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平　1942年生于重庆，祖籍扬州。1963年毕业于江苏省国画院。曾任书画鉴定之职于南京博物院，1981年调江苏省国画院至今。1983年以来，多次应邀赴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地考察、讲学、出席国际艺术史高层论坛。出版专著《山水画传统技法解析》《人物画传统技法解析》《花鸟画传统技法解析》《龚贤研究》《倪云林研究》《娄东画派》《陈淳》《龚贤》《中国画》《鉴识傅抱石》《现代中国画名家翰墨——傅抱石》等。现任江苏省国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化部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兼任东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扬州大学教授；江苏省美术馆、南京博物院鉴定顾问；清代扬州画派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江苏民进江海书画会会长、江苏省海外联谊会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书画的收藏，有着久远的传统，近一二十年来，其规模似乎远甚于以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量介入，使它不再是少数有钱有闲阶层的专利了。如果对目前中国书画收藏的队伍做一个简单的分类的话，大致为：(一)财富性收藏——以财富为支撑，以艺术品保值为主要目的者。(二)投资性收藏——以市场为导向，以投资增值为主要目的者。(三)艺术性收藏——主要出于对艺术品本身的爱好，以艺术欣赏和研究为目的者。(四)兼顾保值、增值投资与艺术欣赏的收藏者。当然，任何类型的收藏，必是与收藏者的身份、志趣、鉴赏能力及财富状况相联系的。
　　我对于中国书画收藏的兴趣来自于家庭，家中的一些旧藏是祖父留下的。父亲喜欢文学与书画，他自己也是一位很好的书法家。年少时，父亲经常带我去逛文物商店或古旧书店，父亲的这些兴趣渐渐地成为了我的兴趣。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从江苏省国画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从事古书画鉴定工作。南博书画藏品数以万计，宋、元、明、清无不具备。能近距离看到这么丰富的古代真迹，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情。我也将原来对于书画的兴趣，当作一种事业来追求了。其时，教我学习鉴定的是徐法秋先生，为了开阔我的眼界，他常带我拜访一些著名的收藏家，如上海的钱镜塘、刘海粟、沈京似等。法秋先生逝世于文革。上世纪70年代后期，笔者入徐邦达先生之门，眼界更加开阔了。
　　我敬仰那些大收藏家，然而，由于文博从业的规则，我却不能介入古代书画的收藏。所以我的书画收藏是从近现代作品开始的。早在196 2年，我与钱松喦、亚明、俞剑华、张文俊、陈大羽等组成的江苏国画家代表团到山东，参加国画交流活动，与会者还有来自北京、上海和山东的著名画家李苦禅、王雪涛、田世光、郭昧渠、江寒汀、王个簃、孙雪泥、于希宁等。他们无一例外的赠画给我。更有幸的是，我还在青岛邂逅收藏大家张伯驹、潘素夫妇，张先生为我书写的两阕词，一直珍藏至今。前辈们的厚爱，更加激发了我收藏的兴趣。南京的钱松每、亚明、宋文治、魏紫熙、俞剑华、张文俊、陈大羽、林散之、高二适等先生都是我的师辈，他们从不吝啬自己的笔墨，时时有所赠与。这些作品，既是我的最初的收藏，也让我深入了解了当代画坛前辈的创作状态和风格特征。尤其是那些当面即席写就的作品，给予我的启发，真胜读十年书啊!
　　我也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在苏州、无锡的文物商店试图买到自己喜爱、且价格不贵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大约是1964年，我去苏州鉴画，在文物商店看到一幅张大千的花鸟画，非常精彩，标价16元，但我身上只有6块钱，向同来的两位同事借，也凑不足数，只得放弃。店中另有一幅顾伯逵上世纪40年代画的《蛮婆戏猴图》，只要4块钱，我就买了下来，算是对自我兴趣的弥补。这便是我购买的第一幅画。从此，我对于书画收藏的兴味便一发而不可收。之后，当我稍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又收藏了齐白石、徐悲鸿、吴湖帆、张大千、丰子恺、傅抱石、李可染等大家的作品，慢慢形成了现代书画的一个小小的系列。
　　在这个系列中，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吕凤子(1886年－1959年)，中国近现代画坛上的国画大家、艺术教育大家，中国女子教育、职业教育的拓荒者。在国画创作和理论研究上，吕凤子都有着过人的才能与成就。徐悲鸿认为他“承历世传统，开当代新风，300年来第一流”。他又是一个人品高洁、十分淡泊的人。张大干就曾说过：“他的才华真高，但是他的生性却很淡泊，简直可以说是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要是他稍微重视一点名利，他的名气就会大的不得了了。”上世纪50年代，他是江苏省国画院筹备委员会主任(遗憾的是，他在画院正式成立前去世了)，他的一部《中国画法研究》，奠定了“新金陵画派”的理论基础。然而，近些年来，他的艺术却倍受冷落，他的名字也渐被画坛淡忘。有感于此，我开始关注和收藏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出版了《吕凤子书画集》，又倡议并推动举办了《吕凤子书画展》。
　　我对于吕凤子先生艺术的收藏与研究，首先源于对其人格与艺术的推崇，其次是出于一名理论研究者的责任，尤其是当中国画艺术正在成为我们的精神盛宴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冷落凤先生这样的先驱者，更何况他的艺术又是那样高妙呢!
　　1981年我从博物院调回画院，也渐渐有了书画稿费的收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书画市场的开放和发展，给所有热爱中国书画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我们的许多前辈鉴定家，其鉴定的经历大约都是从购买第一幅古字画开始的，张大干、徐邦达先生都是如此。因为，没有涉及经济的“刻骨铭心”的锻炼，是很难成就一双鉴真辨伪的“火眼金睛”的。
　　我购买的第一幅古画，是10余年前在上海拍卖会上拍得的李因的一幅绫本墨笔《松鹰图》。徐邦达老师做客爱莲居时看到此图，欣然为题曰：“吾乡李女史因、今生，号是庵，明末葛无奇篷室。工水墨花鸟，尤喜作鸷禽虬枝，世多赝本，如此帧洒脱有白阳山人遗则，出之闺帷之手，诚少多见，差可与吴门赵文俶方驾，应为真迹无疑。……”
　　李因的画让我萌生了搜集女性画家作品的念头。书画市场，历来趋热，追捧“热名头”，我却反其道，觅“冷”。名头冷，艺术未必低，甚至高而妙。女性书画，大约是格外“冷”的，以往，她们在画坛几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晚清，杭州女士汤漱玉著《玉台画史》，专辑历代能画才女，仅得201人。这一人数与历代见诸记载的男性画家相比，真是沧海一粟!
　　近10余年来，笔者已搜得女性书画作品百余件。早自明中期，晚至近现代，社会角色各各不一，革命家有之，学者有之，闺秀有之，名妓亦有之；享大名者有之，寂寂无名者有之，未及成年即殁者亦有之……一件作品有一段历史，一段心迹，一段故事。而最有故事可讲的是夫妇合作之丹青，其中更为难得的是夫、妻、妾 三者的合作，这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故事。“南社”社友蔡守(1879年－1941年)广东顺德人，字哲夫，号成城，别署寒琼。妻张洛，取《诗经》“哲妇倾城”意，便称倾城。又娶谈溶溶为妾，取晏殊“梨花院落溶溶月”诗句，称之谈月色。3人皆雅擅金石书画，和谐相处且并隶南社，因成一时佳话。笔者藏其3人合作两帧，即是这段画史佳话的佐证。
　　对于女性书画的收藏，前代也不乏其人。10余年前，我自镇江得一女史画——陶素卿《墨梅图》。陶素卿，何许人也?遍查不得，如此高妙的画艺，竟失落到“无名”的境地，不禁为之不平!然而，从该画轴左侧裱绫的袁克文题识上，却读出了画笔之外的趣味来。识曰：“余嗜搜集女士字画，是帧为定海方公药雨所藏，蒙割爱见畀，观夫其笔意之清隽可喜，洵足为吾破箧生色，因识数言，以志感念。时光绪丁未年秋，项城豹岑袁克文识于津门窖次。”
　　据此可知该图原为方药雨所藏。方氏名若，字药雨，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卒于1954年，浙江定海人，工画，富收藏。方氏寄居天津多年，克文与之同好古泉，因而关系甚密，故得其赠。其时丁未为纪元1907年，距我得此画时整整百年。袁克文(1890年－1931年)字豹岑，号寒云，袁世凯次子，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他反对其父称帝，不事政治。善诗工书，是个多才多艺的风流才子。画面左下角钤“豹公读过”白文长方印，可见于此画之珍重。
　　郑逸梅(1895年－1992年)《艺林散叶》亦载有与此画相关记述：“袁寒云早年喜搜罗女子书画，方药雨以所藏陶素卿墨梅轴畀之，寒云题跋其上。是画后归丁柏岩，丁亦喜收罗女子书画，我在丁家见之。”
　　丁柏岩，名淇，镇江人，居上海。擅画，富收藏，藏品中不乏女性书画。著有《京江画人录》。1985年前后，丁柏岩去世，镇江文物商店曾于其家购得部分藏品，仅书画扇面就达500件之数。这件陶素卿《墨梅图》当然也在其中。
　　100年间，此图三易其手：方若——袁克文——丁淇——爱莲居，从天津到上海又到镇江，最后来到南京。笔者为了表示珍爱，亦郑重地钤上了“爱莲居珍藏女性书画记”一印，这是百年后的又一个记录。
　　我收藏的第二个专题是地方名家绘画。我祖籍江苏扬州，现今生活、工作在南京，因此，金陵名家、扬州八怪的作品自然成为我收藏和研究的重点。
　　对于“金陵八家”及金陵画史的关注，始于我进入南博的初期，即1963年，我曾应命写过相关的文稿。之后又潜心研究龚贤，大量收集真迹与伪迹的照片，反复进行比对，终于梳理出龚贤艺术风格形成的轨迹，提出其由“白”入“灰”再进入“黑”的发展路线。完成了《龚贤研究》的写作，又编著了《龚贤精品集》。
　　在长长的10余年中，我不仅掌握了龚氏书画的鉴定法，也从龚氏的画技中汲取营养，用之于我的山水画创作。14年前，当我终于得到第一件龚贤晚岁山水真迹的时候，真是欣喜若狂啊!次年徐邦达老师来南京看到该图，欣然题曰：“此画得其所矣!”先生真是知我心者。未久，我又得到了龚贤的大幄书轴，是我所见真迹中幅面最大的一件，其上钤有大印三方，似只适合于书写大字所用，可以证明其时龚贤必有不少的书法应酬，其丧于“豪横索书之手”的记载则又是一证。
　　去岁，在北京“嘉德”拍得龚贤早年山水册，是所渭“白龚”。20年前我见到1929年神州国光社的印本，即判断为真迹并载入《龚贤研究》，20年后竟获得真迹，岂非缘分!
　　近年，我于沪上喜得胡玉昆《山水册》。胡氏一门，从胡宗仁、宗信、宗智三兄弟到胡玉昆、士昆兄弟，两代人享誉金陵画坛。玉昆为胡门之杰，蹊径独辟，卓然自立。周亮工《读画录》(卷二)称他：“君性孤癖，作画如之，用笔设色，好作缥缈虚无态，故咫尺问觉千万里为遥。”周氏所说“性孤癖”，与评龚贤如出一辙。性格的孤癖与画风的特立，正是此二公所一致的。龚贤严谨不苟与胡的逸笔草草，形成了300年前金陵画坛的两大形态。就笔墨论，他们又有着本质的相似：都从米氏云山得到启示；都脱略旧程式而通过师造化建立起自我的新程式。胡玉昆的踪游未作详考，然自周亮工所赠他的诗中可见一斑：“屴尉君能到，云门得暂停。须眉空似雪，踪迹尚如萍”“与君同住古青溪，五度燕山并马蹄”……笔者所藏山水册，大都写游踪所见，如“渔梁图”“平沙雁落”等，或得于武陵，或取之洞庭……又自题曾作三湘七泽之游。如此等等，足见其游历之广阔。尤其特别的是，在他的画册中，笔者竟然隐约感到了“新金陵画派”傅抱石先生的笔墨情韵。而查士标在题胡氏画页(见上海博物馆所藏胡玉昆山水册)中云：“余旧藏方壶双峰白云图，是此画法，元润先生从何处见之?遂尔逼肖。千古名家，俱能以天地为师者耶?”题中所说元润即胡玉昆，方壶为方从义，元代遭士，山水画名家，以云山墨戏为妙。胡玉昆与300年前的方从义及300年后的傅抱石都能相通，究其原因，即查士标所云，皆以天地为师也!
　　扬州八怪是活跃于清中期扬州的一批文人画家，他们的艺术，是当时中国画坛的一枝奇葩，其影响至今尚在。这批画家共同的、显著的特点是将文人画“还俗”，将元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标举“士气”的士大夫绘画，带到市民中间，使之成为大众的精神给养。同时，“八怪”中的每一位画家，由于出生阶层、生存境遇、艺术取向的差异，形成的绘画风格也各各不同。金冬心的朴拙、郑燮的爽利、李复堂的纵放、汪士慎的幽逸……无不是个性的表彰，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我的书画创作，特别的李复堂酣畅淋漓的用笔与不拘一格的创造，对我的花鸟画创作影响颇大。
　　收藏的过程，亦即研究的过程。“八怪”在各种记载中已涉15人，可见所谓“八怪”仅为一个并非严格的“约数”。出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试图将更多的具有相类艺术性格并与扬州有涉的画家，纳入“八怪”的研究范畴。如擅画的罗聘夫人方婉仪；客维扬与金农、郑燮友善、书画有奇气的朱公放；晚号个道人，善画与摹印，尤长于画梅、竹，狂怪似过之李鱓的丁有煜；从陈撰学写生，画风放逸洒脱的陈馥；擅山水、花卉，其书受板桥影响，曾入潍县幕中的郑燮画友许湘；善画大幅人物，与黄慎名埒的蒋璋……我对他们作品的关注和收集，主要出于研究的目的。
　　我曾在《扬州讲坛》的演讲中，将这些书画家放在扬州八怪的大体系中去分析，根据掌握的新资料(实物、真迹与文字考证)去扩展研究的范围，使之成为一个把传统文人画推广普及到民间的画派。这实是画史客观的存在，而非我们主观的臆造。
　　我曾应约为一幅金农的《墨梅图》作文，画上一首他自作的五言诗，说明此图非金钱可买，是要寄赠给一位“瞽居士”的。又说其会“挂壁三摩挲，赏我横斜影”。它引起了 我的兴味：这位能回报以梅花的“瞽居士”是谁?我想到金农挚友中的汪士慎。我藏有他的行楷书轴，作于乾隆壬申(1752年)他67岁，其时已双目失明，署款前加上了“心观”两字。目盲而以心观，仍能书画，这真是一种至高的境界!
　　笔者还藏有也被列入“八怪”的杨法的篆书联，其书不可谓不怪，但极有根基，可算是古人的“现代书法”；古人也有类乎“现代画”的，李方膺《墨花册》中一页墨梅，劲枝疏花，寥寥数笔，且不作一字，仅于梅枝右侧钤“李生”“臣非老画师”“冰壑照人”等5印，或大或小，或方或圆，或朱或白，略呈塔状，此又一奇也。今日大有不善于书的画家，往往仅仅钤印了事，更有以印为点缀装饰，钤之多方，以为创格者，想不到200年前就有了。所以“创新”是不可妄谈的，所谓“现代”古人又何尝没有过!
　　几年前，法国一家电视台的导演来访问我，他想拍中国文明，之后要到日本去拍日本的禅画——禅宗的绘画。当时我吃了一惊，说你给我看看要拍的图片吧，他翻出几张，都是牧溪的作品，这是中国南宋和尚的画，怎么叫日本的禅画呢?究其原因，是这批画已经全部流到了日本。对日本的绘画产生了大影响，傅抱石到日本也看到过这批画，他的散锋皴也正是从南宋和尚的画中得到启发的。这些似乎触动了我，我开始关注和尚的书画，渐渐也成了我收藏的又一个专题。
　　佛家讲究“缘”字。其实凡事都有个机缘。有一年，上海书画拍卖预展中，一件窄长条幅《三友图》引起了我的兴味。作者方华，是清代嘉庆年问扬州的和尚，上款“老薑”，是同一时期扬州金石书画家张缪的号。我因当天要返回南京，便委托一位上海友人代我竞投，我出4倍于底价的钱，总以为一定可以如愿了。第二天，接到上海来电，说那画被别人以6倍底价之值拍去。叹息之余，我急询得者为何方人士?答曰：“不知。”我茫然若失，这种感觉竟延续了很多天。
　　次年夏天，几位书画收藏者小会石城，我无意中说出对那幅画的遗憾，北京一位友人说：“那是我买下的。”并言：“萧先生喜欢，我可以割爱。”这真是缘分阿!“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旬古诗，正可形容当时我的心境。
　　现在，《三友图》已经从北京的文雅堂来到南京的爱莲居，灯下展读，似有无尽的快乐。作者方华，自谓“种香僧”，似乎极吝啬自己的笔墨，四尺条幅上，画面仅占1／4的位置。好画不在于多，郑板桥有句谓：“敢云少少许，胜人多多许。”此图足可当之。简单的折枝花木，由于作者的匠心经营，不但画面丰富多姿，更注入了蓬勃的生命甚至高洁的人格。试看张谚题于左上的诗句：“……谓此岁寒心，唯君与我俱；松身似我健，竹心比君虚；长生天地间，不知有荣枯；我意更有勖，掩口休胡卢；愿如罗浮梅，著华占春初；努力身后名，芬芳同不渝。”他借松竹梅高洁的性格，比之方华与自己，“岁寒三友”即是这画坛二友的化身。诗的最后说到“身后名”，这对当前某些不择手段，力争时誉的热潮，不是一个绝好的对照吗?这是这件佳作画外的意义。
　　不到10年，我于禅画已小有收获：远自晚明，近到现代，历时300余年，大家虽罕，名目却多，佳品亦不乏。既可见释子笔墨之妙，亦可考释氏书画发展之大略。2005年，我将其收归一册，曰：《众妙集——爱莲居珍藏三百年来释氏书画》。在江苏佛教界成立书画院之际，我将其分赠给了爱好文学、书画的众僧人，给他们以启示。这是古为今用啊!
　　画收藏，是一项涉及智力、兴趣与财力的事业，因此，每位收藏者的收藏，都由其自身的条件而定。就笔者而言，我的书画收藏紧紧联系着我的书画创作、书画鉴定和史论研究。
　　其一，打开眼界，加深对于传统的认识。在我学画的早期，是从临摹《宋人画册》开始，宋人的严谨与浑厚震撼着我。但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从对宋人的兴味，转到了元人，转到了这种比较含蓄的、情趣变化较多的元人笔墨上来。因此，薛永年在评价我的画时用了“宋骨元韵”四字，正是我前一阶段的追求，现在则更偏于逸趣了。
　　明末清初是中国画一个辉煌时期，这个阶段有相当多的人，继承并变化着元人的传统。在理论上提出山水画“南北宗论”的董其昌，是画坛的划时代的人物。他在绘画实践中，追求一种似与不似的禅趣，笔墨中间那种巧拙并用的法则，实际上是开了中国山水画的一个新阶段。我久存有董其昌致陈眉公六札，前几年又有幸在香江获得董氏亲笔山水册，为过云楼旧藏品。每回把玩，总有心得。董氏作画，似率意而实用心，似稚拙而实灵巧，他的笔墨中藏有玄妙，藏着真趣。所以，他不但能开“四王”之先河，而且能启示八大山人与石涛，于“朝”于“野”，无不通行。对于真迹名作的近乎零距离的把玩和赏读，无异于面聆前贤的教诲，其收益是莫大的。
　　花鸟画和人物画方面，我取法则备有不同。人物画，我早年临过李公麟的白描，后来偏重于梁楷，又受到近代一些人物画的影响。花鸟画侧重于写意，无论是自阳、青藤，还是八大山人，我都是有兴趣的；还有“扬州八怪”的不拘一格，吴缶翁的金石情韵，面对他们的作品，会在精神上与之通融，并时常产生一种创作的冲动，
　　我不是那种按照一种模式作画的人，我将收藏的书画悬之于壁，早晚观摩，所得良多。也往往会在读画的过程中，生出创作的念头，自然，笔下也常常联系着先贤的风采。
　　其二，掌握第一手资料，提高鉴别能力。书画鉴定，总是面对书画实物进行的。通过对伪作的剔除，真品的收藏，可以随时掌握和了解伪作的制造及其流通状况。徐老曾对我说：“我们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需要抓紧研究。”鉴定的难度，反映在作伪者的狡诈。他们周旋于鉴定家和收藏家之间，了解鉴定家的诀窍，也了解收藏家的心理，竭尽投机之能事。现代发达的科技，也常为他们所利用，传统的作伪方式加之现代相关高科技的融合，是不可小视的。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千万不能看了几件印刷品，就妄说真伪!今天的书画鉴定家，如果只呆在书斋里，只凭以往的知识储备，不涉及书画收藏，恐怕是不行的。
　　其三，发现新课题。书画市场的发展繁荣，大量的古代书画作品涌出，有些甚至是博物馆中不曾见到的，不仅为收藏者提供了难得的觅宝良机，也给研究者发现新课题带来了机遇。有感于这些新发现，我正陆续为文《拍场拾得》系列，奉献给同样有此兴趣的读者。
　　书画收藏，既是我发自内心的爱好，又是我从事创作、鉴定、研究必不可少的功课，我还将继续下去，期待有新的收获和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