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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回顾了北洋军阀时期江西联省自治运动的发展过程，并对其作了简要的总结和评析，希望为我们当今的宪政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联省自治 省宪
二十世纪初曾经席卷中国的各省自治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江西。江西自治运动虽没有湖南、浙江那么深入，有“省宪”这样的标志性成果出台，但也别有一番特色。
一、江西自治运动概述
江西早期便积极响应并参与自治运动。自1920年下半年自治运动勃兴以来，旅居北京的赣籍缙绅士商便组织起以“赣人治赣”为宗旨的江西旅京同乡会。同年10月，湖北、江苏两省在北京发起组织各省自治联合会，江西旅京同乡会立即派员报到，成为该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1920年11月，上海成立14省自治同志会，江西又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争取自治权的驱戚拒丁运动。戚扬是北洋政府在江西的代理人，丁乃扬也曾供职江西，二人都是久著劣迹的反动官僚，自然是江西民众争取自治斗争的锋芒所向。1920年11月21日，江西旅京同乡会的八名代表前往北京政府请愿，要求罢免江西省长戚扬，并拒绝丁乃扬继任。此后，江西旅沪同乡会、上海赣事商榷会及旅居外省的其它团体和个人，纷纷发表通电或举行集会以示声援。江西自治运动在旅居外省的缙绅士商的推动下大幕开启。在外力的影响下，省内各界也积极动作起来。其中，第二届江西省议会更是省内自治运动的中坚力量。1920年2月初，省议会会员邱玉麟拟定了一份江西自治法草案，交省议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12月中旬，省议会自治委员会就该项议案多次召开讨论会，议定江西省自治法草案应包括总纲、任免、省议会、省公署、省参事等八个部份。1920年12月19日，省议会讨论通过了弹劾戚扬和省长民选、赣人长赣两项重要议案。在江西省内省外自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于1921年2月21日下令免去戚扬江西省长职务。丁乃扬也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不敢往赴任职。江西资产阶级领导民众取得的驱戚拒丁的胜利是江西自治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戚扬撤免后，北洋政府任命赵从蕃为江西省长。赵系江西南丰人，时任浙江盐运使，其从政官声尚可，符合江西缙绅士商赣贤长赣、赣省自治的策略，因此各界对赵表示欢迎。
陈光远对江西自治运动的破坏。陈系老牌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归附直系，后被冯国璋调任江西督军。出于维护自己的地盘、建立独裁小王国的考虑，陈对江西风起云涌的自治运动非常反感和恐惧。开始是组织所谓官绅俱乐部，拉拢、收买、分化、瓦解各界人士。待江西省议会通过弹劾戚扬和民选省长两项重头议案后，陈便公然以武力镇压相威胁。随后，陈还指使部下将赵从蕃挡在九江，使其不能进入南昌而只好称病辞职。同时，陈向北京政府施压，迫使其改任自己的亲信杨庆鉴为江西省长。杨庆鉴上台自然激起了江西各界的强烈反对，在这场新的驱杨斗争中，旅京的赣籍各组织及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集会、示威、请愿、发电报，等等。在陈光远的武力保护下，杨庆鉴最后还是登上了省长宝座。其后，他们便狼狈为奸，并操纵第三届江西省议会的选举。至此，江西自治运动进入低潮期。
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对江西自治的推动作用。192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北伐军宣布：光复江西后，将赞助江西民众自治。这极大刺激了正处于低潮的江西自治运动，作为运动领导者的资产阶级直接将斗争的锋芒指向陈光远，响亮喊出了打倒陈光远的口号。在江西民众人力、财力、物力、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进展神速，陈光远兵败如山倒。
丰硕的理论成果。陈光远败逃后，摆脱了陈控制的第三届江西省议会讨论并通过了《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提出在实现省自治之前，先实行县、市自治，并在“每一道区先行试办一县，为县长民选之先声”。该议案甫一问世，便引得士民雀跃，一片赞叹。（1）另外，旅沪赣民孙镜亚草拟了一份《江西民治计划提议案》，提出了赣贤长赣，民选县长，以及由民选代表组成省民建设会议，以制定省宪等主张。（2）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迅速组织江西自治政府，省长由省公民会选举，省务院实行合议制。该大纲与辛亥革命时各省临时约法性质相同，其内容与湖南、浙江两省宪法也比较接近，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色彩。（3）
蔡成勋入赣与江西自治运动的再度沉沦。正当江西自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北洋政府命蔡成勋率师入赣，以重新确立并加强北洋军阀在江西的反动统治。广东革命军队也因内乱而全师退出江西，失去坚强后盾的江西自治运动又变得前途凶险起来。与之前的驱戚、拒丁、驱杨一样，江西各界对北洋反动势力的代表蔡成勋自然也是百般排拒。省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纷纷发表通电、请愿、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声此起彼伏。甚至有激进人士议决组织暗杀蔡氏及其帮凶。还有一支学生青年军直接参加北伐军队对北洋军队的作战。但这些抗争终究架不住蔡氏的刺刀。蔡成勋在成功运作曹锟、吴佩孚保举其为江西督军后，还阴谋自兼省长。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蔡氏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他还是帮其亲信李廷玉攫取了省长高位。面对蔡成勋在江西的专制独裁，江西民众的反抗日甚一日。在这场远甚以前的大较量中，李廷玉被赶下台，而蔡成勋则继续依仗其武力在江西威福自专，江西自治运动再度沉沦。
二、江西自治运动评析
1、江西自治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资产阶级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自清末以来，资产阶级便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一般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受过较好的教育，对西方列国的繁荣昌盛衷心地向往，对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迫切地希望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文化及科技成果。他们当中，不乏志洁行芳的高士，不乏才能卓异的能人，不乏长于抽象思维的理论家，不乏善于实际操作的实干家，不乏通今博古、学奄中西的大儒。自清末以降，起初唱主角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梁主导的百日维新、君主立宪影响甚巨。其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黄等成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帝制。对于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深层次的成果——联邦制，众多资产阶级人士满心艳羡，热衷于将其加之于中国。资产阶级两派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由分野而合流的局面。在江西自治运动中，资产阶级无不冲锋在前，发通电、提议案、组织团体、动员民众，等等，称之为自治运动的领导阶级当无疑义。而这其中，旅居外省尤其是北京、上海的赣籍人士的作用又略胜一筹，如万兆芝、徐宝璜、魏斯灵、孙镜亚等。
军阀是江西自治运动的重要障碍。军阀参政、军阀干政、军阀执政是近现代中国不可回避的现象。军阀大多粗犷少文，热衷于专制独裁，对民主、自由、共和、分权等西方泊来品缺乏正确的理解和由衷的敬意。他们也谈这些，但大多是对舆论的欺骗、对时尚的追捧以及政治手腕的运用。军阀中或许有一两个另类，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史载其为官清廉，军纪严明，但这丝毫无改军阀反动的整体属性。与那些全国性的大军阀以及长期盘踞一省的小军阀相比，江西的陈光远、蔡成勋要弱势得多，他们甚至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军阀。即便如此，陈、蔡辈往往只须调用一个师的军队就能将看似红红火火的自治运动消弭于无形，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自治运动之孱弱可见一斑。各省自治必然要还政于民，必然要最大程度地彰显民权，受损最多的当然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的心有不甘以及诸多阻挠自在意料之中。大小军阀也口口声声谈自治，但这只是他们或扩充地盘或保存实力的借口，是他们随时可用又随时可弃的遮羞布，是他们足以蛊惑人心却从未真正在意的政治台词。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所以统一派的军阀最忌联治，联治派的军阀最忌统一。换言之，为帝者不愿众健为王，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或则为帝不成而思王，为王不愿而思帝，完全成为军阀间的一种斗剧。（4）
广大民众是江西自治运动的根本性力量维系。任何一项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旦脱离了民众的支持，便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妄言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辛亥之后各省自治、再联省自治作为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救国方案，在当时的中国也未尝不可一试，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具备一定素质的民众的广泛参与。江西自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重要一点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广大民众；而之所以未能取得最终的彻底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民众缺少实质性的参与。
2、江西自治运动的意义、经验和教训。
软弱的资产阶级难以担负领导运动取得彻底胜利的重任。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通病，而江西的资产阶级表现得尤为充分。据记载：“1900年以前，江西仅有近代工业10家，其中外国资本6家，官办和商办各占2家。在1900年至1918年的18年间，江西拥有近代企业200余家，而其中绝大部分都为外国资本和地方官僚买办所控制，民族资本所占的比重很小。”（5）经济地位的先天不足，对西方先进政治法律文明的似懂非懂，与广大民众的若即若离，资产阶级作为运动的领导阶级实在是难言称职。在近现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无愧于时代精英的称号，引领民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胜利，足以载入史册。但是，总体而言，资产阶级所交付的答卷是不合格的。惨痛的事实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担负领导民众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开创新局面，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江西自治运动极大地宣传了民主和自由，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素养。正如前文所述，这样一场运动有赖于具备一定文化、法律、道德素养的民众的广泛参与，而这在当时的中国，当时的江西简直是一种奢望。“识文断字者百无一人”，遑论对民主、自由、共和、宪政、分权这些陌生的词汇进行深刻的体味和扎实的践行了。其实，当代的中国又何尝不面临这样的难题呢？当我们进行村委会、居委会选举，进行乡镇长直选，进行县长海选，试图将种种宪政理念落到实处时，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家族势力横加干扰、黑恶势力横行不法、广大选民冷漠以对甚至沦为贿选工具这样的尴尬局面。有些东西是可以跳跃式发展的，但也有些东西却走不得半点捷径。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也有许多东西是作为宪政建设的对立面存在的，如官本位，权力崇拜，又如关系网，裙带风。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建设宪政、还政于民、分权于下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套而又崭新的话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素质，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显示了广大民众的力量。自治运动中，民众要自治，要执政，其主要敌人自然是把持政局的封建军阀。他们对人民群众向来是蔑视的，践踏、虐待、侮辱时而有之。广大民众争民主、要自由的热情不可遏抑地迸发出来，双方的较量在所难免。在江西自治运动中，民众与封建军阀代表人物的斗争就从没间断过。虽然是双方互有胜负，虽然民众并非最后的胜利者，但是向不可一世的反动势力充分展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坚定了后来者的必胜信心。
运动催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在江西自治运动的过程中，相继产生了一批理论成果，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省议会讨论通过这一步。1920年12月中旬，江西省自治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法草案》；1922年4月，第三届江西省议会讨论并通过了《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1922年6月，旅沪赣民孙镜亚草拟了一份《江西民治计划提议案》；1922年6月中旬，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并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在上海，旅沪赣籍人士创办了《新江西月刊》，在北京则有《赣治周报》。这些成果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但仍不失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 释：
（1）《申报》，1922年4月3日，1922年4月5日，转引自林颂华：《五四时期江西自治运动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月。
（2）（3）（5）林颂华：《五四时期江西自治运动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月。
（4）《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载《向导周报》，1922年9月20日。
责任编辑 晏蔚青
[关键词] 联省自治 省宪
二十世纪初曾经席卷中国的各省自治浪潮，不可避免地波及江西。江西自治运动虽没有湖南、浙江那么深入，有“省宪”这样的标志性成果出台，但也别有一番特色。
一、江西自治运动概述
江西早期便积极响应并参与自治运动。自1920年下半年自治运动勃兴以来，旅居北京的赣籍缙绅士商便组织起以“赣人治赣”为宗旨的江西旅京同乡会。同年10月，湖北、江苏两省在北京发起组织各省自治联合会，江西旅京同乡会立即派员报到，成为该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1920年11月，上海成立14省自治同志会，江西又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争取自治权的驱戚拒丁运动。戚扬是北洋政府在江西的代理人，丁乃扬也曾供职江西，二人都是久著劣迹的反动官僚，自然是江西民众争取自治斗争的锋芒所向。1920年11月21日，江西旅京同乡会的八名代表前往北京政府请愿，要求罢免江西省长戚扬，并拒绝丁乃扬继任。此后，江西旅沪同乡会、上海赣事商榷会及旅居外省的其它团体和个人，纷纷发表通电或举行集会以示声援。江西自治运动在旅居外省的缙绅士商的推动下大幕开启。在外力的影响下，省内各界也积极动作起来。其中，第二届江西省议会更是省内自治运动的中坚力量。1920年2月初，省议会会员邱玉麟拟定了一份江西自治法草案，交省议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12月中旬，省议会自治委员会就该项议案多次召开讨论会，议定江西省自治法草案应包括总纲、任免、省议会、省公署、省参事等八个部份。1920年12月19日，省议会讨论通过了弹劾戚扬和省长民选、赣人长赣两项重要议案。在江西省内省外自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于1921年2月21日下令免去戚扬江西省长职务。丁乃扬也因民众的强烈反对而不敢往赴任职。江西资产阶级领导民众取得的驱戚拒丁的胜利是江西自治运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戚扬撤免后，北洋政府任命赵从蕃为江西省长。赵系江西南丰人，时任浙江盐运使，其从政官声尚可，符合江西缙绅士商赣贤长赣、赣省自治的策略，因此各界对赵表示欢迎。
陈光远对江西自治运动的破坏。陈系老牌北洋军阀，在袁世凯死后归附直系，后被冯国璋调任江西督军。出于维护自己的地盘、建立独裁小王国的考虑，陈对江西风起云涌的自治运动非常反感和恐惧。开始是组织所谓官绅俱乐部，拉拢、收买、分化、瓦解各界人士。待江西省议会通过弹劾戚扬和民选省长两项重头议案后，陈便公然以武力镇压相威胁。随后，陈还指使部下将赵从蕃挡在九江，使其不能进入南昌而只好称病辞职。同时，陈向北京政府施压，迫使其改任自己的亲信杨庆鉴为江西省长。杨庆鉴上台自然激起了江西各界的强烈反对，在这场新的驱杨斗争中，旅京的赣籍各组织及个人表现得尤为出色，集会、示威、请愿、发电报，等等。在陈光远的武力保护下，杨庆鉴最后还是登上了省长宝座。其后，他们便狼狈为奸，并操纵第三届江西省议会的选举。至此，江西自治运动进入低潮期。
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对江西自治的推动作用。1921年4月，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北伐军宣布：光复江西后，将赞助江西民众自治。这极大刺激了正处于低潮的江西自治运动，作为运动领导者的资产阶级直接将斗争的锋芒指向陈光远，响亮喊出了打倒陈光远的口号。在江西民众人力、财力、物力、舆论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进展神速，陈光远兵败如山倒。
丰硕的理论成果。陈光远败逃后，摆脱了陈控制的第三届江西省议会讨论并通过了《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提出在实现省自治之前，先实行县、市自治，并在“每一道区先行试办一县，为县长民选之先声”。该议案甫一问世，便引得士民雀跃，一片赞叹。（1）另外，旅沪赣民孙镜亚草拟了一份《江西民治计划提议案》，提出了赣贤长赣，民选县长，以及由民选代表组成省民建设会议，以制定省宪等主张。（2）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决定迅速组织江西自治政府，省长由省公民会选举，省务院实行合议制。该大纲与辛亥革命时各省临时约法性质相同，其内容与湖南、浙江两省宪法也比较接近，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色彩。（3）
蔡成勋入赣与江西自治运动的再度沉沦。正当江西自治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北洋政府命蔡成勋率师入赣，以重新确立并加强北洋军阀在江西的反动统治。广东革命军队也因内乱而全师退出江西，失去坚强后盾的江西自治运动又变得前途凶险起来。与之前的驱戚、拒丁、驱杨一样，江西各界对北洋反动势力的代表蔡成勋自然也是百般排拒。省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纷纷发表通电、请愿、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声此起彼伏。甚至有激进人士议决组织暗杀蔡氏及其帮凶。还有一支学生青年军直接参加北伐军队对北洋军队的作战。但这些抗争终究架不住蔡氏的刺刀。蔡成勋在成功运作曹锟、吴佩孚保举其为江西督军后，还阴谋自兼省长。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蔡氏的阴谋没有得逞，但他还是帮其亲信李廷玉攫取了省长高位。面对蔡成勋在江西的专制独裁，江西民众的反抗日甚一日。在这场远甚以前的大较量中，李廷玉被赶下台，而蔡成勋则继续依仗其武力在江西威福自专，江西自治运动再度沉沦。
二、江西自治运动评析
1、江西自治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资产阶级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自清末以来，资产阶级便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他们一般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受过较好的教育，对西方列国的繁荣昌盛衷心地向往，对中国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迫切地希望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的政治、法律文化及科技成果。他们当中，不乏志洁行芳的高士，不乏才能卓异的能人，不乏长于抽象思维的理论家，不乏善于实际操作的实干家，不乏通今博古、学奄中西的大儒。自清末以降，起初唱主角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梁主导的百日维新、君主立宪影响甚巨。其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孙、黄等成功结束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帝制。对于西方政治法律文化中深层次的成果——联邦制，众多资产阶级人士满心艳羡，热衷于将其加之于中国。资产阶级两派在对待这一问题上出现了由分野而合流的局面。在江西自治运动中，资产阶级无不冲锋在前，发通电、提议案、组织团体、动员民众，等等，称之为自治运动的领导阶级当无疑义。而这其中，旅居外省尤其是北京、上海的赣籍人士的作用又略胜一筹，如万兆芝、徐宝璜、魏斯灵、孙镜亚等。
军阀是江西自治运动的重要障碍。军阀参政、军阀干政、军阀执政是近现代中国不可回避的现象。军阀大多粗犷少文，热衷于专制独裁，对民主、自由、共和、分权等西方泊来品缺乏正确的理解和由衷的敬意。他们也谈这些，但大多是对舆论的欺骗、对时尚的追捧以及政治手腕的运用。军阀中或许有一两个另类，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史载其为官清廉，军纪严明，但这丝毫无改军阀反动的整体属性。与那些全国性的大军阀以及长期盘踞一省的小军阀相比，江西的陈光远、蔡成勋要弱势得多，他们甚至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军阀。即便如此，陈、蔡辈往往只须调用一个师的军队就能将看似红红火火的自治运动消弭于无形，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自治运动之孱弱可见一斑。各省自治必然要还政于民，必然要最大程度地彰显民权，受损最多的当然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的心有不甘以及诸多阻挠自在意料之中。大小军阀也口口声声谈自治，但这只是他们或扩充地盘或保存实力的借口，是他们随时可用又随时可弃的遮羞布，是他们足以蛊惑人心却从未真正在意的政治台词。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所以统一派的军阀最忌联治，联治派的军阀最忌统一。换言之，为帝者不愿众健为王，为王者不愿奉人为帝，或则为帝不成而思王，为王不愿而思帝，完全成为军阀间的一种斗剧。（4）
广大民众是江西自治运动的根本性力量维系。任何一项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旦脱离了民众的支持，便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妄言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辛亥之后各省自治、再联省自治作为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救国方案，在当时的中国也未尝不可一试，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具备一定素质的民众的广泛参与。江西自治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重要一点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广大民众；而之所以未能取得最终的彻底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大民众缺少实质性的参与。
2、江西自治运动的意义、经验和教训。
软弱的资产阶级难以担负领导运动取得彻底胜利的重任。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通病，而江西的资产阶级表现得尤为充分。据记载：“1900年以前，江西仅有近代工业10家，其中外国资本6家，官办和商办各占2家。在1900年至1918年的18年间，江西拥有近代企业200余家，而其中绝大部分都为外国资本和地方官僚买办所控制，民族资本所占的比重很小。”（5）经济地位的先天不足，对西方先进政治法律文明的似懂非懂，与广大民众的若即若离，资产阶级作为运动的领导阶级实在是难言称职。在近现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无愧于时代精英的称号，引领民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反帝、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胜利，足以载入史册。但是，总体而言，资产阶级所交付的答卷是不合格的。惨痛的事实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被人们寄予厚望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能力担负领导民众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开创新局面，建设新中国的重任？
江西自治运动极大地宣传了民主和自由，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素养。正如前文所述，这样一场运动有赖于具备一定文化、法律、道德素养的民众的广泛参与，而这在当时的中国，当时的江西简直是一种奢望。“识文断字者百无一人”，遑论对民主、自由、共和、宪政、分权这些陌生的词汇进行深刻的体味和扎实的践行了。其实，当代的中国又何尝不面临这样的难题呢？当我们进行村委会、居委会选举，进行乡镇长直选，进行县长海选，试图将种种宪政理念落到实处时，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家族势力横加干扰、黑恶势力横行不法、广大选民冷漠以对甚至沦为贿选工具这样的尴尬局面。有些东西是可以跳跃式发展的，但也有些东西却走不得半点捷径。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也有许多东西是作为宪政建设的对立面存在的，如官本位，权力崇拜，又如关系网，裙带风。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建设宪政、还政于民、分权于下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套而又崭新的话题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素质，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显示了广大民众的力量。自治运动中，民众要自治，要执政，其主要敌人自然是把持政局的封建军阀。他们对人民群众向来是蔑视的，践踏、虐待、侮辱时而有之。广大民众争民主、要自由的热情不可遏抑地迸发出来，双方的较量在所难免。在江西自治运动中，民众与封建军阀代表人物的斗争就从没间断过。虽然是双方互有胜负，虽然民众并非最后的胜利者，但是向不可一世的反动势力充分展示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坚定了后来者的必胜信心。
运动催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在江西自治运动的过程中，相继产生了一批理论成果，有的甚至已经到了省议会讨论通过这一步。1920年12月中旬，江西省自治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法草案》；1922年4月，第三届江西省议会讨论并通过了《赣省议会之县自治案》；1922年6月，旅沪赣民孙镜亚草拟了一份《江西民治计划提议案》；1922年6月中旬，旅沪赣民自治促进会讨论并通过了《江西省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在上海，旅沪赣籍人士创办了《新江西月刊》，在北京则有《赣治周报》。这些成果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尽如人意，但仍不失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 释：
（1）《申报》，1922年4月3日，1922年4月5日，转引自林颂华：《五四时期江西自治运动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月。
（2）（3）（5）林颂华：《五四时期江西自治运动初探》，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月。
（4）《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载《向导周报》，1922年9月20日。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