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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的语速很快。在遇到他感兴趣的提问时，他会先说一句：“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一个问题，他回答了将近20分钟。“对不起，我说的有点多。”正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想要问下一个问题时，他又接着说：“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
这是邱震海的典型风格，不把意思说透他绝不会停下，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直到触及问题的核心——他把这种风格称之为“解构”。在自己的两档电视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中，他反复呼吁理性探讨“反日”、“战争”等公共话题，民众因此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爱国”，也有人称他是“汉奸”。
他本人则并不在乎这些称谓，他只关心“解构”问题时是否客观与冷静。2003年，中国宇航员杨利伟首次进入太空。香港《明报》采访邱震海：“你有什么感受？”邱震海回答：“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记者又问：“你难道不爱国吗？你难道不为我们的民族感到自豪和欢呼吗？”邱震海说：“我当然爱国，当然感到自豪，但没有特别的雀跃和欣喜若狂。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有宇宙飞船的国家，依然有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他解释说，自己会对民族荣辱感同身受，但同时又在无意中保持了一种冷静，“我会用这种更加平和的思维去看待问题。”
一边骂娘，一边奋斗
很难想象，今天以理性见长的邱震海，也曾经是一个叛逆少年。
邱震海的父母都是喜欢读书看报的人，这给了他良好的成长环境。读高中时，他很崇拜当过记者的语文老师，想追随老师去读新闻。可惜阴错阳差，考大学的时候，邱震海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德语专业。
“语言学是个非常枯燥的东西，学的时候恨透了，但学完之后影响很大。”邱震海说，研究词法和语意的结构性分析法，对他后来从事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我认为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框架，有一个结构。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也会试图找到他们的内在联系，架构一种关系出来。”
那时候的邱震海年少轻狂。当德语班团支部书记时，他领着同学旷课、抽烟、穿喇叭裤，最终被“革职”。有一个学期他旷了30节课，靠拼命写检查，才保住了学士学位。1984年本科毕业后，他又到同济大学读了3年硕士，之后留校任教。
1991年，已经29岁的邱震海突然决定放弃安稳的生活，赴德国留学。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邱震海说：“男人在35岁之前是没什么想法的，当时想着去德国，无非是在大学里教教书，到电台做新闻，去某个大公司做做中国生意，最差就是开个中餐馆。这些在经济上都很有吸引力。”邱震海记得，1990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加奖金是114元。有一次，女朋友过生日，他们吃了一顿西餐就花掉60元。而到了德国之后，他的奖学金折合人民币有5700元。
为了去德国，他“把菜刀都卖了”，没钱买机票，就坐火车。列车穿过西伯利亚，走了9天9夜，才刚到莫斯科。在德国，他一边研究传播学，一边给“德国之声”电台撰稿，还是上海《文汇报》驻德国特约记者。这种日子非常惬意，直到四五年之后，一股更大的危机感让他惴惴不安。
“年轻人的抱负无非两种，一是生活境遇的改善，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邱震海说。近距离接触德国之后，他很快发现年轻人在西方很难有真正发挥作用的机会，因为西方社会已经很成熟了。反观中国，还在爬山的过程中，充满矛盾、辛苦、焦虑。而在邱震海看来，这种状态是最美的，“因为你永远觉得前面有希望，可以一边骂娘，一边奋斗。”
1997年，快要拿到德国永久居留权的邱震海，在人们惊呼“疯了”的怀疑声中，选择离开。这一次，他决定到香港。“算是在大陆的门口徘徊吧，可进可退。最好的选择是回大陆，最差就是回德国。”将近20年过去了，邱震海的生活空间基本固定在香港和深圳，“完全没有回德国的想法了”。
“如果当年不回来，现在对中国的实际参与度就少了。”在邱震海心目中，中国社会依然是他渴望实现人生抱负的舞台。
与出租车司机的一番对话
2004年，邱震海加盟凤凰卫视。3年后，他有了自己的栏目《震海听风录》。一开始，一些人并不看好一个长达45分钟的深度讨论节目，但邱震海始终坚信，中国观众需要这样的节目，他们也有能力消化这种内容。事实证明邱震海的判断是正确的，《震海听风录》刚开播的4期中，有3期创下了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纪录。
除了做节目，邱震海还写书，并担任一些大学的兼职教授。今年，一向以深度分析见长的邱震海换了口味。在他刚出版的新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中，他用很浅显的例子，分析了转型中国遭遇的很多社会问题，语言也非常直白。“这本书不是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是很深奥的。”邱震海笑着说，“去年我写了《中国成熟吗》，我有几个朋友说，晚上睡不着觉读那本书最好了。”
邱震海说，新书是写给高中以上学历的人看的。之所以写这样一本书，源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2013年的一天，邱震海坐出租车从广州白云机场去市中心，将近40分钟的时间里，司机师傅一直与他聊中日关系。
“我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说。
“打仗有什么好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邱震海问道。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的回答非常坦率，这让邱震海感到很吃惊。
他试着让这位司机理性看待后果：“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有房子、有钱，更不像贪官有财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还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机的回答让邱震海感觉越来越沉重，而真正让他沉默的是司机下面的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这让邱震海意识到，作为一个媒体人，如何浅显直白地和普通大众对上话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这让他看到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这位司机就是一个例子，他对战争的热衷，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当今的中国是内政连着外交，经济连着社会，社会连着政治，是一种立体式的结构。一个经济问题没整好，就变成政治问题了；一个外交问题没解决好，就变成军事问题了；司机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交界处就像城乡结合部，是最乱的地方，也最容易出问题。” 在邱震海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缺少能够“解析中国”的人。“过去我们谈的是一个个分离的领域，专家的研究领域也是很清晰的。所以，我们不缺各个领域的专家，缺的是能够把各个领域的交界处讲清楚的人。”
体制造成的困惑究竟占多少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谁应该承担起“解析中国”的责任？
邱震海：本来应该由公共知识分子来承担。但“公知”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被污名化了。这也跟民间情绪有关，民众对公知有些不理解；也跟某些所谓的“公知”自身的恶劣表现有关。现在一提公知，就是盲目相信西方价值观的、对中国充满恶意批评的、对中国问题也没有实际认识的，甚至是在网上炒作情绪的一帮人。这离公知本来的含义差很远了。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义公知？
邱震海：所谓的公知是说他本身是知识分子，有独立性，但他又能够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来解析、传播一些东西。他区别于象牙塔里的纯学者，后者是高深的，不接地气的。公知是走向民间的，但又有独立性、超越性、有思想的感召力。
我认为互联网时代有3种东西很宝贵：资讯、知识、思想。今天中国不缺资讯，不缺知识，缺的是思想，有力量、有逻辑、有理性基础的思想。公知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提炼、发展、传播思想，传播尤其注意要放到正确轨道上。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是正确的轨道？媒体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邱震海：现在我们谈到媒体的时候，很多人会表现出一种无奈，认为媒体的手脚被绑住了，说这跟体制有关系。但体制造成的困惑在我们整个的工作环境中究竟占多少？我认为只有5%，最多只有10%。我们每天触及和解析的大量问题，都是转型期中国的问题。老百姓面临的问题，跟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分体制内外。有些矛盾，老百姓没弄明白根源，以为是政府的问题；政府也不了解全面情况，以为是有人在煽动情绪。
我个人的经验是：当你用很激进的语言去迎合老百姓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就被叫停了。当你用很温和的语言，你一样可以很犀利，甚至可以触及到问题核心，而百姓、学者、政府也都很有兴趣听你说话。因为你是在解构问题，而不是在煽动情绪。媒体有责任去营造一种理性的公共讨论文化，一个社会具备了这种文化的时候，才是成熟的。
说不了真话，也绝不说假话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新浪微博上写：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邱震海：这是我对自己职业的要求，也是做人的要求。中国有句古话“先做人再做学”，如果人品很差，做学问就只是一种工具了。做评论，我认为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最高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也达不到，就是在历史关口起到引领作用，甚至是改变作用；第二种是对事物能提出客观的解释，比如把朝鲜问题六方会谈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讲清楚，不要含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第三，如果啥也做不到，至少要守住底线吧。公正客观，不说瞎话，不懂得不要乱说，违心的假话也不要说。我的底线是，决不允许商业介入，否则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哪怕说不了真话，也决不说假话，无奈不是良心泯灭的代名词。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的第一种境界，影响历史的发展是您所追求的吗？
邱震海：当然是这样。不过这个东西很难做到，也很难量化，也许有些东西已经在发挥作用，但我们无法去衡量。而且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认为有些改变是因为你的评论而发生。我听到有些同行说，中央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是看了我昨天的节目。哎呀，我说，不要感觉太好，中国聪明人很多。我们只是发出一种声音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预设“潜在受众”吗？有没有想过影响高层决策？
邱震海：有时候会有。但我不会想要去做国师。我们有的同行说，我的节目只给一个人看，他心目中那个人就是总书记。可当你想要做国师的时候，你的独立性就丧失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定位完全错了。我把我节目的受众群定位在有一定知识、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他们是各个行业里的中坚力量或者说精英阶层，年龄在25岁到60岁之间。这些人是中国未来的力量所在，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喜和忧都牵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自己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邱震海：学者型的媒体人，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终身事业。观察社会、监督政治成为我的终身使命。但我永远不会去期待，自己明天会去改变一个政策，也不会设定自己大富大贵。我的目标是经济上能够相对独立，思想上又能去影响一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内心的满足感，我认为就OK了。
这是邱震海的典型风格，不把意思说透他绝不会停下，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直到触及问题的核心——他把这种风格称之为“解构”。在自己的两档电视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中，他反复呼吁理性探讨“反日”、“战争”等公共话题，民众因此对他褒贬不一，有人说他“爱国”，也有人称他是“汉奸”。
他本人则并不在乎这些称谓，他只关心“解构”问题时是否客观与冷静。2003年，中国宇航员杨利伟首次进入太空。香港《明报》采访邱震海：“你有什么感受？”邱震海回答：“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记者又问：“你难道不爱国吗？你难道不为我们的民族感到自豪和欢呼吗？”邱震海说：“我当然爱国，当然感到自豪，但没有特别的雀跃和欣喜若狂。因为我也看到，一个有宇宙飞船的国家，依然有巨大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他解释说，自己会对民族荣辱感同身受，但同时又在无意中保持了一种冷静，“我会用这种更加平和的思维去看待问题。”
一边骂娘，一边奋斗
很难想象，今天以理性见长的邱震海，也曾经是一个叛逆少年。
邱震海的父母都是喜欢读书看报的人，这给了他良好的成长环境。读高中时，他很崇拜当过记者的语文老师，想追随老师去读新闻。可惜阴错阳差，考大学的时候，邱震海进了华东师范大学德语专业。
“语言学是个非常枯燥的东西，学的时候恨透了，但学完之后影响很大。”邱震海说，研究词法和语意的结构性分析法，对他后来从事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我认为什么东西都有一个框架，有一个结构。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我也会试图找到他们的内在联系，架构一种关系出来。”
那时候的邱震海年少轻狂。当德语班团支部书记时，他领着同学旷课、抽烟、穿喇叭裤，最终被“革职”。有一个学期他旷了30节课，靠拼命写检查，才保住了学士学位。1984年本科毕业后，他又到同济大学读了3年硕士，之后留校任教。
1991年，已经29岁的邱震海突然决定放弃安稳的生活，赴德国留学。回忆自己的这段经历，邱震海说：“男人在35岁之前是没什么想法的，当时想着去德国，无非是在大学里教教书，到电台做新闻，去某个大公司做做中国生意，最差就是开个中餐馆。这些在经济上都很有吸引力。”邱震海记得，1990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加奖金是114元。有一次，女朋友过生日，他们吃了一顿西餐就花掉60元。而到了德国之后，他的奖学金折合人民币有5700元。
为了去德国，他“把菜刀都卖了”，没钱买机票，就坐火车。列车穿过西伯利亚，走了9天9夜，才刚到莫斯科。在德国，他一边研究传播学，一边给“德国之声”电台撰稿，还是上海《文汇报》驻德国特约记者。这种日子非常惬意，直到四五年之后，一股更大的危机感让他惴惴不安。
“年轻人的抱负无非两种，一是生活境遇的改善，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邱震海说。近距离接触德国之后，他很快发现年轻人在西方很难有真正发挥作用的机会，因为西方社会已经很成熟了。反观中国，还在爬山的过程中，充满矛盾、辛苦、焦虑。而在邱震海看来，这种状态是最美的，“因为你永远觉得前面有希望，可以一边骂娘，一边奋斗。”
1997年，快要拿到德国永久居留权的邱震海，在人们惊呼“疯了”的怀疑声中，选择离开。这一次，他决定到香港。“算是在大陆的门口徘徊吧，可进可退。最好的选择是回大陆，最差就是回德国。”将近20年过去了，邱震海的生活空间基本固定在香港和深圳，“完全没有回德国的想法了”。
“如果当年不回来，现在对中国的实际参与度就少了。”在邱震海心目中，中国社会依然是他渴望实现人生抱负的舞台。
与出租车司机的一番对话
2004年，邱震海加盟凤凰卫视。3年后，他有了自己的栏目《震海听风录》。一开始，一些人并不看好一个长达45分钟的深度讨论节目，但邱震海始终坚信，中国观众需要这样的节目，他们也有能力消化这种内容。事实证明邱震海的判断是正确的，《震海听风录》刚开播的4期中，有3期创下了凤凰资讯台最高收视纪录。
除了做节目，邱震海还写书，并担任一些大学的兼职教授。今年，一向以深度分析见长的邱震海换了口味。在他刚出版的新书《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中，他用很浅显的例子，分析了转型中国遭遇的很多社会问题，语言也非常直白。“这本书不是我原来的风格，我原来是很深奥的。”邱震海笑着说，“去年我写了《中国成熟吗》，我有几个朋友说，晚上睡不着觉读那本书最好了。”
邱震海说，新书是写给高中以上学历的人看的。之所以写这样一本书，源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2013年的一天，邱震海坐出租车从广州白云机场去市中心，将近40分钟的时间里，司机师傅一直与他聊中日关系。
“我现在就盼着打仗。”司机说。
“打仗有什么好的？说不定就家破人亡了。”邱震海问道。
“打仗好啊，这样就可以重新洗牌。不然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到80岁还在开出租车。”司机的回答非常坦率，这让邱震海感到很吃惊。
他试着让这位司机理性看待后果：“不打仗，你说不定还能开个出租车；一打仗，你不但出租车开不成，说不定还得上前线，命都没了。”
“命没了就没了。我不像很多人有房子、有钱，更不像贪官有财可贪。我是无产者，无牵无挂，还不如索性搏一下。”司机的回答让邱震海感觉越来越沉重，而真正让他沉默的是司机下面的话：“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有我这样想法的人，在社会底层有很多。”
这让邱震海意识到，作为一个媒体人，如何浅显直白地和普通大众对上话至关重要，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另一方面，这让他看到转型中国的“立体型困惑”。“这位司机就是一个例子，他对战争的热衷，与其说是在表达爱国情怀，还不如说是在宣泄对个人命运的焦虑。当今的中国是内政连着外交，经济连着社会，社会连着政治，是一种立体式的结构。一个经济问题没整好，就变成政治问题了；一个外交问题没解决好，就变成军事问题了；司机对经济和民生的焦虑，一不小心就会延伸到政治和安全领域。而这些领域的交界处就像城乡结合部，是最乱的地方，也最容易出问题。” 在邱震海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缺少能够“解析中国”的人。“过去我们谈的是一个个分离的领域，专家的研究领域也是很清晰的。所以，我们不缺各个领域的专家，缺的是能够把各个领域的交界处讲清楚的人。”
体制造成的困惑究竟占多少
环球人物杂志：您觉得谁应该承担起“解析中国”的责任？
邱震海：本来应该由公共知识分子来承担。但“公知”这个概念在今天的中国被污名化了。这也跟民间情绪有关，民众对公知有些不理解；也跟某些所谓的“公知”自身的恶劣表现有关。现在一提公知，就是盲目相信西方价值观的、对中国充满恶意批评的、对中国问题也没有实际认识的，甚至是在网上炒作情绪的一帮人。这离公知本来的含义差很远了。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认为应该如何定义公知？
邱震海：所谓的公知是说他本身是知识分子，有独立性，但他又能够用老百姓听得懂的方式来解析、传播一些东西。他区别于象牙塔里的纯学者，后者是高深的，不接地气的。公知是走向民间的，但又有独立性、超越性、有思想的感召力。
我认为互联网时代有3种东西很宝贵：资讯、知识、思想。今天中国不缺资讯，不缺知识，缺的是思想，有力量、有逻辑、有理性基础的思想。公知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提炼、发展、传播思想，传播尤其注意要放到正确轨道上。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是正确的轨道？媒体又该如何发挥作用？
邱震海：现在我们谈到媒体的时候，很多人会表现出一种无奈，认为媒体的手脚被绑住了，说这跟体制有关系。但体制造成的困惑在我们整个的工作环境中究竟占多少？我认为只有5%，最多只有10%。我们每天触及和解析的大量问题，都是转型期中国的问题。老百姓面临的问题，跟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分体制内外。有些矛盾，老百姓没弄明白根源，以为是政府的问题；政府也不了解全面情况，以为是有人在煽动情绪。
我个人的经验是：当你用很激进的语言去迎合老百姓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触及问题本质就被叫停了。当你用很温和的语言，你一样可以很犀利，甚至可以触及到问题核心，而百姓、学者、政府也都很有兴趣听你说话。因为你是在解构问题，而不是在煽动情绪。媒体有责任去营造一种理性的公共讨论文化，一个社会具备了这种文化的时候，才是成熟的。
说不了真话，也绝不说假话
环球人物杂志：您在新浪微博上写：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邱震海：这是我对自己职业的要求，也是做人的要求。中国有句古话“先做人再做学”，如果人品很差，做学问就只是一种工具了。做评论，我认为有三种境界：第一种是最高境界，一般人达不到，我也达不到，就是在历史关口起到引领作用，甚至是改变作用；第二种是对事物能提出客观的解释，比如把朝鲜问题六方会谈的细节和来龙去脉讲清楚，不要含感情色彩和政治立场；第三，如果啥也做不到，至少要守住底线吧。公正客观，不说瞎话，不懂得不要乱说，违心的假话也不要说。我的底线是，决不允许商业介入，否则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哪怕说不了真话，也决不说假话，无奈不是良心泯灭的代名词。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的第一种境界，影响历史的发展是您所追求的吗？
邱震海：当然是这样。不过这个东西很难做到，也很难量化，也许有些东西已经在发挥作用，但我们无法去衡量。而且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认为有些改变是因为你的评论而发生。我听到有些同行说，中央现在做出这个决定是看了我昨天的节目。哎呀，我说，不要感觉太好，中国聪明人很多。我们只是发出一种声音而已。
环球人物杂志：您会预设“潜在受众”吗？有没有想过影响高层决策？
邱震海：有时候会有。但我不会想要去做国师。我们有的同行说，我的节目只给一个人看，他心目中那个人就是总书记。可当你想要做国师的时候，你的独立性就丧失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定位完全错了。我把我节目的受众群定位在有一定知识、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他们是各个行业里的中坚力量或者说精英阶层，年龄在25岁到60岁之间。这些人是中国未来的力量所在，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喜和忧都牵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您对自己的定位又是什么呢？
邱震海：学者型的媒体人，这可能是我的一个终身事业。观察社会、监督政治成为我的终身使命。但我永远不会去期待，自己明天会去改变一个政策，也不会设定自己大富大贵。我的目标是经济上能够相对独立，思想上又能去影响一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内心的满足感，我认为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