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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这两个词，值得亿万中国人深深铭记。它们既是永难以忘怀的伤痛，也是永不能忘记的悲愤！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它被称为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和凶残，也反映出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宰割的深重苦难。
要铭记历史，就需要了解历史，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要深深地记住它，就不能不了解它，尤其是它背后的一些少为人知的故事。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
统计来源
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伤亡统计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的估计；二是中国记者根据寻访所得的资料作出的估计；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作出的估计。
20世纪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带有原始性和直观性，而40年代前期，由于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国官方无力对遇难人数从容进行核查，学术界亦无条件作深入研究，因而对于遇难人数的表述，只能在30年代报道的基础上选择引用。
大规模的官方调查是在战后才进行的。国民政府不断对死难人数进行修正，所以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到1948年，认定人数又出现变化。当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由于翻译的原因。学界对《判决书》有着不同的解读。上文末尾“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一句，究竟是修饰补充说明“二十万人以上”还是针对“十五万五千人”。若属前者，在二十万人以上，再加上大量毁尸灭迹的数字，则可理解为“三十万人以上”之说；若属后者，在十五万五千人之外，再加上若干毁尸灭迹的数字，则可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乃以此证实“二十万以上”的估计并不夸张。
作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除了注意被消灭的尸体外，还要留意《判决书》统计死亡的时间，他指出“20万以上”仅仅是统计了“在日军占领南京六个星期内”的。他认为，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不不在少数。这一类被害者必在10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19万人，也绝非故意夸大（在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按梅汝璈的解读，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中国学界一般采用这一思路，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采用30万这个数字。
屠城主犯谷寿夫险越狱
1946年8月3日，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受审。谷寿夫在日本被美国士兵逮捕时，其手下干将河野满、冈田次郎侥幸逃脱了。这二人不甘心主子就这样束手就擒，决定找个机会把谷寿夫营救出狱。
不久，谷寿夫等战犯被押到南京小南门看守所，负责看押谷寿夫的是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派来的少尉军官邢子健。
这天晚上，邢子健刚要躺下，国防部来电话说，刚才小南门看守所来电话报告说，谷寿夫高烧42度，心跳加速，心力衰竭，已出现濒死的症状，现在被送往市郊的教会医院。国防部要求邢子健尽快赶往那家教会医院。当邢子健急速赶到那家教会医院时，谷寿夫已经不治而亡。
邢子健来到抢救室，仔细察看了谷寿夫的尸体，发现他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全无。确认谷寿夫死亡后，邢子健监督着看守们把谷寿夫的尸体送到医院的太平间，然后给国防部作了汇报。
不久，国防部指示谷寿夫的尸体暂留在医院，待国防部的专家第二天来勘验尸体。
在回去的路上，邢子健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对头：为什么谷寿夫垂危时不就近送往国立医院，反而送到比较偏远的教会医院去呢？邢子健马上返回教会医院。邢子健径直去了停放谷寿夫死尸的太平间。他来到谷寿夫的尸床前，掀开白布，发现谷寿夫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邢子健不放心地摸了摸谷寿夫的尸体。突然他发现死去多时的谷寿夫不但没有僵硬，而且尸体还是温热的，这其中肯定有诈。警觉的邢子健立刻招来手下人，把谷寿夫的尸体悄悄运走，然后马上派兵暗中把教会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邢子健自己则带人亲自埋伏在太平间里。
半夜12时，教会医院门前果真出现几条黑影。早有准备的邢子健一声令下，来人猝不及防，不一会儿就纷纷倒在枪下。这几个人正是冈田次郎带领的敢死队。他们先杀害了一名无辜的中国人，扛着尸体企图来到医院把谷寿夫换走，谁知被警觉的邢子健识破了。
被移送他处的谷寿夫两个小时不到便醒来了，各项体征趋于正常。经查，河野满等人收买了小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清，让他拿药丸给谷寿夫服下。此药能使人处于暂时的濒危甚至假死状态。
出了这件事，南京国防部再也不敢大意了，马上把谷寿夫送进了有重兵把守的南京陆军特种监狱。
1947年3月10日，公审谷寿夫的大会在南京如期举行，谷寿夫被判处死刑。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终于没能逃脱中国人民正义的惩罚。
南京大屠杀：
也是一场文化浩劫
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保卫南京的作战。守城失利后，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入城，制造了连续六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与逝去的生命同样令人痛心的，是日军在南京的文化掠夺。
1937年8月，日机开始轰炸南京，该馆仓促之下，将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到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的地库。“由于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战后封存接收，缺少善本184部1643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孟国祥说，当年11月，国学图书馆还曾雇用民船运出藏书57箱共3万余册到苏北兴化，但最终兴化被日军攻陷，寄存兴化北门观音阁的图书也一同被焚毁，损失书籍6830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时南京各学校图书馆、民间藏书等无一不损失巨大。孟国祥介绍：“1938年4月1日至4月5日，寺井义三郎等6个日本人率四五十人开了两辆车，劫运走无数图书。”
孟国祥还对当时南京市文物损失给出了一份清单：“图书：公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53118册另1790种59箱840部；字画：公464件、私7256件另6箱……”截至1946年12月，江苏，尤其是南京的文化与教育损失经转算后，合计2645万多美金。据悉，除了图书遭劫外，南京众多科研单位的十多万件科学标本也遭到掠夺。
历史，无法回避，不可以遗忘；在纪念南京大屠杀，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守灵、祈祷、沉重和沉痛之余，我们不应该仅仅抱有一种悲情，而更应该拥有一种激发，拥有一种奋进的激情。
责任编辑/孙镇镇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军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它被称为是“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和凶残，也反映出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和宰割的深重苦难。
要铭记历史，就需要了解历史，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要深深地记住它，就不能不了解它，尤其是它背后的一些少为人知的故事。
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
统计来源
据资料记载，南京大屠杀的伤亡统计来源有三种：一种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的估计；二是中国记者根据寻访所得的资料作出的估计；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作出的估计。
20世纪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带有原始性和直观性，而40年代前期，由于抗日战争仍在进行，中国官方无力对遇难人数从容进行核查，学术界亦无条件作深入研究，因而对于遇难人数的表述，只能在30年代报道的基础上选择引用。
大规模的官方调查是在战后才进行的。国民政府不断对死难人数进行修正，所以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到1948年，认定人数又出现变化。当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根据这些团体的报告说，尸体大多是被反绑着两手的。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由于翻译的原因。学界对《判决书》有着不同的解读。上文末尾“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一句，究竟是修饰补充说明“二十万人以上”还是针对“十五万五千人”。若属前者，在二十万人以上，再加上大量毁尸灭迹的数字，则可理解为“三十万人以上”之说；若属后者，在十五万五千人之外，再加上若干毁尸灭迹的数字，则可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乃以此证实“二十万以上”的估计并不夸张。
作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认为除了注意被消灭的尸体外，还要留意《判决书》统计死亡的时间，他指出“20万以上”仅仅是统计了“在日军占领南京六个星期内”的。他认为，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不不在少数。这一类被害者必在10万人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19万人，也绝非故意夸大（在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按梅汝璈的解读，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中国学界一般采用这一思路，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采用30万这个数字。
屠城主犯谷寿夫险越狱
1946年8月3日，谷寿夫被引渡到中国受审。谷寿夫在日本被美国士兵逮捕时，其手下干将河野满、冈田次郎侥幸逃脱了。这二人不甘心主子就这样束手就擒，决定找个机会把谷寿夫营救出狱。
不久，谷寿夫等战犯被押到南京小南门看守所，负责看押谷寿夫的是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派来的少尉军官邢子健。
这天晚上，邢子健刚要躺下，国防部来电话说，刚才小南门看守所来电话报告说，谷寿夫高烧42度，心跳加速，心力衰竭，已出现濒死的症状，现在被送往市郊的教会医院。国防部要求邢子健尽快赶往那家教会医院。当邢子健急速赶到那家教会医院时，谷寿夫已经不治而亡。
邢子健来到抢救室，仔细察看了谷寿夫的尸体，发现他瞳孔已经放大，呼吸全无。确认谷寿夫死亡后，邢子健监督着看守们把谷寿夫的尸体送到医院的太平间，然后给国防部作了汇报。
不久，国防部指示谷寿夫的尸体暂留在医院，待国防部的专家第二天来勘验尸体。
在回去的路上，邢子健越想越觉得有点不对头：为什么谷寿夫垂危时不就近送往国立医院，反而送到比较偏远的教会医院去呢？邢子健马上返回教会医院。邢子健径直去了停放谷寿夫死尸的太平间。他来到谷寿夫的尸床前，掀开白布，发现谷寿夫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邢子健不放心地摸了摸谷寿夫的尸体。突然他发现死去多时的谷寿夫不但没有僵硬，而且尸体还是温热的，这其中肯定有诈。警觉的邢子健立刻招来手下人，把谷寿夫的尸体悄悄运走，然后马上派兵暗中把教会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邢子健自己则带人亲自埋伏在太平间里。
半夜12时，教会医院门前果真出现几条黑影。早有准备的邢子健一声令下，来人猝不及防，不一会儿就纷纷倒在枪下。这几个人正是冈田次郎带领的敢死队。他们先杀害了一名无辜的中国人，扛着尸体企图来到医院把谷寿夫换走，谁知被警觉的邢子健识破了。
被移送他处的谷寿夫两个小时不到便醒来了，各项体征趋于正常。经查，河野满等人收买了小南门看守所所长毕尚清，让他拿药丸给谷寿夫服下。此药能使人处于暂时的濒危甚至假死状态。
出了这件事，南京国防部再也不敢大意了，马上把谷寿夫送进了有重兵把守的南京陆军特种监狱。
1947年3月10日，公审谷寿夫的大会在南京如期举行，谷寿夫被判处死刑。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终于没能逃脱中国人民正义的惩罚。
南京大屠杀：
也是一场文化浩劫
南京保卫战，是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后展开的保卫南京的作战。守城失利后，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入城，制造了连续六个星期、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与逝去的生命同样令人痛心的，是日军在南京的文化掠夺。
1937年8月，日机开始轰炸南京，该馆仓促之下，将宋元精刊及孤本等善本装110箱藏到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的地库。“由于地库隐匿，日伪多次悬赏发掘，1940年2月敌伪冲破地库，战后封存接收，缺少善本184部1643册。”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孟国祥说，当年11月，国学图书馆还曾雇用民船运出藏书57箱共3万余册到苏北兴化，但最终兴化被日军攻陷，寄存兴化北门观音阁的图书也一同被焚毁，损失书籍6830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时南京各学校图书馆、民间藏书等无一不损失巨大。孟国祥介绍：“1938年4月1日至4月5日，寺井义三郎等6个日本人率四五十人开了两辆车，劫运走无数图书。”
孟国祥还对当时南京市文物损失给出了一份清单：“图书：公406461册另156箱1725种；私53118册另1790种59箱840部；字画：公464件、私7256件另6箱……”截至1946年12月，江苏，尤其是南京的文化与教育损失经转算后，合计2645万多美金。据悉，除了图书遭劫外，南京众多科研单位的十多万件科学标本也遭到掠夺。
历史，无法回避，不可以遗忘；在纪念南京大屠杀，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守灵、祈祷、沉重和沉痛之余，我们不应该仅仅抱有一种悲情，而更应该拥有一种激发，拥有一种奋进的激情。
责任编辑/孙镇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