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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世博”到“世博学”只用了不到10年，却要“管50年”
“六个月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培训班了，上海世博会带动了我们的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也带动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改革将来会延续下去。”
从申博到办博，上海用了九年时间；世博会会期的六个月，也是上海与全中国和全世界接触最亲密的一段时光。其间的种种酸甜苦辣、得失成败，上海人心里最清楚。
如何把这些第一手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可以指导未来的知识积累和财富?在世博会行将落幕之时，“世博学”在上海应运诞生。
“世博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馆馆长兼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陈燮君，他同时也是上海市新学科研究会会长。
8月12日，陈燮君在静安区图书馆开了一个讲座——“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
10月5日，世博会接近尾声之时，陈燮君在上海图书馆再开一讲——“世博学与上海城市文化”。
从“会”到“学”，一字之差，一门新的学问诞生，其论著《世博学》也将在世博后面世。
“世博会的灵魂就是创新”
陈燮君是第一个写《世博学》的，却不是第一个提出“世博学”的。
今年3月14日，媒体人曹景行和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参加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曹景行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他问周汉民：“你会开 一门世博学吗?”博士生导师周汉民答：“世博学不敢当，但至少可以在教学中渗透国际观。”
9月8日，上海市新学科研究会在世博园城市足迹馆召开年会。会员们在头脑风暴中碰撞出创立“世博学”的建议，而陈燮君此时已经动笔写《世博学》了。
此后，社会学家邓伟志撰文《世博孕育新学科，要设立“世博学”》刊登于《新民晚报》——在世博会行近尾声时，要为八年筹办经验、六个月紧锣密鼓的展期做个总结。
但许多人是带着质疑的心态去听陈燮君讲座的。“由世博上升为世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是不是还应该有APEC学?奥运学?”
陈燮君在演讲中并没有从理论上讲解“世博学”，只用第二部分介绍了“世博学与世博展示上的方法论意义”，更多的时候，他讲的是展馆故事。
讲座听众之一、监理工程师Sandy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听完后的感想：“我的理解是，通过世博会的举办、获取的经验组成的学科，称之为‘世博学’。世博会可以说是一场试验，研究这个试验的过程，将对未来中国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提供新的思考。”
邓伟志进一步认为，“世博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世界的、综合性的世博会，有自己的研究范畴——世博建筑学、世博外交学、世博经济学、世博社会学、世博美学等，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因此已经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世博会的灵魂就是创新，包括新学科的创新。”邓伟志说。
世博是对当下中国的启发 在邓伟志眼中，世博是座学术富矿，可以为当下中国各种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他放弃了走绿色通道的权利，在世博园这座“人池”里展开各种调研，四处“乱问”。“对我搞社会学的来讲，这是个难得的调研机会。”
“六个月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培训班了，上海世博会带动了我们的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也带动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改革将来会延续下去。”邓伟志说。
他举例说，志愿者就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我们社会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时候，个人更应该强调人以社会为本。现在，个人的社会理念太缺乏了，只追求对自己有利，这次世博会启发的不仅是中国人的全球意识，也是集体意识。”
政治创新方面，邓伟志认为“先从小事做起”。
“有人半开玩笑说是‘上级皇上化、下级太监化’。我有时候看不下去，只能装看不见，那么肉麻地吹捧上级，作为学者怎么可以这样。这些将来会促进我们去反思，对我们上下级关系的改进、对政治界和文艺界关系的改进部有借鉴。” 还有许多学者像邓伟志一样，买票进世博园，不看馆只找人搭讪。上海大学教师刘寅斌说：“世博是一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科技、建筑的大百科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刘士林也在校内“思源讲坛”做过一次“世博会与都市文化”的讲座；上海师范大学则在国内高校首创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一时间，上海全城都在世博后热议世博、研究都市文化。
陈燮君对本刊记者说：“在延续世博精神中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是具有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综合意义的命题。”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则进一步认为：“我始终认为长三角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世博会或可成为一个契机。”从“学世博”到“世博学”只用了不到10年
2001年，周汉民接到赴巴黎申博的调令时，马上给世博会申办领导小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谁可以跑来给我讲讲什么叫世博会?”一名工作人员给他打印了几页纸，是网上的国际展览局简介和世博会简介。周汉民带着这几页纸就E路了。
九年之后，曹景行已经建议他讲授“世博学”。从“学世博”到“世博学”只用了不到10年，却被要求能“管50年”——汪道涵在提出办世博的想法时说过一句著名的指示：“世博会是战略的，管50年。”
为此，上海调度来了全城乃至全球的脑力。上海多所高校为世博成立了专门学院，形成了独特的“学院世博”现象。据本刊不完全统计，主要有同济大学的“世博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的“世博经济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的“世博研究院”。
现在，上海的书店通常在一进门的推荐书位置摆放世博相关图书。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统计至5月的数据，世博类选题图书已经出版510种。
上海世博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图书作为特许商品列入世博局的特许产品清单，世博协调局还抛出了一个巨大的绣球——进行某些世博图书的出版招标，这些都促成了“世博书系”的繁荣。
出版社与高校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涉博”学术、“涉博”图书，未必是好的研究对象，但一定是好项目。
不管怎样，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动员，调度起了上海全城的脑力，并留下了一大笔关于世博会的精神财富。
在世博會开幕前接受本刊采访时，屠启宇曾感叹：“连本专门研究世博会的英文书都没有。”现在，他不但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或许在不久，还能读到一本大部头的《世博学》。
“六个月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培训班了，上海世博会带动了我们的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也带动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改革将来会延续下去。”
从申博到办博，上海用了九年时间；世博会会期的六个月，也是上海与全中国和全世界接触最亲密的一段时光。其间的种种酸甜苦辣、得失成败，上海人心里最清楚。
如何把这些第一手的经验教训转化为可以指导未来的知识积累和财富?在世博会行将落幕之时，“世博学”在上海应运诞生。
“世博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馆馆长兼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陈燮君，他同时也是上海市新学科研究会会长。
8月12日，陈燮君在静安区图书馆开了一个讲座——“世博会与上海城市文化”。
10月5日，世博会接近尾声之时，陈燮君在上海图书馆再开一讲——“世博学与上海城市文化”。
从“会”到“学”，一字之差，一门新的学问诞生，其论著《世博学》也将在世博后面世。
“世博会的灵魂就是创新”
陈燮君是第一个写《世博学》的，却不是第一个提出“世博学”的。
今年3月14日，媒体人曹景行和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参加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曹景行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他问周汉民：“你会开 一门世博学吗?”博士生导师周汉民答：“世博学不敢当，但至少可以在教学中渗透国际观。”
9月8日，上海市新学科研究会在世博园城市足迹馆召开年会。会员们在头脑风暴中碰撞出创立“世博学”的建议，而陈燮君此时已经动笔写《世博学》了。
此后，社会学家邓伟志撰文《世博孕育新学科，要设立“世博学”》刊登于《新民晚报》——在世博会行近尾声时，要为八年筹办经验、六个月紧锣密鼓的展期做个总结。
但许多人是带着质疑的心态去听陈燮君讲座的。“由世博上升为世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是不是还应该有APEC学?奥运学?”
陈燮君在演讲中并没有从理论上讲解“世博学”，只用第二部分介绍了“世博学与世博展示上的方法论意义”，更多的时候，他讲的是展馆故事。
讲座听众之一、监理工程师Sandy向本刊记者讲述了听完后的感想：“我的理解是，通过世博会的举办、获取的经验组成的学科，称之为‘世博学’。世博会可以说是一场试验，研究这个试验的过程，将对未来中国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提供新的思考。”
邓伟志进一步认为，“世博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世界的、综合性的世博会，有自己的研究范畴——世博建筑学、世博外交学、世博经济学、世博社会学、世博美学等，也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因此已经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世博会的灵魂就是创新，包括新学科的创新。”邓伟志说。
世博是对当下中国的启发 在邓伟志眼中，世博是座学术富矿，可以为当下中国各种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他放弃了走绿色通道的权利，在世博园这座“人池”里展开各种调研，四处“乱问”。“对我搞社会学的来讲，这是个难得的调研机会。”
“六个月已经是一个很长的培训班了，上海世博会带动了我们的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也带动了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改革将来会延续下去。”邓伟志说。
他举例说，志愿者就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力量。“在我们社会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时候，个人更应该强调人以社会为本。现在，个人的社会理念太缺乏了，只追求对自己有利，这次世博会启发的不仅是中国人的全球意识，也是集体意识。”
政治创新方面，邓伟志认为“先从小事做起”。
“有人半开玩笑说是‘上级皇上化、下级太监化’。我有时候看不下去，只能装看不见，那么肉麻地吹捧上级，作为学者怎么可以这样。这些将来会促进我们去反思，对我们上下级关系的改进、对政治界和文艺界关系的改进部有借鉴。” 还有许多学者像邓伟志一样，买票进世博园，不看馆只找人搭讪。上海大学教师刘寅斌说：“世博是一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科技、建筑的大百科全书。”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刘士林也在校内“思源讲坛”做过一次“世博会与都市文化”的讲座；上海师范大学则在国内高校首创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一时间，上海全城都在世博后热议世博、研究都市文化。
陈燮君对本刊记者说：“在延续世博精神中弘扬上海城市精神，是具有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综合意义的命题。”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屠启宇则进一步认为：“我始终认为长三角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世博会或可成为一个契机。”从“学世博”到“世博学”只用了不到10年
2001年，周汉民接到赴巴黎申博的调令时，马上给世博会申办领导小组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谁可以跑来给我讲讲什么叫世博会?”一名工作人员给他打印了几页纸，是网上的国际展览局简介和世博会简介。周汉民带着这几页纸就E路了。
九年之后，曹景行已经建议他讲授“世博学”。从“学世博”到“世博学”只用了不到10年，却被要求能“管50年”——汪道涵在提出办世博的想法时说过一句著名的指示：“世博会是战略的，管50年。”
为此，上海调度来了全城乃至全球的脑力。上海多所高校为世博成立了专门学院，形成了独特的“学院世博”现象。据本刊不完全统计，主要有同济大学的“世博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的“世博经济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的“世博研究院”。
现在，上海的书店通常在一进门的推荐书位置摆放世博相关图书。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统计至5月的数据，世博类选题图书已经出版510种。
上海世博会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图书作为特许商品列入世博局的特许产品清单，世博协调局还抛出了一个巨大的绣球——进行某些世博图书的出版招标，这些都促成了“世博书系”的繁荣。
出版社与高校遵循着同样的逻辑：“涉博”学术、“涉博”图书，未必是好的研究对象，但一定是好项目。
不管怎样，这种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动员，调度起了上海全城的脑力，并留下了一大笔关于世博会的精神财富。
在世博會开幕前接受本刊采访时，屠启宇曾感叹：“连本专门研究世博会的英文书都没有。”现在，他不但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或许在不久，还能读到一本大部头的《世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