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爆发全球CEO "声誉危机"后,管理者声誉受到了学者和业界的空前重视。考虑到中国人情社会的客观事实及特殊的公司治理制度,简单照搬国外理论框架无法准确刻画国内管理者声誉的内涵、作用机制等。随着信息化时代的社会逐渐由等级体系向扁平化体系转变,社会关系网络无处不在,其利弊影响也错综复杂。本文考虑管理者所处的外部环境,构建了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下管理者声誉理论模型,分析了管理者声誉的形成、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经营绩效、风险承担水平和公司治理有效性三大方面探讨管理者声誉对企业的实际影响,故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本文参考Tadelis(2002)的声誉模型,考虑管理者的道德风险,构建嵌入社会网络的声誉机制的代际模型。从社会关系网络嵌入性角度研究管理者声誉的形成、影响因素与作用发挥。理论结果表明:由于社会关系网络为企业带来的包括融资渠道、信息传播、投资者信任和市场影响力等多方面的便利,显著提高企业成功的概率;同时,企业成功经营的记录也能为代理人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与声誉形成了良性互动;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声誉机制能为企业代理人发挥更好的激励作用。(2)企业经营绩效方面。不同于以往文献,文章利用倾向评分匹配的方法,有效解决样本"内生性"问题。利用2005-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政治关联这一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视角出发研究发现:①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中管理者声誉的来源有显著差异,其中国有企业管理者声誉依赖于政治关联,而民营企业主要靠良好的经营成果。②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管理者奖项的获取对企业在短期内存在负的异常收益;利用混合回归研究发现,管理者声誉能显著提高企业的长期经营绩效。(3)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管理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仅与其声誉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声誉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中也发挥着显著作用。本文利用2005-2014年间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管理者声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①管理者声誉能够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起到显著的降低作用。②在探讨企业风险承担结构中,声誉通过降低企业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企业的整体风险。而提高的系统性风险部分,既可以通过市场化组合套期保值,也能够提高企业的市值,优化了企业的风险结构。③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在管理者声誉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作用。(4)公司治理有效性方面。本文利用2005-2014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投资决策、企业违规行为和管理者变更三个方面来研究管理者声誉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回归发现:①投资决策方面。无论采用直接度量方式还是间接度量方式,管理者声誉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其中,民营企业中管理者声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的,而国有企业管理者声誉对其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②企业违规行为方面。拥有高声誉的管理者会显著降低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③管理者变更方面。在企业发生违规行为被稽查处理后,拥有高声誉的管理者更容易构建管理者职位壕沟,降低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侧面论证了声誉的社会资本属性。④两种声誉的度量结果都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在管理者声誉对企业公司治理有效性影响机制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结果,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①尽快出台职业经理人的相关管理条例,为职业经理人市场的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②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国有经济主体的行政干预(特别是高管任命和薪酬管制),逐步形成以经营业绩为导向的市场化激励制度,将大大降低企业高管的道德风险和权力寻租空间。③将企业管理者重要社会关系网络纳入监管范围,建立风险承担导向的管理者薪酬考核制度,实现管理层与股东在企业风险承担上的利益统一。④完善法律基础配套设施,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构建良好的公司治理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