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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传》，为鲁史官左丘明所修纂。中国史官传统，源远流长，自《尚书》《春秋》以下，无论“欲往事不忘”之记注，或“欲来者兴起”之撰述，多以经世资鉴为依归。《左传》以历史叙事解说《春秋》，治乱盛衰之启示、成败兴亡之殷鉴，触处皆是，自不例外。要之，《左传》之比事与属辞，提供经世致用独多。清魏禧《左传经世钞·自叙》所谓：《左传》为史之大宗，“古今御天下之变，備于《左传》”。
天下之变，莫大于侵、伐、战、役，《春秋》多征存之。《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战争为涉外之大事，与国内大事之祭祀，等量齐观，皆备受重视，《春秋》多据事直书之。《左传》工于叙事，尤长于叙次战争，千古无出其右。春秋时代之战役，见于《左传》叙记，以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齐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吴越笠泽之战（哀公十七年），最为知名。其他大小战役，《左传》亦多因事命篇，体圆用神，“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吴闿生《左传微》卷四）
为因应经世资鉴之历史使命，《左传》叙次战争，稽考成败得失，最所用心与致力。诚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因此，影响战事成败得失之所以然，依序为兵法谋略之高下，将领才性之美恶，军心士气之升降，武器装备之良窳，军队人数之多寡。《左传》叙战，多有具体而微之体现。譬如晋楚城濮之战，笔者已发表《〈左传〉叙战与〈春秋〉笔削——论晋楚城濮之战的叙事义法（上下）》一文，载《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4期、6期，可以互参。
中国叙事传统，滥觞于《春秋》，大备于《左传》，形成于《史记》（张高评《〈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国文天地》2017年第33卷第5期）。今以《左传》叙秦晋韩之战为例（僖公十五年，645），持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探论《左传》之叙战书法。《春秋》之笔削，如何转化为详略、重轻、显晦、曲直之书法？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如何运化为历史叙事、叙事之义法？多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左传》叙次战争，叙事传人之焦点场景，与后世之史传小说不同，大抵以经世资鉴为依归，观秦晋韩之战，有具体而微之体现。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春秋》《左传》虽为编年体史书，然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皆薪传此一本末叙事之书法。编年体之失，为相关事迹，星罗棋布，不相贯串。然“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历史叙事，适足以救济编年体之局限，令来龙去脉洞然，终始本末晓然。《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灵活运用，可以助长历史叙事之阅读兴味与接受效益。
始、微、积、渐，为历史发展之脉络与通则。春秋侯国间之军事冲突，自有其远因、近因、导火线，《左传》以史传经，将事件之终始本末，交代清楚，记载明白，此固史官之天职。至于原始要终，叙事见本末，能令千载之下如见如闻，笔墨近化工，尤其难能而可贵。如秦晋韩之战，发生于僖公十五年。然《左传》关注远因，于僖公十三年，叙“晋荐饥，秦输粟于晋”;十四年，叙“秦饥，乞籴于晋，而晋人弗与”。此《左传》叙事，“先经以始事”之例，即所谓“本末悉昭”之史笔。僖公十五年，叙秦晋韩之战原委，开宗明义，再提“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外加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不与。于是，秦伯伐晋，乃师出有名。《左传》叙事传人，为救济编年体之缺失，往往运用提叙法，以提纲挈领总括散分，而凸显得失功过，是非成败。韩简视师，所谓“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不报”，亦借由拟言代言作提叙。
就秦晋韩战之终始本末而言，近因在晋闭秦籴，远因则为惠公背赂失信。临阵，又闭谏违卜，于是秦获晋侯。总之，韩之战，其曲在晋。《左传》详叙晋惠公无道，韩战之必败可知。清王源《左传评》称：“此文序晋惠公之丧败，全是自作之孽。而前序其获，后序其归。序其获，固见其孽由己作;序其归，更见其孽由己作。”清高士奇《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释韩愈《赠卢仝》诗，称“究终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属辞之法。《左传》之历史叙事，探究本末终始，即是古春秋记事成法之演化。
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此篇大旨，在著惠公为人之所弃，以见文公为天之所启。”盖以宏观之视野，系统之思维鸟瞰全书，眼光未留滞于韩之战，亦未执着于晋惠公，已观照到重耳之兴晋，晋文公之称霸诸侯。且看《左传》叙“晋侯归，杀庆郑而后入”，知晋惠虽遭困辱，无能改其忌刻恶行，所以为外内所弃。“晋饥，秦又饩之粟”一段，《左传》借箕子代言曰：“姑树德焉，以待能者。”吴闿生《左传微》指出：“惠公事才了，又透文公消息。”清王源《左传评》较早指出：“序晋不亡，即伏文公之兴;秦不取晋，即伏穆公之伯。”犹东海霞起，总射天台，此《左传》历史叙事“究终始”之书法。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述孔子作《春秋》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比次史事，可以体现《春秋》之义;故古人作史，往往于叙事中寓论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左传》《史记》多优为之，此之谓比事见义（张高评《〈春秋〉书法与“义”在言外比事见义与〈春秋〉学史研究》，《文与哲》2014年第25期）。
《左传》叙秦晋韩之战，重心焦点不在战事，而在晋惠公之败德无道，可作后世殷鉴。观其比次史事，或作类比，或作对比，而出以反对映衬法为多，此《左氏》叙事之艺术，亦历史编纂学之可取法者。以类比史事言，《左传》开篇叙晋惠公招怨、背赂、食言、失信，三施而无报。临战，再写其闭谏、违卜，秦遂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以从之，秦穆姬偕子女登台履薪以救之，晋阴饴甥会秦伯于王城以说秦，终于“改馆晋侯，馈七牢焉”。迨晋惠归国，乃“杀庆郑而后入”。《左传》叙晋惠公“忌刻以敛怨，多怨以取败，能合其众以释怨而复国”，然不能释庆郑不孙之恨，器量之偏执狭隘，不能成大事。因此，秦穆公只能期待另一位“能者”重耳了。 类比叙事，犹修辞学的正衬;对比叙事，犹辞章学之反衬、对称。论修辞成效，正衬不如反衬。尤其在忌讳叙事方面，对比成讽，无劳词费。就叙事传人而言，对叙亦远胜类叙。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曾举韩之战对比叙事之妙：
（反首拔舍）以上，叙晋侯无一事一言之在于德，见其自取败亡。以下，叙晋群臣凛凛有生气，所以能归其君。……穆姬本怨晋侯，及被获，又以死免之。著穆姬之知义，正与晋侯之败德反对。……晋人凛凛有生气。未战之前，人皆知君之败;既败之后，人皆欲君之归。又与前反对。
晋惠无德，与晋群臣之有生气对叙;穆姬知义，与晋侯败德对叙;晋群臣于战前，知君必败;败后，信君必归，皆作前后相反相对之叙事，比事以见义，贬斥讥讽自在言外。再就《左传》叙战之常法言，往往敌我对叙，如韩之战，晋惠骄矜，秦穆恭逊，不待两军交锋，胜负成败即可预知。又如韩战之中，庆郑陷君于败;战后，不敢逃死;庆郑将死，其言顺，与战时谏君之语犯，相反相对。“秦伯树德，与晋侯敛怨反对;箕子之言，与史佚之言相映”，皆是其例。
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所谓“叙事之文，最苦散漫无检拘。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晋楚城濮之战妙用对叙，秦晋韩之战之对叙亦颇采之。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说叙事之体有四：直纪其才行，唯书其事迹二者，前所论《左传》韩之战类叙、对叙诸比事见义法近似之。其三曰因言语而可知，其四曰假赞论而自见，《左传》历史叙事多采行之。（《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史通·载言》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记事之中，时出记言之体，变化多姿，可以引人入胜。由《史通》观之，记言固叙事之一体，世称为言叙，或语叙。对话之于叙事，作用有四：或刻划性格，或推进情节，或展示场景，或交代枝节，（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之《说话艺术之指南》，五南图书公司2019（增订重版））《左传》叙事传人多有之;《左传》叙战之法，亦言事相兼，未尝例外。
钱锺书《管锥编》，高度推崇《左传》之记言，以为“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推轮草创，未遽过也。”今看《左传》叙秦晋韩之战，可悟“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叙事法之一斑。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有如下之赞赏：
写秦伯语，又如骄奢，又如戏谑，又如真恳，妙！写晋群臣语，满口哀求，又并不曾一字吐实，妙！写穆姬语，无限慌迫，却只说得一片瓜葛何至于此，并不是悍妇要求，妙！
《左传》利用对话叙事传人，既刻划人物性格，又推动叙事情节，如金圣叹揭示秦伯语、群臣语、穆姬语，即是其例。对话之作用，有绘声绘影，展示场景者，如庆郑预叙乘小驷之败，所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彊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云云，出以对话，所谓借言记事，自是《左传》叙事之大宗。《左传》叙韩原之战，正面叙写战事无多。晋惠公所以见获，诸多可恼可怜之处，多出于他人之品评，运用侧笔见态表出，《史通·叙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清冯李骅《左绣》称：“尤妙在卜右一段，句句说小驷，却句句写此公。将忌克人性情举动，刻划无遗。”记言可以刻划个性，此其显例。
韩简视师一段，《左传》亦借乙口叙甲事，直指秦伯伐晋之缘由：“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晋曲秦直，可以知之。清王源《左传评》所谓：“借韩简口中，结惠公从前多少行径。”随视师问对出之，浑然天成。晋惠公使韩简请战，“寡人不佞”云云，与城濮之战楚子玉“能进不能退”语，同是骄兵神气。吴曾祺《左传菁华录》谓：“写一时战状，他人数百言方尽者，此只以一二言了之，可谓简括之极。此等境界，万难学到。”言叙之妙有如此者。
晋惠公之劣迹恶行，一言以蔽之，曰败德。妙在借由史苏之占，韩简指桑骂槐表出，巧妙点睛。韩简再引《诗·小雅·十月之交》，称“僔沓背憎，职竞由人”，比兴寄托，讽谕自在言外。诸家评论《左传》叙韩之战，多指“职竞由人”一语，为通篇之主（详后）。经由语叙带出文眼，叙事绝妙经营。全篇对话，在呼应惠公之败德;而重耳之将兴，借秦伯再次输粟，以对话出之，所谓“以待能者”。而秦穆终能称霸西戎，“姑树德焉”一语，亦可见出端倪。
《左传》之叙事传人，拟言代言处，诚如钱锺书《管锥编》所云：“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观此，《左传》之对话艺术，美妙灵动，值得进一步全面探讨。“晋献公筮嫁伯姬”一段，清王源《左传评》欣赏其结构精紧之美，以为虽短幅而有变化、断续、映带、借言、精警五妙。辞章之美，赏心悦目，亦颇耐观玩。
《左传》工于叙战，往往于未戰之前，作无数翻腾，千澜万波，全为此一战役之胜负作张本。及叙至战状，寥寥不过数行即止。韩之战，叙“战于韩原”之前，于晋惠之败德败迹，已作若干提叙、类叙、对叙、语叙与预叙，几占全文一半篇幅。既战获归之后，又铺陈许多对话与词令，类叙、对叙、逆叙、串叙、提叙、结叙，兼而有之。结叙风韵尤佳，大有曲终江上之致。
清冯李骅《左绣》卷五称：“凡大篇段落，必多佳处。全在每段自为提结，又段段递相联络。”此篇提叙特多，颇可见左氏属辞约文之功夫。王源《左传评》则以奇正化变，不可端倪之妙，品评本文，以为“开手四段，固以正为奇矣;又非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以奇为正乎？”世间佳篇妙文，大抵多不犯正位，如借宾相形，反笔相射，藕断丝牵，不即不离之伦。清冯李骅《左绣》谓：“韩原之战，正面着墨无多。”即指出此一特色。
孔子笔削鲁史记，作成《春秋》经，历史编纂之际，史事必有去取从违，辞文自有因革损益。取舍损益之际，取决于独断别识之义，孔子所谓“丘窃取之”者，所以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就经典诠释而言，或笔或削之书法，吾人借其事，凭其文，自可以推求著述之指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曾作简要之提示：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答客问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
《春秋》载记一代之历史，其于东周之人与事，或书，或不书。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元赵汸《春秋属辞》提示解读《春秋》之法，在“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元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以之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春秋》经僖公十五年，书曰“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宋胡安国《春秋传》就或书、或不书发论：
秦伯伐晋，而经不书伐，专罪晋也。获晋侯以归，而经不书归，免秦伯也。书伐、书及者，两俱有罪，而以及为主。书获、书归者，两俱有罪，而以归为甚。今此专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而恕秦伯也。（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十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宋胡安国诠释《春秋》之法，即以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春秋》专罪晋侯，故详叙背施、幸灾、贪爱、怒邻种种败德。欲恕秦伯，故《左传》于伐晋轻点，而《经》不书伐。笔削与详略互文，亦由此可见。其他《春秋》学者释经，论点亦有相通处，如：
秦伐晋，不书;书晋侯，非予之也。明背施幸灾者晋侯，欲战者亦晋侯。书获晋侯，以贱之也。罪晋，故略秦。其事，则《左氏》详之矣。（
清刘沅《春秋恒解》卷三）
获、执，事同而势异。彼不敢抗，则谓之执。抗不敢就执，则谓之获。不言以归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将晋侯以入国，舍诸灵台，故不言以归。皆从实而书之耳。（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卷五）
清刘沅《春秋恒解》特提书晋侯、获晋侯，以明非之、贱之之义。《春秋》书法，欲罪晋，故详晋而略秦，此以详略见笔削之义。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释《春秋》所以书“获晋侯”，不言以归者，援《左传》叙事为证，指《春秋》据实直书。由此可见，言或不言，皆各有其义法。通全《经》事例而观照之，笔削之义可以如拨云雾，昭然若揭。
其后，《左传》以历史叙事说解《春秋》，《春秋》笔削之书法，遂衍化为详略互见之叙事义法，重轻、同异、忽谨之际，亦多寓含义法。如《左传》叙秦晋韩之战，叙晋惠公愎谏失德甚详，而秦晋交战事甚略。《左传》方叙秦筮伐晋，忽就筮词之“败”字，突接“三败及韩”。盖正战且不宜详，前此之三战三败，自当简略叙之。由此观之，通晓《春秋》笔削之旨，有助于运化详略之道。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方苞倡“义法”说，亦以为：义在笔先，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左传》叙秦晋韩之战，以历史叙事解经，亦专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此篇，以“晋侯先事而败德，临事而失谋，孽由己作，作通篇关键”。详之、重之，一切剪裁结构皆脉注绮交于此。详略去取，重轻损益，一线文心，皆融贯于此一通篇之关键。
《左氏》叙秦晋韩之大战，并未正面叙写战况，只叙韩简与庆郑两段议论而已。所以然者，清周大璋《左传翼》以为：“此两条，最此战大头脑，特为详叙，昌黎所谓记事必提其要也。”举凡叙事之大关键、大头脑，皆宜大书特书，详说重叙，提要凸显。晋惠公由于背施幸灾而致寇，又以愎谏违卜而致败，皆被获之缘由，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故《左传》叙战，详写韩简与庆郑两段议论，而秦伯伐晋之是非成败可知，《左氏》之进退予夺可见，以史传经之劝惩资鉴亦得以索解。
孔子作《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谓《春秋》体现之“义”，出自孔子之独断与别识。世人临文，未下笔，先有此“义”;犹丹青绘事，先有成竹在胸，然后可以一挥而就。史事之笔削取舍，辞文之因革损益，取决于其义之引领与指向。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纂修《史记》，亦不例外。清方苞说古文义法，深得《春秋》书法之启益，曾言：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又书货殖传后》）
方苞说义法，“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二语，最称关键。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修饰？取决于著述旨趣之“义”。换言之，义，攸关“何以书”;法，涉及“如何书”。如何书，自然受“何以书”之制约。义先存有，法后随之，此之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方苞说古文义法，又稍加演绎之，所谓“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变化随宜，不主一道”，当更明白可晓（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附录一《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
《春秋》与《左传》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固以指义为南针;即排比史事，属辞约文，亦以其義为导航。乃至于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属辞比事，亦以史义为指归。通篇之主、一篇之关键、脉注绮交、一以贯之之处，即是义之所在。《左传》叙秦晋韩原之战，清王源《左传评》卷二曾拈出韩简引诗“职竞由人”一语，以为通篇之旨。前叙、后叙，皆就此义铺陈编比之。如：
此文序晋惠公之丧败，全是自作之孽，故“职竞由人”一语，乃通篇之主;而前序其获，后序其归。序其获，固见其孽由己作;序其归，更见其孽由己作。
其义之于篇章，犹一篇之警策，往往为画龙点睛所在。王源《左传评》拈出“职竞由人”一语，指为一篇大义。结处引《诗》，所谓“僔沓背憎，职竞由人”二语，清陈震《左传日知录》亦目为一篇之警策。左氏叙事，以“祸降自天”意相嘲弄，然后吞吐而言“职竞由人”。曲笔否决“祸降自天”，而坐实孽由己作，方是画龙点睛之笔。诚如陈震《左传日知录》所云：
点睛在结处，而全文字字为《诗》言写生。尤妙在层层皆以“祸降自天”。相为吞吐，作“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之势。结处引《诗》，僧繇之龙破壁飞去矣。
《左传》叙韩之战，篇首总挈纲领，出以提叙，以见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因而失德致败。所谓“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云云，堪称点睛之笔，提示秦伯伐晋之缘由，亦即前半幅立意之焦点。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多所提示：
此篇晋惠公以失德致败，篇首具矣。而中间愎谏违卜，临事而失谋，则非平昔败德所能该也。故因韩简之论占，忽引《诗》以要逭前后。而篇中所载惠公之事与言，细大毕举矣。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传》释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或先、或后、或依、或错，皆从义而变，得董仲舒说《春秋》之妙，可与方苞所提“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相互发明。以义为统领，可以要逭前后，细大毕举，“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差堪比拟。《左传》解说《春秋》如此，叙事传人亦本此而发明之。晋惠公先事而败德，临事而失谋，故本篇之大义，聚焦在“职竞由人”（孽由己作）。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详加举证，如云：
失德失谋致败由人，则守义好谋，而转败以为功，亦由人。并晋群臣之蹙忧以从君，惕号以致众，驰辞执礼以喻秦，皆一以贯之。而庆郑之孽由己作，亦包括无遗矣。叙事之义法，精深至此，此所谓出奇无穷。
“职竞由人”（孽由己作），为《左传》秦晋韩之战一篇史义所在，亦惩劝经世之所在。叙事之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皆准此而发。晋君之失德失谋，致败由人不由天;晋臣之守义好谋，转败为功，亦由于人事。晋群臣之从君，惕号致众，驰辞喻秦，一以贯之，皆由于人。甚至庆郑之自我作孽，亦不离“职竞由人”之篇旨。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不得不然。”义为经为先，法为纬为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董仲舒所谓“从变从义”，杜预所谓“随义而发”，要皆叙事义法之要领与真言。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天下之变，莫大于侵、伐、战、役，《春秋》多征存之。《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战争为涉外之大事，与国内大事之祭祀，等量齐观，皆备受重视，《春秋》多据事直书之。《左传》工于叙事，尤长于叙次战争，千古无出其右。春秋时代之战役，见于《左传》叙记，以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晋齐鞌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吴越笠泽之战（哀公十七年），最为知名。其他大小战役，《左传》亦多因事命篇，体圆用神，“皆精心结撰而为之，声势采色，无不曲尽其妙。”（吴闿生《左传微》卷四）
为因应经世资鉴之历史使命，《左传》叙次战争，稽考成败得失，最所用心与致力。诚如《汉书·艺文志》所云“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因此，影响战事成败得失之所以然，依序为兵法谋略之高下，将领才性之美恶，军心士气之升降，武器装备之良窳，军队人数之多寡。《左传》叙战，多有具体而微之体现。譬如晋楚城濮之战，笔者已发表《〈左传〉叙战与〈春秋〉笔削——论晋楚城濮之战的叙事义法（上下）》一文，载《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4期、6期，可以互参。
中国叙事传统，滥觞于《春秋》，大备于《左传》，形成于《史记》（张高评《〈春秋〉〈左传〉〈史记〉与叙事传统》，《国文天地》2017年第33卷第5期）。今以《左传》叙秦晋韩之战为例（僖公十五年，645），持属辞比事之《春秋》教，探论《左传》之叙战书法。《春秋》之笔削，如何转化为详略、重轻、显晦、曲直之书法？属辞比事之《春秋》教，如何运化为历史叙事、叙事之义法？多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左传》叙次战争，叙事传人之焦点场景，与后世之史传小说不同，大抵以经世资鉴为依归，观秦晋韩之战，有具体而微之体现。
一、 《春秋》属辞比事与《左传》之历史叙事
“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为古春秋记事之成法。《春秋》《左传》虽为编年体史书，然孔子作《春秋》，左丘明著《左传》，皆薪传此一本末叙事之书法。编年体之失，为相关事迹，星罗棋布，不相贯串。然“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历史叙事，适足以救济编年体之局限，令来龙去脉洞然，终始本末晓然。《礼记·经解》所谓：“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灵活运用，可以助长历史叙事之阅读兴味与接受效益。
始、微、积、渐，为历史发展之脉络与通则。春秋侯国间之军事冲突，自有其远因、近因、导火线，《左传》以史传经，将事件之终始本末，交代清楚，记载明白，此固史官之天职。至于原始要终，叙事见本末，能令千载之下如见如闻，笔墨近化工，尤其难能而可贵。如秦晋韩之战，发生于僖公十五年。然《左传》关注远因，于僖公十三年，叙“晋荐饥，秦输粟于晋”;十四年，叙“秦饥，乞籴于晋，而晋人弗与”。此《左传》叙事，“先经以始事”之例，即所谓“本末悉昭”之史笔。僖公十五年，叙秦晋韩之战原委，开宗明义，再提“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外加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不与。于是，秦伯伐晋，乃师出有名。《左传》叙事传人，为救济编年体之缺失，往往运用提叙法，以提纲挈领总括散分，而凸显得失功过，是非成败。韩简视师，所谓“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不报”，亦借由拟言代言作提叙。
就秦晋韩战之终始本末而言，近因在晋闭秦籴，远因则为惠公背赂失信。临阵，又闭谏违卜，于是秦获晋侯。总之，韩之战，其曲在晋。《左传》详叙晋惠公无道，韩战之必败可知。清王源《左传评》称：“此文序晋惠公之丧败，全是自作之孽。而前序其获，后序其归。序其获，固见其孽由己作;序其归，更见其孽由己作。”清高士奇《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释韩愈《赠卢仝》诗，称“究终始”三字最妙，此即比事属辞之法。《左传》之历史叙事，探究本末终始，即是古春秋记事成法之演化。
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此篇大旨，在著惠公为人之所弃，以见文公为天之所启。”盖以宏观之视野，系统之思维鸟瞰全书，眼光未留滞于韩之战，亦未执着于晋惠公，已观照到重耳之兴晋，晋文公之称霸诸侯。且看《左传》叙“晋侯归，杀庆郑而后入”，知晋惠虽遭困辱，无能改其忌刻恶行，所以为外内所弃。“晋饥，秦又饩之粟”一段，《左传》借箕子代言曰：“姑树德焉，以待能者。”吴闿生《左传微》指出：“惠公事才了，又透文公消息。”清王源《左传评》较早指出：“序晋不亡，即伏文公之兴;秦不取晋，即伏穆公之伯。”犹东海霞起，总射天台，此《左传》历史叙事“究终始”之书法。
二、 《春秋》比事见义与《左传》之叙事艺术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述孔子作《春秋》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比次史事，可以体现《春秋》之义;故古人作史，往往于叙事中寓论断（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左传》《史记》多优为之，此之谓比事见义（张高评《〈春秋〉书法与“义”在言外比事见义与〈春秋〉学史研究》，《文与哲》2014年第25期）。
《左传》叙秦晋韩之战，重心焦点不在战事，而在晋惠公之败德无道，可作后世殷鉴。观其比次史事，或作类比，或作对比，而出以反对映衬法为多，此《左氏》叙事之艺术，亦历史编纂学之可取法者。以类比史事言，《左传》开篇叙晋惠公招怨、背赂、食言、失信，三施而无报。临战，再写其闭谏、违卜，秦遂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以从之，秦穆姬偕子女登台履薪以救之，晋阴饴甥会秦伯于王城以说秦，终于“改馆晋侯，馈七牢焉”。迨晋惠归国，乃“杀庆郑而后入”。《左传》叙晋惠公“忌刻以敛怨，多怨以取败，能合其众以释怨而复国”，然不能释庆郑不孙之恨，器量之偏执狭隘，不能成大事。因此，秦穆公只能期待另一位“能者”重耳了。 类比叙事，犹修辞学的正衬;对比叙事，犹辞章学之反衬、对称。论修辞成效，正衬不如反衬。尤其在忌讳叙事方面，对比成讽，无劳词费。就叙事传人而言，对叙亦远胜类叙。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曾举韩之战对比叙事之妙：
（反首拔舍）以上，叙晋侯无一事一言之在于德，见其自取败亡。以下，叙晋群臣凛凛有生气，所以能归其君。……穆姬本怨晋侯，及被获，又以死免之。著穆姬之知义，正与晋侯之败德反对。……晋人凛凛有生气。未战之前，人皆知君之败;既败之后，人皆欲君之归。又与前反对。
晋惠无德，与晋群臣之有生气对叙;穆姬知义，与晋侯败德对叙;晋群臣于战前，知君必败;败后，信君必归，皆作前后相反相对之叙事，比事以见义，贬斥讥讽自在言外。再就《左传》叙战之常法言，往往敌我对叙，如韩之战，晋惠骄矜，秦穆恭逊，不待两军交锋，胜负成败即可预知。又如韩战之中，庆郑陷君于败;战后，不敢逃死;庆郑将死，其言顺，与战时谏君之语犯，相反相对。“秦伯树德，与晋侯敛怨反对;箕子之言，与史佚之言相映”，皆是其例。
方苞《左传义法举要》所谓“叙事之文，最苦散漫无检拘。惟《左氏》于通篇大义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晋楚城濮之战妙用对叙，秦晋韩之战之对叙亦颇采之。
三、 《左传》之拟言代言与属辞约文以显义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说叙事之体有四：直纪其才行，唯书其事迹二者，前所论《左传》韩之战类叙、对叙诸比事见义法近似之。其三曰因言语而可知，其四曰假赞论而自见，《左传》历史叙事多采行之。（《史通通释》卷六《叙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史通·载言》称《左传》：“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记事之中，时出记言之体，变化多姿，可以引人入胜。由《史通》观之，记言固叙事之一体，世称为言叙，或语叙。对话之于叙事，作用有四：或刻划性格，或推进情节，或展示场景，或交代枝节，（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之《说话艺术之指南》，五南图书公司2019（增订重版））《左传》叙事传人多有之;《左传》叙战之法，亦言事相兼，未尝例外。
钱锺书《管锥编》，高度推崇《左传》之记言，以为“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推轮草创，未遽过也。”今看《左传》叙秦晋韩之战，可悟“言事相兼，烦省合理”叙事法之一斑。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有如下之赞赏：
写秦伯语，又如骄奢，又如戏谑，又如真恳，妙！写晋群臣语，满口哀求，又并不曾一字吐实，妙！写穆姬语，无限慌迫，却只说得一片瓜葛何至于此，并不是悍妇要求，妙！
《左传》利用对话叙事传人，既刻划人物性格，又推动叙事情节，如金圣叹揭示秦伯语、群臣语、穆姬语，即是其例。对话之作用，有绘声绘影，展示场景者，如庆郑预叙乘小驷之败，所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彊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云云，出以对话，所谓借言记事，自是《左传》叙事之大宗。《左传》叙韩原之战，正面叙写战事无多。晋惠公所以见获，诸多可恼可怜之处，多出于他人之品评，运用侧笔见态表出，《史通·叙事》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清冯李骅《左绣》称：“尤妙在卜右一段，句句说小驷，却句句写此公。将忌克人性情举动，刻划无遗。”记言可以刻划个性，此其显例。
韩简视师一段，《左传》亦借乙口叙甲事，直指秦伯伐晋之缘由：“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晋曲秦直，可以知之。清王源《左传评》所谓：“借韩简口中，结惠公从前多少行径。”随视师问对出之，浑然天成。晋惠公使韩简请战，“寡人不佞”云云，与城濮之战楚子玉“能进不能退”语，同是骄兵神气。吴曾祺《左传菁华录》谓：“写一时战状，他人数百言方尽者，此只以一二言了之，可谓简括之极。此等境界，万难学到。”言叙之妙有如此者。
晋惠公之劣迹恶行，一言以蔽之，曰败德。妙在借由史苏之占，韩简指桑骂槐表出，巧妙点睛。韩简再引《诗·小雅·十月之交》，称“僔沓背憎，职竞由人”，比兴寄托，讽谕自在言外。诸家评论《左传》叙韩之战，多指“职竞由人”一语，为通篇之主（详后）。经由语叙带出文眼，叙事绝妙经营。全篇对话，在呼应惠公之败德;而重耳之将兴，借秦伯再次输粟，以对话出之，所谓“以待能者”。而秦穆终能称霸西戎，“姑树德焉”一语，亦可见出端倪。
《左传》之叙事传人，拟言代言处，诚如钱锺书《管锥编》所云：“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观此，《左传》之对话艺术，美妙灵动，值得进一步全面探讨。“晋献公筮嫁伯姬”一段，清王源《左传评》欣赏其结构精紧之美，以为虽短幅而有变化、断续、映带、借言、精警五妙。辞章之美，赏心悦目，亦颇耐观玩。
《左传》工于叙战，往往于未戰之前，作无数翻腾，千澜万波，全为此一战役之胜负作张本。及叙至战状，寥寥不过数行即止。韩之战，叙“战于韩原”之前，于晋惠之败德败迹，已作若干提叙、类叙、对叙、语叙与预叙，几占全文一半篇幅。既战获归之后，又铺陈许多对话与词令，类叙、对叙、逆叙、串叙、提叙、结叙，兼而有之。结叙风韵尤佳，大有曲终江上之致。
清冯李骅《左绣》卷五称：“凡大篇段落，必多佳处。全在每段自为提结，又段段递相联络。”此篇提叙特多，颇可见左氏属辞约文之功夫。王源《左传评》则以奇正化变，不可端倪之妙，品评本文，以为“开手四段，固以正为奇矣;又非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以奇为正乎？”世间佳篇妙文，大抵多不犯正位，如借宾相形，反笔相射，藕断丝牵，不即不离之伦。清冯李骅《左绣》谓：“韩原之战，正面着墨无多。”即指出此一特色。
四、 《春秋》笔削之旨与《左传》详略之义
孔子笔削鲁史记，作成《春秋》经，历史编纂之际，史事必有去取从违，辞文自有因革损益。取舍损益之际，取决于独断别识之义，孔子所谓“丘窃取之”者，所以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然就经典诠释而言，或笔或削之书法，吾人借其事，凭其文，自可以推求著述之指趣。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曾作简要之提示：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文史通义校注·内篇五·答客问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
《春秋》载记一代之历史，其于东周之人与事，或书，或不书。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元赵汸《春秋属辞》提示解读《春秋》之法，在“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元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以之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春秋》经僖公十五年，书曰“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宋胡安国《春秋传》就或书、或不书发论：
秦伯伐晋，而经不书伐，专罪晋也。获晋侯以归，而经不书归，免秦伯也。书伐、书及者，两俱有罪，而以及为主。书获、书归者，两俱有罪，而以归为甚。今此专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而恕秦伯也。（宋胡安国《春秋胡氏传》卷十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
宋胡安国诠释《春秋》之法，即以或书或不书，或笔或削，互发其蕴，互显其义。《春秋》专罪晋侯，故详叙背施、幸灾、贪爱、怒邻种种败德。欲恕秦伯，故《左传》于伐晋轻点，而《经》不书伐。笔削与详略互文，亦由此可见。其他《春秋》学者释经，论点亦有相通处，如：
秦伐晋，不书;书晋侯，非予之也。明背施幸灾者晋侯，欲战者亦晋侯。书获晋侯，以贱之也。罪晋，故略秦。其事，则《左氏》详之矣。（
清刘沅《春秋恒解》卷三）
获、执，事同而势异。彼不敢抗，则谓之执。抗不敢就执，则谓之获。不言以归者，穆姬以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将晋侯以入国，舍诸灵台，故不言以归。皆从实而书之耳。（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卷五）
清刘沅《春秋恒解》特提书晋侯、获晋侯，以明非之、贱之之义。《春秋》书法，欲罪晋，故详晋而略秦，此以详略见笔削之义。日本安井衡《左传辑释》释《春秋》所以书“获晋侯”，不言以归者，援《左传》叙事为证，指《春秋》据实直书。由此可见，言或不言，皆各有其义法。通全《经》事例而观照之，笔削之义可以如拨云雾，昭然若揭。
其后，《左传》以历史叙事说解《春秋》，《春秋》笔削之书法，遂衍化为详略互见之叙事义法，重轻、同异、忽谨之际，亦多寓含义法。如《左传》叙秦晋韩之战，叙晋惠公愎谏失德甚详，而秦晋交战事甚略。《左传》方叙秦筮伐晋，忽就筮词之“败”字，突接“三败及韩”。盖正战且不宜详，前此之三战三败，自当简略叙之。由此观之，通晓《春秋》笔削之旨，有助于运化详略之道。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称：“《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方苞倡“义法”说，亦以为：义在笔先，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左传》叙秦晋韩之战，以历史叙事解经，亦专罪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故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此篇，以“晋侯先事而败德，临事而失谋，孽由己作，作通篇关键”。详之、重之，一切剪裁结构皆脉注绮交于此。详略去取，重轻损益，一线文心，皆融贯于此一通篇之关键。
《左氏》叙秦晋韩之大战，并未正面叙写战况，只叙韩简与庆郑两段议论而已。所以然者，清周大璋《左传翼》以为：“此两条，最此战大头脑，特为详叙，昌黎所谓记事必提其要也。”举凡叙事之大关键、大头脑，皆宜大书特书，详说重叙，提要凸显。晋惠公由于背施幸灾而致寇，又以愎谏违卜而致败，皆被获之缘由，所谓自作孽，不可活。故《左传》叙战，详写韩简与庆郑两段议论，而秦伯伐晋之是非成败可知，《左氏》之进退予夺可见，以史传经之劝惩资鉴亦得以索解。
五、 叙事之义法：义以为经，而法纬之
孔子作《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谓《春秋》体现之“义”，出自孔子之独断与别识。世人临文，未下笔，先有此“义”;犹丹青绘事，先有成竹在胸，然后可以一挥而就。史事之笔削取舍，辞文之因革损益，取决于其义之引领与指向。孔子作《春秋》如此，左丘明著《左传》，司马迁纂修《史记》，亦不例外。清方苞说古文义法，深得《春秋》书法之启益，曾言：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又书货殖传后》）
方苞说义法，“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二语，最称关键。史事如何编比？辞文如何修饰？取决于著述旨趣之“义”。换言之，义，攸关“何以书”;法，涉及“如何书”。如何书，自然受“何以书”之制约。义先存有，法后随之，此之谓“义以为经，而法纬之”。方苞说古文义法，又稍加演绎之，所谓“法以义起”“法随义变”，“变化随宜，不主一道”，当更明白可晓（张高评《比事属辞与古文义法——方苞“经术兼文章”考论》附录一《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新文丰出版公司2016年版）。
《春秋》与《左传》之或笔或削，或详或略，固以指义为南针;即排比史事，属辞约文，亦以其義为导航。乃至于原始要终，本末悉昭之属辞比事，亦以史义为指归。通篇之主、一篇之关键、脉注绮交、一以贯之之处，即是义之所在。《左传》叙秦晋韩原之战，清王源《左传评》卷二曾拈出韩简引诗“职竞由人”一语，以为通篇之旨。前叙、后叙，皆就此义铺陈编比之。如：
此文序晋惠公之丧败，全是自作之孽，故“职竞由人”一语，乃通篇之主;而前序其获，后序其归。序其获，固见其孽由己作;序其归，更见其孽由己作。
其义之于篇章，犹一篇之警策，往往为画龙点睛所在。王源《左传评》拈出“职竞由人”一语，指为一篇大义。结处引《诗》，所谓“僔沓背憎，职竞由人”二语，清陈震《左传日知录》亦目为一篇之警策。左氏叙事，以“祸降自天”意相嘲弄，然后吞吐而言“职竞由人”。曲笔否决“祸降自天”，而坐实孽由己作，方是画龙点睛之笔。诚如陈震《左传日知录》所云：
点睛在结处，而全文字字为《诗》言写生。尤妙在层层皆以“祸降自天”。相为吞吐，作“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之势。结处引《诗》，僧繇之龙破壁飞去矣。
《左传》叙韩之战，篇首总挈纲领，出以提叙，以见晋侯之背施、幸灾、贪爱、怒邻，因而失德致败。所谓“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云云，堪称点睛之笔，提示秦伯伐晋之缘由，亦即前半幅立意之焦点。方苞《左传义法举要》多所提示：
此篇晋惠公以失德致败，篇首具矣。而中间愎谏违卜，临事而失谋，则非平昔败德所能该也。故因韩简之论占，忽引《诗》以要逭前后。而篇中所载惠公之事与言，细大毕举矣。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称：《左传》释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义，随义而发”。或先、或后、或依、或错，皆从义而变，得董仲舒说《春秋》之妙，可与方苞所提“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相互发明。以义为统领，可以要逭前后，细大毕举，“放之，则弥六合;收之，则退藏于密”，差堪比拟。《左传》解说《春秋》如此，叙事传人亦本此而发明之。晋惠公先事而败德，临事而失谋，故本篇之大义，聚焦在“职竞由人”（孽由己作）。方苞《左传义法举要》详加举证，如云：
失德失谋致败由人，则守义好谋，而转败以为功，亦由人。并晋群臣之蹙忧以从君，惕号以致众，驰辞执礼以喻秦，皆一以贯之。而庆郑之孽由己作，亦包括无遗矣。叙事之义法，精深至此，此所谓出奇无穷。
“职竞由人”（孽由己作），为《左传》秦晋韩之战一篇史义所在，亦惩劝经世之所在。叙事之先之、后之、依之、错之，皆准此而发。晋君之失德失谋，致败由人不由天;晋臣之守义好谋，转败为功，亦由于人事。晋群臣之从君，惕号致众，驰辞喻秦，一以贯之，皆由于人。甚至庆郑之自我作孽，亦不离“职竞由人”之篇旨。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古人叙事或顺或逆，或前或后，皆义之不得不然。”义为经为先，法为纬为后，法以义起，法随义变，董仲舒所谓“从变从义”，杜预所谓“随义而发”，要皆叙事义法之要领与真言。
（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