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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9日上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摘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桂冠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双手紧握……
隐姓埋名的岁月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冒雪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晚年，于敏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几年里，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做密集的报告，寻找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一天，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
经过著名的“百日会战”，于敏率领的团队实现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6年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七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苏联六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进入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雷鸣……
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近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此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多年之后，于敏回忆说。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西方科学家评论道：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三次死里逃生后站在核前沿
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常年转战新疆、青海的荒野戈壁和四川的深山老林。工作条件之艰苦难以想像，有的地方连基本的查资料看书的条件都不具备。
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见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大西南的深山沟，工作条件十分薄弱，上面做出决定，科研人员全部返京。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原本身体不适的于敏病情日益加重。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住进了医院。
这次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从来没有耽误过丝毫工作。他八上高原，七到戈壁，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隐姓埋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于敏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国产土专家一号”的忠孝两全
2015年1月9日，人民大会堂。
于敏坐在轮椅上从侧幕旁出现。这位88岁的老人，长时间隐身在幕后。这一刻，他终于来到台前聚光灯下。
习近平弯下腰，向老人伸出双手。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掌声，如春潮，在会场上空涌动。习近平手推轮椅，将于敏转向全场观众，让所有人好好看看这位隐姓埋名、终身为国献宏谋的老人。
与往年科技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这些成就是大家的，我只能是代表大家来拿奖。”
此时，坐在天津家中收看电视节目的于敏堂弟于确心情激动。“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
“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也只有春节能见到于敏。那个时候，他特盼着过年，因为于敏回家给他带许多好吃的。
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供养一家人的生活。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于敏还继续给家里寄钱，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礼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在于确的记忆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时，于敏回家为父亲送终。此后，长达44年，家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
在于确家里有一个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来的家书。“哥哥寄来200多封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来信，父亲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1945年，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46年转入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在物理系，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后来张先生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宁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为了补贴家用，于敏只好兼做助教。可是胡宁教授认为于敏人才难得，应该集中精力做研究。于是彭桓武、钱三强商量后，把他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由于于敏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
“核界诸葛”
1988年，于敏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对这一次出国，于敏想起来一直甚感尴尬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问也不方便问，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谈到自己的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1960～1964年，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曾经和于敏在轻核理论组共事，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何祚庥说，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
于敏记忆力惊人，平时很少记笔记，但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数据。靠大量的数据，他能很快对一个事物做出物理判断。有一年，一位法国的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里做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报告过程中，报告人还没有讲完实验结果，于敏就小声地对坐在旁边的何祚庥说，这个分支的比是10的负4次方至10的负6次方数量级。后来报告人给出的结果，果然如于敏所估计的。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惟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胡思得院士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这位大物理学家，专业之外最大的爱好，是喜爱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京剧和桥牌。儿子于辛说，“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是父亲的座右铭。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有人曾称他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于敏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诸葛亮，是于敏心中的完人，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常被老先生提起。而在报效祖国之外的于敏，有诸多憾事。于敏最常念叨的，就是几年前因心脏病去世的爱人孙玉芹。“她喜欢旅游，但她不放心我的身体，她时间都花在我身上了，觉得很对不起她。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于敏念叨着元稹的这两句诗，要送给离去的爱人。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他曾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隐姓埋名的岁月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冒雪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中科院近代物理所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晚年，于敏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人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几年里，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做密集的报告，寻找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一天，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
经过著名的“百日会战”，于敏率领的团队实现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66年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七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苏联六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进入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雷鸣……
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近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此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多年之后，于敏回忆说。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西方科学家评论道：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三次死里逃生后站在核前沿
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常年转战新疆、青海的荒野戈壁和四川的深山老林。工作条件之艰苦难以想像，有的地方连基本的查资料看书的条件都不具备。
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见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过了很长时间，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大西南的深山沟，工作条件十分薄弱，上面做出决定，科研人员全部返京。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原本身体不适的于敏病情日益加重。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住进了医院。
这次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医院，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从来没有耽误过丝毫工作。他八上高原，七到戈壁，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隐姓埋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如今，于敏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国产土专家一号”的忠孝两全
2015年1月9日，人民大会堂。
于敏坐在轮椅上从侧幕旁出现。这位88岁的老人，长时间隐身在幕后。这一刻，他终于来到台前聚光灯下。
习近平弯下腰，向老人伸出双手。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掌声，如春潮，在会场上空涌动。习近平手推轮椅，将于敏转向全场观众，让所有人好好看看这位隐姓埋名、终身为国献宏谋的老人。
与往年科技大会上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致辞不同，于敏没有做获奖答词。因为他始终认为，“这些成就是大家的，我只能是代表大家来拿奖。”
此时，坐在天津家中收看电视节目的于敏堂弟于确心情激动。“我和于敏是堂兄弟，他比我大26岁，但我们一家都是于敏寄钱供养的。”
“虽然我父亲和我伯父各自成家，但两家9口人吃住在一起。”于确说，在他的记忆里，也只有春节能见到于敏。那个时候，他特盼着过年，因为于敏回家给他带许多好吃的。
于敏从1951年调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有了工资收入，从此便开始给家里寄钱，供养一家人的生活。1960年，于敏的父亲去世后，于敏还继续给家里寄钱，直至1978年于确的父亲去世，在于确家人的要求下，于敏才停止寄钱，整整27年。
“哥哥每月给家里寄钱，绝不是他钱多，而是他礼重，他深深地懂得做人‘以孝为先’的道理。”在于确的记忆中，1960年伯父于振霄病故时，于敏回家为父亲送终。此后，长达44年，家中很少能见到他的身影。
在于确家里有一个珍藏多年的箱子，里面全是于敏寄来的家书。“哥哥寄来200多封信，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30多封保存完好。每次哥哥来信，父亲就把全家人聚在一起读给大家听。”于确说，于敏的信里从不谈工作，全部是关心老人身体健康、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内容。
1945年，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1946年转入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在物理系，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并考取了张宗燧的研究生。后来张先生病了，指导他学业的便是胡宁教授，他的学术论文就是在胡宁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研究生还没有毕业，为了补贴家用，于敏只好兼做助教。可是胡宁教授认为于敏人才难得，应该集中精力做研究。于是彭桓武、钱三强商量后，把他调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由于于敏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的进展，1955年被授予“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1956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
“核界诸葛”
1988年，于敏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国门。对这一次出国，于敏想起来一直甚感尴尬也颇有自己的一番心得。由于工作的关系，于敏此次出国是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去美国访问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尽管去了许多地方，但他始终像个“哑巴”：问也不方便问，说也不方便说，很不好受。
谈到自己的一生有什么遗憾时，于敏说，一是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二是因为工作太忙对孩子们关心不够。
1960～1964年，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的何祚庥曾经和于敏在轻核理论组共事，并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何祚庥说，于敏的工作奠定了氢弹理论的一切基础，“包括后来核武器小型化的发展，都建立在于敏的理论基础研究上。”
于敏记忆力惊人，平时很少记笔记，但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数据。靠大量的数据，他能很快对一个事物做出物理判断。有一年，一位法国的核物理学家到原子能所里做有关康普顿散射的报告。报告过程中，报告人还没有讲完实验结果，于敏就小声地对坐在旁边的何祚庥说，这个分支的比是10的负4次方至10的负6次方数量级。后来报告人给出的结果，果然如于敏所估计的。
于敏平时讲话语速很慢，话也不多，惟一一次和人拍桌子，还是为科学真理起争执。1970年，白色恐怖笼罩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驻基地的军管会将包括技术事故在内的三件事定为“三大反革命事件”。在一次会上，于敏终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你们就是把我抓起来，我也绝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
“如果当时他说一句假话，整个氢弹科研方向、路线将全部改变。”胡思得院士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幕仍心有余悸，“做科研首先要诚实，否则对不起科学，对不起真理，这是老于教会我们的。”
这位大物理学家，专业之外最大的爱好，是喜爱中国历史、古典文学、京剧和桥牌。儿子于辛说，“父亲受传统文化熏陶很深，最崇拜诸葛亮和岳飞。诸葛亮的‘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是父亲的座右铭。记忆中，小时难得见到父亲。现在他没那么忙了，一句句教孙儿《满江红》。”有人曾称他为诸葛亮式的人物，于敏说：“我比诸葛亮差远了，我只是萤火之光，怎能与皓月争辉。”
诸葛亮，是于敏心中的完人，那句“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常被老先生提起。而在报效祖国之外的于敏，有诸多憾事。于敏最常念叨的，就是几年前因心脏病去世的爱人孙玉芹。“她喜欢旅游，但她不放心我的身体，她时间都花在我身上了，觉得很对不起她。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于敏念叨着元稹的这两句诗，要送给离去的爱人。
虽然于敏爱诗，但甚少写诗。他曾以一首《抒怀》为题的七言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