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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这是最后的斗争
两位军政治部主任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生于山东省，十多岁闯关东谋生，在磐石县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冬回国。1935年2月，他被选为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3月，任二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任军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学忠率二团的两个连南征，到濛江县那尔轰与一军会师。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和成功——两大游击区沟通联系，两个军协同作战，并为后来组建一路军打下基础。
已知的一次重要战斗是独立师成立不久，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与敌遭遇。李学忠带领九个人掩护主力转移，打到后来就剩他和一个女兵，他的一条腿也负了重伤。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奋力把他拖到一个草棚子顶上，用乱草将他遮盖住，然后向林子里跑去，边跑边回头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学忠在抚松县老碱厂密营养伤，遭敌袭击，突围时中弹牺牲。
四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湖北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秋与吴平一起回国。
1935年年初，何忠国率部转战密山、勃利、穆棱、依兰等地，炸毁了滴道河子的日军军火仓库和三道河子大桥。4月底，在途经依兰重镇阁凤楼时，何忠国给驻镇的伪军连长写信，劝其反正，或者让路。伪连长自恃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拒绝了。何忠国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部队，当晚兵分三路开展猛攻，将敌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备队的七个鬼子携机枪、掷弹筒到附近的何家屯侦察。何忠国正带着三团和“自来好队”在那儿宿营，当即卡住敌人退路，发起攻击，六个鬼子被消灭，只跑掉一个鬼子。战斗结束，部队立即转移，行至马鞍山时被乘汽车的敌人追上。战斗中，何忠国胸部中弹牺牲。
这个军政双全的“九头鸟”，倘非过早牺牲，四军后来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坎坷。
十九歲的师长兼政委
周树东，1918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北滚泉，1925年全家闯关东到珲春县，1930年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1932年4月参加救国军，同年10月加入珲春游击队，不久入党。他历任团珲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二军一团政委、一师政委。1936年9月，周树东任四师师长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树东和六师师长金日成率四师、六师各两个团，从抚松挺进安图、和龙，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先在安图县荒沟岭截击了敌人的运输车队，又在升平岭与日军展开交战，将其击退。24日，先头部队在大沙河上搭便桥时，遭到安图县伪治安队的袭击。这是一群效忠日本人的疯狗，队长李道善的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的鲜血。周树东以部分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部队穿过树林绕到敌后，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此战毙伤敌百余，恶贯满盈的李道善也被打死。
周树东在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
从照片上看，这个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英俊、帅气，充满活力，成熟、老练中，一张明显的娃娃脸上也不无稚气。
不知挂过多少彩的师长
安图县北部，有个叫翁声砬子（今明月沟）的小镇，布尔哈通河从旁经过，吉（林）敦（化）、天（宝山）图（们）铁路在这里交会。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张作霖统治时期这里就有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后，驻防此处的是东北军29旅676团3营，营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日俄战争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条从中国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并于1909年9月与清廷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由于遭到国人的反对，后来只建成吉敦、天图两段，敦化至天宝山之间未接通。九一八事变后，熙洽代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主持吉林一切官民政务，沦为汉奸后，出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为了向主子表忠心，熙洽把修筑这段铁路当作一份礼物，献给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三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的护卫下，来到三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跟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
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之间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三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二军二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在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了出来。这时，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二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血肉模糊。战士们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挂过多少次彩。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三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安排史忠恒去苏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之后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他回国，在四军的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他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七军的老人说，要是他不牺牲，七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他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四军四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四军四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此处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这篇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题目是《饶河反日总会悼文——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行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沉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应！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
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窝子人打日本子”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起队伍打日本。
早晨起来，他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抽一阵子才下地，那是多大的瘾啊。
他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是给戒了，那得多大的毅力啊。
王贵祥中上个头，长得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说打左眼不中右眼。
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使起来“啪啪啪”，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为了打日本，这一家人都上队了。
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到她，叫她“大婶”。解放后，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1935年6月，有一天夜里，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天亮时我醒了，躺在一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面人呀马呀的很热闹，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问我妈这是什么地场，我妈告诉我——头几天抗联在我们屯子跟鬼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我们就连夜上山了。
我們家住在密山县马鞍山，屯子里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都人走家搬——老人孩子、小脚女人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些人家是一窝子“上队”。密营被敌人破坏后，死冷寒天的季节，能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大冬天的在山里钻来钻去，就是大人也受不了啊。我的小弟当时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
1937年，我爹给我发了支小马枪。1938年后，队伍上的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需要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了“1935年”。有领导问：“你怎么能七岁就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于是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六军保安团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员、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后来汉族人就多起来了，像王铁环家一样，全家上队了。杨靖宇每次落脚的“堡垒户”，大多是这种情况。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抗日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的影响，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在全家投身抗日的家庭中，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六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五军二师四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仅在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就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在那个出生入死、四海为家的特殊年代，虽然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是不是也称得上一门忠烈？ （待续）
两位军政治部主任
李学忠，又名李宗学，1910年生于山东省，十多岁闯关东谋生，在磐石县参加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冬回国。1935年2月，他被选为东满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3月，任二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5月，任军政治部主任。
8月，李学忠率二团的两个连南征，到濛江县那尔轰与一军会师。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动和成功——两大游击区沟通联系，两个军协同作战，并为后来组建一路军打下基础。
已知的一次重要战斗是独立师成立不久，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与敌遭遇。李学忠带领九个人掩护主力转移，打到后来就剩他和一个女兵，他的一条腿也负了重伤。他命令女兵，不要管他。女兵奋力把他拖到一个草棚子顶上，用乱草将他遮盖住，然后向林子里跑去，边跑边回头射击，把敌人引向自己。
1936年夏，李学忠在抚松县老碱厂密营养伤，遭敌袭击，突围时中弹牺牲。
四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湖北人，1909年出生，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1934年秋与吴平一起回国。
1935年年初，何忠国率部转战密山、勃利、穆棱、依兰等地，炸毁了滴道河子的日军军火仓库和三道河子大桥。4月底，在途经依兰重镇阁凤楼时，何忠国给驻镇的伪军连长写信，劝其反正，或者让路。伪连长自恃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拒绝了。何忠国不动声色，暗中部署部队，当晚兵分三路开展猛攻，将敌打垮。
6月18日清晨，奎山守备队的七个鬼子携机枪、掷弹筒到附近的何家屯侦察。何忠国正带着三团和“自来好队”在那儿宿营，当即卡住敌人退路，发起攻击，六个鬼子被消灭，只跑掉一个鬼子。战斗结束，部队立即转移，行至马鞍山时被乘汽车的敌人追上。战斗中，何忠国胸部中弹牺牲。
这个军政双全的“九头鸟”，倘非过早牺牲，四军后来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坎坷。
十九歲的师长兼政委
周树东，1918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北滚泉，1925年全家闯关东到珲春县，1930年考入珲春镇东关中学，1932年4月参加救国军，同年10月加入珲春游击队，不久入党。他历任团珲春县委书记、团东满特委书记、二军一团政委、一师政委。1936年9月，周树东任四师师长兼政委。
1937年4月，周树东和六师师长金日成率四师、六师各两个团，从抚松挺进安图、和龙，准备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先在安图县荒沟岭截击了敌人的运输车队，又在升平岭与日军展开交战，将其击退。24日，先头部队在大沙河上搭便桥时，遭到安图县伪治安队的袭击。这是一群效忠日本人的疯狗，队长李道善的双手沾满了抗日军民的鲜血。周树东以部分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部队穿过树林绕到敌后，抢占制高点，两面夹击，将敌打垮。此战毙伤敌百余，恶贯满盈的李道善也被打死。
周树东在指挥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
从照片上看，这个十九岁的师长兼政委，英俊、帅气，充满活力，成熟、老练中，一张明显的娃娃脸上也不无稚气。
不知挂过多少彩的师长
安图县北部，有个叫翁声砬子（今明月沟）的小镇，布尔哈通河从旁经过，吉（林）敦（化）、天（宝山）图（们）铁路在这里交会。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张作霖统治时期这里就有驻军。九一八事变前后，驻防此处的是东北军29旅676团3营，营长就是后来的国民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
日俄战争后，日本提出要修筑一条从中国吉林到朝鲜会宁的铁路，并于1909年9月与清廷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由于遭到国人的反对，后来只建成吉敦、天图两段，敦化至天宝山之间未接通。九一八事变后，熙洽代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主持吉林一切官民政务，沦为汉奸后，出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为了向主子表忠心，熙洽把修筑这段铁路当作一份礼物，献给日本人了。
1931年11月，江桥抗战正酣，三营也在翁声砬子开火了。
这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称“满铁”）的一支测量队，在一个小队日军的护卫下，来到三营营部。王德林向他们要省府的公文，日本人说，这是熙洽同意的，吉兴旅长也跟你通了电话，还要什么公文哪。
王德林说：“这是俺的防区，没有省府公文，谁也不能进入。”
言来语去之间迸出火星子，日军就要动硬的，向山头上三营的炮台奔去。这天的值星班长史忠恒两次鸣枪警告无效，一声令下，一阵枪声响过，两个鬼子当场毙命。
史忠恒，1906年生于吉林省永吉县，九岁给人放猪，二十岁参军。史忠恒在多大程度上是“当兵吃粮”不好说，可以断言的是，面对入侵者，像许许多多有血性的中国人一样，就是为保卫国家豁出命了。
在大都为放下锄头拿起枪的农民义勇军中，像史忠恒这样有多年行伍经历的老兵，自然就成了中坚、骨干。从救国军副连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抗联二军二师师长，他参加了攻打敦化城、墙缝伏击战、磨刀石阻击战、八道河子保卫战、两打三岔口等重要战斗，而且经常独当一面，关键时刻执行、完成关键任务。
史忠恒第一次负伤，有文字记载的是二打三岔口。前面写了，是汪清游击队把他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这次伤在哪儿、伤情如何，不详。1933年3月，在八道河子保卫战中，团长史忠恒率队冲击时胸部中弹。他坐在地上，用刺刀把弹头挖了出来。这时，一颗手榴弹在身旁爆炸，腹部和腿又受重伤。官兵要把他抬下去，他双目圆睁，吼道：“别管俺，打日本子！”
1936年10月，史忠恒率二师在图（们）佳（木斯）线老松岭伏击军列时，双腿被打断，腹部受重伤，血肉模糊。战士们以为他牺牲了，高呼“为师长报仇”，将敌大部歼灭。
大小轻重，不知道史忠恒负过多少次伤、挂过多少次彩。同年4月10日，即最后一次三处重伤前半年，周保中给王明、康生写信，说明“若不实行解剖治疗绝不能好”，希望能安排史忠恒去苏联手术治疗。这年冬天终于成行，但是已经晚了。 “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
张文偕，1907年生于山东省掖县，大革命时期入党，之后被派到苏联学习。1933年6月他回国，在四军的前身——抗日救国游击军任政委。1934年5月，他任饶河游击大队大队长，威望高，受拥戴。七军的老人说，要是他不牺牲，七军后来不会有那样的“内部问题”。
李斗文，比张文偕小两岁，也是掖县人，学生出身。他曾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饶河游击大队政委、四军四团政治部主任，与朴振宇、赵清和在新兴洞战斗中牺牲。
朴振宇，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延吉龙井大成中学毕业，曾任饶河中心县委书记、游击大队政委、四军四团副团长。
赵清和，1899年生于河北省永平府，闯关东到饶河县开荒种地，1934年初参加游击队。
上述四人，前面都曾写过几笔，此处再写简历，为的是便于理解下面这篇写于1935年（无月日）的原汁原味的悼文，题目是《饶河反日总会悼文——追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四团牺牲同志》。
张大队长，文偕同志！你的胆包括了天地，领导着几十个拿着砂枪、别列旦的武装同志，时常进攻敌人的镇市，你把敌人看作小儿，直着腰在最前线上指挥如意。结果，因此而牺牲！能不使人追忆！你红的脸儿，黑的眼睛，颀而长的个子，时常在我的脑海里！山林队说，假设有你的存在，游击队的发展，尚不致如此！
朴团副，振宇同志！包围抱马顶子会房子时，你首先跑到敌人的墙壁。西通之战，你坚决主持，你说：“找不到这样的好机会，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你虽然是牺牲了，可是，这次战争使满军确信，革命军真是打日本子的武力。你不但懂的（得）中国人情，且会利用社会关系，你曾在山林队里工作，他们都喜欢你、服从你，至今提起你，谁不说可惜！
赵排长，清和同志！西通之役，你向队员说：“我使匣子盖住，你去抢机关枪！”队员有点儿迟疑，你又说：“不行就给你匣子，你盖住敌人，我去抢！”政治员说：“赵同志！小心！”你说：“怕死不作革命！”敌人一弹，竟把同志命中！你虽然是牺牲，你这句话永远为革命者所敬奉！
李主任，斗文同志！你没有一点儿个性，完全溶化成革命。自从你到来，起了很大的转变，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你曾几次说退了敌人，“请你再讲，我们很乐意听！”这是满军兵士的回应！西通战后，有多少群众打听，我知道群众对你的信仰很深，不敢对群众说明，只说你在旁处养伤，并未牺牲！
一切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你们是为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复兴。你们用自己的热血头颅精神，惊得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发抖，唤起了弱小民族的沉梦，开辟了革命的光明大道。你们虽然是牺牲了，你们的言语、容貌、行动，不能不使后死的我们，脑海里不起反应！我们民族英雄的芳名，是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用不着烧香烧纸，也知道用不着哭，但是禁不住呜咽！
我们追悼牺牲的同志，要学着牺牲同志的精神，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迹，去与敌人拼命，以完成牺牲同志所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满洲国，使满洲四千万同胞脱去亡国奴的帽子，过着人的生活，这样才对住牺牲的同志。
我们高呼：牺牲的同志精神不死！成功是牺牲的代价;牺牲是成功之母！为革命而牺牲是无上的光荣！誓死为牺牲同志报仇！只有在血泊中争取弱小民族的生存！要踏着牺牲同志的血路去与敌人拼命！要完成牺牲同志留给我们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窝子人打日本子”
王云庆老人说，王贵祥原是东北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国军。救国军垮台后，自己拉起队伍打日本。
早晨起来，他先喝碗水，大烟泡烧好了，“嘎吱嘎吱”嚼糖块似的抽一阵子才下地，那是多大的瘾啊。
他是负伤后用大烟止痛上瘾的，参加抗联后硬是给戒了，那得多大的毅力啊。
王贵祥中上个头，长得精瘦，走路飞快，左手拎枪，人称“王左撇子”，那枪打的，说打左眼不中右眼。
他老婆姓池，枪法也好。她那支连珠枪使起来“啪啪啪”，好像瞄都不瞄，少有飞空的时候。为了打日本，这一家人都上队了。
王铁环到密营后，我常见到她，叫她“大婶”。解放后，我在沈阳工作时去看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除了我们这些人，谁会想到她当年的样儿。
离休前为沈阳毛纺厂机关党支部副书记的王铁环老人，中等个头，清秀、文雅、沉静，说话不紧不慢。
老人说，1935年6月，有一天夜里，像做梦似的，听见马蹄声，人也像在马上“颠达”。天亮时我醒了，躺在一个柳条筐里，那筐绑在马背上;山沟里面人呀马呀的很热闹，好多邻居都在，还有红旗。我问我妈这是什么地场，我妈告诉我——头几天抗联在我们屯子跟鬼子打了一仗，鬼子吃亏了，要血洗屯子。昨晚我爹带队伍赶回来，我们就连夜上山了。
我們家住在密山县马鞍山，屯子里有十几户人家，这天晚上都人走家搬——老人孩子、小脚女人投亲靠友去了，青壮年和半大脚的女人都“上队”了，有些人家是一窝子“上队”。密营被敌人破坏后，死冷寒天的季节，能住人家的时候不多，大冬天的在山里钻来钻去，就是大人也受不了啊。我的小弟当时还没断奶，年底就在我妈背上“颠达”死了。
1937年，我爹给我发了支小马枪。1938年后，队伍上的人越来越少，枪都背不过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干部需要填个表，有一栏“何时参加革命”，我填了“1935年”。有领导问：“你怎么能七岁就参加革命呀？”我也觉得是个问题，于是加了10年，写成“1945年”。
前面说过，先后任萝北县鸭蛋河和汤原县太平川、洼丹岗区委书记，后来为六军保安团团长的李凤林，父母赶大车拉脚赚钱，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并给区委、县委送文件、情报。李凤林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是党员、团员，连舅舅也帮着汤原游击队夺枪。
见诸文字，这样的家庭通常叫“红色家庭”“革命家庭”。而在当年黑土地人的嘴里，则是“一窝子人打日本子”——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常说“一窝子一窝子的”。
开头，这一窝子一窝子的几乎都是朝鲜（族）人，像李在德、李敏、李学福等。后来汉族人就多起来了，像王铁环家一样，全家上队了。杨靖宇每次落脚的“堡垒户”，大多是这种情况。
各地的“红地盘”，这一窝子一窝子抗日的更多、更集中。而在日伪眼里，“红地盘”就是“共匪窝”。受日伪宣传的影响，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也把“红地盘”当成“胡子窝”了。
在全家投身抗日的家庭中，有的一家人都牺牲了，比如六军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胡真一的干姊妹谢兴华、五军二师四团团长杜其臣，八女投江中的安顺福、黄桂清和王惠民等，就是一门忠烈了。
不知东满有多少，仅在汤原游击队被处死的“民生团”中，就有三对夫妻——参谋长张仁秋和队员刘恩淑，中队长柳东镇和队员李银淑，队员金景浩和柳恩素。中国人管结婚叫“成家”，在那个出生入死、四海为家的特殊年代，虽然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是不是也称得上一门忠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