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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因其道德说教的意味较浓，通常与感伤小说混为一谈，被排除在经典文学作品的行列以外。本文针对家庭小说中五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生平和作品进行研究考证，发现家庭小说之所以能够自成一派，是作家们为争取女性话语权、述说自身经历的有意之举。
【关键词】美国家庭小说；女性解放；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4-0008-02
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国内也称通俗小说、感伤小说、女性言情小说或妇女小说。因其道德说教的意味较浓，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文学和艺术价值，因此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但是，作为当时畅销书的家庭小说，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名著。霍桑的《红字》在作者一生的销售量才有1万册，而《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出版两年之内重印14次。难怪霍桑抱怨，“美国现在完全被一群涂鸦的女人占据了”。【sup】［1］【/sup】被遗忘在角落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在销量上打败《红字》这样的经典名著呢？本文对家庭小说五位有代表性的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苏珊·沃纳（Susan Warner）、范妮·费恩（Fanny Fern）、萨拉·黑尔（Sarah Hale）、安·斯蒂芬斯（Ann Stephens）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考证，发现当时这些中产阶级女性纷纷投身创作是与社会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此举是女性作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应时代发展、渴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而做出的自愿选择。而家庭小说能够自成一派，具有类似的主题、人物、情节、故事结构，也是作家们为争取话语权、述说自身经历的有意之举。
1 19世纪美国的文学市场
美国文学作品市场化的趋势在18世纪晚期已初见端倪，到了19世纪中期，小说经常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报刊和杂志上，并开始步入普通民众的家中。但在当时，文学创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经常不得不依靠赞助来维持生计，因此写作仍然受到歧视。创作一般是在家中完成，而传统观念认为家是女性的活动空间，一个男人如果足不出户，意味着他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所以，当时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极少，像爱默生、霍桑和麦尔维尔等都有固定的职业作为经济来源，而梭罗只顾实践他的理想，书写经历，因此穷困潦倒，经常靠亲朋好友的接济和赞助过活。整体来讲，美国内战前的文学尚未职业化，还没有出现职业作家群体。
但是，19世纪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发展。印刷和排版技术的普及，以及纸张等原材料成本的下降为报刊和杂志的大量发行提供了可能，阅读报刊逐步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方式。以铁路为主的交通方式越来越便利，使得报刊杂志广泛流通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另外，19世纪上半叶开展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运动，提高了普通民众的读写能力，使得阅读不只是中产阶级的特权，报刊杂志开始走入千家万户。一个广大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学市场正在逐渐形成。而正是一批中产阶级女性首先察觉到了文学市场的潜力以及发展前景，纷纷投入其中，她们的积极参与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一职业的飞速发展。
写作对19世纪的女性而言，可谓是走出家门的绝佳选择和机会。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写作表面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正式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不要求从业者接受什么专业方面的培训，没有入门的门槛，女性可以轻易地涉足。还有就是，妇女不需要离开家就可以从事这份工作，这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工作，正好符合中产阶级妇女的需求。当时中产阶级的家庭形象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可以不受外界工作和政治干扰的、以子女为中心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私人隐蔽所，也不再指望子女们在十八九岁前参加工作。女性的职责就是家务管理、教育子女，她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喝茶、聚会、购物通常是她们打发无聊的方法。而对于喜爱创作的家庭小说作家而言，家反而成为她们与外界交流的办公地点。另外，写作可以帮助她们像男性一样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像男性一样获得报酬，能够为她们带来周围男性（父亲、丈夫或是兄弟）正在享有的一切：独立的收入，家庭以外的朋友圈，还有证明自己实力的创造机会等。
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什么体面的工作。除了教书，其他工作对她们几乎都是关闭的。由于教书只需6到8年的正规学历，在社会上也有相应的地位，它一直对年轻妇女有吸引力。 可即使是教书，妇女仍同工不同酬，城市女教师每周平均工资13美元，男教师则是她们的两到三倍。【sup】［2］【/sup】
2 家庭小说作家们的写作动机
对当时几位著名的家庭小说的作家进行研究比较不难看出她们从事写作的动机和意图。首先，她们基本上都来自或者嫁入中产阶级家庭，绝大多数都结了婚，育有子女。可以说是家庭稳定，经济状况良好。斯托夫人的父亲是位著名的牧师，后来她嫁给了一位神学家教授。苏珊·沃纳虽终身未嫁，但其父是位律师，家庭收入稳定。范妮·费恩的婚姻较为坎坷，她结过三个婚，丈夫分别曾是银行家、商人和历史学家。萨拉·黑尔的丈夫是位律师。安·斯蒂芬斯的父亲是羊毛生产商，丈夫是位海关职员。伊丽莎白·史密斯的父亲是位船长，丈夫是出版商。看起来这些作家的家庭經济收入都较稳定，经济上并没有大的压力迫使她们靠写作来养家糊口。
这几位作家年纪轻轻就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了。她们大多都有过教书的经历。斯托夫人16岁就在一座女子学校教书，而萨拉·黑尔是18岁开始她的教书工作的。婚后，这些作家辗转迁移都选择了城市的生活。斯托夫人先后在辛辛那提、布伦兹维克和哈特福德等城市呆过，范妮·费恩生活在波士顿和纽约，萨拉·黑尔分别在纽波特、波士顿和费城住过，安·斯蒂芬斯在汉弗莱斯威尔、波特兰和纽约居住，而苏珊·沃纳随父亲一直生活在纽约，伊丽莎白·史密斯住在波特兰和纽约。城市生活为她们了解世界的最新变化，接触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女权解放浪潮，范妮·费恩、萨拉·黑尔、安·斯蒂芬斯和斯托夫人都是深表同情，而伊丽莎白·史密斯则是争取妇女权利方面著名的演说家。
像纽约、波士顿和费城这样的大城市是当时文学市场的中心，为作家们融入并开拓文学市场、把握读者品味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一点可以从她们作品的数量及其受欢迎程度上一窥可见。每位作家都创作了不止一部的畅销书。斯托夫人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1856年出版的“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四周内共销售十万册。更有甚之，有些女性作家还担任过当时著名报刊、杂志的主编，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萨拉·黑尔与安·斯蒂芬斯了。萨拉·黑尔于1828至1836年间担任“妇女”杂志（Ladies’ Magazine）的主编，1837-1877年担任“格蒂斯妇女手册（Godey’s Lady’s Book）”的主编近40年。而安·斯蒂芬斯1834-1836年任“波特兰”杂志的主编，1842-1853年任“皮德森”杂志的主编，在此期间她还担任过“妇女同胞”“格拉哈姆杂志”的编辑。对于女性而言，担任主编的社会意义非同凡响。从某种角度说这意味着她们能够控制文学市场的走向以及大众的品味，甚至影响大众舆论，萨拉·黑尔和安·斯蒂芬斯就常把自己的作品或风格雷同的女性作品介绍给读者，这就等于在告诉读者，这些作品就是当日文学界的代表作，阅读它们就是在接触当日的时尚，当日的风尚。在萨拉·黑尔的传记中，明确地提到，在她担任“格蒂斯妇女手册”的主编期间，女性作家包括莉迪亚·西格尼（Lydia Sigourney）、莉迪亚·恰尔德 （Lydia Child）、凯瑟琳·塞奇威克（Catherine Sedgwick）和爱丽丝·尼尔（Alice Neal）等的作品都受到过大力的推广。另外，她还主编过三期特刊，只刊登女性作家的作品。
这样，在经济上，她们完全能够独立，有些时候还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尽管并不需要如此。在话语权上，她们也找到了发表见解、与大众沟通的渠道。
3 家庭小說作品内容分析
在经济因素不占主导的情况下，这些女性为何纷纷投身创作呢？或许对家庭小说内容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找到答案。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家庭小说关注的是女性隐秘的家庭生活，女性高尚的品质与美德，道德说教的意味浓，普遍被评论家们认为缺乏文学和艺术价值而受到冷落。殊不知，这正是作家们在当时强烈的“家庭崇拜”“女性崇拜”的社会意识形态压力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美国19世纪30、40年代盛行着“家庭崇拜”“和女性崇拜”。这个概念宣扬家庭是女性活动的整个空间，女性在家中拥有着支配权，鼓励她们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而不允许她们介入男性的领地，参与公共事务。很明显，这种意识形态旨在打压女性的权利，限制女性的活动空间及自由。在这种压抑的社会背景之下，家庭小说的作者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选择采用了上述类似的主题、人物、情节和叙事结构，顺利进入文学市场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另一方面，塑造传统观念里的完美女性形象，向社会展现女性的魅力和崇高，是作家们在告诉全世界，女性同男性一样也有自身的优势，女性呆在家里不构成她被剥夺平等权利的借口，反而应该成为她要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砝码；是女性的道德情操和家中地位赋予了她这样的力量，她不是无用的，也同样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正如徐颖果所说，“家庭这个个人领域，却是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滋生地，是美国妇女成长和发展的起点。”【sup】［3］【/sup】小说中柔弱、善良的女主人公向女性读者传递着一种信念：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难道你们（读者）品德不高尚吗？难道你们不是贤妻良母吗？难道你们没有为这个家做出贡献吗？对此女性作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是家赋予了她们力量，女性的形象在家的映衬下变得异常强大。在家庭小说中，家被刻画成为温暖人心的召唤，心灵的归属地，是女主人公手中被施了魔法的仙境。在玛丽亚·卡明斯（Maria Cummins）的名著《点灯人》中，我们看到小孤女格蒂为收留她的好心人——点灯人营造出一个崭新的家。点灯人之前住在破旧、从未打理过的贫民窟中，有一天，他工作结束返回家中却发现，这个勤劳的小女孩创造了一个奇迹：她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他泡了茶水，满心欢喜地等着他回家。点灯人意识到，“是女人的双手创造出这一切，”他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家”。【sup】［4］【/sup】
19世纪的美国尚不允许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的讨论，作家们只好利用家庭小说这种形式诉说自己的生存经历，分享自己的女性体验。她们在书中讲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范妮·费恩的半自传体小说“露丝·霍尔”（Ruth Hall）披露的就是自己艰辛的写作生涯。她们讲述得如此精彩，在广大女性读者群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同时也验证了尧斯接受美学“一部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的看法。在她们的讲述中，男性整个被排除在精彩的心理世界以外，变成了唐突的闯入者，偶然才能够闯入女性神圣的情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才是权力的拥有者，不仅对家庭内部事务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对于在外打拼的男性来说还担当着精神上的支柱，在他疲惫不堪、生意潦倒之时、收容、接纳他。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哪个真正的男主人公能够配得上她，不是太年轻没有阅历就是太老了只剩心力交瘁，独独只有女主人公自始至终站立着，为家庭成员遮挡风雨，负担着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甚至是在父亲、丈夫生意不济之时。她的家中地位是牢不可破的，即使有几个幸运的年轻人，也在等待她的救赎获得新生。伊莉莎·福林所著“婚姻生活素描” （Sketches of Married Life）中的女主人公艾米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不顾世俗观念所不容，只身一人前往孤岛去探望染病在床的未婚夫。没有艾米的精神安慰以及细心的照料，爱德华早已客死他乡。而艾米为了自己的幸福勇敢地跨出家门，不但帮助爱德华康复，也赢得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4 结语
家庭小说借用了感伤文学的一些要素如人物、情节以及叙事形式，达到顺利进入文学市场的目的。但是，这绝不应该成为评论家贬低家庭小说艺术价值的理由。它把女性刻画得坚强、自立、高尚、完美，让读者不由不敬佩、赞美，同时也为女性读者传递着自强、自立、自爱的信息。这些女性作家们虽没有像玛格丽特·富勒那样公开地为女性解放助威呐喊，她们现身说法对争取妇女平等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参考文献
［1］ 卢敏. 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J］. 外国文学评论,2009,（2）.
［2］ 孙云畴.美国史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398页
［3］ 徐颖果.美国女性文学中的日记文学——从玛丽·麦克雷的日记看19世纪妇女文化［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4］ Maria S. Cummins. The Lamplighter ［M］. Boston: John P. Jewett & Company, 1854, p55.
【关键词】美国家庭小说；女性解放；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4-0008-02
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国内也称通俗小说、感伤小说、女性言情小说或妇女小说。因其道德说教的意味较浓，评论家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文学和艺术价值，因此长期以来受到忽视。但是，作为当时畅销书的家庭小说，其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那些被后人奉为经典的名著。霍桑的《红字》在作者一生的销售量才有1万册，而《广阔、广阔的世界》（1850）出版两年之内重印14次。难怪霍桑抱怨，“美国现在完全被一群涂鸦的女人占据了”。【sup】［1］【/sup】被遗忘在角落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能够在销量上打败《红字》这样的经典名著呢？本文对家庭小说五位有代表性的作者：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苏珊·沃纳（Susan Warner）、范妮·费恩（Fanny Fern）、萨拉·黑尔（Sarah Hale）、安·斯蒂芬斯（Ann Stephens）的生平和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考证，发现当时这些中产阶级女性纷纷投身创作是与社会的发展、女性的解放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此举是女性作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应时代发展、渴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而做出的自愿选择。而家庭小说能够自成一派，具有类似的主题、人物、情节、故事结构，也是作家们为争取话语权、述说自身经历的有意之举。
1 19世纪美国的文学市场
美国文学作品市场化的趋势在18世纪晚期已初见端倪，到了19世纪中期，小说经常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报刊和杂志上，并开始步入普通民众的家中。但在当时，文学创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经常不得不依靠赞助来维持生计，因此写作仍然受到歧视。创作一般是在家中完成，而传统观念认为家是女性的活动空间，一个男人如果足不出户，意味着他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所以，当时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极少，像爱默生、霍桑和麦尔维尔等都有固定的职业作为经济来源，而梭罗只顾实践他的理想，书写经历，因此穷困潦倒，经常靠亲朋好友的接济和赞助过活。整体来讲，美国内战前的文学尚未职业化，还没有出现职业作家群体。
但是，19世纪工业化的不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发展。印刷和排版技术的普及，以及纸张等原材料成本的下降为报刊和杂志的大量发行提供了可能，阅读报刊逐步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一种消遣方式。以铁路为主的交通方式越来越便利，使得报刊杂志广泛流通到全国的各个地区。另外，19世纪上半叶开展的全国性普及教育运动，提高了普通民众的读写能力，使得阅读不只是中产阶级的特权，报刊杂志开始走入千家万户。一个广大的、具有竞争性的文学市场正在逐渐形成。而正是一批中产阶级女性首先察觉到了文学市场的潜力以及发展前景，纷纷投入其中，她们的积极参与反过来又推动了这一职业的飞速发展。
写作对19世纪的女性而言，可谓是走出家门的绝佳选择和机会。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写作表面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正式的职业。因为这个职业不要求从业者接受什么专业方面的培训，没有入门的门槛，女性可以轻易地涉足。还有就是，妇女不需要离开家就可以从事这份工作，这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工作，正好符合中产阶级妇女的需求。当时中产阶级的家庭形象被普遍地认为是一个可以不受外界工作和政治干扰的、以子女为中心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私人隐蔽所，也不再指望子女们在十八九岁前参加工作。女性的职责就是家务管理、教育子女，她们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喝茶、聚会、购物通常是她们打发无聊的方法。而对于喜爱创作的家庭小说作家而言，家反而成为她们与外界交流的办公地点。另外，写作可以帮助她们像男性一样从事一份正式的工作，像男性一样获得报酬，能够为她们带来周围男性（父亲、丈夫或是兄弟）正在享有的一切：独立的收入，家庭以外的朋友圈，还有证明自己实力的创造机会等。
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什么体面的工作。除了教书，其他工作对她们几乎都是关闭的。由于教书只需6到8年的正规学历，在社会上也有相应的地位，它一直对年轻妇女有吸引力。 可即使是教书，妇女仍同工不同酬，城市女教师每周平均工资13美元，男教师则是她们的两到三倍。【sup】［2］【/sup】
2 家庭小说作家们的写作动机
对当时几位著名的家庭小说的作家进行研究比较不难看出她们从事写作的动机和意图。首先，她们基本上都来自或者嫁入中产阶级家庭，绝大多数都结了婚，育有子女。可以说是家庭稳定，经济状况良好。斯托夫人的父亲是位著名的牧师，后来她嫁给了一位神学家教授。苏珊·沃纳虽终身未嫁，但其父是位律师，家庭收入稳定。范妮·费恩的婚姻较为坎坷，她结过三个婚，丈夫分别曾是银行家、商人和历史学家。萨拉·黑尔的丈夫是位律师。安·斯蒂芬斯的父亲是羊毛生产商，丈夫是位海关职员。伊丽莎白·史密斯的父亲是位船长，丈夫是出版商。看起来这些作家的家庭經济收入都较稳定，经济上并没有大的压力迫使她们靠写作来养家糊口。
这几位作家年纪轻轻就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了。她们大多都有过教书的经历。斯托夫人16岁就在一座女子学校教书，而萨拉·黑尔是18岁开始她的教书工作的。婚后，这些作家辗转迁移都选择了城市的生活。斯托夫人先后在辛辛那提、布伦兹维克和哈特福德等城市呆过，范妮·费恩生活在波士顿和纽约，萨拉·黑尔分别在纽波特、波士顿和费城住过，安·斯蒂芬斯在汉弗莱斯威尔、波特兰和纽约居住，而苏珊·沃纳随父亲一直生活在纽约，伊丽莎白·史密斯住在波特兰和纽约。城市生活为她们了解世界的最新变化，接触社会活动提供了条件。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女权解放浪潮，范妮·费恩、萨拉·黑尔、安·斯蒂芬斯和斯托夫人都是深表同情，而伊丽莎白·史密斯则是争取妇女权利方面著名的演说家。
像纽约、波士顿和费城这样的大城市是当时文学市场的中心，为作家们融入并开拓文学市场、把握读者品味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一点可以从她们作品的数量及其受欢迎程度上一窥可见。每位作家都创作了不止一部的畅销书。斯托夫人除“汤姆叔叔的小屋”外，1856年出版的“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四周内共销售十万册。更有甚之，有些女性作家还担任过当时著名报刊、杂志的主编，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萨拉·黑尔与安·斯蒂芬斯了。萨拉·黑尔于1828至1836年间担任“妇女”杂志（Ladies’ Magazine）的主编，1837-1877年担任“格蒂斯妇女手册（Godey’s Lady’s Book）”的主编近40年。而安·斯蒂芬斯1834-1836年任“波特兰”杂志的主编，1842-1853年任“皮德森”杂志的主编，在此期间她还担任过“妇女同胞”“格拉哈姆杂志”的编辑。对于女性而言，担任主编的社会意义非同凡响。从某种角度说这意味着她们能够控制文学市场的走向以及大众的品味，甚至影响大众舆论，萨拉·黑尔和安·斯蒂芬斯就常把自己的作品或风格雷同的女性作品介绍给读者，这就等于在告诉读者，这些作品就是当日文学界的代表作，阅读它们就是在接触当日的时尚，当日的风尚。在萨拉·黑尔的传记中，明确地提到，在她担任“格蒂斯妇女手册”的主编期间，女性作家包括莉迪亚·西格尼（Lydia Sigourney）、莉迪亚·恰尔德 （Lydia Child）、凯瑟琳·塞奇威克（Catherine Sedgwick）和爱丽丝·尼尔（Alice Neal）等的作品都受到过大力的推广。另外，她还主编过三期特刊，只刊登女性作家的作品。
这样，在经济上，她们完全能够独立，有些时候还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尽管并不需要如此。在话语权上，她们也找到了发表见解、与大众沟通的渠道。
3 家庭小說作品内容分析
在经济因素不占主导的情况下，这些女性为何纷纷投身创作呢？或许对家庭小说内容的分析可以为我们找到答案。
从作品的内容来看，家庭小说关注的是女性隐秘的家庭生活，女性高尚的品质与美德，道德说教的意味浓，普遍被评论家们认为缺乏文学和艺术价值而受到冷落。殊不知，这正是作家们在当时强烈的“家庭崇拜”“女性崇拜”的社会意识形态压力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美国19世纪30、40年代盛行着“家庭崇拜”“和女性崇拜”。这个概念宣扬家庭是女性活动的整个空间，女性在家中拥有着支配权，鼓励她们成为社会的道德榜样，而不允许她们介入男性的领地，参与公共事务。很明显，这种意识形态旨在打压女性的权利，限制女性的活动空间及自由。在这种压抑的社会背景之下，家庭小说的作者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选择采用了上述类似的主题、人物、情节和叙事结构，顺利进入文学市场并为广大读者所接受。
另一方面，塑造传统观念里的完美女性形象，向社会展现女性的魅力和崇高，是作家们在告诉全世界，女性同男性一样也有自身的优势，女性呆在家里不构成她被剥夺平等权利的借口，反而应该成为她要求平等、自由、独立的砝码；是女性的道德情操和家中地位赋予了她这样的力量，她不是无用的，也同样在为社会做出贡献。正如徐颖果所说，“家庭这个个人领域，却是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的滋生地，是美国妇女成长和发展的起点。”【sup】［3］【/sup】小说中柔弱、善良的女主人公向女性读者传递着一种信念：要对自己有信心，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难道你们（读者）品德不高尚吗？难道你们不是贤妻良母吗？难道你们没有为这个家做出贡献吗？对此女性作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是家赋予了她们力量，女性的形象在家的映衬下变得异常强大。在家庭小说中，家被刻画成为温暖人心的召唤，心灵的归属地，是女主人公手中被施了魔法的仙境。在玛丽亚·卡明斯（Maria Cummins）的名著《点灯人》中，我们看到小孤女格蒂为收留她的好心人——点灯人营造出一个崭新的家。点灯人之前住在破旧、从未打理过的贫民窟中，有一天，他工作结束返回家中却发现，这个勤劳的小女孩创造了一个奇迹：她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为他泡了茶水，满心欢喜地等着他回家。点灯人意识到，“是女人的双手创造出这一切，”他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家”。【sup】［4］【/sup】
19世纪的美国尚不允许妇女参与政治经济的讨论，作家们只好利用家庭小说这种形式诉说自己的生存经历，分享自己的女性体验。她们在书中讲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范妮·费恩的半自传体小说“露丝·霍尔”（Ruth Hall）披露的就是自己艰辛的写作生涯。她们讲述得如此精彩，在广大女性读者群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同时也验证了尧斯接受美学“一部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成品”的看法。在她们的讲述中，男性整个被排除在精彩的心理世界以外，变成了唐突的闯入者，偶然才能够闯入女性神圣的情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女性才是权力的拥有者，不仅对家庭内部事务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对于在外打拼的男性来说还担当着精神上的支柱，在他疲惫不堪、生意潦倒之时、收容、接纳他。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哪个真正的男主人公能够配得上她，不是太年轻没有阅历就是太老了只剩心力交瘁，独独只有女主人公自始至终站立着，为家庭成员遮挡风雨，负担着家中大大小小的事务，甚至是在父亲、丈夫生意不济之时。她的家中地位是牢不可破的，即使有几个幸运的年轻人，也在等待她的救赎获得新生。伊莉莎·福林所著“婚姻生活素描” （Sketches of Married Life）中的女主人公艾米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不顾世俗观念所不容，只身一人前往孤岛去探望染病在床的未婚夫。没有艾米的精神安慰以及细心的照料，爱德华早已客死他乡。而艾米为了自己的幸福勇敢地跨出家门，不但帮助爱德华康复，也赢得了自己的幸福生活。
4 结语
家庭小说借用了感伤文学的一些要素如人物、情节以及叙事形式，达到顺利进入文学市场的目的。但是，这绝不应该成为评论家贬低家庭小说艺术价值的理由。它把女性刻画得坚强、自立、高尚、完美，让读者不由不敬佩、赞美，同时也为女性读者传递着自强、自立、自爱的信息。这些女性作家们虽没有像玛格丽特·富勒那样公开地为女性解放助威呐喊，她们现身说法对争取妇女平等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参考文献
［1］ 卢敏. 19世纪美国家庭小说与现代社会价值建构［J］. 外国文学评论,2009,（2）.
［2］ 孙云畴.美国史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398页
［3］ 徐颖果.美国女性文学中的日记文学——从玛丽·麦克雷的日记看19世纪妇女文化［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2）.
［4］ Maria S. Cummins. The Lamplighter ［M］. Boston: John P. Jewett & Company, 1854, p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