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事实上就总体而言，中国养生学从来都视养神为首务，正所谓“太上养神，其次养形”（《艺文类聚·养生》）。先秦时期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无论老子或是庄子，他们都十分强调“神”的内在主宰作用。《黄帝内经》同样一方面主张“形神兼顾”；另一方面又观点鲜明地提出了“失神者死，得神者生”的口号，主张“养神为先”。
　　
　　虚静养神，开发潜能
　　
　　祖国养生学向来认为要通过“养神”来保养和提升人的内在生命力。与此相适应，一种极具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也就破土萌芽了，这就是以“清虚静笃”作为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主要手段。这种方法，首先肇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哲学。
　　考察中国养生文化中的“虚静养神”学说，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同一味诉诸体力消耗的运动养生方法不同，“虚静养神”理论更注意于人的意念守情、恬淡虚无，在尽可能排除内外干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逼近生命活动的低耗高能状态，以便从根本上改变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不协调状况，达到却病延年和发挥人体内在潜能的目的。
　　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虚静”不但是古人追求内在生命力自我提升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传统哲学，特别是道、释和宋明理学观照外物、修身养性的主要方法。佛家也是在“禅性”状态中观照世界的。既然虚静状态是诱发直觉顿悟思维的一个主要条件，那么它就自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艺术审美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家都特别讲究写诗作画前清心静虚。
　　
　　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中国传统养生理论认为人和自然都是“气”的产物，人处在天地之间，生活于自然环境之中，只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纵向考察中国养生文化史可以发现，顺应自然的养生理论大致包含以下两重含义：
　　顺应自然界阴阳变化《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法于阴阳，调于四时”和“因时之序”，都表达了这种意思。其次，养生者还应注意昼夜晨昏的调护。“天道自然”的思想观念肇端于老庄哲学，《老子》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无为而治《黄帝内经》汲取了老庄哲学中“道法自然”的思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地有五理（五行化育之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唯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道教养生家大多认为人体必须仿效天地运动的形式和时机来进行养生活动。
　　“天道自然”作为中国古代一条影响极广的哲理，它就盘根错节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不但与养生理论和实践有着渗透交叉关系，而且艺术审美领域也同样为其根须所及。
　　
　　修身养性，治国安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养生从来就不局限于研究机体本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规律，而总是与道德品性修养，以及治国安邦之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吕氏春秋·先己》篇中提到：“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揉合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道家修身养性的理论在内，因而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倘若说，儒家学说只是通过“养性”为中介，间接地把“养生”与“治国”统一在一起的话，那么道家学说则无需任何形式的中介物，便直接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
　　首先，在道家学说中，养生被视为治国的基础。老子就说过：“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庄子对此更进一层，明确提出了“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庄子·天地》）”的责问。
　　其次，道家养生的方法，往往可以直接用作治国之道。“清静”的养生之道，在道家看来就非常适宜于治国。老子曾经反复强调说：“我好静而民自正”、“清静为天下正”，主张只有“清静”才是治国的最好方法，认为政治上的纷扰躁动乃是治国的大忌。
　　
　　因地制宜，性命双修
　　
　　正视养生的客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实际上包括人的先天遗传，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祖国养生学认为上述条件与人的健康长寿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吕氏春秋》中就已经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与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东汉五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了人的寿夭取决于禀受父母先天之气的强弱，他说：“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
　　应当看到，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中华养生学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华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便达到却病延年的养生目的。
　　主动调养 在传统饮食养生方面，有寓医于食、辨证用膳等系统的养生理论和方法；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中医学更可谓博大精深；气功调摄也是一种改变人体素质的行之有效的手段，有助于培养人体真元之气。
　　改造自然 我国古代养生家大多十分重视自然环境的选择和改造。清代养生家曹慈山曾“辟园林于城中，池馆相望，有白皮古松数十株，风涛倾耳，如置身岩壑……至九十余乃终。”他十分重视在自然环境中创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小气候”。
　　适应社会 从养生文化的特点来看，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强调个体必须通过“养性立德”来主动增强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以便达到健康长寿的养生目的。
　　
　　总之，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养生文化而言，中国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由于有着古代哲学和中医基本理论为底蕴，所以显得尤为博大精深。它汇集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防病健身的众多方法，揉合了儒、道、佛及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堪称一棵充满勃勃生机和浓厚东方神秘色彩的智慧树。探索中国养生文化这棵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智慧之树，不但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而且符合当今世界科学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