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席勒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中，成功地刻畫了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尽管两位女主人公在人生轨迹、政治抱负和人格特质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但她们都扮演着双重角色：女王和女人。结合18世纪末父权制大行其道的时代背景，席勒似有意引发如下讨论：一位女性能否平衡女王与女人双重身份？为了对此问题做出回应，笔者试图借用席勒意义上的“美丽与崇高的心灵”、“典雅与尊严”以及“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等概念，深入剖析席勒塑造差异性女性形象的真实意图以及戏剧对于“女性身份”的反思态度。
关键词：女性形象、美丽与崇高的心灵、典雅与尊严、女性与男性气质
导言
《玛丽亚·斯图亚特》是席勒在魏玛古典主义时期创作的经典剧作之一。这部五幕悲剧于1800年6月获得首演。据此可以推测，戏剧诞生于18世纪末。当时，父权制社会强推一种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女性囿于妻子、家庭主妇或母亲等角色，难以建构独立的身份意识。而女性如若想要寻求幸福，必将走上依附男性的可悲道路。在当时的世俗目光中，只有那些自我贬低、自视柔弱、甘居其下，即自发充当配角角色辅助男性的女性，才能被赋予追求幸福的可能性。
而这种保守的女性形象，实际上符合席勒关于男女角色分配的立场，并在其女性角色的设置上有所体现，包括悲剧《阴谋与爱情》中那位出身市民阶层的露易丝·穆勒（Luise Müller）的形象：当维护封建伦理的义务与爱情发生冲突时，不抵抗的姿态使其成为一位“女英雄”。然而，席勒在创造历史剧《玛利亚·斯图亚特》时，却有意地刻画了两位貌似凌驾于父权威慑之上的女王形象。与其他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玛利亚·斯图尔特和伊丽莎白·都铎是两位出身尊贵的女王，是强权的化身。
根据史实记载，女王玛利亚生于1542年。出生6天后，即被加冕为苏格兰女王。1567年，女王玛利亚被苏格兰的民众怀疑涉嫌谋杀第二任丈夫转而嫁给同谋的凶手后，遭到了苏格兰人民，尤其是贵族阶层的强烈反抗。迫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女王玛利亚被迫逃亡英国以寻求政治庇护。当时，女王玛丽亚的表亲，女王伊丽莎白统治着这里。她因担心自己作为英国君主的地位受到威胁，下令囚禁玛利亚，终于1587被处决。
本篇论文试图以“女性形象”为关键词，进一步透视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中女性、灵魂、道德与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简言之，笔者将主要分析导致两位主人公在女王与女人双重身份的认知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为此，将借用两个重要的文化学概念：席勒意义上的“美丽与崇高的心灵”（sch?ne und erhabene Seele）和18世纪历史语境下的“女性气质”（Weiblichkeit）。
1、女王身份之争
1.1席勒意义上的“美丽与崇高的心灵”
席勒曾在《论典雅与尊严》（Ueber Anmuth und Würde）一文中指出，一方面，女性应该拥有美丽的心灵。另一方面，崇高的人格特质也是女性应当追求和实现的美好目标。美丽的、甚而崇高的心灵，在直觉感性和精神理性的平衡中方才得以显现，具体可外化为尊奉美德的行为模式，即人最好能够平衡内部欲望和外部责任之间的矛盾并自愿地服从于理性1。 换言之，在一位拥有美丽心灵的人身上，感性冲动、理性克制、责任约束和欲望等因素是可以实现平衡的。而典雅感（Anmut）则是这类人施加于他者的直接印象。区别于美丽心灵的内涵，席勒对崇高的心灵作出如下解释：理性能够支配感性。人们不是无意识地行动，而是运用理性进行合乎道德的行动。
席勒认为，“正如典雅是美丽心灵的外显，尊严是崇高心灵的外显2。” 如果说典雅感来自于对美丽心灵的直接经验，那么尊严感的彰显得益于一种抽象的升华与超越，即从美丽的心灵升华为崇高的心灵。然而，如席勒所言，崇高的心灵始终是人类无法实现的理想。如果把人类比作一棵树，那么崇高的心灵，在席勒意义上，是“人类之树可能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3。”
1.2玛利亚·斯图亚特：拥有美丽与崇高心灵的女王
前文已做出解释的两大构想，即“美丽与崇高的心灵”，在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中也获得了充分地展演。而这两种美好的特质集中体现在女王玛利亚身上。
在戏剧开端，尽管玛利亚并不是一位拥有美丽心灵的人。但在不间断的痛苦和危机经历中，她开始反思、重塑和完善自身，并最终在戏剧结尾处，在罪与责的叩问中，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实现了向一位典雅高贵女王的转变，诠释了人的尊严的价值。通过承认自己的罪责，以此消解感性欲念与伦理道德量间的对抗关系，达成自我与外界的和解4。
在戏剧开始时，玛利亚为自己的清白辩护。玛利亚：“我徒然想从您的眼神看出。究竟是我的清白无辜，朋友们的热心奔走取得了成功，还是我敌人的恶毒主意占了上风？5”（17） 然而，在被处死前，她借助理智的指引坦白和忏悔自己的罪孽，实现精神的救赎，继而获得美丽的心灵。
而从宗教信仰角度来看，玛利亚在临死前也有义务，忏悔自己的罪过，净化和祛除粘附在身上的污浊邪恶之气，以便死后能够被宽宥赦免，在天堂中获得永恒的幸福：
玛利亚：“唉，多年前的血债，虽早已忏悔，但在这最后时刻仍来问罪，它挟着可怖的力量返回，恶狠狠地堵在天国门前发威。我的默许致使国王—我的丈夫丧身，我的心和手却又献给勾引的人。我曾严格地以种种罪行赎罪，但灵魂里的内疚之虫却未安睡。”（211）梅尔维尔：“你就这样登上邢台，自信无罪而清白？”玛利亚：“天主让我承受枉死之灾，补偿早年难以饶恕的血债。”（213）
在上述玛利亚和梅尔维尔之间的对话中，梅尔维尔公然质问玛丽亚是否参与到谋杀达恩利勋爵（Darnley）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暴力活动中。玛利亚供认，对于达恩利的死她犯有同谋罪。但她声称，从未有过谋杀伊丽莎白的念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玛利亚所说属实，那么剧本最后的情节设置显得极为荒谬：无罪的玛丽亚却被堂而皇之地冠以谋杀罪名并被执行死刑。 悲惨的下半生经历成为玛利亚蜕变为崇高女王的重要条件。孤弱无助的玛利亚在苏格兰被指控谋杀其第二任丈夫，意欲前往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但万万没想到，巨大的囚禁之网早已支起，等待着弱小飞蛾的扑棱而入。就这样，玛利亚被软禁在英国长达数十年。然而，在这漫长而艰难的囚禁岁月里，她的心灵深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终，玛利亚通过承认和忏悔自己的罪行，成为一个勇于牺牲、无惧死亡的宗教烈女，并因而拥有纯洁和崇高的心灵。虽然玛利亚在青年时期，过着纵欲无度、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濒死前的她，通过虔诚质朴的忏悔和无辜赴死的姿态，使民众忘却了她早年生活的劣迹斑斑，而对其遭遇报以悲悯、同情之心。此时，无辜虔诚的玛利亚，在民众的心中，无疑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崇高而伟大的女王。因此，有戏剧评论者认为，“正是玛利亚的虔诚忏悔，最终使她的弱点崇高化。6” 此外，虔诚忏悔的前提是，玛利亚尊重事实和真理，意欲为自己曾经的卑劣行径承担应有的惩罚。对道德与义务的强烈的认同意志战胜了对生的原始欲念，玛利亚由此拥有美丽的心灵，达成内在欲望与外在责任之间的平衡。
如前文所言，拥有美丽的心灵只是成为典范女性的低阶标准，而崇高心灵的获得才是更高级别的要求。通观整部戏剧，可以发现，随着戏剧情节的铺展，玛利亚在不间断地反躬自省中，寻求人格的升华与超越，并最终获得了崇高的心灵。这种转变较早可追溯至第三幕第四场，突出表现在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之间的争执中。玛利亚：“英格兰的王位为私生所弄脏，不列颠的人民心灵高尚，却被奸诈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正义如能伸张，此刻您将伏地求饶，因为我是您的君主。”（136）理智引导玛利亚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她把即将到来的死亡视作深受压制者获得心灵救赎和通向崇高精神之契机。在被处死前夕，玛利亚感到“重新戴上了王冠。高尚的灵魂又有了自豪的尊严。”（202）德国学者利伯特·赖纳（Leipert Reiner）对此持相同看法。他将发生在两位女王间的争执场景解读为，“玛利亚亲手摧毁被解除囚禁的希望，继而坚决地踏上追求崇高之路的开端。7”
“她身穿白色盛装;颈上带着小球缀成的项链，下悬一枚‘天主的羔羊’的圣牌;一串念珠从腰带上垂挂下来;手持耶稣受难像;头发上系着象征王权的饰带。她那黑色的大披纱撩在身后。她登场时，众人均退向两旁，都流露出极度的痛苦。梅尔维尔不知不觉地跪下去。”（201）
在此场景中，玛丽亚的庄严出场既展现了其高贵的女王身份，也突显了人的尊严。此外，玛利亚的衣着配饰也是极为考究的。白色的盛装、圣牌和耶稣受难像等宗教符号共同构建了玛利亚基督教受难者的形象。由此，政治迫害的场景被赋予了宗教内涵。
受理性、道德和宗教力量的鼓舞，玛利亚丝毫无惧死亡，就连神情都是平静和松弛的。耶稣受难般的终局维护了玛利亚作为女王的尊严与崇高。与此同时，玛利亚如同仁爱的上帝般，宽宥和原谅了所有那些曾给她带来过伤害和痛苦的敌人。由此可知，玛利亚在不公正的处决前夕，受道德和理性信仰的指引，实现了兼具美丽与崇高心灵的理想，成为一位集典雅与尊严于一身的女性典范。
1.3伊丽莎白：伪善阴险的女王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席勒有意将玛利亚塑造成一位神圣可敬的女王形象。相反，伊丽莎白的形象更多地带有暗黑的底色：伪善、阴险、奸诈而诡计多端等。表面上她对玛利亚表现出同情和善意，把她视为亲人。事实上，她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策划处决玛利亚的政治阴谋，想方设法地为死刑判决捏造“恰如其分的”理由和挑选兜揽后世问责的替罪羊，以确保和巩固自己作为英国君主的地位。
戏剧接近尾声处，当玛利亚最终按照自己的意愿被处死后，伊丽莎白转而问责死刑的判决者和执行者布尔赖（Burleigh）和戴维逊（Davison），让他们成为替罪羊，以维护自己慈爱悲悯的形象和纯洁的声誉，避免来自世人的猜疑和诟病。如此这般，一位冷血无情、狡诈阴险的伪君子形象跃然纸上。
在第二幕第二场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被法国君主求婚。与惯常的喜悦心情不同，伊丽莎白更多地感受到，她的“作为处女的自由”（jungfr?uliche Freiheit）正遭受來自英国民众的压力而濒临消殒。随后，她向法国特使明确表示，她对婚姻的态度充满牺牲精神。伊丽莎白：“我的愿望始终是独身不嫁了此一生，我的雄心壮志便在于，后世会在我的坟上读到这句碑文：‘这里安息着一位女王，她矢志守贞。’（68）
然而在保持童贞女王的身份、全心全意为英国人民服务这一本应是崇高使命的面纱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伊丽莎白独享英国统治权的巨大政治野心。事实上，她只是想在任何情况下保证自己在权力方面的直接管控权，这也是她拒绝嫁给法国君主的主要原因。因为政治联姻意味着权利的稀释。在伊丽莎白时代，欧洲国家的女王如若接受另一位君主的求婚，则意味着，女王原本对于国家绝对的统治权，将逐步转移至其丈夫，继而逐渐被迫地退居到权利的边缘。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同样渗透到权利的最高圈层。
而视权如命的伊丽莎白，显然绝对不会允许权利的稀释或转让事件的发生。为此甚至逼迫自己培养和展露一些男性气质，例如男性化的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冷血、虚伪的人格面貌。这进一步要求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来为此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人物设置似乎是席勒有意为之，即希望玛利亚被读者视为政治上的失败者和精神上的胜利者，而伊丽莎白相反作为政治上的胜利者和精神上的失败者。索特迈斯·格特（Sautermeister Gert）对此持相似观点，“玛利亚·斯图尔特通过宗教意义上的死亡实现了完美的人性（vollkommene Humanit?t），而伊丽莎白以其完美的非人性（perfekte Inhumanit?t）为她的绝对统治进行加冕。8”
2、女人身份之争
2.1“女性气质”（Weiblichkeit）的概念
对该部戏剧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两位女王在剧中的正面对峙，还包括两位女人之间的间接较量以及她们所各自代表着的统治形式和宗教教派间的背景冲突。而关于女性形象的差异化描写，也占据剧本大量篇幅。与此同时，席勒因其在戏剧创作时融入强烈的主观性，致使戏剧人物在个人气质、性格、行为等方面，与历史中真实的人物形象存有较大偏差。表现之一是：相较于伊丽莎白，玛利亚被更多地赋予积极的人格特质。 这部戏剧中关于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她们比真实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剧中的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形象可以被描绘得更年轻、更具女性魅力。继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两位主人公，作为具有魅力的女人，或被男性人物追捧迷恋或被贬低背叛的剧情才被合理化。
此外，戏剧鉴赏者还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下，女人与女王的双重身份是否能够共存于一位女性形象之上？即一位女性在保留和张扬女性气质时，是否能够同时成为一位女王？因为在父权社会的背景下，一位女性意欲争取自身的权力，必须迫使自己培养男性气质。在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笔者试图阐释“女性气质”这一构成18世纪典型女性形象的重要概念。
与“女性气质”相关联的典型特征是高贵、美丽、温柔、真诚、纯洁等。在18世纪，与男性气质相比，女性气质更多地被赋予消极的人格特质，如情绪化、软弱、好奇、外表、愤怒、被动、美丽、断念、牺牲意识和欲望等。而男性气质则更多地与正面概念相关联，如权力、名誉、影响力、保护、关心、理性和力量等。也就是说，在18世纪，保守落后的性别角色认知仍然大行其道。
女性应当富有爱心，偏重直觉和感受力。她们往往在家庭的操劳中发掘存在价值，而在政治和社会话语体系中明显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席勒的戏剧《玛丽亚·斯图尔特》打破了这类刻板的女性印象。两位女性主人公并非出身底层的平常女子，而是位处权力制高点的女王，活跃在各类政治社会活动中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基于席勒有意颠覆传统女性被动形象的创作事实，一些学者试图从女性自主和自治的角度来审视该部戏剧。但值得注意的是，伊丽莎白，作为一个女人，在权力追逐的游戏中，甚至培养出了某些男性气质。而在某種程度上，此过程可被视作对自然秩序的违反，是非自然的。
2.2玛利亚：屈从“女性气质”终丧失权力
在下文的分析论证中，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形象的研究将基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她身上突显和外化的女性气质与失去苏格兰女王的政治地位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哪些男性人物在玛利亚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如何一步步将玛利亚推向政治羸弱的边缘的？
美貌与魅力无疑是构成女性气质这一概念最为重要的两大特征。虽然玛利亚在戏剧中被各色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评判，且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也被视为一位矛盾的存在（ambivalentes Wesen）9。但可以达成普遍共识的是：她始终被评述为一位极具性魅力的女人。
在戏剧中，席勒并非通过华丽词藻的堆砌直接描绘玛利亚的美貌，而是通过莫蒂默等人（Mortimer）的评论性言语侧面烘托其女性魅力。需要说明的是，莫蒂默是该剧中唯一被虚构的人物，没有历史原型。他对玛利亚几近狂热般的迷恋和作为女人的占有欲，以及言语间对伊丽莎白毫无女性魅力的嘲讽等，间接强化了两位主人公在女性身份对比中的审美张力。而“女性气质”一词，在戏剧中似乎被刻意地神圣化。比如，莫蒂默被玛利亚的女性魅力吸引后，甘愿冒生命危险，前去营救，对惩罚和死亡的恐惧完全被抽象的美的引诱所压制。
在第三幕第六场中，席勒虚构了一段发生在玛利亚和莫蒂默之间的私人对话。在该对话中，莫蒂默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恋之情。“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玛利亚。莫蒂默：你正气凛然，满腔义愤，这使你容光焕发，美艳绝伦，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丽人。”（138）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玛利亚身上所外露的女性气质可能是致命的。索特迈斯特·戈特（Sautermeister Gert）曾就此断言，“剧中男性人物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为了占有女性的美而甘愿作出牺牲。10”
莫蒂默：“这送到手里的幸福是上天所赐，如果不紧紧抱住而让它丢失，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白痴。我要救你，纵使我舍身千次！我来救你，我要救你;但是，我也要占有你，我为此而起誓。”（143）莫蒂默对玛利亚的崇拜几近狂热。为营救玛利亚，他策划了一起旨在谋杀伊丽莎白的暴力行动，全然不理会死亡的威胁。但这一看似具有牺牲精神的营救计划却基于其作为一位男人的强烈私欲：对美艳的玛利亚作为女人的占有。一方面，美艳诱人的容貌成为玛利亚可支配的强大武器;另一方面，极富女性气质的玛利亚也成为男性人物竞相争夺和占有的对象。
尽管玛利亚，作为一位女人，具有歌德时代（Goethezeit）女性所渴望的诸多气质，如前文论述时提出的美丽和崇高的心灵等。但人们必须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悖论：恰恰是这些广受追捧和褒扬的女性气质，于无形中将玛利亚物化成父权社会下男性的玩物。因此，在剧中其命运无法实现自治，而主要受到那些已经占有或企图占有她的男性人物的把控。
当我们回顾玛利亚痛苦的一生时，这一论点便得以论证。玛利亚悲惨命运的开端始于其第一任丈夫的离世。玛利亚年轻时与法国王储弗朗茨二世（Franz II）结婚。但不幸的是，1560年弗兰兹二世因病去世。小玛利亚年少守寡，在法国宫廷中遭受不公正对待。骄傲的玛利亚于1561年返回苏格兰，失去了法兰西女王的高贵身份。此后寡居多年。但作为国家君主，玛利亚有义务为国家诞下继承人。1565年，玛丽嫁给了达恩利勋爵。虽然玛丽加冕其第二任丈夫为苏格兰国王，但只赋予他有限的权力。这引起野心膨胀、觊觎王权的伪丈夫极度不满。达恩利妄图向玛利亚索要越来越多的权力。玛利亚为此逐渐疏远他，转而亲昵其私人秘书戴维斯·里齐奥（Davis Rizzio）。达恩利生发嫉妒之心，当着玛丽亚及其拥趸者的面杀了里齐奥。1567年，达恩利在一次爆炸事件中身亡。但达恩利究竟是死于意外的爆炸事故，还是遭受他人蓄意谋杀？对此外界议论不休。因为在达恩利死前，博思韦尔（Bothwell）已是玛丽亚的情人。他必须杀掉达恩利才能迎娶女王，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野心。而玛利亚也被外界怀疑是谋杀案的同谋者。自此，其女王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1567年，在玛利亚看望儿子时，遭到博思韦尔绑架和囚禁，被迫与他同住几天。为了维护清白的名声，玛利亚不得不嫁给博思韦尔。 落入男性权谋游戏漩涡中的玛利亚，一味地耽于情欲、不辨真伪、缺乏女王的责任与担当。她逐渐丧失民心，遭到民众对王室的蔑视与疏离。终致自己孤军奋战，被迫委曲求全，成为“权谋”的替罪羊。总结来说，玛利亚的第三次婚姻不仅使她作为女王的名誉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也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玛利亚开始走向半生囚禁、终局断头枉死之路。
在苏格兰国内，作为女王的玛利亚遭受民众和贵族的孤立和反抗，被迫签署退位协议。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逃亡英国以寻求表亲伊丽莎白的庇护。但事实上，伊丽莎白一直视玛利亚为头号政治敌人。玛利亚刚到英国后，伊丽莎白旋即下令将其软禁起来。不懂政治、不善权谋的玛利亚曾抱有的天真幻想破灭了。自此，玛利亚开始反思和忏悔自己的缺点和罪行，终获美丽而崇高的心灵。在将近19年的监禁年月中，玛利亚多次得到男性人物的许诺，如莫蒂默和莱斯特等。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营救的姿势，并非出于纯洁灵魂的指引，而是出于一种色欲，试图消解其女王的高贵身份，而只将她视作一位纠缠着性欲乱麻的女人进行占有。
2.3伊丽莎白-拒绝女性特质终获权力
如前文所言，玛利亚·斯图亚特沉迷情欲、依附男性，逐渐丧失权力，成为权谋游戏的殉葬者。与此相反，下文关于伊丽莎白·都铎形象的分析将基于如下论点，即她能够实现并维持作为英国君主的权威，主要是通过将自己的女性气质隐藏在男性或中性的面具之下。而她的这种伪装强势的姿态，既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尊严和地位的贬低;又可追溯至其不体面的出身给她带来的不安与自卑感。
伊丽莎白是国王亨利八世第二段婚姻里的孩子。她的母亲是前王后安娜·波琳（Anna Boleyn）。但因为教皇拒绝国王与其拥有西班牙贵族血统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的第二段婚姻在天主教世界并未獲得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伊丽莎白一直被外界视为私生女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安娜·波琳因通奸罪被判死刑后，亨利八世本人对外宣布其第二段婚姻为非法婚姻。自此，伊丽莎白更被视为荡妇之女，非婚生子女，不被英国皇室所接受。虽然根据英国法律，伊丽莎白享有王位继承权，但天主教教会并不承认其合法的英女王身份。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一开始就饱尝簿情、敌意和仇视。因为血统不洁，她一直遭受偏见、非议与不公正。结合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即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仍旧甚嚣尘上的文化语境分析，即便是像玛利亚和伊丽莎白这样的女王，其希望立足于政治领域、独撑一片天的愿望在当时的社会大众看来也是不自然的（unnatürlich）。由此伊丽莎白的动机不言自明：试图通过拒绝女性气质来抵抗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与挑衅，夺取和维持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长久以来，精于政治和权谋的伊丽莎白清楚地认识到，应该采取何种姿态和策略来应对强权男性的挑战以及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
而唯有通过一番激烈的、流血的斗争，才能夺取统治权。像那个时代的男人一样，伊丽莎白凭借自身强大的意志力和权谋头脑扭转了命运的走向，实现了自治而非他治。在塔尔波特与伊丽莎白的对话中，两位女王不同的人生轨迹、父权制压迫的历史事实、傲慢的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伊丽莎白强大的内心力量等，都得以充分揭示。
塔尔波特：“据说，她（玛利亚）让人谋害了自己的亲夫，自己则嫁给了这个杀人暴徒，这是一桩严重的罪行！……那时动荡不安，内战激烈，她这个弱女子被藩属紧紧追逼，团团围困，便投入最勇敢坚强者的怀抱，不复旁顾，谁知道她被什么妖术的威力所征服？因为女人毕竟是脆弱的生物。”伊丽莎白：“女人中颇有一些坚强的灵魂，女人并非弱者—我不愿人家，在我面前对女性的软弱进行谈论。”塔尔波特：“灾祸使您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人生并没有把光辉欢乐的一面，呈现在您面前。……您很早就学会了潜心默想，全神贯注，珍惜这个人生的真正财富。—然而没有天神拯救那可怜的女人，还是个娇弱的孩子就被送到法国的宫廷，安顿在轻浮成风、恣意纵乐的环境。成日欢宴不停，永远处于薄醉微醺，从未听到过真话的严肃声音。她被罪恶的强光弄的目眩头晕，被毁灭的洪流裹挟着随波逐流，上苍赋予她美貌这一虚幻的财富，她容貌出众，高踞于群芳之首，无论她的体态还是她的出身，全都……”伊丽莎白：“……相比她秀色迷人，美艳绝伦，连白发老人都被挑动得如此心动忘形……”（79-80）
戏剧开始时，玛利亚被囚禁在英国，丧失了行动自由。但她真正的不幸是从被苏格兰人民孤立而逃亡英格兰后才开始的。在前半生，她是一位高贵的女王，过着奢靡纵欲的生活。而伊丽莎白从小就被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所笼罩和胁迫，强逼自己隐藏女性气质，转而培养男性气质，为将来的政治斗争做好准备。她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孤身为原属于她的权力而战。为此她必须处处谨慎、冷血狡诈、精于权谋、必要时诉诸暴力。
伊丽莎白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女性，显然与18世纪保守的女性形象不符。她虽然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代价是丧失其天生的女性气质，让自己变成男性或无性别的存在，继而不得不放弃作为一位女人所能享受的幸福。但这恰巧成为以莫蒂默等为代表的男性人物，不倾慕甚至嘲弄贬斥她的主要原因。尽管她是一位高贵的女王，一位政治上的绝对胜利者，但莫蒂默对其女人身份尽是轻蔑与嘲讽;相反，玛利亚虽不再拥有女王的头衔和任何政治权力，但莫蒂默仍然对她表现出强烈的欲望。通过对比，两位女王在女性气质方面的差异可见一斑。
总结而言，在平衡君主身份与女性气质的问题上，玛利亚和伊丽莎白都是失败的尝试者。在18世纪历史语境的限定下，在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中，一位外露女性气质的女人无法成为强权的女王。换言之，在权谋的游戏中，女性气质是致命的毒药。
结语
在该部戏剧中，席勒塑造的两个女性人物形象是多层次的、丰满的，有着诸多侧面。然而，一般而言，伊丽莎白被视为一位冷血暴力、诡谲奸诈、理智精明、男性化或无性别化的政治胜利者;而她的对手玛利亚则是一位耽于情欲、不问政治、屈服于男性权威的女人和精神胜利者。但席勒在塑造玛利亚的形象时，赋予其更积极的人格侧面，诸如美丽、宽容、纯洁、尊贵和崇高等。而这些品质是构成18世纪女性形象的重要标准。 而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人物玛利亚的突出特质在于其浓烈的女性气质，美丽而崇高的心灵。但在她身上，无法实现女性气质与政治权柄间的平衡。而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对伊丽莎白形象的分析上。
参考文献：
[1] Vgl. Friedrich Schiller： Ueber Anmuth und Würde. S. 283.
[2] Wiese， Benno： Schillers Werke. Weimar， 1962， S. 289.
[3] Vgl. Friedrich Schiller： Ueber Anmuth und Würde. S. 289.
[4] Vgl. Hinderer， Walter： Interpretationen Schillers Dramen. Stuttgart， 1992， S. 321.
[5]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戏剧文集.4》。张书玉，章鹏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7页。
[6] Vgl. Wolfgang Wittkowski： Maria Stuart： K?nnen Frauen regieren？ In： Schiller. Ethik， Politik und Nemesis im Drama. Stefanie Kufner， Wolfgang Wittkowski （Hrsg）. Frankfurt am Main 2012， S. 324.
[7] Leipert， Reiner： Friedrich Schiller Maria Stuart. München， 2000， S.72.
[8] Vgl. Sautermeister， Gert： Maria Stuart. In： Hinderer， Walter （Hrsg.）： Schillers Dramen： neue Interpretation. Stuttgart： Reclam， 1979， S.179.
[9] Vgl. Rachid Jai Mansouri： Die Darstellung der Frau in Schillers Dramen.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289.
[10] Sautermeister， Gert： Maria Stuart. In： Hinderer， Walter （Hrsg.）： Schillers Dramen： neue Interpretation. Stuttgart： Reclam 1979， S.188.
作者簡介：李然（1996.3.2），女，汉族，籍贯江苏省宿迁市，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
关键词：女性形象、美丽与崇高的心灵、典雅与尊严、女性与男性气质
导言
《玛丽亚·斯图亚特》是席勒在魏玛古典主义时期创作的经典剧作之一。这部五幕悲剧于1800年6月获得首演。据此可以推测，戏剧诞生于18世纪末。当时，父权制社会强推一种刻板僵化的女性形象：女性囿于妻子、家庭主妇或母亲等角色，难以建构独立的身份意识。而女性如若想要寻求幸福，必将走上依附男性的可悲道路。在当时的世俗目光中，只有那些自我贬低、自视柔弱、甘居其下，即自发充当配角角色辅助男性的女性，才能被赋予追求幸福的可能性。
而这种保守的女性形象，实际上符合席勒关于男女角色分配的立场，并在其女性角色的设置上有所体现，包括悲剧《阴谋与爱情》中那位出身市民阶层的露易丝·穆勒（Luise Müller）的形象：当维护封建伦理的义务与爱情发生冲突时，不抵抗的姿态使其成为一位“女英雄”。然而，席勒在创造历史剧《玛利亚·斯图亚特》时，却有意地刻画了两位貌似凌驾于父权威慑之上的女王形象。与其他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同，玛利亚·斯图尔特和伊丽莎白·都铎是两位出身尊贵的女王，是强权的化身。
根据史实记载，女王玛利亚生于1542年。出生6天后，即被加冕为苏格兰女王。1567年，女王玛利亚被苏格兰的民众怀疑涉嫌谋杀第二任丈夫转而嫁给同谋的凶手后，遭到了苏格兰人民，尤其是贵族阶层的强烈反抗。迫于国内严峻的政治形势，女王玛利亚被迫逃亡英国以寻求政治庇护。当时，女王玛丽亚的表亲，女王伊丽莎白统治着这里。她因担心自己作为英国君主的地位受到威胁，下令囚禁玛利亚，终于1587被处决。
本篇论文试图以“女性形象”为关键词，进一步透视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中女性、灵魂、道德与权力之间的内在联系。简言之，笔者将主要分析导致两位主人公在女王与女人双重身份的认知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为此，将借用两个重要的文化学概念：席勒意义上的“美丽与崇高的心灵”（sch?ne und erhabene Seele）和18世纪历史语境下的“女性气质”（Weiblichkeit）。
1、女王身份之争
1.1席勒意义上的“美丽与崇高的心灵”
席勒曾在《论典雅与尊严》（Ueber Anmuth und Würde）一文中指出，一方面，女性应该拥有美丽的心灵。另一方面，崇高的人格特质也是女性应当追求和实现的美好目标。美丽的、甚而崇高的心灵，在直觉感性和精神理性的平衡中方才得以显现，具体可外化为尊奉美德的行为模式，即人最好能够平衡内部欲望和外部责任之间的矛盾并自愿地服从于理性1。 换言之，在一位拥有美丽心灵的人身上，感性冲动、理性克制、责任约束和欲望等因素是可以实现平衡的。而典雅感（Anmut）则是这类人施加于他者的直接印象。区别于美丽心灵的内涵，席勒对崇高的心灵作出如下解释：理性能够支配感性。人们不是无意识地行动，而是运用理性进行合乎道德的行动。
席勒认为，“正如典雅是美丽心灵的外显，尊严是崇高心灵的外显2。” 如果说典雅感来自于对美丽心灵的直接经验，那么尊严感的彰显得益于一种抽象的升华与超越，即从美丽的心灵升华为崇高的心灵。然而，如席勒所言，崇高的心灵始终是人类无法实现的理想。如果把人类比作一棵树，那么崇高的心灵，在席勒意义上，是“人类之树可能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3。”
1.2玛利亚·斯图亚特：拥有美丽与崇高心灵的女王
前文已做出解释的两大构想，即“美丽与崇高的心灵”，在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中也获得了充分地展演。而这两种美好的特质集中体现在女王玛利亚身上。
在戏剧开端，尽管玛利亚并不是一位拥有美丽心灵的人。但在不间断的痛苦和危机经历中，她开始反思、重塑和完善自身，并最终在戏剧结尾处，在罪与责的叩问中，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实现了向一位典雅高贵女王的转变，诠释了人的尊严的价值。通过承认自己的罪责，以此消解感性欲念与伦理道德量间的对抗关系，达成自我与外界的和解4。
在戏剧开始时，玛利亚为自己的清白辩护。玛利亚：“我徒然想从您的眼神看出。究竟是我的清白无辜，朋友们的热心奔走取得了成功，还是我敌人的恶毒主意占了上风？5”（17） 然而，在被处死前，她借助理智的指引坦白和忏悔自己的罪孽，实现精神的救赎，继而获得美丽的心灵。
而从宗教信仰角度来看，玛利亚在临死前也有义务，忏悔自己的罪过，净化和祛除粘附在身上的污浊邪恶之气，以便死后能够被宽宥赦免，在天堂中获得永恒的幸福：
玛利亚：“唉，多年前的血债，虽早已忏悔，但在这最后时刻仍来问罪，它挟着可怖的力量返回，恶狠狠地堵在天国门前发威。我的默许致使国王—我的丈夫丧身，我的心和手却又献给勾引的人。我曾严格地以种种罪行赎罪，但灵魂里的内疚之虫却未安睡。”（211）梅尔维尔：“你就这样登上邢台，自信无罪而清白？”玛利亚：“天主让我承受枉死之灾，补偿早年难以饶恕的血债。”（213）
在上述玛利亚和梅尔维尔之间的对话中，梅尔维尔公然质问玛丽亚是否参与到谋杀达恩利勋爵（Darnley）和伊丽莎白女王的暴力活动中。玛利亚供认，对于达恩利的死她犯有同谋罪。但她声称，从未有过谋杀伊丽莎白的念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玛利亚所说属实，那么剧本最后的情节设置显得极为荒谬：无罪的玛丽亚却被堂而皇之地冠以谋杀罪名并被执行死刑。 悲惨的下半生经历成为玛利亚蜕变为崇高女王的重要条件。孤弱无助的玛利亚在苏格兰被指控谋杀其第二任丈夫，意欲前往英国寻求政治避难。但万万没想到，巨大的囚禁之网早已支起，等待着弱小飞蛾的扑棱而入。就这样，玛利亚被软禁在英国长达数十年。然而，在这漫长而艰难的囚禁岁月里，她的心灵深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最终，玛利亚通过承认和忏悔自己的罪行，成为一个勇于牺牲、无惧死亡的宗教烈女，并因而拥有纯洁和崇高的心灵。虽然玛利亚在青年时期，过着纵欲无度、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濒死前的她，通过虔诚质朴的忏悔和无辜赴死的姿态，使民众忘却了她早年生活的劣迹斑斑，而对其遭遇报以悲悯、同情之心。此时，无辜虔诚的玛利亚，在民众的心中，无疑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崇高而伟大的女王。因此，有戏剧评论者认为，“正是玛利亚的虔诚忏悔，最终使她的弱点崇高化。6” 此外，虔诚忏悔的前提是，玛利亚尊重事实和真理，意欲为自己曾经的卑劣行径承担应有的惩罚。对道德与义务的强烈的认同意志战胜了对生的原始欲念，玛利亚由此拥有美丽的心灵，达成内在欲望与外在责任之间的平衡。
如前文所言，拥有美丽的心灵只是成为典范女性的低阶标准，而崇高心灵的获得才是更高级别的要求。通观整部戏剧，可以发现，随着戏剧情节的铺展，玛利亚在不间断地反躬自省中，寻求人格的升华与超越，并最终获得了崇高的心灵。这种转变较早可追溯至第三幕第四场，突出表现在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之间的争执中。玛利亚：“英格兰的王位为私生所弄脏，不列颠的人民心灵高尚，却被奸诈的骗子玩弄于股掌之上。—正义如能伸张，此刻您将伏地求饶，因为我是您的君主。”（136）理智引导玛利亚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她把即将到来的死亡视作深受压制者获得心灵救赎和通向崇高精神之契机。在被处死前夕，玛利亚感到“重新戴上了王冠。高尚的灵魂又有了自豪的尊严。”（202）德国学者利伯特·赖纳（Leipert Reiner）对此持相同看法。他将发生在两位女王间的争执场景解读为，“玛利亚亲手摧毁被解除囚禁的希望，继而坚决地踏上追求崇高之路的开端。7”
“她身穿白色盛装;颈上带着小球缀成的项链，下悬一枚‘天主的羔羊’的圣牌;一串念珠从腰带上垂挂下来;手持耶稣受难像;头发上系着象征王权的饰带。她那黑色的大披纱撩在身后。她登场时，众人均退向两旁，都流露出极度的痛苦。梅尔维尔不知不觉地跪下去。”（201）
在此场景中，玛丽亚的庄严出场既展现了其高贵的女王身份，也突显了人的尊严。此外，玛利亚的衣着配饰也是极为考究的。白色的盛装、圣牌和耶稣受难像等宗教符号共同构建了玛利亚基督教受难者的形象。由此，政治迫害的场景被赋予了宗教内涵。
受理性、道德和宗教力量的鼓舞，玛利亚丝毫无惧死亡，就连神情都是平静和松弛的。耶稣受难般的终局维护了玛利亚作为女王的尊严与崇高。与此同时，玛利亚如同仁爱的上帝般，宽宥和原谅了所有那些曾给她带来过伤害和痛苦的敌人。由此可知，玛利亚在不公正的处决前夕，受道德和理性信仰的指引，实现了兼具美丽与崇高心灵的理想，成为一位集典雅与尊严于一身的女性典范。
1.3伊丽莎白：伪善阴险的女王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席勒有意将玛利亚塑造成一位神圣可敬的女王形象。相反，伊丽莎白的形象更多地带有暗黑的底色：伪善、阴险、奸诈而诡计多端等。表面上她对玛利亚表现出同情和善意，把她视为亲人。事实上，她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策划处决玛利亚的政治阴谋，想方设法地为死刑判决捏造“恰如其分的”理由和挑选兜揽后世问责的替罪羊，以确保和巩固自己作为英国君主的地位。
戏剧接近尾声处，当玛利亚最终按照自己的意愿被处死后，伊丽莎白转而问责死刑的判决者和执行者布尔赖（Burleigh）和戴维逊（Davison），让他们成为替罪羊，以维护自己慈爱悲悯的形象和纯洁的声誉，避免来自世人的猜疑和诟病。如此这般，一位冷血无情、狡诈阴险的伪君子形象跃然纸上。
在第二幕第二场中，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被法国君主求婚。与惯常的喜悦心情不同，伊丽莎白更多地感受到，她的“作为处女的自由”（jungfr?uliche Freiheit）正遭受來自英国民众的压力而濒临消殒。随后，她向法国特使明确表示，她对婚姻的态度充满牺牲精神。伊丽莎白：“我的愿望始终是独身不嫁了此一生，我的雄心壮志便在于，后世会在我的坟上读到这句碑文：‘这里安息着一位女王，她矢志守贞。’（68）
然而在保持童贞女王的身份、全心全意为英国人民服务这一本应是崇高使命的面纱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伊丽莎白独享英国统治权的巨大政治野心。事实上，她只是想在任何情况下保证自己在权力方面的直接管控权，这也是她拒绝嫁给法国君主的主要原因。因为政治联姻意味着权利的稀释。在伊丽莎白时代，欧洲国家的女王如若接受另一位君主的求婚，则意味着，女王原本对于国家绝对的统治权，将逐步转移至其丈夫，继而逐渐被迫地退居到权利的边缘。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同样渗透到权利的最高圈层。
而视权如命的伊丽莎白，显然绝对不会允许权利的稀释或转让事件的发生。为此甚至逼迫自己培养和展露一些男性气质，例如男性化的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冷血、虚伪的人格面貌。这进一步要求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幸福来为此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人物设置似乎是席勒有意为之，即希望玛利亚被读者视为政治上的失败者和精神上的胜利者，而伊丽莎白相反作为政治上的胜利者和精神上的失败者。索特迈斯·格特（Sautermeister Gert）对此持相似观点，“玛利亚·斯图尔特通过宗教意义上的死亡实现了完美的人性（vollkommene Humanit?t），而伊丽莎白以其完美的非人性（perfekte Inhumanit?t）为她的绝对统治进行加冕。8”
2、女人身份之争
2.1“女性气质”（Weiblichkeit）的概念
对该部戏剧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两位女王在剧中的正面对峙，还包括两位女人之间的间接较量以及她们所各自代表着的统治形式和宗教教派间的背景冲突。而关于女性形象的差异化描写，也占据剧本大量篇幅。与此同时，席勒因其在戏剧创作时融入强烈的主观性，致使戏剧人物在个人气质、性格、行为等方面，与历史中真实的人物形象存有较大偏差。表现之一是：相较于伊丽莎白，玛利亚被更多地赋予积极的人格特质。 这部戏剧中关于两个女性形象的塑造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她们比真实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此，剧中的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形象可以被描绘得更年轻、更具女性魅力。继而随着情节的发展，两位主人公，作为具有魅力的女人，或被男性人物追捧迷恋或被贬低背叛的剧情才被合理化。
此外，戏剧鉴赏者还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18世纪的历史语境下，女人与女王的双重身份是否能够共存于一位女性形象之上？即一位女性在保留和张扬女性气质时，是否能够同时成为一位女王？因为在父权社会的背景下，一位女性意欲争取自身的权力，必须迫使自己培养男性气质。在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之前，笔者试图阐释“女性气质”这一构成18世纪典型女性形象的重要概念。
与“女性气质”相关联的典型特征是高贵、美丽、温柔、真诚、纯洁等。在18世纪，与男性气质相比，女性气质更多地被赋予消极的人格特质，如情绪化、软弱、好奇、外表、愤怒、被动、美丽、断念、牺牲意识和欲望等。而男性气质则更多地与正面概念相关联，如权力、名誉、影响力、保护、关心、理性和力量等。也就是说，在18世纪，保守落后的性别角色认知仍然大行其道。
女性应当富有爱心，偏重直觉和感受力。她们往往在家庭的操劳中发掘存在价值，而在政治和社会话语体系中明显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席勒的戏剧《玛丽亚·斯图尔特》打破了这类刻板的女性印象。两位女性主人公并非出身底层的平常女子，而是位处权力制高点的女王，活跃在各类政治社会活动中且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基于席勒有意颠覆传统女性被动形象的创作事实，一些学者试图从女性自主和自治的角度来审视该部戏剧。但值得注意的是，伊丽莎白，作为一个女人，在权力追逐的游戏中，甚至培养出了某些男性气质。而在某種程度上，此过程可被视作对自然秩序的违反，是非自然的。
2.2玛利亚：屈从“女性气质”终丧失权力
在下文的分析论证中，关于玛利亚·斯图亚特形象的研究将基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她身上突显和外化的女性气质与失去苏格兰女王的政治地位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哪些男性人物在玛利亚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如何一步步将玛利亚推向政治羸弱的边缘的？
美貌与魅力无疑是构成女性气质这一概念最为重要的两大特征。虽然玛利亚在戏剧中被各色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加以不同的评判，且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也被视为一位矛盾的存在（ambivalentes Wesen）9。但可以达成普遍共识的是：她始终被评述为一位极具性魅力的女人。
在戏剧中，席勒并非通过华丽词藻的堆砌直接描绘玛利亚的美貌，而是通过莫蒂默等人（Mortimer）的评论性言语侧面烘托其女性魅力。需要说明的是，莫蒂默是该剧中唯一被虚构的人物，没有历史原型。他对玛利亚几近狂热般的迷恋和作为女人的占有欲，以及言语间对伊丽莎白毫无女性魅力的嘲讽等，间接强化了两位主人公在女性身份对比中的审美张力。而“女性气质”一词，在戏剧中似乎被刻意地神圣化。比如，莫蒂默被玛利亚的女性魅力吸引后，甘愿冒生命危险，前去营救，对惩罚和死亡的恐惧完全被抽象的美的引诱所压制。
在第三幕第六场中，席勒虚构了一段发生在玛利亚和莫蒂默之间的私人对话。在该对话中，莫蒂默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恋之情。“用灼热的目光注视玛利亚。莫蒂默：你正气凛然，满腔义愤，这使你容光焕发，美艳绝伦，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丽人。”（138）然而正如前文所言，玛利亚身上所外露的女性气质可能是致命的。索特迈斯特·戈特（Sautermeister Gert）曾就此断言，“剧中男性人物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为了占有女性的美而甘愿作出牺牲。10”
莫蒂默：“这送到手里的幸福是上天所赐，如果不紧紧抱住而让它丢失，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白痴。我要救你，纵使我舍身千次！我来救你，我要救你;但是，我也要占有你，我为此而起誓。”（143）莫蒂默对玛利亚的崇拜几近狂热。为营救玛利亚，他策划了一起旨在谋杀伊丽莎白的暴力行动，全然不理会死亡的威胁。但这一看似具有牺牲精神的营救计划却基于其作为一位男人的强烈私欲：对美艳的玛利亚作为女人的占有。一方面，美艳诱人的容貌成为玛利亚可支配的强大武器;另一方面，极富女性气质的玛利亚也成为男性人物竞相争夺和占有的对象。
尽管玛利亚，作为一位女人，具有歌德时代（Goethezeit）女性所渴望的诸多气质，如前文论述时提出的美丽和崇高的心灵等。但人们必须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悖论：恰恰是这些广受追捧和褒扬的女性气质，于无形中将玛利亚物化成父权社会下男性的玩物。因此，在剧中其命运无法实现自治，而主要受到那些已经占有或企图占有她的男性人物的把控。
当我们回顾玛利亚痛苦的一生时，这一论点便得以论证。玛利亚悲惨命运的开端始于其第一任丈夫的离世。玛利亚年轻时与法国王储弗朗茨二世（Franz II）结婚。但不幸的是，1560年弗兰兹二世因病去世。小玛利亚年少守寡，在法国宫廷中遭受不公正对待。骄傲的玛利亚于1561年返回苏格兰，失去了法兰西女王的高贵身份。此后寡居多年。但作为国家君主，玛利亚有义务为国家诞下继承人。1565年，玛丽嫁给了达恩利勋爵。虽然玛丽加冕其第二任丈夫为苏格兰国王，但只赋予他有限的权力。这引起野心膨胀、觊觎王权的伪丈夫极度不满。达恩利妄图向玛利亚索要越来越多的权力。玛利亚为此逐渐疏远他，转而亲昵其私人秘书戴维斯·里齐奥（Davis Rizzio）。达恩利生发嫉妒之心，当着玛丽亚及其拥趸者的面杀了里齐奥。1567年，达恩利在一次爆炸事件中身亡。但达恩利究竟是死于意外的爆炸事故，还是遭受他人蓄意谋杀？对此外界议论不休。因为在达恩利死前，博思韦尔（Bothwell）已是玛丽亚的情人。他必须杀掉达恩利才能迎娶女王，才能实现自己的权利野心。而玛利亚也被外界怀疑是谋杀案的同谋者。自此，其女王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1567年，在玛利亚看望儿子时，遭到博思韦尔绑架和囚禁，被迫与他同住几天。为了维护清白的名声，玛利亚不得不嫁给博思韦尔。 落入男性权谋游戏漩涡中的玛利亚，一味地耽于情欲、不辨真伪、缺乏女王的责任与担当。她逐渐丧失民心，遭到民众对王室的蔑视与疏离。终致自己孤军奋战，被迫委曲求全，成为“权谋”的替罪羊。总结来说，玛利亚的第三次婚姻不仅使她作为女王的名誉蒙受巨大损失，而且也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玛利亚开始走向半生囚禁、终局断头枉死之路。
在苏格兰国内，作为女王的玛利亚遭受民众和贵族的孤立和反抗，被迫签署退位协议。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逃亡英国以寻求表亲伊丽莎白的庇护。但事实上，伊丽莎白一直视玛利亚为头号政治敌人。玛利亚刚到英国后，伊丽莎白旋即下令将其软禁起来。不懂政治、不善权谋的玛利亚曾抱有的天真幻想破灭了。自此，玛利亚开始反思和忏悔自己的缺点和罪行，终获美丽而崇高的心灵。在将近19年的监禁年月中，玛利亚多次得到男性人物的许诺，如莫蒂默和莱斯特等。但他们之所以做出营救的姿势，并非出于纯洁灵魂的指引，而是出于一种色欲，试图消解其女王的高贵身份，而只将她视作一位纠缠着性欲乱麻的女人进行占有。
2.3伊丽莎白-拒绝女性特质终获权力
如前文所言，玛利亚·斯图亚特沉迷情欲、依附男性，逐渐丧失权力，成为权谋游戏的殉葬者。与此相反，下文关于伊丽莎白·都铎形象的分析将基于如下论点，即她能够实现并维持作为英国君主的权威，主要是通过将自己的女性气质隐藏在男性或中性的面具之下。而她的这种伪装强势的姿态，既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尊严和地位的贬低;又可追溯至其不体面的出身给她带来的不安与自卑感。
伊丽莎白是国王亨利八世第二段婚姻里的孩子。她的母亲是前王后安娜·波琳（Anna Boleyn）。但因为教皇拒绝国王与其拥有西班牙贵族血统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的第二段婚姻在天主教世界并未獲得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伊丽莎白一直被外界视为私生女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安娜·波琳因通奸罪被判死刑后，亨利八世本人对外宣布其第二段婚姻为非法婚姻。自此，伊丽莎白更被视为荡妇之女，非婚生子女，不被英国皇室所接受。虽然根据英国法律，伊丽莎白享有王位继承权，但天主教教会并不承认其合法的英女王身份。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一开始就饱尝簿情、敌意和仇视。因为血统不洁，她一直遭受偏见、非议与不公正。结合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即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仍旧甚嚣尘上的文化语境分析，即便是像玛利亚和伊丽莎白这样的女王，其希望立足于政治领域、独撑一片天的愿望在当时的社会大众看来也是不自然的（unnatürlich）。由此伊丽莎白的动机不言自明：试图通过拒绝女性气质来抵抗来自父权社会的压力与挑衅，夺取和维持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长久以来，精于政治和权谋的伊丽莎白清楚地认识到，应该采取何种姿态和策略来应对强权男性的挑战以及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
而唯有通过一番激烈的、流血的斗争，才能夺取统治权。像那个时代的男人一样，伊丽莎白凭借自身强大的意志力和权谋头脑扭转了命运的走向，实现了自治而非他治。在塔尔波特与伊丽莎白的对话中，两位女王不同的人生轨迹、父权制压迫的历史事实、傲慢的男性对女性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伊丽莎白强大的内心力量等，都得以充分揭示。
塔尔波特：“据说，她（玛利亚）让人谋害了自己的亲夫，自己则嫁给了这个杀人暴徒，这是一桩严重的罪行！……那时动荡不安，内战激烈，她这个弱女子被藩属紧紧追逼，团团围困，便投入最勇敢坚强者的怀抱，不复旁顾，谁知道她被什么妖术的威力所征服？因为女人毕竟是脆弱的生物。”伊丽莎白：“女人中颇有一些坚强的灵魂，女人并非弱者—我不愿人家，在我面前对女性的软弱进行谈论。”塔尔波特：“灾祸使您经受了严峻的锻炼。人生并没有把光辉欢乐的一面，呈现在您面前。……您很早就学会了潜心默想，全神贯注，珍惜这个人生的真正财富。—然而没有天神拯救那可怜的女人，还是个娇弱的孩子就被送到法国的宫廷，安顿在轻浮成风、恣意纵乐的环境。成日欢宴不停，永远处于薄醉微醺，从未听到过真话的严肃声音。她被罪恶的强光弄的目眩头晕，被毁灭的洪流裹挟着随波逐流，上苍赋予她美貌这一虚幻的财富，她容貌出众，高踞于群芳之首，无论她的体态还是她的出身，全都……”伊丽莎白：“……相比她秀色迷人，美艳绝伦，连白发老人都被挑动得如此心动忘形……”（79-80）
戏剧开始时，玛利亚被囚禁在英国，丧失了行动自由。但她真正的不幸是从被苏格兰人民孤立而逃亡英格兰后才开始的。在前半生，她是一位高贵的女王，过着奢靡纵欲的生活。而伊丽莎白从小就被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所笼罩和胁迫，强逼自己隐藏女性气质，转而培养男性气质，为将来的政治斗争做好准备。她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孤身为原属于她的权力而战。为此她必须处处谨慎、冷血狡诈、精于权谋、必要时诉诸暴力。
伊丽莎白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女性，显然与18世纪保守的女性形象不符。她虽然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代价是丧失其天生的女性气质，让自己变成男性或无性别的存在，继而不得不放弃作为一位女人所能享受的幸福。但这恰巧成为以莫蒂默等为代表的男性人物，不倾慕甚至嘲弄贬斥她的主要原因。尽管她是一位高贵的女王，一位政治上的绝对胜利者，但莫蒂默对其女人身份尽是轻蔑与嘲讽;相反，玛利亚虽不再拥有女王的头衔和任何政治权力，但莫蒂默仍然对她表现出强烈的欲望。通过对比，两位女王在女性气质方面的差异可见一斑。
总结而言，在平衡君主身份与女性气质的问题上，玛利亚和伊丽莎白都是失败的尝试者。在18世纪历史语境的限定下，在戏剧《玛利亚·斯图亚特》中，一位外露女性气质的女人无法成为强权的女王。换言之，在权谋的游戏中，女性气质是致命的毒药。
结语
在该部戏剧中，席勒塑造的两个女性人物形象是多层次的、丰满的，有着诸多侧面。然而，一般而言，伊丽莎白被视为一位冷血暴力、诡谲奸诈、理智精明、男性化或无性别化的政治胜利者;而她的对手玛利亚则是一位耽于情欲、不问政治、屈服于男性权威的女人和精神胜利者。但席勒在塑造玛利亚的形象时，赋予其更积极的人格侧面，诸如美丽、宽容、纯洁、尊贵和崇高等。而这些品质是构成18世纪女性形象的重要标准。 而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人物玛利亚的突出特质在于其浓烈的女性气质，美丽而崇高的心灵。但在她身上，无法实现女性气质与政治权柄间的平衡。而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对伊丽莎白形象的分析上。
参考文献：
[1] Vgl. Friedrich Schiller： Ueber Anmuth und Würde. S. 283.
[2] Wiese， Benno： Schillers Werke. Weimar， 1962， S. 289.
[3] Vgl. Friedrich Schiller： Ueber Anmuth und Würde. S. 289.
[4] Vgl. Hinderer， Walter： Interpretationen Schillers Dramen. Stuttgart， 1992， S. 321.
[5]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戏剧文集.4》。张书玉，章鹏高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7页。
[6] Vgl. Wolfgang Wittkowski： Maria Stuart： K?nnen Frauen regieren？ In： Schiller. Ethik， Politik und Nemesis im Drama. Stefanie Kufner， Wolfgang Wittkowski （Hrsg）. Frankfurt am Main 2012， S. 324.
[7] Leipert， Reiner： Friedrich Schiller Maria Stuart. München， 2000， S.72.
[8] Vgl. Sautermeister， Gert： Maria Stuart. In： Hinderer， Walter （Hrsg.）： Schillers Dramen： neue Interpretation. Stuttgart： Reclam， 1979， S.179.
[9] Vgl. Rachid Jai Mansouri： Die Darstellung der Frau in Schillers Dramen.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289.
[10] Sautermeister， Gert： Maria Stuart. In： Hinderer， Walter （Hrsg.）： Schillers Dramen： neue Interpretation. Stuttgart： Reclam 1979， S.188.
作者簡介：李然（1996.3.2），女，汉族，籍贯江苏省宿迁市，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德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