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诺曼·马内阿在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再没有回去。马内阿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经历过纳粹的迫害，因而在少年时代，对新生的社会制度充满热情。他还记得，当斯大林去世时，布加勒斯特人聚集在中央广场，从广播里收听莫斯科红场的葬礼实况，女生们抱在一起痛哭，男生们则竭力控制自己的悲伤。
　　很快他就目睹了群众批斗会的戏剧场面，那些党内异己分子战战兢兢走上台，在口号声中交出党证，从此不再被视为同志。马内阿意识到自己缺乏争夺权力的天分，当别的同学为这些戏剧所吸引时，他心甘情愿地退回到群众中。那一年，他16岁。
　　马内阿后来上了布加勒斯特的建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66年，他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几年后成为专业作家，名声鹊起。但在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下，人民生活艰难。没有暖气的居所，购买食物的长龙，无处不在的警察，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令人作呕的报纸和电视新闻，这一切都让马内阿感到窒息。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他发言反对艺术性是唯一合法的文学标准，认为无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进行艺术性退避的态度，正是当代罗马尼亚文学为何不能产生大量杰出作品的原因。
　　在随笔《论小丑》中，他从文学家的视角，讨论了独裁者与艺术家的关系。这篇随笔来自导演费里尼文章的启发，独裁者是小丑，而艺术家则是傻瓜。在马内阿看来，东西方的政治家都像小丑，只是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可以选择不理睬各种政治表演，不让其占领自己生活的中心，但在专制政权下，政治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无休无止地折磨大家，人们无法忽视政治，因为小丑不会放过一个人。
　　艺术家和独裁者都渴望表演，但又是对立的，就像卓别林惟妙惟肖模仿希特勒一样。艺术家曾经骄傲而浪漫，如今在世界这个马戏舞台上，与小丑迎面相遇。在傻瓜眼里，小丑滑稽可笑、狂妄自大。傻瓜可以模仿小丑，表现其对权力的幻想，表現其可笑的夸张姿态、病态的恐惧和疯狂。他们之间的区别是，让一个宽容者去模仿专制者容易，让一个专制者变成宽容者却很难。小丑使人民变得麻木和绝望，傻瓜的笑声却在人民心中引起共鸣。
　　作者的一位医生熟人在战争年代曾是齐奥塞斯库的狱友，他这样评价这位伟大的小丑：“我根据最简单的标准来判断那些狱友，我试着想象如果他们在我的诊所里，我会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有一个人我可能会让他当管理人员，另一些人可以做司机、收银员或守夜人。但是这个人，他好像做不了什么事。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的工作，没有任何手艺，好像也学不会任何东西。他能做的只是演讲，指使别人做这做那。”
　　医生无法理解，这个小丑怎么成了人民领袖。他的巨幅照片在大街上盯着每一个人，他去美国访问，要求美方禁止针对他的示威游行，发现美国大使是黑人时大发雷霆，认为是对他的侮辱。那些日子，马内阿无数次默读着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诗句：“他总是希望/由衷的赞美从我感恩的心里/汹涌而出。”
　　恐怖会扭曲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渐渐地，傻瓜也成为马戏团的一部分，模仿小丑的言行变成了一种精神病状。人民与独裁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但他们之间却又形成一种合作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独裁者不仅是人民的敌人，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有一次，马内阿按法律把打字机交到警察局，接受年检。他排队等待，填写表格，用打字机打一段规定的话，这是为了防止人们改变打字机的字母。当他拿到许可证离开时，遇到齐奥塞斯库正在视察议会宫施工进度。这是一次没有预先安排的出行，大群官员、警卫和专家簇拥着独裁者，慌乱而兴奋。四周阳台上挤满了群众，他们开始习惯性地鼓掌。独裁者一言不发地听着汇报，略带疲倦。人群中，只有他看上去像是唯一正常的人，戴着正常的面具。
　　马内阿突然意识到，正是这个小丑破坏了所有人的生活。这种强烈的感觉不是人人都有的，只有那些保持人的尊严，把自己的人格、智力看得高于小丑的傻瓜，才会因小丑的统治而感到痛苦，不愿做一个追随小丑的小丑。这就是艺术家傻瓜的孤独。正如诗人策兰在流亡西方前所说，诗人的孤独是“没有被宣布的马戏团常规”。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