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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学”课程建设在工商管理学科建设中有重要意义。《管理学》教材建设是“管理学”课程建设的基础。《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本指导，必须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及其现代启示，必须梳理和分析一般理论在中国管理实践中的运用，必须分析社会环境的变化对管理实践以及管理理论带来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学的现有体系有所创新。
关键词：管理学；教材建设；唯物主义；传统文化；管理实践；体系创新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目前也被许多学校设立为本科教育的通识课。“管理学”的教学效果不仅影响授课对象对管理学基本理论的系统把握，而且会影响他们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初步印象甚至整体评价。因此，“管理学”课程建设在工商管理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基础。《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智慧，必须结合中国管理实践，必须努力在此基础上对现有体系有所创新。
一、《管理学》教材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基本指导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去指导《管理学》教材建设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们对管理学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实践的描述、管理问题的分析、管理理论的抽象、管理演化的预测都应该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与该时期特征相对应的社会意识。与此同时，社会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是双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学》教材的编写，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探讨管理理论的一般抽象与具体运用的关系，思考作为管理对象的组织活动与组织环境的关系。
首先，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管理理论是管理实践发展的产物。人类关于管理实践的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也必然是管理实践发展的结果。管理实践的性质决定了管理理论的特点，管理实践的演化催生了管理理论的发展。但是，一旦人们在总结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抽象产生了反映管理一般规律的管理理论，人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指导管理的实践，完善管理活动的组织，从而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
其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管理理论的一般抽象与具体运用的关系。在管理实践研究基础上抽象出的一般管理理论，虽然对不同组织活动的管理都有可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不同组织的性质不同、使命不同、成员不同、活动内容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相同的管理理论不能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被教条地运用。
再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作为管理对象的组织活动与组织环境关系。组织在运用资源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组织要根据环境的要求选择活动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同时组织也要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对环境特点及其变化趋势的判断，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特殊能力和优势影响环境的变化，开发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
总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管理学》教材建设，要求我们在体系设计和写作过程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抽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探索管理理论的实践运用，分析管理学的时代特征，预测管理学的未来发展。
二、《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智慧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智慧，从传统文化中探寻现代管理启示。
《管理学》教材编写中的传统文化研究要努力准确解读传统文献，要努力辨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特别是要努力揭示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
首先，要准确解读传统文献。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相关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系统总结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准确解读传统文献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文献解读是一个繁重而困难的工作。这不仅因为文献数量庞大，而且因为文献理解常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古人的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的选择或位置不同，同样的文字所表述的意思可能会有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差异。《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可标注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解構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种断句所要表达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只有系统研读相关文献，综合理解作者的整体思想，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原意。
其次，要努力辨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整体的概念，但构成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则是纷繁复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促进了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辉煌，但也为后人对传统文化的辨析和梳理制造了重重困难。百花中也可能隐含着毒草，百家中也有不少与时代不符的杂音。辨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时代的发展，去甄别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
再次，要努力揭示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是那些已经融入现代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文化特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指导现在。分析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不仅要通过在历史文献中寻找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培训并影响现代人的行为，更应在分析现代人思维和行为特征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的鲜活成分。要在系统考察现代中国人行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现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中可能体现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传统文化对中国人行为的影响是一直以不同方式延续着的。历史上虽也有多次群众性运动对传统文化在社会层次的传承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由于家庭的作用，由于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我们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传统文化并接受着其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更应分析可能已经扎根在我们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正是那些已经融入我们血液中的传统文化才更具有管理学研究的意义。 三、《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结合中国管理实践
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的特点是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管理理论源自对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管理实践总是在一定背景下发生的，因而总会带有这个背景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烙印。编写中国大学的《管理学》教材，必须研究结合中国管理实践，反映一般管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
许多中国知名企业近40年的迅速成长，既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微观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现代管理理论的系统引进和运用。“海尔”的“人单合一”，“联想”的“贸、工、技”，“华为”的“基本法”，“小米”的“铁人三项”（硬件+新零售+互联网）以及“吉利”的“战略转型”，无不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在引进国外理论过程中结合本土特点在经营与管理实践中的创新努力。中国背景下运用于中国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管理学》教材编写必须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思考中国管理实践的特点，努力反映中国管理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贡献。
这里要厘清两个相关的基本概念：“管理模式”和“管理学”（或“管理理论）”。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管理研究要“本土化”：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总结和抽象中国管理模式，这是中国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但是，“中国管理模式”和“中国管理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目前比较成熟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在国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此基础上抽象出的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可用于指导不同环境中的管理实践。“中国管理模式”可以表述为一般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总结的许多管理经验大多是一般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运用。即便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我们能够在其中抽象和发展出突破现有理论的研究成果，那也将不仅仅是形成“中国管理学”，而且是贡献“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因为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可能抽象出的这类理论对其他国家的管理实践也可能具有一般指导意义。促进一般管理学的发展，其理论贡献更甚于中国管理学的建设。
四、《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在体系上有所创新
管理学的一般理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经济背景下系统产生和发展的。100多年来，管理活动的环境背景以及管理实践本身的特点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管理理论必须反映这种变化。用“决策”替代“计划”作为管理活动的第一职能，把“创新”补充为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是中国管理学者可能做出的贡献。
早期的管理学研究中，计划曾是管理的第一职能。比如，法约尔的管理“五要素”就是从计划开始的。后来的管理学研究一直延续了这样的安排，目前的管理学教材大多依然延续了“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体系。我们认为，这是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背景：第一，在理论上，早期人们主要是从执行角度研究管理的，是在企业活动方向和内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研究如何有效整合资源、进行活动以达成既定目标。比如，法约尔《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文administration的原意主要是“行政”或“行政管理”。第二，在实践中，早期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对简单而稳定，活动方向与内容的选择一经确定，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里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如何完善执行、提高效率可能是管理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决策的制定和调整已经成为管理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把决策作为管理的第一职能来讨论可能更加合理。决策与计划不是相互替代或相互分离的，决策职能中包含了计划。决策是关于未来行动方向（目标）和内容（目标活动）的选择，计划则是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计划是要把决策确定的目标和目标活动分解成组织中不同单位在不同时间（或时段）的具体任务。
当管理实践的环境从过去的相对简单、稳定逐渐演化为今天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创新已经成为管理的一个基本职能。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可以描述为：设计系统的目标、结构和运行规划，启动并监视系统的运行，使之符合预定的规则操作；分析系统运行中的变化，进行局部或全局的调整，使系统不断呈现新的状态。显然，上述管理工作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维持”与“创新”。
维持是保證系统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手段。没有维持，社会经济系统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决策就无法落实，各成员的工作就有可能偏离目标的要求，系统的各个要素就可能相互脱离，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从而整个系统就会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况。但是，仅有维持是不够的。任何社会系统都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与外部不断发生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动态、开放的非平衡系统。系统若不及时根据内外变化的要求适时进行局部或全局的调整，就可能被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所淘汰。这种为适应系统内外变化而进行的局部和全局的调整，便是管理的创新职能。作为管理的两个基本职能，维持与创新对系统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创新是维持基础上的发展，而维持则是创新的逻辑延续；维持是为了实现创新的成果，而创新则是为更高层次的维持提供依托和框架。任何管理工作，都应围绕着系统运转的维持和创新而展开。卓越的管理是实现维持与创新最优组合的管理。
这样，管理学理论从法约尔开始的、主要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指挥、协调）、控制”等内容的职能研究便可以拓展为以“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为主要工作的过程分析。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国传统智慧，结合中国管理实践，体系上有所创新，这些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管理学教材建设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周 杨]
关键词：管理学；教材建设；唯物主义；传统文化；管理实践；体系创新
“管理学”是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目前也被许多学校设立为本科教育的通识课。“管理学”的教学效果不仅影响授课对象对管理学基本理论的系统把握，而且会影响他们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初步印象甚至整体评价。因此，“管理学”课程建设在工商管理学科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基础。《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指导，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智慧，必须结合中国管理实践，必须努力在此基础上对现有体系有所创新。
一、《管理学》教材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基本指导
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去指导《管理学》教材建设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我们对管理学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实践的描述、管理问题的分析、管理理论的抽象、管理演化的预测都应该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与该时期特征相对应的社会意识。与此同时，社会意识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是双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学》教材的编写，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探讨管理理论的一般抽象与具体运用的关系，思考作为管理对象的组织活动与组织环境的关系。
首先，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关系。管理理论是管理实践发展的产物。人类关于管理实践的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形成比较系统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的未来发展也必然是管理实践发展的结果。管理实践的性质决定了管理理论的特点，管理实践的演化催生了管理理论的发展。但是，一旦人们在总结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抽象产生了反映管理一般规律的管理理论，人们就可以用这个理论指导管理的实践，完善管理活动的组织，从而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
其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管理理论的一般抽象与具体运用的关系。在管理实践研究基础上抽象出的一般管理理论，虽然对不同组织活动的管理都有可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不同组织的性质不同、使命不同、成员不同、活动内容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相同的管理理论不能在这些不同的背景下被教条地运用。
再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作为管理对象的组织活动与组织环境关系。组织在运用资源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中与环境的关系是互动的：一方面，组织要根据环境的要求选择活动的方向、内容和形式，同时组织也要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对环境特点及其变化趋势的判断，在适应环境的基础上利用自己的特殊能力和优势影响环境的变化，开发和创造有利于自己的环境。
总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管理学》教材建设，要求我们在体系设计和写作过程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抽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探索管理理论的实践运用，分析管理学的时代特征，预测管理学的未来发展。
二、《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智慧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汲取中国传统智慧，从传统文化中探寻现代管理启示。
《管理学》教材编写中的传统文化研究要努力准确解读传统文献，要努力辨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特别是要努力揭示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
首先，要准确解读传统文献。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相关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系统总结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准确解读传统文献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文献解读是一个繁重而困难的工作。这不仅因为文献数量庞大，而且因为文献理解常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古人的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的选择或位置不同，同样的文字所表述的意思可能会有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差异。《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可标注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可解構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种断句所要表达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只有系统研读相关文献，综合理解作者的整体思想，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原意。
其次，要努力辨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系统、整体的概念，但构成传统文化内涵的思想则是纷繁复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促进了传统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辉煌，但也为后人对传统文化的辨析和梳理制造了重重困难。百花中也可能隐含着毒草，百家中也有不少与时代不符的杂音。辨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时代的发展，去甄别和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内容。
再次，要努力揭示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传统文化中的鲜活成分是那些已经融入现代中国人血液中的传统文化特质。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指导现在。分析传统文化的现代启示，不仅要通过在历史文献中寻找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培训并影响现代人的行为，更应在分析现代人思维和行为特征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的鲜活成分。要在系统考察现代中国人行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现代中国人的行为特征中可能体现的传统文化。实际上，传统文化对中国人行为的影响是一直以不同方式延续着的。历史上虽也有多次群众性运动对传统文化在社会层次的传承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由于家庭的作用，由于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我们一直在不同程度上接触传统文化并接受着其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更应分析可能已经扎根在我们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的性质和特点。正是那些已经融入我们血液中的传统文化才更具有管理学研究的意义。 三、《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结合中国管理实践
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的特点是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管理理论源自对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管理实践总是在一定背景下发生的，因而总会带有这个背景所具有的社会、文化烙印。编写中国大学的《管理学》教材，必须研究结合中国管理实践，反映一般管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运用。
许多中国知名企业近40年的迅速成长，既是中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微观企业制度创新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现代管理理论的系统引进和运用。“海尔”的“人单合一”，“联想”的“贸、工、技”，“华为”的“基本法”，“小米”的“铁人三项”（硬件+新零售+互联网）以及“吉利”的“战略转型”，无不体现了新时代中国企业家在引进国外理论过程中结合本土特点在经营与管理实践中的创新努力。中国背景下运用于中国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管理学》教材编写必须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思考中国管理实践的特点，努力反映中国管理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贡献。
这里要厘清两个相关的基本概念：“管理模式”和“管理学”（或“管理理论）”。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管理研究要“本土化”：研究中国管理实践、总结和抽象中国管理模式，这是中国管理学者的历史使命。但是，“中国管理模式”和“中国管理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目前比较成熟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主要是在国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此基础上抽象出的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也可用于指导不同环境中的管理实践。“中国管理模式”可以表述为一般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总结的许多管理经验大多是一般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具体运用。即便随着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我们能够在其中抽象和发展出突破现有理论的研究成果，那也将不仅仅是形成“中国管理学”，而且是贡献“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因为在中国管理实践中可能抽象出的这类理论对其他国家的管理实践也可能具有一般指导意义。促进一般管理学的发展，其理论贡献更甚于中国管理学的建设。
四、《管理学》教材建设必须在体系上有所创新
管理学的一般理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工业经济背景下系统产生和发展的。100多年来，管理活动的环境背景以及管理实践本身的特点产生了重要的变化。管理理论必须反映这种变化。用“决策”替代“计划”作为管理活动的第一职能，把“创新”补充为管理活动的基本职能，是中国管理学者可能做出的贡献。
早期的管理学研究中，计划曾是管理的第一职能。比如，法约尔的管理“五要素”就是从计划开始的。后来的管理学研究一直延续了这样的安排，目前的管理学教材大多依然延续了“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体系。我们认为，这是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背景：第一，在理论上，早期人们主要是从执行角度研究管理的，是在企业活动方向和内容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研究如何有效整合资源、进行活动以达成既定目标。比如，法约尔《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文administration的原意主要是“行政”或“行政管理”。第二，在实践中，早期企业的经营环境相对简单而稳定，活动方向与内容的选择一经确定，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里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如何完善执行、提高效率可能是管理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今天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决策的制定和调整已经成为管理的首要问题。因此，我们认为，把决策作为管理的第一职能来讨论可能更加合理。决策与计划不是相互替代或相互分离的，决策职能中包含了计划。决策是关于未来行动方向（目标）和内容（目标活动）的选择，计划则是决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展开，计划是要把决策确定的目标和目标活动分解成组织中不同单位在不同时间（或时段）的具体任务。
当管理实践的环境从过去的相对简单、稳定逐渐演化为今天的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创新已经成为管理的一个基本职能。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可以描述为：设计系统的目标、结构和运行规划，启动并监视系统的运行，使之符合预定的规则操作；分析系统运行中的变化，进行局部或全局的调整，使系统不断呈现新的状态。显然，上述管理工作的内容可以概括为“维持”与“创新”。
维持是保證系统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手段。没有维持，社会经济系统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决策就无法落实，各成员的工作就有可能偏离目标的要求，系统的各个要素就可能相互脱离，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从而整个系统就会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状况。但是，仅有维持是不够的。任何社会系统都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与外部不断发生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动态、开放的非平衡系统。系统若不及时根据内外变化的要求适时进行局部或全局的调整，就可能被已经发生变化的环境所淘汰。这种为适应系统内外变化而进行的局部和全局的调整，便是管理的创新职能。作为管理的两个基本职能，维持与创新对系统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创新是维持基础上的发展，而维持则是创新的逻辑延续；维持是为了实现创新的成果，而创新则是为更高层次的维持提供依托和框架。任何管理工作，都应围绕着系统运转的维持和创新而展开。卓越的管理是实现维持与创新最优组合的管理。
这样，管理学理论从法约尔开始的、主要包括“计划、组织、领导（指挥、协调）、控制”等内容的职能研究便可以拓展为以“决策、组织、领导、控制、创新”为主要工作的过程分析。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中国传统智慧，结合中国管理实践，体系上有所创新，这些应该是新时代中国管理学教材建设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