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卑微得如同田野里的狗尾巴草，连她的女儿也嫌弃她，不喜欢她。可即便是这样，她依然小心翼翼地用谎言维护着女儿的自尊，默默地做她该做的事。
　　
　　我一直都不喜欢母亲，总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忙碌的人。我记得年少的时候，小城里放电影或者有戏班子来，她从来都不会有时间陪我去。她总是把我送到电影院门口，为我买好票，而后便迎着来陪孩子一起看电影的家长，往外走。偶尔回头，看到我还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背影，便会一挥手，重复那句千篇一律的话：我在散场后等你。是的，她惟一能够给我的，就是在散场后的电影院门口，等我从人群里挤出来，而后用自行车载着我回家。此外，她再也不肯为我付出更多的时间。
　　那年小城里来了难得一见的木偶戏团，演出的剧目是我最喜欢的《睡美人》。为了吸引观众，剧院推出亲子特价票，只要有父母陪着，一律打7折。周围的同学都有父母相陪，惟独我，在用尽了软磨硬泡的办法后，依然无法将她说动。她照例是淡淡的一句话：“妈妈忙，我给你钱，自己去看吧，散场后我在门口的红色柱子旁等你。”
　　我没有告诉她，这是老师布置的任务，需要写一篇与父母去看木偶戏的观后感，而且文中一定要包括与父母讨论后得出的结论。父亲去世后，她很忙，忙着工作，忙着做饭洗衣，忙着看生病的姥姥；或者，忙着为我找一个继父。那晚她送我去剧院，路上，有一个笑起来很难看的女人拦住她，说，又有一个合适的对象，有没有时间见上一面？她看看一旁神情冷淡的我，为难地笑笑，说：“回头再说吧。”这句话，让我最终放弃了再一次劝她进去的想法。她要相亲，我要看戏，彼此互不干涉，各走各路吧。
　　她在剧院门口，为我买了一个烫手的红薯，说，好好看，看完给妈妈讲讲。我接过她手中的票，不睬她，随了人流便进了影院，任她站在那里，高喊着：“安安，红薯！”那场戏，我看得漫不经心。我的左边，坐着班里最骄傲的白天鹅苏小婉，她扎着牛气冲冲的小辫，跟妈妈分享着一袋香喷喷的爆米花。偶尔，她还会撒娇地坐到妈妈的腿上，高昂着头，用一缕余光得意地瞥着我。而我的右边，则是小霸王陈铠泽，整场戏，他都与他的爸爸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我知道他那只是故作姿态，谁不知道他的作文是全班最烂的呢？
　　周围的同学，都有父母陪着，只有我，孤零零地坐在靠近走廊的位置上，冷冰冰地接受着外人同情的视线。睡美人终于被王子吻醒的时候，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欢呼。陈铠泽甚至张扬地站到了座位上，用放肆的踩踏声，吸引周围人的注意。谁都明白，他不过是为了让人看到他威风的老爸的制服上耀眼的几道红杠罢了。而苏小婉则装作不在意地大声问我：“嘿，安安，你妈妈怎么没和你坐一起啊？”
　　我在这样的喧闹里，悄无声息地挤出人群，出了剧院。我想我宁肯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也不再忍受这样鲜明的挑衅和嘲弄。
　　初春的夜晚，依然很冷，我来到大厅。墙上的时钟告诉我，距离结束和演员谢幕，还有十几分钟。母亲，或许还没有相完她的亲吧。空荡荡的厅堂处，只有两个女人，在八卦别人的家长里短。片刻后，其中一个出去走了一圈，回来后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个棉厂的女工又站在风道里，陪她剧院里的女儿看戏来了。”另一个则边织毛衣边不屑地回道：“听说她丈夫去世了，干吗不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了？那样也省得连一张电影票都不舍得为自己花了。”
　　我的心，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我一步步地，艰难地朝门口走过去，而后慢慢地掀开厚厚的棉布帘。风呼呼地灌进我的衣服，借着门口微弱的路灯，我看到她站在剧院的一根柱子后面，蜷缩着身体，不住地踱来踱去。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掀翻了她的衣领，甚至几欲将瘦弱的她刮倒在地。
　　她原来一直都在骗我，所有忙碌的理由，都只是为了能够省下一张票，哪怕，这点钱只够为我买一支笔。而我，只顾得抱怨于她，却忘了，其实她一直都在用谎言，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的自尊。
　　我流着眼泪，朝她走过去。她看见我，立刻迎上来，说：“戏一定很好看，瞧，你脸上还残留着眼泪呢。”我抱住她，将剩下的泪水，全都擦到她的衣服上。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安，别哭，你看红薯还在我怀里，热着呢。”
　　我坐在她的后车座上，吃着甜软的红薯，第一次觉得，她的脊背，原本是一片最温暖的向阳的山坡，只是我走了那么久，才从背阴处，看到那一片温情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