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重构中的个体、家庭与社会秩序——古元《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的图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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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古元,随着边区政策的变化不断推进自我思想的修正。借助木刻《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他将婚姻纠纷的解决过程放置于现代革命情境和新的政治空间之中,思考路径与此前创作《离婚诉》等作品时完全不同。古元没有简单地以图像叙事和政治符号传达信息,而是试图重建符合新政治要求的"视觉结构",以塑造人们对于事件的认知和看待事件的方式。通常被视作宣传工具的边区美术,内部蕴含着推动与变革现实的实践力量,它以视觉方式参与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为新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文化逻辑上的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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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错位"是朗西埃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为提出一种反历史主义的时间性观念,朗西埃为这一古老术语赋予了全新内涵:它不再指文本中消极的时代错误,而是指对于多重时间性的历史叙事的理论自觉。在批判年鉴学派的历史叙事时,朗西埃开始着手正向建构"年代错位"的范畴,通过揭示运作于历史叙事中的"诗学程序",他破除了主流历史叙事赖以建构其科学性的虚构机制,论证了历史中的"时代精神"与多重时间性的辩证关系。"年代错位"范畴所显示的独特时间观是理解历史-政治维度与文学-艺术维度在朗西埃思想中联结的关键。这一范
围绕着伊格尔顿学术生涯后期的"神学转向",可以从"化身谬误""符号学"和"文学哲学"三个方面集中讨论其文学-理论与神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伊格尔顿的文学思想从始至终都具有某种神学的维度,反过来说,在其神学思想中也一直蕴含一些"文学理论"的内容。这可能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有趣的一个方面。把握住这一点,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伊格尔顿的文学思想。由于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和一以贯之的左翼立场,这或许是迄今为止几乎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英美日常语言哲学极大影响了当代观念论哲学研究,尤其在当代康德研究中引领了一种新的视角。以彼得·斯特劳森和保罗·盖耶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一派试图在批评先验观念论的立场上重估康德哲学,而这种努力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一方是以P.S.M.哈克为代表的传统维特根斯坦一派对日常语言分析应用范畴的限制,另一方则是以亨利·阿利森为代表的传统康德研究者对先验观念论的捍卫。对于当代英美思想界这一热点问题的理解,需要回到物自体问题的原初讨论中,重审18世纪康德批判中的"雅各比问题"。同时,"动物"这一浪漫主义诗
由于研究者多以毛诗或诗序的结构反观《孔子诗论》,故《孔子诗论》自发表之初,就被认为是一篇组织严密、结构严谨的论文。然而,逐简分析其形制和内容,尤其是仔细比对其中结构相同或者类似的句式表达,就会发现现存的29支简(包括残简)中,有足够证据可以编联在一起的竹简数量很少,现存内容也不足以反映这是一篇以现在的眼光看在内容和结构上组织严谨的论文,而更有可能是论诗材料的汇编。而且,根据竹简形制、编绳痕迹以及书体综合判断,《孔子诗论》与另两篇竹书《子羔》和《鲁邦大旱》同属一篇竹书,其书题亦即被赋予的作者应为子羔。子羔作
2019年12月2-3日,在北京大学“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媒介考古:艺术、媒介与感知”会议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荣休教授、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教授、瑞士欧洲研究院米歇尔·福柯讲席教授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研究员唐宏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员金惠敏、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陈卫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洋、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研究员董冰峰、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员王洪喆、上海师
《古希腊恋歌》是李金发唯一完整翻译过的法语诗集,但长期受到学界忽视。这部原名"碧丽蒂斯之歌"、由19世纪末法国诗人皮埃尔·路伊斯托名虚构的古希腊女诗人碧丽蒂斯创作的诗集,让李金发在误以为它是古希腊作品的情况下,一方面受惠于其淳朴自然的美学格调,另一方面不自觉地被其"当代性"吸引。在翻译中,李金发深受法国象征主义体察感官世界、书写肉身欲望的影响。这表明他与法国象征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联系,这条线索与学界过去理解的"波德莱尔-魏尔伦-李金发"这样的影响关系有所不同。《碧丽蒂斯之歌》对女性身体和
在鉴古思潮和制礼作乐活动的推动下,周初兴起了一场武王、周公主导的,以宗周、鲁、卫、唐为主要区域,波及各分封国的搜求和整理上古、夏、商及先周书面文献与口传文献的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总结前代统治的成败经验,提出具有普适性的政治追求、价值观念和人生规范,作为政治、文化和生活上的指导。周初的文献搜求、整理活动,是今可考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搜求与整理活动,不仅保存了许多前代的文献材料,促进了文献书面化和经典化的进程,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化尊崇人文道德和历史理性的特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象征剧《沉钟》,借重铸"挂在隔绝人世的自由高空"的新钟,象征铸钟人高远的理想;而以旧钟坠落、弃妇自投湖底触响沉钟、铸钟人亦尾随沉溺,隐喻传统生活方式的死缠不休,折射出剧作家不甘沉沦俗世的志向。"五四"时期,沉钟社以霍普特曼笔下的"沉钟"命名,并借此表达自身的艺术理想,值得注意的是,沉钟社搁置了原作中重铸新钟的虚幻梦想。而在鲁迅的"误读"中,"深渊撞钟"这一原本具有贬义的喻象也发生了转换。"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这一意境在逸出霍普特曼的原初语境后
作为中苏复交后在华公映的第一部苏联电影,《生路》在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其中既有电影艺术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各种电影之外的因素。作为一面"我们的镜子",《生路》给中国电影界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许多中国电影艺术家开始以此来反思自身的电影创作,并在题材、艺术技巧和电影观念上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作为左翼电影的重要一环,《生路》日后更是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回响。随着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跃升,《生路》中那种塑造群众主体的影像机制、"新人"的想象以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也开始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