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弃妇诗多为被男人所抛弃的妇女们所作，内容多为她们自己的生活遭遇及情感经历，皆为哀矜恻怛之辞。据程俊英、华锋等前贤研究的成果可知：它们主要分布在《国风》和《小雅》中，它们是：《召南·鹊巢》、《召南·江有祀》、《邶风·日月》、《邶风·终风》、《·谷风》、《卫风·氓》、《王风·中谷有》、《郑风·遵大路》、《小雅·我行其野》、《小雅·谷风》、《小雅·小弁》、《小雅·白华》，共12篇。
　　当我们读着这些弃妇诗时，无不为它们凄楚哀婉的调子所打动，从心底里同情弃妇的不幸遭遇。在这12篇的弃妇诗中，除了共同的痛苦悲哀心态外，弃妇们由于自己不同的个性也展示出迥然不同的心态：有的敢于将批判的锋芒直指负心汉，控诉其“二三其德”“德音无良”的丑恶行为，如《卫风·氓》、《邶风·日月》、《小雅·谷风》、《小雅·我行其野》等；有的却是在无边的痛恨中却依旧割舍不了对丈夫的爱，显得徘徊不定矛盾异常，如《召南·江有汜》、《邶风·谷风》、《邶风·终风》、《郑风·遵大路》等；有的则是感叹自身的命运坎坷，自哀自艾，如《小雅·小弁》等。她们虽然心态不同，却同是父权社会最早的牺牲品，她们的哀歌唱出了几千年来女性的悲哀，具有极大的思想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我国早期妇女生活状态，促进当今女性更快地解放自己，也不无裨益。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和，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易卜生的‘娜拉’明白这一点，她决定在作一个贤妻良母之前，要先作一个完整的人。夫妻不应被看作一个单位，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细胞；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可以独立自由发展，然后两样能适应社会的两个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联合，男女的结合才能建立在互相认清对方的自由之上。”^①这段话告诉我们：爱情首先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中，其次应建立在两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才会坚实可靠美满幸福。而当我们回头来审视弃妇们的生存环境发现，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为她们提供争取自由平等的爱情，做具有独立人格可能。
　　首先，她们被隔绝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外，只能以家庭为生活中心。当然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的发展，男人生理方面的优势渐显，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母权社会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②而且，周代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妇女参与政事，《尚书·牧誓》中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周易》“家人”卦中反映男女分工的观念，认为妇女“无攸，在中馈，便贞吉”。《小雅·斯干》更形象地表述了男女自出生之日便有“弄璋”和“弄瓦”的区别对待，“弄璋”是要他参与政事，而“弄瓦”则是她习练纺锤之事。于是，女子的活动范围便只能局限于家庭之内，她们只能如《邶风·谷风》《卫风·氓》《小雅·谷风》中所描述的那样辛勤劳作，谨守妇德妇功，料理好一切家务，还使家庭经济状况由贫穷转向富裕。如果她们不被抛弃，可能会理所当然安于这种生活，为丈夫、为家庭为孩子而付出自己的全部也无怨无悔，因为至少她们还认为自己是幸福的，因为有所凭依。虽然有所凭依，但是无论是生理上还是精神上，都让她们付出了很多，但是她们却因为心有所牵，虽苦亦乐，安于现状，不会发出如此悲怆之音。
　　其次，即使在留给她们的最后一片天地---家庭内，她们也毫无地位，处处受制于男人，没有形成独立自由的人格的可能性。《礼记》中记载：“妇人，从人者。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一生都处于男子的支配之下。《礼记》中还讲到女子出嫁前在祖庙接受“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教育，而这些教育却是培养她们温顺忠贞忍耐从属的性格，使其失去独立的人格。而且婚姻的缔结也不是因为男女两性在爱情基础的自然结合，而是与家世利益密切相关。《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一旦这种家世利益得不到某种满足，男子做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妇女弃逐出门。《大戴礼·本命》中记有：“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为男子休妻提供了诸多的理由和借口。据孔慧云^③考证认为《诗经》弃妇诗中有一定数量的女子就是因为无子被弃。
　　再次，人类男女两性的差异不仅受男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左右，而且也是一种生物因素的体现。从生物学方面来看雄性或男性往往有多配偶倾向；雌性或女性则羞怯矜持，性活动倾向专一，对配偶的选择性强。所以，一般来说，女性一旦爱上某人，她们的爱情比男性持久专一，而男性则完全相反，他们很少会视爱情为生命，而且常常喜新厌旧，即使妻子完全没有违反封建伦理要求，他们也会找各种借口将她们抛弃。
　　这样一来，女性被抛弃之后，几乎无立足之境，所有可资凭依的东西——事业、家庭，都被抽走，一无所有，陷入了迷茫虚空之境，无怪乎她们要发出如此哀矜恻怛之辞。
　　研究者（孔慧云、李中耀④等）都曾注意到弃妇诗展示内心世界的一面，李先生认为弃妇诗中的5篇“对内心的展示、性格的刻画，基本都是孤立的，未能自觉地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氓》中稍有联系，也是间接的、不自觉的）”；而孔女士则认为：思妇诗表现的是“忘我”，而弃妇则于孤独中发现了“自我”。他俩说的无疑都是事实：正是因为女性与社会环境隔绝，她们被抛弃时，当然就只能局限于个人悲苦遭遇和情感的自然倾诉，而无暇也不能与社会环境联系；因为被抛弃，一贫如洗，只有在孤独中发现了自我，即使发现了自我，也只是显示了女性被逼入绝境中，被迫产生了觉醒意识的萌芽。但她们仍旧不免会被那个男权至上的霸道社会所吞噬。因为如果不铲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如果女性不获得独立的人格，女性的幸福也就不复存在。
　　
　　参考文献：
　　［1］［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中译本），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版第257页。
　　［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3］孔慧云《<诗经>中的思妇、弃妇及其诗作特色》，《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二期。
　　［4］李中耀《从<诗经>五篇弃妇诗看内心展示与个性刻》，《新疆师大学报》（哲社）1992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