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曾使很多没有机会读书的年轻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一时间上大学就等于成才的观念悄然兴起。那时，匮乏的教育资源、紧缺的教育机会强化了这种概念——改变命运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上大学。
　　那个时代，尽管图书馆不多，书籍也很少，但喜欢读书的人却非常多；在校大学生不仅读书刻苦，而且极富创造性：北京电影学院拍出了史无前例的学生作品《青春》，之后的毕业生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影坛盛事，连续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各项大奖；那时的中文系大一学生卢新华写出了小说《伤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可以说，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充满了革新与创造。
　　上个世纪90年代，笔者曾遇到马来西亚教育总督学、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校长郑明泮，这个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对中国的北大、清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调查和统计，他认为北大、清华是全世界最难考的大学。然而，令他更惊讶的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医学生走遍穷山僻壤为工农大众看病，在山乡的炕头上，用简陋的消毒方式为老乡做大医院才能做的大手术。他说，这才是高山仰止的医术，这才是世界上最精彩的大学。
　　大学的精彩之处在于“实践出真知”的教学理念，在于“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的教育宗旨，在于表里如一，教学相长的实践和效果。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平凡的劳动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自己，微薄的能力在力所能及的努力中一点点增加着经验和才干。没有忧虑和郁闷，没有勾心斗角的内耗，更没有学校名次的等级之分。
　　然而，在教育普及的今天，校园里少了无私奉献的青春激情，多了个人得失的斤斤计较，相对稀缺的名校成为时代追逐的目标。其实能上名校并不是成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条件，只能说明高中阶段的学习比较刻苦，具有了一定的学力。但是，这个学力，同时代不同学校的学生相差并不太大。
　　适应社会需要各方面的历练。当年的我们，特别不缺乏这些社会经验，因为上大学之前，尤其是“老三届”，已经有多年工龄了。好的社会经验加上大学的深入学习，自然能成大器。
　　现在的中国高校如云，教育内容却相差无几，偏偏缺少了成才的土壤——社会实践、社会经验和有境界的理想，许多学生还养成了“只说不做”的懒毛病。
　　我们不回避名校有比普通高校丰富得多的教育资源，但是敢于实践、敢于摸索、大胆创造，不也是普通高校学生的成才之路吗？读书在精，在运用；有志气的学生必然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