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站在历史大维度上衡量，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从19 49年就已经开始。也就是说，到2049年，我们将用一百年的时间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未来这30年是最后冲刺阶段，也将是中华民族最高光的30年。
　　当然，未来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至少有以下四大挑战。
　　第一，社保能否支撑数亿人的同步老龄化。
　　人口方面，老龄化挑战巨大。1962-1976年这段时期，全国出生人口约有三四亿，这批人的老去将会给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不在于劳动力的供给方，因为劳动力供给大概率会被AI和自动化所替代；挑战也不在于需求方，因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龄化造成的消费下降。事实上，老龄化对中国未来30年最大的挑战在于社保。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能否支持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硬目标。
　　我個人的判断是，未来5到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会发生显著变化，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会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很多产业恐怕因此会消失，整个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调整，我们的企业要作好这方面的准备。
　　第三，国企和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国企和金融改革方面，虽然我们的改革已走过40年，但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产权结构。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在推进，已经提出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方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项改革形成一个所有制比较稳定的结构，这也是一项挑战。
　　在金融领域，我们的差距更大，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开放进展都比较缓慢。2010年之后，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影子银行领域有一些改革，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所以过去两年又有一轮去杠杆。那么去杠杆之后，我们能否达成新的监管均衡？如何才能使我们的金融既能保持活力同时又不会产生较大风险？在我看来这都是巨大的挑战。
　　第四，在国际环境中是否能转变角色有所作为。
　　最后是国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是美国对我们态度的改变，另一方面也包括我国自己体量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战略是韬光养晦，但现在我国的体量已经太大，“大象难藏身于树后”，已经没有了韬光养晦的空间。环境已经完全变化，所以，我们的重点一定要转向有所作为，这也是中央已经作出的转变。
　　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更好地作为，特别是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有所作为。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要从规则的追随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涉及到很多方面，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改变。
　　我认为，未来30年最大的挑战恐怕来自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的重构？经过中美之间这几年的贸易战和诸多摩擦、变化，再加上美国大量“退群”，给中国客观上带来了一个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制定和维护的机会，但这同时也非常考验我们开放融合的定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