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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实施，是加快推进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分析了高校“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重视本科教育的重要性，并结合中国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的紧迫性和面临的现实困境，对“双万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希望为“双万计划”的有效推进并实现“双万计划”的建设目标提供借鉴。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
2018年9月1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强调“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总体目标是“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在“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部分明确提出：“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的‘四梁八柱’。以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为目标，建设1 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1 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引领支撑高水平本科教育。‘双一流’高校要率先建成一流专业，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结合办学特色努力建设一流专业。”[1]
2019年“双万计划”正式实施。经过两轮评审，目前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已经达到139个（其中，中央赛道63个，地方赛道76个）。按照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未来将评选206个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这就意味着第一轮第三批还将评选67个左右的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这些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遴选获批，既是对目前中国高校金融学专业点建设水平的一次总体评估，也为全国各高校金融学专业努力建设国家级一流专业提供了示范。本文希望通过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深入思考，为“双万计划”的实施尤其是加快推进中国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一、重视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高等教育功能的演化，有据表明，以“书院”的方式培养人才（且至今还在发挥培养人才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从中国古代的岳麓书院开始（公元976年）的，以“大学”名义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始（公元1088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近千年来，无论是早期的“书院”或者“大学”，培养人才就是其非常明确而崇高的职责。同时，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紧密的联系与互动。自1810年德国洪堡大学提出大学应该担负“科学研究”的使命，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倡导大学还应该有“服务社会”的职能以来，大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衍生职能。这些衍生的职能，逐渐掩盖了高等教育最本质的功能，以至于大学越来越偏离它最初的办学宗旨——培养人才。
关于这一点，站在全球视野来看，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高校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目前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判断和评价并不是基于其本科教育做出的。尤其是国内一些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真正反映本科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指标很少，主要是以拥有院士、“千人”“杰青”“长江”等数量和声誉方面的指标来反映一所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科研成果、教师队伍学术水平。这至少说明，大学排行榜中的一流大学，并不都以一流本科教育为基础。正如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學者所言，我们难以看到一流本科教育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贡献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在现实中，美国虽然是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多的国家，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也出现了忽视了本科教育的情况。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98年发布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博耶报告）和2001年发布的《重塑本科教育：博耶报告三年回顾》，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事实揭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忽视本科教育的情况[2]。
站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当下，一流本科教育之所以被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追赶世界一流的过程中，过于关注能够量化的科研产出，而对于注重内涵的本科教育有所忽视。尤其是从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化教育之后，全社会对高等教育弱化人才培养基本职能的担忧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调整，从“985工程”“211工程”到“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偏重相应的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建设学科;对于身份固化与等级化的担忧使很多没有入选或根本没有机会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校产生一种焦灼感。为了缓解学校发展的焦虑，迫切需要通过某种官方认可的重点建设项目加入到“双一流”建设中。正如有的大学校长所言：“对于尚未入选或是差距较大的高校来说，一流专业建设是实现‘双一流’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一所高校可能没有入选‘双一流’，但却拥有一个或多个有特色且水平不错的专业，这就是机会：一个通过一流专业建设迈向‘双一流’的机会。当高校将专业建设放在与‘双一流’建设同等高度，必将极大促进各类高校的特色发展，从而促使更多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脱颖而出”[3]。
近年来，“双一流”建设的引领与示范作用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对于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赋予了“一流本科教育”作为“双一流”建设重要任务的政策合法性。一旦“一流本科教育”被确定为“双一流”建设的政策目标，按照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从一流本科教育到一流本科专业，再到一流课程、一流教材、一流教学团队……就成为一流本科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相关政策实现了从强调“本科教学”到强调“本科教育”的转变，目的就在于防止在“双一流”建设中对本科教育的忽视和冲击，纠正和避免高校办学指导思想上强调“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变成事实上的以“科研为中心”，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同时还要避免对“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原则的误解。
二、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的紧迫性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4]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应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来看今天的金融专业人才该如何培养。现在的金融学专业学生在未来二三十年会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国际金融治理的中流砥柱。届时，中国的发展建设、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所依赖的都是他们的专业素养与能力表现。从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才、中国会处于一个怎样的国际地位来看，我认为，今天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打开视野，要培养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专业人才。这是新时代一流金融学类本科教育的最重要特征，只有具备这一条件，所培养出来的金融人才才有自信站在国际舞台上。
站在金融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5]。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金融工作、稳定金融运行，既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专门人才。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才能有效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建设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高校应该发挥主渠道作用。
站在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与金融科技创新的现实背景来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人才高端化，交易和监管技术化，产品复杂化，方法工程化。金融市场业务已经成为经济学、管理学、投资学、工程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的大拼盘。因此，我们不能再把金融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要在专业综合改革上摆脱学科之间的条块分割，打破固有的宏观金融、微观金融的泾渭分明，以“新文科”建设的新视角重新打造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的新框架。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人类社会从金融信息化进入金融智能化新时代，金融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联系更加紧密，仅仅按照单一的金融专业思维来思考行事，已不适应新时代对复合型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要求。因此，高校金融学专业教育要有开拓意识，不断拓宽视野，善于发掘金融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交叉点，大力培养复合型高素质金融人才。比如，可以通过开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相关课程，使学生更好了解科技对金融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设置金融科技新专业，以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未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创新培养专门人才。
三、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面临的障碍
在国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金融学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的。比如在英国的本科教育体系中，有Accounting & Finance方向，但它属于商科范畴。国外高校与金融相关的本科专业大多在商学院开设，因此几乎见不到Finance School这样的院系设置。
目前国内的“金融学”教学内容实际对应着国外高等院校不同学科的不同领域。比如，国内早期金融学教育主要是货币金融学和国际金融学，对应国外高等教育的货币经济学（monetary economics），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子方向。目前国内主流的金融学教育除了传统的货币金融和国际金融，还包括公司金融、银行管理、保险精算、金融工程等方向。其中公司金融和银行管理在欧美高校属于商科，保险学可能属于独立的保险学院，也可能属于商科，精算则大多常见于应用数学领域，金融工程则是商科、应用数学和工程学的交叉学科，可能放在商学院，也有可能放在数学学院。
因为国内高等教育各学科发展受苏联影响，在理工文史之间过于泾渭分明，且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长久被划分到“大文科”领域，因此金融学一流专业点建设任务非常复杂，可以说至今并未达成较为统一的认识。相对国外多学科协同建设的“金融学”，中国要建设一流金融学本科专业，既面临各专业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也面临金融学专业建设的特殊性问题。囿于篇幅，本文重点谈谈最关键的问题——本科教学的管理体制问题。
中国本科教育的课程和教学体系一直按照院系行政单位来组织和设计。高校中的院系兼具行政组织和人才培养单位的雙重特性，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张应强先生称之为“单位制”，我称之为“院系所有制”。即，教师队伍以院系为单位组织管理，专业和课程教学资源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实施，办学绩效由学校以院系为单位进行考核，校内各院系之间的资源竞争和发展竞争成为大学内部竞争的常态[6]。
“院系所有制”的组织架构导致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面临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专业课程体系刚性较强，导致“新文科”背景下金融学类新专业（如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等），难以实现跨专业课程的交叉和融合。中国传统的本科教育遵循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的教育模式，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采取即先确定专业后设置课程的方式，直接的结果就是专业的刚性与固化，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课程内容越来越“专”。而国外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往往遵循“通识”教育模式，一般采取由课程到专业的方式，专业成为不同的课程组合，因此专业的灵活性大、适应性强。实际上，高等教育改革这些年来，为了改变专业划分过细、课程内容狭窄的弊端，一些高校往往通过“按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双学位制”“主辅修制”等措施来弥补专业固化的不足。
二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课程结构平层化，导致课程体系设计缺乏科学性。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课程结构基本上是按照“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这种平层叠加方式构建，然后按照课时计划安排分别配置在大学四年的不同学期。平层叠加式的课程结构似乎有很强的逻辑关系。但对于哪些是大学生的基本素养课（国外高校往往通过开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课程来提升学生了解世界、认知社会和认识自己等综合能力），哪些是专业基础课，哪些是专业选修课，其划分和确定的依据是什么？人们往往凭过去的教学经验去理解，并没有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分析，导致传统的专业课程结构几十年不变，新的专业课程几张皮简单相加。
三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教师身份固化，导致学生课程学习缺乏自主选择性。高校往往在院系范围内，根据本院系教师的专业特长与知识结构，由专业教师团队设计和设置模块课程，而不是真正按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和设置课程;为了管理方便，开课教师主要是院系本位的，鲜有教师跨院系开设课程。笔者就曾经亲身见证过，为了本院系教师能够达到年度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要求，金融学专业的教师在本院系讲授会计学课程;同样，管理学专业的教师在本院系讲授金融学课程的现象。
四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教师考核量化，导致“因人设课”现象比较突出。我国高校对教师都有教学门数和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要求，为了达到教学工作考核的要求，各院系基本上是根据现有教师能开设哪些课程来安排教学工作量，导致“因人设课”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高校扩招之后，由于教师的短缺，有些高校甚至让一些不适合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开设课程，教师身份的固化也使得院系领导很难在辞退教师上动真格。
由此可见，尽管各高校都在强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也强调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创新，如提倡研究性教学、推行翻转课堂、建设“慕课”（MOOC）等，但忽视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问题始终非常突出。此外，高校按大类招生、培养也没有落实到具体层面。“大类招生”只是现象，“大类培养”才是本质。关键是课程教学内容要在“大类”基础上开设跨院系、跨学科课程，体现交叉综合的优势。尤其是面对具有典型学科交叉属性的金融科技等新专业，如果不采取“大类培养”的方式来推进专业点建设，最终只可能形成“金融+科技”或者“科技+金融”两张皮式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尴尬局面。仅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以及亚洲的一些知名大学（如香港中文大学）所采取淡化专业属性、强化“书院制”大类培养的教育管理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四、一流专业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世界一流高校对于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视，是近年来中国高校大力推进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与借鉴。无论是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启动“新工程教育转型”（Th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NEET）计划，还是2018年哈佛大学再推“通识教育改革”（将原来通识教育计划的“八大领域”改为“4+3+1”的新课程模式，包括4门必修通识课程（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3门分布式课程（Distribution Courses）和1门实证与数学推理课程（Empirical & Mathematical Reasoning））。美国一流高校本科教育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学校为单位推进改革，充分彰显各高校特色;此外，美国一流高校本科教育改革强调本科教育的整体性，一般不会具体到本科专业点。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由中央政府或教育部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大多也是聚焦于大学或学科的层面（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等），很少深入到本科专业点的建设（部分省份有“品牌专业”或“重点专业”的计划）。而此次实施的“双万计划”是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性特征做出的战略决策，绝非政策的失误，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以及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
1.一流专业建设的评价标准与政策导向
由于高等教育界对“什么是一流本科专业”还缺乏共识，此次的一流本科专业点建设只能由行政部门主导，通过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教育部直属高校有组织的申报，先遴选后认证。根据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简称《通知》），“报送专业需具备的条件：专业定位明
确;专业管理规范;改革成效突出;师资力量雄厚;培养质量一流”。这5个条件尽管都非常重要，但由于标准相对模糊，导致实际操作中更多只能靠评审专家的主观评价。在缺乏科学的本科专业评价标准，无法有效识别哪些专业是“一流”本科专业点的情况下，只会助长各高校（尤其是地方赛道的高校）把争创“一流”本科专业点作为学校当前最主要工作任务而忽视长期建设的短视行为。与此同时，由于时间过短（3年）、规模过大（20000个左右），最终只能依赖政府以自身的權威有计划地为部分高校的部分本科专业进行“贴牌”[7]。3年后，即使完成了确定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的建设目标，可能仍然无法真正提高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所以，各高校应该从“重遴选获批”向“重内涵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变，如果不加强专业建设点的内涵建设，很有可能出现遴选上了，但认证没有通过的囧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财政驱动。通常情况下，建设成效与经费的投入成正比。作为地方政府支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标杆”，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开展2017年市属高校一流专业遴选建设的通知》，自2017 年起，将面向市属高校，分批遴选50个左右一流专业进行重点建设。其经费保障部分明确指出：“每个一流专业建设周期为5年，原则上对于理工农医类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支持6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对于其他类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支持3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如果参照北京市教委的标准并考虑其他地方政府及地方高校的实际财力，假设按照到2021年共遴选200个左右的国家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点（每个专业点每年支持2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周期3年），200个左右的省级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点（每个专业点每年支持1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周期3年），中国要建成第一批国家级或者省级一流金融学专业，需要投入近20亿元左右的建设资金，就目前各高校及地方政府的财力而言，显然是无力承担的。
由此可见，此次“双万计划”实施的政策目标更多的是引导各高校按照“四个回归”的基本原则重视本科教育，而不是通过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重点资助加强本科专业建设。在此情况下，“双万计划”实施的现实意义在于遴选而不是增加投入。
2.一流专业教育资源的共享融合与学分互认
就目前已经遴选出来的139个金融学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实际水平而言，客观地讲，水平差异比较大，如果进一步统计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点的情况，可以预料，水平差异更大。值得欣喜的是，無论是“双一流”高校还是地方高校，无论是遴选为国家级一流专业还是省级一流专业，基本上能够反映其金融学专业办学的水平和在全国层面或者省级层面的办学实力，也表明了学校、院系对金融学专业点建设的重视程度。问题是，分批遴选出来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所拥有的相对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实现共享？如果不能共享，那就只能是养在笼子里的“熊猫”，只能是将一流专业建设点的牌子挂在墙上作为对外宣传的素材，这显然与教育部实施“双万计划”、推动中国本科专业教育水平整体提升的初衷相违背。
从金融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实践来看，2019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英文缩写FCAFE）可以看作是推动中国高校优质本科专业教育资源共享的有益尝试。该联盟在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18所国内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点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希望发挥平台的作用，更好地快速实现中国高校金融学专业优质师资资源与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共享：（1）一
般结合，就是通过联盟平台及其相关教育资源网站，将国内优质的金融学教学资源作为课程参考资源推荐给学生;（2）深度结合，就是通过将优质的金融学教学资源嵌入校内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教学资源的一部分;（3）紧密结合，就是通过使用优质的金融学教学资源，用于翻转课堂教学;（4）学分互认，就是学生使用开课学校的优质金融学教学资源，考核通过后取得学分，经学生学籍所在学校认定作为校内学分。
相对而言，前三种方式比较容易操作，而第四种方式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可以及相关高校之间签订学分互认协议才能实质性推动。目前，湖南省教育厅在贯彻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指示精神的过程中，已经将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学分互认作为首批试点。我相信，在政府、高校、学院、教师与学生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国高校一流专业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积累宝贵的经验。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双万计划”实施，是加快推进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符合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但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潮流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基于“双万计划”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能否支撑起我们需要的一流本科教育、能否全面提高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能力，并切实促进一流人才培养？ 这些都值得思考，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尤其是高校教师与广大学生的广泛参与，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引领下，中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Z].2018.
[2] 邬大光.重视本科教育：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J].中国高教研究，2016（6）：5-10.
[3] 廖祥忠，谭笑.“一流专业”群：争创“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J].中国高教研究，2018（9）：43-45.
[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 习近平.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EB/OL].（2017-04-26）[2017-04-2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26/c_1120879349.htm.
[6] 张应强.从政策到行动：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需要面对的关键性问题[J].江苏高教，2019（9）：1-7.
[7] 王建华.关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兼评“双万计划”[J].重庆高教研究，2019（4）：122-128.
[责任编辑：周 杨]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
2018年9月1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强调“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总体目标是“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在“大力推进一流专业建设”部分明确提出：“实施一流专业建设‘双万计划’。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元，是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人才的‘四梁八柱’。以建设面向未来、适应需求、引领发展、理念先进、保障有力的一流专业为目标，建设1 万个国家级一流专业点和1 万个省级一流专业点，引领支撑高水平本科教育。‘双一流’高校要率先建成一流专业，应用型本科高校要结合办学特色努力建设一流专业。”[1]
2019年“双万计划”正式实施。经过两轮评审，目前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已经达到139个（其中，中央赛道63个，地方赛道76个）。按照201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未来将评选206个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这就意味着第一轮第三批还将评选67个左右的金融学类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这些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遴选获批，既是对目前中国高校金融学专业点建设水平的一次总体评估，也为全国各高校金融学专业努力建设国家级一流专业提供了示范。本文希望通过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深入思考，为“双万计划”的实施尤其是加快推进中国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一、重视一流本科教育的重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高等教育功能的演化，有据表明，以“书院”的方式培养人才（且至今还在发挥培养人才功能）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从中国古代的岳麓书院开始（公元976年）的，以“大学”名义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是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开始（公元1088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近千年来，无论是早期的“书院”或者“大学”，培养人才就是其非常明确而崇高的职责。同时，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始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紧密的联系与互动。自1810年德国洪堡大学提出大学应该担负“科学研究”的使命，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倡导大学还应该有“服务社会”的职能以来，大学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衍生职能。这些衍生的职能，逐渐掩盖了高等教育最本质的功能，以至于大学越来越偏离它最初的办学宗旨——培养人才。
关于这一点，站在全球视野来看，不仅仅是中国的大学，即使是目前世界上最知名的高校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目前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判断和评价并不是基于其本科教育做出的。尤其是国内一些大学排行榜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真正反映本科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指标很少，主要是以拥有院士、“千人”“杰青”“长江”等数量和声誉方面的指标来反映一所大学的学科发展水平、科研成果、教师队伍学术水平。这至少说明，大学排行榜中的一流大学，并不都以一流本科教育为基础。正如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學者所言，我们难以看到一流本科教育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贡献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在现实中，美国虽然是拥有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多的国家，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也出现了忽视了本科教育的情况。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98年发布的《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博耶报告）和2001年发布的《重塑本科教育：博耶报告三年回顾》，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事实揭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忽视本科教育的情况[2]。
站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当下，一流本科教育之所以被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追赶世界一流的过程中，过于关注能够量化的科研产出，而对于注重内涵的本科教育有所忽视。尤其是从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化教育之后，全社会对高等教育弱化人才培养基本职能的担忧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调整，从“985工程”“211工程”到“双一流”建设，不可避免偏重相应的重点建设高校和重点建设学科;对于身份固化与等级化的担忧使很多没有入选或根本没有机会入选“双一流”建设名单的高校产生一种焦灼感。为了缓解学校发展的焦虑，迫切需要通过某种官方认可的重点建设项目加入到“双一流”建设中。正如有的大学校长所言：“对于尚未入选或是差距较大的高校来说，一流专业建设是实现‘双一流’的突破口和切入点。一所高校可能没有入选‘双一流’，但却拥有一个或多个有特色且水平不错的专业，这就是机会：一个通过一流专业建设迈向‘双一流’的机会。当高校将专业建设放在与‘双一流’建设同等高度，必将极大促进各类高校的特色发展，从而促使更多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脱颖而出”[3]。
近年来，“双一流”建设的引领与示范作用以及教育管理部门对于高校本科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赋予了“一流本科教育”作为“双一流”建设重要任务的政策合法性。一旦“一流本科教育”被确定为“双一流”建设的政策目标，按照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从一流本科教育到一流本科专业，再到一流课程、一流教材、一流教学团队……就成为一流本科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相关政策实现了从强调“本科教学”到强调“本科教育”的转变，目的就在于防止在“双一流”建设中对本科教育的忽视和冲击，纠正和避免高校办学指导思想上强调“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变成事实上的以“科研为中心”，处理好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同时还要避免对“坚持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原则的误解。
二、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的紧迫性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角度看，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共同为之奋斗的目标。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在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是20岁左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很多人还不到30岁;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很多人还不到60岁。也就是说，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你们和千千万万青年将全过程参与。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当代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空前广阔、梦想成真的前景空前光明，希望大家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4]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应该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来看今天的金融专业人才该如何培养。现在的金融学专业学生在未来二三十年会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与国际金融治理的中流砥柱。届时，中国的发展建设、参与世界竞争的能力，所依赖的都是他们的专业素养与能力表现。从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才、中国会处于一个怎样的国际地位来看，我认为，今天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打开视野，要培养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专业人才。这是新时代一流金融学类本科教育的最重要特征，只有具备这一条件，所培养出来的金融人才才有自信站在国际舞台上。
站在金融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5]。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金融工作、稳定金融运行，既是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以此作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金融业是人才和智力密集的行业，推动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专门人才。有优秀的经营人才队伍，金融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效率才能有效提高;有优秀的监管人才队伍，金融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建设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促进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高校应该发挥主渠道作用。
站在金融业发展的大趋势与金融科技创新的现实背景来看，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特点是人才高端化，交易和监管技术化，产品复杂化，方法工程化。金融市场业务已经成为经济学、管理学、投资学、工程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的大拼盘。因此，我们不能再把金融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要在专业综合改革上摆脱学科之间的条块分割，打破固有的宏观金融、微观金融的泾渭分明，以“新文科”建设的新视角重新打造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的新框架。与此同时，日新月异的网络信息技术推动人类社会从金融信息化进入金融智能化新时代，金融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的联系更加紧密，仅仅按照单一的金融专业思维来思考行事，已不适应新时代对复合型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要求。因此，高校金融学专业教育要有开拓意识，不断拓宽视野，善于发掘金融专业与其他专业的交叉点，大力培养复合型高素质金融人才。比如，可以通过开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相关课程，使学生更好了解科技对金融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设置金融科技新专业，以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未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科技创新培养专门人才。
三、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面临的障碍
在国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金融学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的。比如在英国的本科教育体系中，有Accounting & Finance方向，但它属于商科范畴。国外高校与金融相关的本科专业大多在商学院开设，因此几乎见不到Finance School这样的院系设置。
目前国内的“金融学”教学内容实际对应着国外高等院校不同学科的不同领域。比如，国内早期金融学教育主要是货币金融学和国际金融学，对应国外高等教育的货币经济学（monetary economics），属于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子方向。目前国内主流的金融学教育除了传统的货币金融和国际金融，还包括公司金融、银行管理、保险精算、金融工程等方向。其中公司金融和银行管理在欧美高校属于商科，保险学可能属于独立的保险学院，也可能属于商科，精算则大多常见于应用数学领域，金融工程则是商科、应用数学和工程学的交叉学科，可能放在商学院，也有可能放在数学学院。
因为国内高等教育各学科发展受苏联影响，在理工文史之间过于泾渭分明，且经济学和金融学教育长久被划分到“大文科”领域，因此金融学一流专业点建设任务非常复杂，可以说至今并未达成较为统一的认识。相对国外多学科协同建设的“金融学”，中国要建设一流金融学本科专业，既面临各专业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也面临金融学专业建设的特殊性问题。囿于篇幅，本文重点谈谈最关键的问题——本科教学的管理体制问题。
中国本科教育的课程和教学体系一直按照院系行政单位来组织和设计。高校中的院系兼具行政组织和人才培养单位的雙重特性，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张应强先生称之为“单位制”，我称之为“院系所有制”。即，教师队伍以院系为单位组织管理，专业和课程教学资源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实施，办学绩效由学校以院系为单位进行考核，校内各院系之间的资源竞争和发展竞争成为大学内部竞争的常态[6]。
“院系所有制”的组织架构导致一流本科专业建设面临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专业课程体系刚性较强，导致“新文科”背景下金融学类新专业（如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等），难以实现跨专业课程的交叉和融合。中国传统的本科教育遵循培养“专才”而不是“通才”的教育模式，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采取即先确定专业后设置课程的方式，直接的结果就是专业的刚性与固化，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课程内容越来越“专”。而国外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往往遵循“通识”教育模式，一般采取由课程到专业的方式，专业成为不同的课程组合，因此专业的灵活性大、适应性强。实际上，高等教育改革这些年来，为了改变专业划分过细、课程内容狭窄的弊端，一些高校往往通过“按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双学位制”“主辅修制”等措施来弥补专业固化的不足。
二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课程结构平层化，导致课程体系设计缺乏科学性。目前中国大学的专业课程结构基本上是按照“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这种平层叠加方式构建，然后按照课时计划安排分别配置在大学四年的不同学期。平层叠加式的课程结构似乎有很强的逻辑关系。但对于哪些是大学生的基本素养课（国外高校往往通过开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等课程来提升学生了解世界、认知社会和认识自己等综合能力），哪些是专业基础课，哪些是专业选修课，其划分和确定的依据是什么？人们往往凭过去的教学经验去理解，并没有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分析，导致传统的专业课程结构几十年不变，新的专业课程几张皮简单相加。
三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教师身份固化，导致学生课程学习缺乏自主选择性。高校往往在院系范围内，根据本院系教师的专业特长与知识结构，由专业教师团队设计和设置模块课程，而不是真正按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和设置课程;为了管理方便，开课教师主要是院系本位的，鲜有教师跨院系开设课程。笔者就曾经亲身见证过，为了本院系教师能够达到年度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要求，金融学专业的教师在本院系讲授会计学课程;同样，管理学专业的教师在本院系讲授金融学课程的现象。
四是“院系所有制”组织架构下的教师考核量化，导致“因人设课”现象比较突出。我国高校对教师都有教学门数和教学工作量的考核要求，为了达到教学工作考核的要求，各院系基本上是根据现有教师能开设哪些课程来安排教学工作量，导致“因人设课”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高校扩招之后，由于教师的短缺，有些高校甚至让一些不适合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开设课程，教师身份的固化也使得院系领导很难在辞退教师上动真格。
由此可见，尽管各高校都在强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也强调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创新，如提倡研究性教学、推行翻转课堂、建设“慕课”（MOOC）等，但忽视课程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问题始终非常突出。此外，高校按大类招生、培养也没有落实到具体层面。“大类招生”只是现象，“大类培养”才是本质。关键是课程教学内容要在“大类”基础上开设跨院系、跨学科课程，体现交叉综合的优势。尤其是面对具有典型学科交叉属性的金融科技等新专业，如果不采取“大类培养”的方式来推进专业点建设，最终只可能形成“金融+科技”或者“科技+金融”两张皮式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尴尬局面。仅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私立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以及亚洲的一些知名大学（如香港中文大学）所采取淡化专业属性、强化“书院制”大类培养的教育管理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四、一流专业建设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中，世界一流高校对于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视，是近年来中国高校大力推进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参考与借鉴。无论是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启动“新工程教育转型”（The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NEET）计划，还是2018年哈佛大学再推“通识教育改革”（将原来通识教育计划的“八大领域”改为“4+3+1”的新课程模式，包括4门必修通识课程（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3门分布式课程（Distribution Courses）和1门实证与数学推理课程（Empirical & Mathematical Reasoning））。美国一流高校本科教育改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学校为单位推进改革，充分彰显各高校特色;此外，美国一流高校本科教育改革强调本科教育的整体性，一般不会具体到本科专业点。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由中央政府或教育部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大多也是聚焦于大学或学科的层面（如“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等），很少深入到本科专业点的建设（部分省份有“品牌专业”或“重点专业”的计划）。而此次实施的“双万计划”是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充分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性特征做出的战略决策，绝非政策的失误，而是有其内在必然性以及基于中国国情的考虑。
1.一流专业建设的评价标准与政策导向
由于高等教育界对“什么是一流本科专业”还缺乏共识，此次的一流本科专业点建设只能由行政部门主导，通过地方教育主管部门或者教育部直属高校有组织的申报，先遴选后认证。根据2019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简称《通知》），“报送专业需具备的条件：专业定位明
确;专业管理规范;改革成效突出;师资力量雄厚;培养质量一流”。这5个条件尽管都非常重要，但由于标准相对模糊，导致实际操作中更多只能靠评审专家的主观评价。在缺乏科学的本科专业评价标准，无法有效识别哪些专业是“一流”本科专业点的情况下，只会助长各高校（尤其是地方赛道的高校）把争创“一流”本科专业点作为学校当前最主要工作任务而忽视长期建设的短视行为。与此同时，由于时间过短（3年）、规模过大（20000个左右），最终只能依赖政府以自身的權威有计划地为部分高校的部分本科专业进行“贴牌”[7]。3年后，即使完成了确定10000个左右“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点”和10000个左右“省级一流本科专业点”的建设目标，可能仍然无法真正提高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所以，各高校应该从“重遴选获批”向“重内涵建设”的思维方式转变，如果不加强专业建设点的内涵建设，很有可能出现遴选上了，但认证没有通过的囧境。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政府财政驱动。通常情况下，建设成效与经费的投入成正比。作为地方政府支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标杆”，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开展2017年市属高校一流专业遴选建设的通知》，自2017 年起，将面向市属高校，分批遴选50个左右一流专业进行重点建设。其经费保障部分明确指出：“每个一流专业建设周期为5年，原则上对于理工农医类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支持6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对于其他类专业，每个专业每年支持3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如果参照北京市教委的标准并考虑其他地方政府及地方高校的实际财力，假设按照到2021年共遴选200个左右的国家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点（每个专业点每年支持2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周期3年），200个左右的省级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点（每个专业点每年支持100 万左右进行建设，周期3年），中国要建成第一批国家级或者省级一流金融学专业，需要投入近20亿元左右的建设资金，就目前各高校及地方政府的财力而言，显然是无力承担的。
由此可见，此次“双万计划”实施的政策目标更多的是引导各高校按照“四个回归”的基本原则重视本科教育，而不是通过各级政府增加财政投入重点资助加强本科专业建设。在此情况下，“双万计划”实施的现实意义在于遴选而不是增加投入。
2.一流专业教育资源的共享融合与学分互认
就目前已经遴选出来的139个金融学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的实际水平而言，客观地讲，水平差异比较大，如果进一步统计各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一流专业建设点的情况，可以预料，水平差异更大。值得欣喜的是，無论是“双一流”高校还是地方高校，无论是遴选为国家级一流专业还是省级一流专业，基本上能够反映其金融学专业办学的水平和在全国层面或者省级层面的办学实力，也表明了学校、院系对金融学专业点建设的重视程度。问题是，分批遴选出来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所拥有的相对优质教育资源如何实现共享？如果不能共享，那就只能是养在笼子里的“熊猫”，只能是将一流专业建设点的牌子挂在墙上作为对外宣传的素材，这显然与教育部实施“双万计划”、推动中国本科专业教育水平整体提升的初衷相违背。
从金融学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实践来看，2019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金融教育金课联盟”（英文缩写FCAFE）可以看作是推动中国高校优质本科专业教育资源共享的有益尝试。该联盟在教育部高等学校金融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包括中央财经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等18所国内一流金融学专业建设点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希望发挥平台的作用，更好地快速实现中国高校金融学专业优质师资资源与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共享：（1）一
般结合，就是通过联盟平台及其相关教育资源网站，将国内优质的金融学教学资源作为课程参考资源推荐给学生;（2）深度结合，就是通过将优质的金融学教学资源嵌入校内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教学资源的一部分;（3）紧密结合，就是通过使用优质的金融学教学资源，用于翻转课堂教学;（4）学分互认，就是学生使用开课学校的优质金融学教学资源，考核通过后取得学分，经学生学籍所在学校认定作为校内学分。
相对而言，前三种方式比较容易操作，而第四种方式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认可以及相关高校之间签订学分互认协议才能实质性推动。目前，湖南省教育厅在贯彻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建设指示精神的过程中，已经将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三所高校金融学专业课程学分互认作为首批试点。我相信，在政府、高校、学院、教师与学生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够为实现中国高校一流专业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积累宝贵的经验。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双万计划”实施，是加快推进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也符合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潮流。但在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潮流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基于“双万计划”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能否支撑起我们需要的一流本科教育、能否全面提高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能力，并切实促进一流人才培养？ 这些都值得思考，需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高校，尤其是高校教师与广大学生的广泛参与，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引领下，中国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Z].2018.
[2] 邬大光.重视本科教育：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J].中国高教研究，2016（6）：5-10.
[3] 廖祥忠，谭笑.“一流专业”群：争创“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J].中国高教研究，2018（9）：43-45.
[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 习近平.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EB/OL].（2017-04-26）[2017-04-26].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4/26/c_1120879349.htm.
[6] 张应强.从政策到行动：建设一流本科教育需要面对的关键性问题[J].江苏高教，2019（9）：1-7.
[7] 王建华.关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兼评“双万计划”[J].重庆高教研究，2019（4）：122-128.
[责任编辑：周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