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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星星港”的成员来说，他们坚信一种传说：人间每失去一个孩子，天上就多一颗星星，满天繁星中，有一颗就是他们在天上的孩子
22年了，心还是一样的痛。
22年前，舒言(化名)还不满30岁，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岁半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贴着女儿渐渐冰冷的小脸，舒言感觉心被生生地掏走了，整个人空落落的，像要飞起来。但她飞不了，她得无条件执行从部队离休的父母的命令一孩子的遗体捐献医学事业。
面对父母在“遗体捐献书”上的亲笔签字，舒言什么都没说。她知道父母的悲痛有多深。女儿的每一餐饭每一片尿布，无不浸透着老人的心血。两位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孩子睡着的时候，用手丈量着孩子的成长，一，二，三……
母亲告诉舒言，她在军医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狠狠心进去了。“走了的，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了，活着的，还得有意义地活着。”
从那一刻起，舒言作了个决定。她去了非洲，选则了抗疟工作。
每一次听到黑人孩子在免费救治后稚嫩的感谢声，舒言都恨不得深深地鞠上一躬，谢谢人家恩赐她心灵的洗礼。在非洲，对女儿的爱已经延伸成一种广博的爱。
在舒言看来，因独生子女现象而形成的倒金字塔形的中国家庭结构，使得每一孩子的逝去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能有一个机构，帮帮那些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把那些因病逝去的孩子的病历重新让专家会诊，使其他有同样病情的孩子可以参考借鉴，给那些如遭雷击的父母一些安慰……那该有多好。
丧子之家的互助港湾
舒言的希望，在8月27日上海淮海路社区大楼的一个房间里，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时孩子打的什么针药？”
“当时有没有拍下照片，为以后作证据？”……
一位失去儿子、因为医疗纠纷正在和医院打官司的父亲，正在讲述儿子逝去的经过。柯斌一边询问，一边在笔记本上留下密密麻麻的记录。
“这些经历，可以为后面的人提供经验和教训。”柯斌说。
柯斌的正式身份是上海某民办学校的教师，但此时的她，是以另外一个身份出现一“星星港”老会员，核心小组成员。
关于星星，有无数的传说和比喻，不过，对于“星星港”的成员来说，他们只坚信一种：人间每失去一个孩子，天上就多一颗星星，满天繁星中，有一颗就是他们在天上的孩子。
三年前，在网络的帮助下，十户失去孩子的人家自愿筹办了一次聚会。那是2003年7月27日，共同的经历让大家从下午一点一直聊到了晚上八九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聚会参与者说，当时大家都想倾诉自己的哀痛，平时和人家谈总怕被看成祥林嫂，所以这些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那一次，大家共同商定每月聚会一次。
8月，这十户人家又一起去了松江的农夫山庄，讨论并确定了以“星星港”作为他们这个互助组织的名称。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孩子是天上的星星；孩子永远在父母心中，即便他们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爸爸妈妈的“心”。
慢慢地，“星星港”的会员增加了，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2005年9月，“星星港”终于成为有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新会员倾诉，培训教育“星星港”的发展宗旨，心理咨询，法律顾问答疑等，都被确定为“星星港”的活动程序和内容。
8月27日下午的会议，就是新会员的“倾诉会”。以前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一一上门去倾听新会员的倾诉，后来人多了，就用了倾诉会的形式。
人们围坐在一张长方桌边，每人面前放着一瓶矿泉水，桌子中间摆放着几包纸巾。“做清洁的阿姨都知道，新成员来了要多准备一些纸巾。”一位老会员说。
一些新成员看上去状态的确很糟，当天，两位父亲在谈到各自孩子的遭遇时，都泣不能语。不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不久之后有所改观，因为“星星港”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助人中延续孩子的生命
并非所有加入“星星港”的会员都是想来倾诉自己对孩子的思念的。
舒舒妈妈是新会员，当天的倾诉会上，她缓缓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儿子是1991年走的，当时还不到10岁。她觉得天塌了。大殓是在3月，天气阴冷。那天她没哭，只是满嘴长出水泡。4月5日去出门办事，雨淅淅沥沥下不停。她没有打伞，走在马路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辆车一头撞去，去找儿子!
走到太仓路附近，一辆大卡车穿过淮海路迎面驶来。她一横心，从人行道又折向马路中央，迎着卡车急冲过去。大卡车猛然停在一米开外，司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一通乱骂：害人啊?你神经啊……
舒舒妈妈继续走着，漫无目的，走进街边的一家小酒家，要了一瓶红酒，找了一个角落，流着泪抖着手，倒满了第一杯。一杯又一杯酒下肚，那个时刻，她想明白了，自己必须有一个了断：生还是死?苦难已太多地压在大家身上，谁都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整瓶酒喝得一滴不剩，舒舒妈妈抹干眼泪，径直回家。
这件事，她从未跟别人说起过。现在说出来，不为别的，只是想告诉有类似经历的人如何走出来。
舒舒妈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于是否加入“星星港”，她想了一整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对她来说，这意味着要重新触碰已经结痂的伤口。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参加，以前她就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组织，把很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以及失去孩子的父母联系起来，让爱延续。
当年失去孩子后，舒舒妈妈曾和丈夫商量，是否再要一个孩子，但后来两人都决定放弃了，主要是觉得没有这个精力，也不想整天提心吊胆。
“不要狭隘地想这个孩子是我的，也许和他就是这几年的缘分，反正在天堂，以后也能见到的。所以应该尽量帮助周围的人。”平时别人有什么事情，舒舒妈妈总是很热心地帮忙。
在她眼中，“星星港”正是一个延续爱的地方。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把对孩子未了的爱延伸在更多人身上一白血病患儿、少管所误入歧途的少年、敬老院孤寂的老人、儿福院的残疾孤儿，都走进了他们关注的视野。
一位家长说，我们的孩子生命比较短暂，就活了人生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做大量的社会公益活动，就是延续我们孩子的生命。
“墨墨港”能不能发展成残联那样的组织
陆溢也参加了“星星港”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但他还是挺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他和妻子都过了40岁，年龄有些大了。对于领养，他也很犹豫，担心一旦以后教育不成功，会不会给家庭带来更多问题。
对于陆溢的家庭来说，孩子非常必要。他的孩子出车祸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了八个大人，他和妻子，双方的父母，还有孩子的两个舅舅。 “失去孩子不是夫妻两人的事，还关系到我的父母、爱人的父母，我们自己将来的养老也是大问题。”陆溢说。
如果当年可以生二胎的话，陆溢说他可能会要两个孩子，即便失去一个，也还有一个在。在他看来，独生子女的教育很成问题，两个孩子则完全不同，很多问题可以相互借鉴。
不过，他也承认，独生子女政策是国家大计，只是政府需要考虑一些后续措施，给这些不幸家庭一些关注，包括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这些事情，陆溢认为单凭一个“星星港”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社会和政府来扶持。据说上海独生子女夭折的家庭有2000多户，而“星星港”只有100多户成员，“‘星星港’能不能发展成为类似残联那样的组织?”
陆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星星港”提供的相互倾诉式的心理安慰并不是很专业化，应该有专门的社工，包括一些心理咨询师来做这些事情。老会员都是兼职，能力和精力有限，他们只是凭爱心和热心在坚持。“但这个组织有存在的必要，有发展的必要。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关注。”
陆溢觉得，星星港的组织者尽管都充满爱心，很热情，但他们自己都是失去子女的家长，本身也不是很“健康”，他觉得，增加一些“健康”的人，对星星港的发展很有必要。
更多版本的“星星港”
不只在上海，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开始萌生与“星星港”类似的民间机构，发起者大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人父母，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中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较早的一批独生子女。
年过花甲的武汉老人王志斌，正在筹建“温馨苑关爱服务中心丧子互助机构”，借鉴上海“星星港”的经验，将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人组织在一起，互帮互助，进行心理辅导和慰问，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
王志斌的独生女王倩生于197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省交通厅工作，在去年7月的一起车祸中不幸遇难。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电话采访时，王志斌嗓音洪亮，说起筹备“温馨苑”的细节滔滔不绝。他也告诉记者，直到今天，在女儿去世一年多以后，他还是不能长时间地看女儿生前的照片。
从今年5月开始筹建“温馨苑”至今，已经有80户家庭参与其中。王志斌说，尽管他们的机构还未正式注册，但他们已经开始活动，不仅自助还要助人，只要发现有相同命运的人就去看望，自己出钱买慰问品。
王志斌说，武汉市像他这样的丧子家庭有2000多户，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
8月初，武汉的20多户丧子家庭应上海“星星港”邀请，去开了经验交流会。回到武汉后，很快就有企业表示愿意做“温馨苑”的主管部门，还愿意提供10万元注册资金。
目前“温馨苑”还没有活动场地，每月一次的聚会都在中山公园举行。王志斌说，最可怜的是一些孩子自杀的家长，有的通过电话报了名，聚会时却不来，“他们很自卑。”
学过法律的王志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醒那些丧子家庭去领取他们应得的补贴。他说，湖北省政府有规定，凭独生子女证，夫妇双方退休后每人可一次性领取3500元，如果孩子去世每人可领取7000元。
王志斌正在为自己10年后的养老做打算，他希望和“温馨苑”的成员们一起建一个养老机构，共同出资维护。“对于我们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这是个长期的打算。”
西安的李启瑞正在为自己的民间机构的注册发愁。尽管地方政府表示了口头支持，但是谁来做主管单位，注册资金哪里来，都还无法落实。
李启瑞的儿子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一年前患病去世。
儿子1976年出生时，当时还有二胎政策，但李启瑞第一个领了独生子女证，动员爱人作了绝育手术。他说自己并不遗憾。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独生子女家庭为国家、民族和人类作出了贡献，但不能因为自己家里出了偶然的变故就否定基本国策。
据估计，西安市有独生子女丧子家庭1000多户。李启瑞说，在接触后他发现，大多数这样的家庭往往因为孩子去世前长期患病而生活困难，负债累累。很多人不懂计划生育政策。“沉湎于痛苦中不如做点事，既自救也帮助别人。”
22年了，心还是一样的痛。
22年前，舒言(化名)还不满30岁，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岁半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贴着女儿渐渐冰冷的小脸，舒言感觉心被生生地掏走了，整个人空落落的，像要飞起来。但她飞不了，她得无条件执行从部队离休的父母的命令一孩子的遗体捐献医学事业。
面对父母在“遗体捐献书”上的亲笔签字，舒言什么都没说。她知道父母的悲痛有多深。女儿的每一餐饭每一片尿布，无不浸透着老人的心血。两位老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孩子睡着的时候，用手丈量着孩子的成长，一，二，三……
母亲告诉舒言，她在军医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几个小时，最后还是狠狠心进去了。“走了的，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了，活着的，还得有意义地活着。”
从那一刻起，舒言作了个决定。她去了非洲，选则了抗疟工作。
每一次听到黑人孩子在免费救治后稚嫩的感谢声，舒言都恨不得深深地鞠上一躬，谢谢人家恩赐她心灵的洗礼。在非洲，对女儿的爱已经延伸成一种广博的爱。
在舒言看来，因独生子女现象而形成的倒金字塔形的中国家庭结构，使得每一孩子的逝去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如果能有一个机构，帮帮那些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把那些因病逝去的孩子的病历重新让专家会诊，使其他有同样病情的孩子可以参考借鉴，给那些如遭雷击的父母一些安慰……那该有多好。
丧子之家的互助港湾
舒言的希望，在8月27日上海淮海路社区大楼的一个房间里，已经变成了现实。
“当时孩子打的什么针药？”
“当时有没有拍下照片，为以后作证据？”……
一位失去儿子、因为医疗纠纷正在和医院打官司的父亲，正在讲述儿子逝去的经过。柯斌一边询问，一边在笔记本上留下密密麻麻的记录。
“这些经历，可以为后面的人提供经验和教训。”柯斌说。
柯斌的正式身份是上海某民办学校的教师，但此时的她，是以另外一个身份出现一“星星港”老会员，核心小组成员。
关于星星，有无数的传说和比喻，不过，对于“星星港”的成员来说，他们只坚信一种：人间每失去一个孩子，天上就多一颗星星，满天繁星中，有一颗就是他们在天上的孩子。
三年前，在网络的帮助下，十户失去孩子的人家自愿筹办了一次聚会。那是2003年7月27日，共同的经历让大家从下午一点一直聊到了晚上八九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聚会参与者说，当时大家都想倾诉自己的哀痛，平时和人家谈总怕被看成祥林嫂，所以这些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那一次，大家共同商定每月聚会一次。
8月，这十户人家又一起去了松江的农夫山庄，讨论并确定了以“星星港”作为他们这个互助组织的名称。这个名称有两层含义：孩子是天上的星星；孩子永远在父母心中，即便他们走得再远，也走不出爸爸妈妈的“心”。
慢慢地，“星星港”的会员增加了，一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开始主动找上门来。
2005年9月，“星星港”终于成为有合法身份的民间组织。新会员倾诉，培训教育“星星港”的发展宗旨，心理咨询，法律顾问答疑等，都被确定为“星星港”的活动程序和内容。
8月27日下午的会议，就是新会员的“倾诉会”。以前是核心小组的成员一一上门去倾听新会员的倾诉，后来人多了，就用了倾诉会的形式。
人们围坐在一张长方桌边，每人面前放着一瓶矿泉水，桌子中间摆放着几包纸巾。“做清洁的阿姨都知道，新成员来了要多准备一些纸巾。”一位老会员说。
一些新成员看上去状态的确很糟，当天，两位父亲在谈到各自孩子的遭遇时，都泣不能语。不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在不久之后有所改观，因为“星星港”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助人中延续孩子的生命
并非所有加入“星星港”的会员都是想来倾诉自己对孩子的思念的。
舒舒妈妈是新会员，当天的倾诉会上，她缓缓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儿子是1991年走的，当时还不到10岁。她觉得天塌了。大殓是在3月，天气阴冷。那天她没哭，只是满嘴长出水泡。4月5日去出门办事，雨淅淅沥沥下不停。她没有打伞，走在马路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辆车一头撞去，去找儿子!
走到太仓路附近，一辆大卡车穿过淮海路迎面驶来。她一横心，从人行道又折向马路中央，迎着卡车急冲过去。大卡车猛然停在一米开外，司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一通乱骂：害人啊?你神经啊……
舒舒妈妈继续走着，漫无目的，走进街边的一家小酒家，要了一瓶红酒，找了一个角落，流着泪抖着手，倒满了第一杯。一杯又一杯酒下肚，那个时刻，她想明白了，自己必须有一个了断：生还是死?苦难已太多地压在大家身上，谁都经不起再一次的打击。整瓶酒喝得一滴不剩，舒舒妈妈抹干眼泪，径直回家。
这件事，她从未跟别人说起过。现在说出来，不为别的，只是想告诉有类似经历的人如何走出来。
舒舒妈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于是否加入“星星港”，她想了一整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对她来说，这意味着要重新触碰已经结痂的伤口。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参加，以前她就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组织，把很多失去父母的孩子，以及失去孩子的父母联系起来，让爱延续。
当年失去孩子后，舒舒妈妈曾和丈夫商量，是否再要一个孩子，但后来两人都决定放弃了，主要是觉得没有这个精力，也不想整天提心吊胆。
“不要狭隘地想这个孩子是我的，也许和他就是这几年的缘分，反正在天堂，以后也能见到的。所以应该尽量帮助周围的人。”平时别人有什么事情，舒舒妈妈总是很热心地帮忙。
在她眼中，“星星港”正是一个延续爱的地方。失去了孩子的家长们，把对孩子未了的爱延伸在更多人身上一白血病患儿、少管所误入歧途的少年、敬老院孤寂的老人、儿福院的残疾孤儿，都走进了他们关注的视野。
一位家长说，我们的孩子生命比较短暂，就活了人生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做大量的社会公益活动，就是延续我们孩子的生命。
“墨墨港”能不能发展成残联那样的组织
陆溢也参加了“星星港”组织的一些公益活动，但他还是挺想再要一个孩子。但是，他和妻子都过了40岁，年龄有些大了。对于领养，他也很犹豫，担心一旦以后教育不成功，会不会给家庭带来更多问题。
对于陆溢的家庭来说，孩子非常必要。他的孩子出车祸去世以后，家里就剩下了八个大人，他和妻子，双方的父母，还有孩子的两个舅舅。 “失去孩子不是夫妻两人的事，还关系到我的父母、爱人的父母，我们自己将来的养老也是大问题。”陆溢说。
如果当年可以生二胎的话，陆溢说他可能会要两个孩子，即便失去一个，也还有一个在。在他看来，独生子女的教育很成问题，两个孩子则完全不同，很多问题可以相互借鉴。
不过，他也承认，独生子女政策是国家大计，只是政府需要考虑一些后续措施，给这些不幸家庭一些关注，包括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这些事情，陆溢认为单凭一个“星星港”是不可能完成的，需要社会和政府来扶持。据说上海独生子女夭折的家庭有2000多户，而“星星港”只有100多户成员，“‘星星港’能不能发展成为类似残联那样的组织?”
陆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星星港”提供的相互倾诉式的心理安慰并不是很专业化，应该有专门的社工，包括一些心理咨询师来做这些事情。老会员都是兼职，能力和精力有限，他们只是凭爱心和热心在坚持。“但这个组织有存在的必要，有发展的必要。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关注。”
陆溢觉得，星星港的组织者尽管都充满爱心，很热情，但他们自己都是失去子女的家长，本身也不是很“健康”，他觉得，增加一些“健康”的人，对星星港的发展很有必要。
更多版本的“星星港”
不只在上海，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开始萌生与“星星港”类似的民间机构，发起者大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为人父母，而他们夭折的孩子，是中国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来较早的一批独生子女。
年过花甲的武汉老人王志斌，正在筹建“温馨苑关爱服务中心丧子互助机构”，借鉴上海“星星港”的经验，将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人组织在一起，互帮互助，进行心理辅导和慰问，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
王志斌的独生女王倩生于197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省交通厅工作，在去年7月的一起车祸中不幸遇难。
接受《瞭望东方周刊》电话采访时，王志斌嗓音洪亮，说起筹备“温馨苑”的细节滔滔不绝。他也告诉记者，直到今天，在女儿去世一年多以后，他还是不能长时间地看女儿生前的照片。
从今年5月开始筹建“温馨苑”至今，已经有80户家庭参与其中。王志斌说，尽管他们的机构还未正式注册，但他们已经开始活动，不仅自助还要助人，只要发现有相同命运的人就去看望，自己出钱买慰问品。
王志斌说，武汉市像他这样的丧子家庭有2000多户，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
8月初，武汉的20多户丧子家庭应上海“星星港”邀请，去开了经验交流会。回到武汉后，很快就有企业表示愿意做“温馨苑”的主管部门，还愿意提供10万元注册资金。
目前“温馨苑”还没有活动场地，每月一次的聚会都在中山公园举行。王志斌说，最可怜的是一些孩子自杀的家长，有的通过电话报了名，聚会时却不来，“他们很自卑。”
学过法律的王志斌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醒那些丧子家庭去领取他们应得的补贴。他说，湖北省政府有规定，凭独生子女证，夫妇双方退休后每人可一次性领取3500元，如果孩子去世每人可领取7000元。
王志斌正在为自己10年后的养老做打算，他希望和“温馨苑”的成员们一起建一个养老机构，共同出资维护。“对于我们这些失去孩子的家庭，这是个长期的打算。”
西安的李启瑞正在为自己的民间机构的注册发愁。尽管地方政府表示了口头支持，但是谁来做主管单位，注册资金哪里来，都还无法落实。
李启瑞的儿子是一名建筑设计师，一年前患病去世。
儿子1976年出生时，当时还有二胎政策，但李启瑞第一个领了独生子女证，动员爱人作了绝育手术。他说自己并不遗憾。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独生子女家庭为国家、民族和人类作出了贡献，但不能因为自己家里出了偶然的变故就否定基本国策。
据估计，西安市有独生子女丧子家庭1000多户。李启瑞说，在接触后他发现，大多数这样的家庭往往因为孩子去世前长期患病而生活困难，负债累累。很多人不懂计划生育政策。“沉湎于痛苦中不如做点事，既自救也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