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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当代经济学、管理学也是从“大哲学”领域独立出来的。目前，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逐渐数理化，这对建立与完善经济学、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科学主义完全排斥人文主义应有的地位时，科学主义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经济学、管理学应以哲学为方法论基础，哲学要把经济学、管理学作为自己关注现实的重要途径，共同促进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实现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不谋而合”与“殊途同归”。
关键词：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4-0078-04
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论述，为经济学、管理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与理论空间。然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管理学问题，也是涉及到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本质上是人们对人类社会、自然世界与思维领域的体认与反思。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背景下，经济学、管理学不能也无法缺少哲学思维的“在场”与哲学价值的“评判”；同样，哲学必须从“天国的霓裳”化为“现实的嫁衣”，从书斋回归社会，以理论观照现实。
一、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离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人们把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探讨与思考都纳入哲学范畴。可以说，哲学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门学科，是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源头。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提出，只有哲学家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社会才能实现正义，才能构建一个理想的幸福国度。在古希腊时代，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涵的哲学在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城邦经济管理等也被纳入哲学的范畴，哲学事实上是涵盖当代众多学科门类的“学科之王”。
经过中世纪时期长达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禁锢之后，以文艺复兴为标志，欧洲的社会科学开始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获得解放。社会科学家们纷纷将探寻世界的目光投向神秘的物质世界，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广袤的社会实践，人类社会进入了哲学思辨和科学思考的时代。
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家和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哲學思辨和科学思考这两种路径。马克思分别汲取了他们理论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进程。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学、管理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到了21世纪，随着经济管理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经济学、管理学数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毫无疑问，这对建立与完善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当模型和计量方法占据经济学、管理学研究领域，科学主义完全排斥人文主义应有的地位时，科学主义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
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无疑是金融泡沫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相互作用、恶性传导的结局。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为什么连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里斯潘在危机前夕都未能预见危机的爆发，相反，他还对美国房地产和经济形势作出非常乐观的评估？①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云集的美国经济学界也鲜有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前景提前给人们以足够的提醒和警示？相反，少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他们给出的决策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有关国家的经济和管理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毋庸讳言，大多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在经济学、管理学专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但经济学、管理学的极度数理化倾向使得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践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经济危机不只会出现在数理模型的推演与分析中，它更潜伏于生产的唯利性、分配的失衡性和消费的两极性中，匿藏于国际上贫国与富国、社会中贫人与富人之间渐行渐远的生活旨趣和愈来愈深的心理鸿沟中。”[1]换言之，研究经济和管理问题，不能仅仅沉醉于数字的精确、模型的精巧和财富的增值，更需要有对社会的洞察、对民生的体验、对国家的热忱、对民众的热爱。
实证经济学滥觞于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英国，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西尼尔公开主张以实证分析作为经济学科学化的标识。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为把数学引入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经济学单纯数理化、计量化和边际化的研究也让经济学逐渐脱离社会现实。马克思曾批评萨伊等人的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不过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是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2]98。马克思对经济研究有着明确的观点，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8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完全排斥经济研究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事实上，数学、模型等都是研究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的本身。人类独有的抽象思维特别是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论，在当前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已被严重忽视。有学者曾指出，在“面临着找到一份大学教职或取得某大学永久教席的巨大生存压力，一个个忙忙碌碌的经济学人，哪有时间去阅读这些思辨难懂的哲学文献？哪有精力去管顾经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这些玄学问题？”[3]而没有运用哲学抽象思维来思考问题，往往就像马克思说的“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不管形式多么精妙绝伦、完美无瑕，在现实社会中，一个“黑天鹅”事件足以让这样的研究如肥皂泡一样瞬间失去存在意义，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的交汇
（一）哲学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古希腊罗马时期很多哲学家对经济学、管理学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至今还闪耀着理论的光辉。苏格拉底认为，伦理是城邦经济和管理工作的基础，他甚至以失去生命为代价，维护城邦的伦理原则。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要按照正义的原则管理城邦，认为分工是正义在经济和管理上的反映。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间的至善”体现为城邦国家维护和实现城邦居民的“公共利益”。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既是经济学家又是道德哲学家，《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和《国富论》中的“利己”引发了持久的关于“斯密问题”的讨论。
相反，当前经济学、管理学教材中很少见到关于道德原则、哲学思想的内容。经济学、管理学的应用性和功利性现象较为突出。谢尔登的《管理哲学》中一段论述常常为人忽视，但细细品味，越发引人深思。他说：“管理对工业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一些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只起次要作用。”[4]在谢尔登看来，管理学对社会实践的作用不在于具体理论，而在于“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指出了所有社会科学都应遵循的规范：要有一个理论原则统摄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应用，这一理论原则本质上就是该社会科学的哲学本体论。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曾说，经济学来源于哲学，来源于伦理学。熊彼特在阐述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正是在该时期经院学者的道德神学和道德法规体系内，经济学才获得即使不是独立的也是确定无疑的存在。”[5]
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所思考和关注的是与人类生存和命运直接相关的两大领域：哲学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自省与反思，是人对于现实经验世界的一种内悟与体认，它在立足现实的前提下面向理想与未来，探寻着可能域，更多是应然判断；经济学、管理学直接面对社会物质生产，探究社会经济管理现象的内在规律，它面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管理事实，属于现实域，更多是实然判断。
哲学是人类理性地把握世界整体的方式，人的一切思想、行动的背后，都无不打上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在绝大多数国家把发展与管理经济作为中心任务的时代，哲学并没有过时，甚至“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不管提出这种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要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6]。或者说，哲学对经济与管理研究更多的是方法论的指导和价值观的指引。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贯穿始终的是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把哲学思辨性与经济学实证性融为一体的结晶。虽然这部巨著侧重于分析資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中的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特征，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演绎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
就管理学而言，哲学其实也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哲学为管理之体，它是管理的理论和最高表现形式；而管理又为哲学之用，它可以作为哲学思想灵魂运作之所。”[7]换句话说，哲学除了对管理认识可以发挥逻辑整理作用和概括反思功能外，更有助于对当下从事管理实践的人起到智慧洗礼和启迪的作用。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克·霍金森在他的《领导哲学》中讲了一段有着辩证内蕴的话：“倘若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8]由此可见，哲学其实是管理学的灵魂，管理学是哲学的具体现实运用形态，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必然深谙哲学的本质和真谛，无论他是否认识到这点。
概言之，哲学有利于对经济学、管理学认识的再认识、对经济学、管理学思想的再思考。如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二）经济学、管理学是哲学关注现实的理论途径
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与现实关系较远，在现代社会中显然不是“显学”。高校中的哲学专业招生都是门可罗雀，书店里哲学类书籍销量极为有限。那么哲学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找到通联社会现实的路径呢？
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学术历程，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启发。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时期，通过对在德国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产生过程中发生的“林木盗窃案”和“地产”问题的分析，他发现法律不是法本身的产物，而是经济利益的产物，马克思还将“地产”问题称为“极其重要的真正现实生活问题”[9]。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与黑格尔哲学截然相反的结论。马克思终于意识到，解决思辨世界矛盾的途径只有在经济现实中才能找到，进而由对哲学的思辨转向对经济学的研究，由针对“副本”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的批判，从而为哲学“改变世界”[10]指明了具体途径——人类的生产管理活动。
就当代经济学、管理学而言，虽然数理经济学和实证、计量方法影响巨大，但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经济学、管理学在本质上就是哲学方法论与世界观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理论形态。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11]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充分体现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不过是他的哲学思想在经济学世界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绽放”。此外，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影响》也体现了哲学借助于经济学的途径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道德的审问：怎样的增长才是符合伦理价值的增长？
泰勒作为科学管理创始人，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把泰勒称作为“到处讲学的哲学家”[12]。泰勒之所以能让管理学产生理论的飞跃，主要是他认识到管理本质上是“同时把管理和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13]。换言之，管理本质上就是关于劳动者和生产线的系统哲学在管理实践领域的应用，而管理学就是对哲学在管理实践领域具体应用的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科学。 概言之，在人类生产管理实践中，哲学的“不在场”并非是完全的“离场”，其实在经济管理的具体活动中，哲学思维与哲学价值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生产与管理实践。对于经济学、管理学而言，作为经济生产与管理实践的理论抽象与经验概括，必然受到哲学在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渗透和融合，经济学、管理学是哲学关注现实的重要理论途径。
三、结语
哲学思想往往由于自身的抽象性、隐蔽性和深奥难懂不易被人所知晓、所接受，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哲学常常扮演着“幕后英雄”的角色。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14]凯氏的这番论述可能有点夸张，不过也从另一方面道出了哲学思想的重要作用。从哲学层面思考经济管理问题，不但是经济管理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理论旨趣，而且也是经济管理实践工作者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经济管理的实践要升华为理论，需要借助哲学思维，而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恰恰是哲学关注现实的有效途径。当代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建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为“改变世界”做出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注释：
①格里斯潘在危机前夕的新著《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对美国房地产和经济形势作出非常乐观的评估。他写道：“我想告诉听众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泡沫，但只是表面的一层泡沫，一些小的地区存在着一些泡沫，但永远不会扩散到可以威胁整体经济健康的程度。”见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10-211。
参考文献：
[1]陆昱.经济学困境、伦理学囿限抑或法学迷惑——从对当前经济危机的预测谈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经济论坛，2009（22）：1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韦森.经济學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7（3）：962-963.
[4]孙健，郭海龙.管理哲学读本[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96.
[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52.
[6]沈小波.经济思想史中的理性主义情结[J].经济学家，2002（1）：91.
[7]成中英.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
[8]霍金森.领导哲学[M].刘林平，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16.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3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
[11]刘民权，王曲.阿玛蒂亚·森：当代“经济学的良心”[N].中华读书报，2006-09-06（6）.
[12]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M].赵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57.
[13]孙耀君.西方管理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7.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96.
关键词：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B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4-0078-04
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论述，为经济学、管理学的完善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与理论空间。然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经济学、管理学问题，也是涉及到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本质上是人们对人类社会、自然世界与思维领域的体认与反思。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背景下，经济学、管理学不能也无法缺少哲学思维的“在场”与哲学价值的“评判”；同样，哲学必须从“天国的霓裳”化为“现实的嫁衣”，从书斋回归社会，以理论观照现实。
一、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的分离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人们把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探讨与思考都纳入哲学范畴。可以说，哲学是历史最悠久的一门学科，是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源头。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提出，只有哲学家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社会才能实现正义，才能构建一个理想的幸福国度。在古希腊时代，以伦理、正义为核心内涵的哲学在社会结构和思想结构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地位，城邦经济管理等也被纳入哲学的范畴，哲学事实上是涵盖当代众多学科门类的“学科之王”。
经过中世纪时期长达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禁锢之后，以文艺复兴为标志，欧洲的社会科学开始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获得解放。社会科学家们纷纷将探寻世界的目光投向神秘的物质世界，将研究的触角伸向广袤的社会实践，人类社会进入了哲学思辨和科学思考的时代。
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家和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代表了当时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哲學思辨和科学思考这两种路径。马克思分别汲取了他们理论的合理成分，创立了全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改变了世界的发展进程。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学、管理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到了21世纪，随着经济管理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经济学、管理学数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毫无疑问，这对建立与完善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当模型和计量方法占据经济学、管理学研究领域，科学主义完全排斥人文主义应有的地位时，科学主义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
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简称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无疑是金融泡沫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相互作用、恶性传导的结局。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为什么连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里斯潘在危机前夕都未能预见危机的爆发，相反，他还对美国房地产和经济形势作出非常乐观的评估？①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云集的美国经济学界也鲜有对美国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前景提前给人们以足够的提醒和警示？相反，少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甚至认为世界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他们给出的决策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有关国家的经济和管理政策，使得这些国家在经济和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措手不及，损失惨重。
毋庸讳言，大多数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在经济学、管理学专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但经济学、管理学的极度数理化倾向使得经济学、管理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践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经济危机不只会出现在数理模型的推演与分析中，它更潜伏于生产的唯利性、分配的失衡性和消费的两极性中，匿藏于国际上贫国与富国、社会中贫人与富人之间渐行渐远的生活旨趣和愈来愈深的心理鸿沟中。”[1]换言之，研究经济和管理问题，不能仅仅沉醉于数字的精确、模型的精巧和财富的增值，更需要有对社会的洞察、对民生的体验、对国家的热忱、对民众的热爱。
实证经济学滥觞于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和英国，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西尼尔公开主张以实证分析作为经济学科学化的标识。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为把数学引入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是，经济学单纯数理化、计量化和边际化的研究也让经济学逐渐脱离社会现实。马克思曾批评萨伊等人的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不过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是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2]98。马克思对经济研究有着明确的观点，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8
当然，马克思并不是完全排斥经济研究的数理化和计量化。事实上，数学、模型等都是研究的工具，而不是研究的本身。人类独有的抽象思维特别是哲学思想和哲学方法论，在当前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已被严重忽视。有学者曾指出，在“面临着找到一份大学教职或取得某大学永久教席的巨大生存压力，一个个忙忙碌碌的经济学人，哪有时间去阅读这些思辨难懂的哲学文献？哪有精力去管顾经济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这些玄学问题？”[3]而没有运用哲学抽象思维来思考问题，往往就像马克思说的“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不管形式多么精妙绝伦、完美无瑕，在现实社会中，一个“黑天鹅”事件足以让这样的研究如肥皂泡一样瞬间失去存在意义，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的交汇
（一）哲学是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古希腊罗马时期很多哲学家对经济学、管理学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至今还闪耀着理论的光辉。苏格拉底认为，伦理是城邦经济和管理工作的基础，他甚至以失去生命为代价，维护城邦的伦理原则。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要按照正义的原则管理城邦，认为分工是正义在经济和管理上的反映。亚里士多德认为，“人间的至善”体现为城邦国家维护和实现城邦居民的“公共利益”。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既是经济学家又是道德哲学家，《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和《国富论》中的“利己”引发了持久的关于“斯密问题”的讨论。
相反，当前经济学、管理学教材中很少见到关于道德原则、哲学思想的内容。经济学、管理学的应用性和功利性现象较为突出。谢尔登的《管理哲学》中一段论述常常为人忽视，但细细品味，越发引人深思。他说：“管理对工业的指导作用主要在于一些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应用只起次要作用。”[4]在谢尔登看来，管理学对社会实践的作用不在于具体理论，而在于“科学原则和伦理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指出了所有社会科学都应遵循的规范：要有一个理论原则统摄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应用，这一理论原则本质上就是该社会科学的哲学本体论。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也曾说，经济学来源于哲学，来源于伦理学。熊彼特在阐述中世纪时期经院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正是在该时期经院学者的道德神学和道德法规体系内，经济学才获得即使不是独立的也是确定无疑的存在。”[5]
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所思考和关注的是与人类生存和命运直接相关的两大领域：哲学是对人类自身存在的自省与反思，是人对于现实经验世界的一种内悟与体认，它在立足现实的前提下面向理想与未来，探寻着可能域，更多是应然判断；经济学、管理学直接面对社会物质生产，探究社会经济管理现象的内在规律，它面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管理事实，属于现实域，更多是实然判断。
哲学是人类理性地把握世界整体的方式，人的一切思想、行动的背后，都无不打上哲学世界观的烙印。在绝大多数国家把发展与管理经济作为中心任务的时代，哲学并没有过时，甚至“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哲学思想作为基础的，不管提出这种经济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要按照某种哲学去思考和处理问题”[6]。或者说，哲学对经济与管理研究更多的是方法论的指导和价值观的指引。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贯穿始终的是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把哲学思辨性与经济学实证性融为一体的结晶。虽然这部巨著侧重于分析資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中的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特征，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演绎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
就管理学而言，哲学其实也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哲学为管理之体，它是管理的理论和最高表现形式；而管理又为哲学之用，它可以作为哲学思想灵魂运作之所。”[7]换句话说，哲学除了对管理认识可以发挥逻辑整理作用和概括反思功能外，更有助于对当下从事管理实践的人起到智慧洗礼和启迪的作用。英国著名管理学家克·霍金森在他的《领导哲学》中讲了一段有着辩证内蕴的话：“倘若哲学家不能成为管理者，那么管理者必须成为哲学家。”[8]由此可见，哲学其实是管理学的灵魂，管理学是哲学的具体现实运用形态，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必然深谙哲学的本质和真谛，无论他是否认识到这点。
概言之，哲学有利于对经济学、管理学认识的再认识、对经济学、管理学思想的再思考。如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是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二）经济学、管理学是哲学关注现实的理论途径
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与现实关系较远，在现代社会中显然不是“显学”。高校中的哲学专业招生都是门可罗雀，书店里哲学类书籍销量极为有限。那么哲学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找到通联社会现实的路径呢？
回顾一下马克思的学术历程，我们或许能从中得到启发。马克思在主编《莱茵报》时期，通过对在德国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产生过程中发生的“林木盗窃案”和“地产”问题的分析，他发现法律不是法本身的产物，而是经济利益的产物，马克思还将“地产”问题称为“极其重要的真正现实生活问题”[9]。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与黑格尔哲学截然相反的结论。马克思终于意识到，解决思辨世界矛盾的途径只有在经济现实中才能找到，进而由对哲学的思辨转向对经济学的研究，由针对“副本”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的批判，从而为哲学“改变世界”[10]指明了具体途径——人类的生产管理活动。
就当代经济学、管理学而言，虽然数理经济学和实证、计量方法影响巨大，但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经济学、管理学在本质上就是哲学方法论与世界观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理论形态。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这样阐述学习哲学对他的意义：“在哲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济学中使我感兴趣的主要领域都与哲学联系密切。”[11]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充分体现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不过是他的哲学思想在经济学世界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绽放”。此外，本杰明·弗里德曼的《经济增长的道德影响》也体现了哲学借助于经济学的途径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出了道德的审问：怎样的增长才是符合伦理价值的增长？
泰勒作为科学管理创始人，被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丹尼尔·A·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中把泰勒称作为“到处讲学的哲学家”[12]。泰勒之所以能让管理学产生理论的飞跃，主要是他认识到管理本质上是“同时把管理和哲学范畴结合在一起”[13]。换言之，管理本质上就是关于劳动者和生产线的系统哲学在管理实践领域的应用，而管理学就是对哲学在管理实践领域具体应用的理论化、系统化和规范化的科学。 概言之，在人类生产管理实践中，哲学的“不在场”并非是完全的“离场”，其实在经济管理的具体活动中，哲学思维与哲学价值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生产与管理实践。对于经济学、管理学而言，作为经济生产与管理实践的理论抽象与经验概括，必然受到哲学在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的渗透和融合，经济学、管理学是哲学关注现实的重要理论途径。
三、结语
哲学思想往往由于自身的抽象性、隐蔽性和深奥难懂不易被人所知晓、所接受，但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哲学常常扮演着“幕后英雄”的角色。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14]凯氏的这番论述可能有点夸张，不过也从另一方面道出了哲学思想的重要作用。从哲学层面思考经济管理问题，不但是经济管理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理论旨趣，而且也是经济管理实践工作者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追求。经济管理的实践要升华为理论，需要借助哲学思维，而经济学、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恰恰是哲学关注现实的有效途径。当代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到哲学与经济学、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努力建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为“改变世界”做出理论工作者的贡献。
注释：
①格里斯潘在危机前夕的新著《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中对美国房地产和经济形势作出非常乐观的评估。他写道：“我想告诉听众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泡沫，但只是表面的一层泡沫，一些小的地区存在着一些泡沫，但永远不会扩散到可以威胁整体经济健康的程度。”见辛乔利，孙兆东.次贷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10-211。
参考文献：
[1]陆昱.经济学困境、伦理学囿限抑或法学迷惑——从对当前经济危机的预测谈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J].经济论坛，2009（22）：1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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