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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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北京涂鸦圈里,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涂鸦团队十多个,分别来自高校、上班族和艺术团体。
  13年前的北京街头,“大人头”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单线勾勒出的大脑门、厚嘴唇的形象,出现在街角、拆迁中的墙壁上、立交桥下。它的作者张太力,由此被称作“中国涂鸦第一人”。
  
  “大人头”
  
  张大力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圆明园画家村“漂”着。他过得很窘迫,经常处于饥饿状态。
  1989年,张大力跟随女友移民到意大利博洛尼亚,那是一个安静而充满艺术气息的小城。
  刚到意大利时,张大力靠帮人买票和带人参观来赚钱贴补家用,客户主要是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后来,他画水墨画,并帮人做广告设计,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但张大力觉得,如果继续这种艺术创作的话,他将离生活越来越远。
  1992年的一天,当张大力看到博洛尼亚街头那些狂放的涂鸦作品时,他觉得,这正是自己需要的表现方式。那时,博洛尼亚街头有专门的涂鸦区域,一些身份卑微的艺术家在这里宣泄自己的诉求。
  上世纪60年代,涂鸦起源于纽约布鲁克林区,最初是黑帮划定势力范围的符号。但随着艺术家的介入,涂鸦开始具备了各种夸张的艺术形态,并成为个人表达的工具。西方国家大都对涂鸦采用划定区域进行管理的方式,但仍有一些涂鸦者坚持“地下作业”。
  在来意大利之前,大学时,张大力就从外文画册上看到过涂鸦艺术。当时,这种画册还是稀罕物,只有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才有机会接触。但纸上的涂鸦没有带给他任何触动,直到在意大利时他才明白,现场的涂鸦才能让人震撼。
  工具也是一种制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涂鸦工具最早来自于汽车行的喷灌,而直到90年代中期,汽车工业才在中国兴起。
  张大力开始在博洛尼亚的墙上涂自己的头像,表明自己在这个城市中的存在。慢慢地,他的头像“进化”成后来的“大人头”,“大人头”不再代表他自己,却成为记录一个城市变迁的标识。
  1995年,张大力携妻女回到北京。中国发生的变化让他急切想要加入。那时,他除了接一些零活,其余时间就用来画“大人头”,生活并不宽裕。直到1999年,他才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收入。
  90年代中期北京的墙壁很“干净”,没有标语也没有广告。当“大人头”出现在胡同、厕所和立交桥上时,一些市民惊诧而愤怒——必须“查出真凶”。
  张大力觉得很刺激,涂得更加起劲。他的技法十分成熟,把喷灌藏在袖子里,“挥一挥衣袖”的工夫,一件作品就完成了。那时,北京的“涂鸦圈”还很初级,几乎是张大力“一枝独秀”。
  在城市化进程中最“热火朝天”的1998年,北京到处都在拆迁,很多胡同与四合院一夜之间就变成断壁残垣。张大力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在拆迁现场留下无数“大人头”。后来,他又叫人把中间挖空,透过挖空的部分,可以看到正在崛起的高楼大厦。“大人头”微微张开嘴唇,像在诉说着什么。在把这些照片集成册子后,为这个作品取名“对话”。
  2000年后,北京的拆迁大大减少,“大人头”也不再频繁地出现在北京街头。这一年,张大力转向雕塑,他觉得涂鸦已经无法承载自己要表达的内容。
  2007年,张大力正式收手不干,“大人头”终于随着旧城的远去成为历史。
  如今,张大力拥有三个工作室,和国内外的很多画廊有合作,通过发行画册、举办展览来推介自己的作品,并获得收入。
  张大力始终不认为自己是涂鸦艺术家。他觉得,涂鸦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艺术。
  
  “红色涂鸦”
  
  1988年,王东晟在呼铁一中上高二。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这一年,叛逆的王东晟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当众顶撞校长。在被罚不能上课时,他用偷来的粉笔在男厕所的后墙上给校长画了一个大大的画像——一张丑陋而狰狞的面孔。
  这是王东晟的第一个涂鸦作品,如果这算涂鸦的话。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喷灌,人们在墙壁上作业时,只能使用粉笔,或是用曾经书写过无数标语的刷子和油漆。
  王东晟第一次接触到的涂鸦,是高中时看美国电影《霹雳舞》。电影中的涂鸦背景,让他觉得十分震撼。
  一年后,王东晟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
  大学四年中,王东晟收敛了锐气,成为一名上进的学生。他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而且是学生会干部。在国家分配的年代,他很希望能留京。
  1993年,市场经济大潮开始在中国蔓延。王东晟发现,周围的人渐渐变得现实。于是,他开始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外面接活,终因旷课过多被学校劝退。
  退学后,王东晟住在五道口的一间地下室内,没有工作,经常靠家里补贴。这时,房间里的墙壁成为他宣泄情绪的场所。这些“室内涂鸦”主要表现生存问题,“食物”和“伸向食物的手”成为最多的元素。
  第二年,王东晟进入一家动画公司,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动漫生涯。随后他进军广告业,也给电影做美术设计后,生活颇为宽裕。他甚至在亚运村拥有了一套房子。
  从2000年开始,闲不住的王东晟再次想到涂鸦。他和朋友们在石景山区的厂房、798艺术区等地做了一些以弘扬国运、宣扬和平为主题的涂鸦,他称之为“红色涂鸦”。但性质已开始转向商业,他认为,涂鸦的商业前景极为广阔。
  2005年,在参与完成奥运吉祥物“福娃”的设计后,王东晟尝试在当年的“M-zone人”街舞大赛和“超级女声”比赛中推广涂鸦艺术,但都没有成功,这让他颇为遗憾。
  同时,他也深刻感到一个艺术家的渺小和无力。房地产商和投资商更接受出现在T恤、茶杯和商业标识上的涂鸦。
  他开始慢慢变得平和。在798艺术区等地,他的涂鸦作品主题已经转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之初、性本善”和“南无阿弥陀佛”。
  去年,王东晟开始做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涂鸦作品,“战场”也转移到北京周边的村庄。相比于墙上的广告,村委会更喜欢主题向上又带有艺术美感的涂鸦。
  200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邀请当年没有拿到毕业证的校友王东晟担任客座教授。他欣然接受,并认为这表明了社会的宽容与进步。
  
  “北京喷子”
  
  当张大力初次在墙上涂“大人头”时,林杰才十岁。这一年,他随父母從浙江温岭搬到江苏南京。
  2000年,林杰考上一所艺术高中,他也开始跳街舞。
  高二时,林杰在国外的街舞视频中看到漂亮的涂鸦背景,有些美术功底的他便尝试着去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南京还没有做涂鸦的人,他多是一个人出去涂。在一些胡同里,人们很好奇地围观,以为他在作画。
  2006年,大学毕业的林杰来到北京,但并不顺利。当“弹尽粮绝”的林杰准备返回杭州时,遇到了王墨和李球。
  他们俩都是北京人,高中毕业后就在胡同、仓库的墙上涂鸦,他们还同属一个滑板团体。与林杰一样,他们对涂鸦非常痴迷,共同的爱好使林杰觉、得很有归属感,他决定留下来。
  随后,他们成立了涂鸦团队“北京喷子”,还吸纳了一个法国人加入。此时的北京涂鸦圈里,已经有大大小小的涂鸦团队十多个,分别来自高校、上班族和艺术团体。但林杰依然觉得这是圈子太小,他说,北京所有搞涂鸦的人不到100个。
  经过数次变动,林杰终于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让他感到痛苦,这会消磨他的灵感。以前的朋友渐渐放弃涂鸦,只有他坚持了下来。
  有朋友曾告诉他,如今对涂鸦的处理等同于贴小广告,要拘留15天。因此,他们很小心。
  林杰经常会涂一个叫“小R”的小人,那是他的个人标识。“小R”背着手,仰着头,代表憧憬和希望。
  他也经常画一株怒放的花,花瓣上有时带着刺,代表他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维护。
  每次涂鸦后,林杰都会拍照,或者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录下来,传到个人网页上。
  有时,林杰和朋友们涂鸦时会被人驱赶。但他觉得这很刺激,这就是涂鸦的一部分。
  尽管不赞同涂鸦商业化,需要生存的林杰他偶尔也会通过涂鸦赚点外快。去年春节期间,他给央视五套的《篮球公园》节目做了背景涂鸦。巧的是,在上世纪的美国,涂鸦正是在街头篮球的温床上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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