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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祝酒、敲锣、互赠纪念品，这是在港交所IPO必须走的过场。
合并18年来的港交所，在7月12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这一天，映客、齐家网、指尖悦动、英恒科技等8家公司，选择同一天在港交所上市。而这8家公司高管又要同时敲钟，平时一家公司敲一个钟，创始人和投资人均可上台共同敲。
一天后，除了临时取消上市的苍南仪表，包括51信用卡在内又有3只新股登陆港交所。好在，这一天上市公司都可以独自敲响铜锣了。
或许，这些IPO公司都在羡慕几天前小米的待遇——作为港交所新上市制度下的第一只科技股，雷军在600多人的注目下，敲响了30万元特制超大铜锣。
现在，香港正成一众科技独角兽欣欣然奔赴的热土。铜锣不够敲之前，阅文、同程艺龙、猎聘、美图、众安在线、易鑫集团、雷蛇抢滩港交所，而找钢网、沪江网、美团、滴滴、斗鱼、蚂蚁金服、腾讯音乐等50多家中资股也在摩拳擦掌，打算在今年登陆港交所。
只是，在热潮背后，这些IPO新股大多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亏损下的高估值是否能够被市场认可？前方究竟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号？而围绕这条庞大利益链的各方，又是一种怎样的众生相？
数据
德勤预测，2018年全年香港约有180只新股上市，融资规模达1600亿港币到1900亿港币，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
投行人士：又要赚大钱，又想功成名就
“港股今年是特别火的一年，我感觉至少有两百家内地公司在考虑去香港上市。”杜伟说，这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作为一名香港投行人士，从年初开始，他就频频飞往内地，约见众多内地科技公司高管。这些都是他及其所在团队过去大半年里的主要工作——见到这些内地预备来港上市公司的话事人，然后拿到这些公司的保荐人或者承销团名额。
实际上，对于香港大多数投行人士，尤其是负责新经济板块的投行人士，过去和未来一年或许都和杜伟一样，大多数时间都会频繁往返内地与香港，毕竟谁也不愿在这一波扎堆赴港IPO的浪潮中被落下。
2017年之前，由于创新架构的新经济公司过去一直被香港市场拒之门外，让港交所在全球IPO集资总额排名下滑，甚至在2014年错过了阿里巴巴，2017年香港市场IPO集资额更创下5年新低，这让杜伟等所有香港投行人士忧心忡忡，与内地科技公司接触也碰了不少钉子。
好在，今年4月确定的25年来最大上市制度改革，意味着香港将全方位拥抱新经济公司，这让很多内地科技互联网公司都重新关注港交所，甚至不少原本计划去纳斯达克的也转向了香港——这对于杜伟他们来说，尽管工作量急剧加大，但充实的忙碌意味着就是大笔的钱会落在口袋。
毕业于常春藤的杜伟，有着过人的智商和情商。3年前，当港交所错失阿里时，他才是一名刚刚入行的Analyst（分析员），现在熬到了Associate（经理）职位，他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去实地发现企业真实情况，协助企业满足港交所各项审核和要求，从历史问题到未来发展目标，从财务状况到日常公司治理，无所不包。在他看来，一次IPO的过程，就是一次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全面培养过程，或者是一次为了让企业看上去满足这些标准而进行的“包装”过程。
按过去经验，鉴于港交所上市标准和中国企业的野蛮生长状态，像杜伟这样的投行人员通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待在企业所在地，按照上市标准一条一条地核查企业的现状，这个过程此前也许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但在今年内地新经济公司集体赴港IPO预期情况下，这个过程已经加速缩短到了一个月甚至半个月。
不过，虽然杜伟所在投行在香港券商中处于B组（即市场占有率排名为15～65名之间）地位，没有和大投行竞争小米、美团这样大单子的能力，但依旧可以争取获得一些其他小额的IPO单子。
现在，他所接触的公司中，就有三四家准备下半年在香港上市，其中以TMT和生物科技企业为主（鉴于保密需求，拒绝透露具體的企业名称）。“对所有香港资本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一波内地新经济公司扎堆来港IPO，实际上就是一场资本的狂欢。”杜伟说，这样的狂欢总体来说是件开心事，毕竟大多数人都能闷声赚大钱。
当然，也包括杜伟本人。一旦这几家企业IPO，哪怕只有一两家企业最终能到港交所IPO，那么杜伟的年底分红也会上百万元，甚至是上千万元。“去年我一个同事，做了某科技公司的项目，年底拿到了300多万的分红奖金。”
这还关乎他的人生未来职场规划：通过几个成功的项目，让他少熬几年，升上VP职位（副总裁），甚至有一天可以到达MD（董事经理）——无论是香港还是在华尔街，MD是投行中仅次于合伙人的非管理类头衔，年薪可达百万美元，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一般人如果能从初级分析师熬到MD，也算是“功成名就”。这期间要经历Associate、VP等每周120小时高强度工作阶段，少则10年，多则20年。
这并不是全部，投行是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平台。在这里，杜伟们不仅可以接触到企业的高管，深入企业最核心问题，也可以和董事总经理一起呼吸新鲜空气。杜伟的一个香港女同行就在朋友圈如此写道：“工作带来最大的不真实是，我和那些叱咤风云大佬的合影。当你真正走到他们面前，他们都是那么的容易亲近和风趣。我也是很努力才克制了发朋友圈的冲动。然后顿悟，原来装×好容易，云淡风轻地呵呵才难。”
媒体记者：就像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
铜锣不够的7月12日，培培（化名）感觉自己就像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
那天，为了不错过9点半的敲钟吉时，往常8点40分才准许入场的港交所，提前到7点40分入场，培培也随人流几天内第二次走进了港交所——作为一名业界知名商业女记者，她两天前刚在这里，现场目睹小米成为港交所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IPO，兴奋地和Logo合影，和特制大锣合影，在朋友圈中对小米股价走势前景的刷屏判断。 但这天明显和小米IPO受格外重视不同，尽管港交所给了同时IPO的8家公司每家约60张的嘉宾邀请函，再加上各家公司工作人员和媒体， 但培培依旧能明显地感觉到，人数远没有小米上市时多，而且前几天雷军敲的那只大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4只并排的小锣。墙边成排的摄像机，以及“发财墙”前面的公司Logo也都不见了。
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IPO的CEO，在排队上台时短短两分钟的演讲里讲了些什么，尽管映客、齐家网两家公司创始人的公开信已经出现了在朋友圈中，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8家公司，锣够不够用，怎么敲？
最后，港交所找到了一个折中办法：每两家共用一面锣，每家公司一个人敲——以此避免有IPO公司不能敲锣的尴尬。
快到9点30分，8家企业创始人依次走向舞台的正中央，拿起裹着红布的锣锤，攒足劲等吉时一到就同时敲响铜锣。“锣声一直在响，台上的嘉宾都在用力敲，都希望把声音搞得更大一些。”
铜锣敲响那一刻起，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美梦成真，也醒了，所有目光都在紧盯着接下来的股价变化。培培注意到，刚敲完钟走到台下，映客CEO奉佑生就被扛着摄像机的媒体拦下，要求打开手机APP看股价，他笑呵呵地顺从了。当天，开盘映客股价很猛，一度大涨40%。
股价大涨让投资人也格外兴奋——为映客而来的投资人朱啸虎和金沙江的罗斌，被媒体围住噼里啪啦问个不停，两人在回答十几个问题后连连摆手抽身告辞，却难掩被投企业IPO的兴奋。
接下来，是在金钟大厦24层的一个会议室里，映客安排了一些媒体记者和奉佑生现场对话。大部分媒体记者是随着小米来的，或者要参加第二天51信用卡IPO的。都还没有吃饭，奉佑生也没有，于是一人一盒双拼饭，边吃边聊。
培培问了一个“看到股价大涨，是否后悔发行价定低了”的问题，奉佑生的回答是：“好不容易来一次香港，不要让大家以为我们是跑来骗钱、割韭菜的，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厚道的价格，让投资者也能够赚钱，能给资本市场信心。”
无从知道这种官方回答真假度有多少，但这足够培培在文章中取一个吸引人的标题了。
盒饭会议之后，培培走了几十分钟，到了附近的Murray酒店，当天还有几个采访要做——包括一天后就要在港交所上市的51信用卡早期员工。对这种核心创始员工来说，不管资本市场行情如何，大多都能迅速实现财富自由。但对培培而言，只是一天后又一次现场见证这些企业IPO场景，问上几个问题写篇采访而已。
或许，对这些见多识广，出入众多IPO现场的媒体人士而言，心里没有羡慕甚至嫉妒那是假的——采访间隙，培培刷了刷朋友圈，有同行在对自己错过进入小米、映客的机会痛心疾首，有同行在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口吻看衰IPO公司，还有更多同行晒出了自己购买这些股票的截图：“能尝到一点汤的滋味，也是好的吧？”
基层员工：有的收获只有一盒盒饭
无论是之前的阿里，还是现在的小米，IPO后外界都津津乐道于用“千名百万富翁”来形容普通员工的造富神话。比如，一位32岁的小米员工，就对媒体表示“自己有点蒙，才三十出头，房子车子都有了，不知道该拿这些财富干吗”。
不过，这种造富神话毕竟属于少部分人，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以小米为例，虽然小米一共有超过7000名员工持有股票或期权，但2012年年初前入职的工号1000以内且仍然在职的部分小米员工，才可能实现财富自由。
“这还是因为小米除了一般股权激励外，主要因为雷军早期为了提高员工凝聚力，慷慨出让公司股权，让员工自愿持股。”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但对更多企业的普通员工而言，上市的造富神话可能也就只是一种传说了。一般来说，没有期权的普通员工，会获得来自企宣办、HR或行政的上市礼品，至于礼品有多大，得看老板心情。有的公司会发 2000 元左右的现金红包，2017年11月，阅文集团在港交所上市时给每个员工发了几千元的旅游基金。
在知乎，有网友就透露，他作为基层员工，经历了途牛旅游网和中国制造网的 IPO，好处分别是一个数码相框和一个纪念银币——别挑三拣四的，在有些公司，基层员工收到的唯一福利，恐怕就只有 IPO 当天的一盒工作餐盒饭了。
甚至，上市对普通员工来说，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公司为了上市，往往需要做好业绩，所以工资、福利可能会更糟糕更严格。除非你有股权，否则毫无意义。”一位今年初在港交所上市的某公司普通员工说，总结下来就一句话，自己该干吗干吗，公司上市和普通员工没啥关系。
而对于拥有期权的员工而言，最终能否成功套现也是一个未知数。实际上，员工的期权价值并不等同于市值。一般情况下，期权价值=（单股票价值-原值）*股份-税费。此外，很多企业都规定，上市后股份会有一段时间的禁售期，在这期间，股价走势不得而知，期权的含金量也不断波动。
普通股民：我相信雷军能实现诺言
7月18日中午，心情很好的詹文章点了一个火锅外卖，请几个同事撮了一小顿。“小米股价大涨了？”同事笑问。
詹文章点点头。7月9日，作为一个过去几年长期关注科技股的普通股民（此前也购买过少许京东、阿里股票，并且都赚了），他在小米上市后第一时间通过二级市场买了1000多股小米股票，每股16.6港元。“雖然小米上市很快就下跌破发了，但从小米公司潜力而言，这个价格肯定会涨起来的。”
随着小米股价的逐步上涨（7月18日早盘股价大涨逾6%，现报22.10港元，创历史新高，市值逼近5000亿），詹文章也注意到，朋友圈和各种群里开始有人感慨错过了入手的机会，还有人说小米股票似乎值得中长期持有，也有人到处询问，内地股民如何才能购买香港股票。
“实际上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理由，也不关心动向，只关心它有没有人气。” 詹文章虽然用过小米手机、小米手环等几款小米产品，谈不上非常喜欢，却觉得物美价廉。在他看来，头顶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第一股的小米，“小米本身吸引人的不是手机，而是打造的整个生态，这才是它的护城河”。 不过除了小米，51信用卡、映客、齐家网等詹文章却没有购买，因为“觉得映客虽然号称娱乐直播第一股，但娱乐直播热炒已经逐渐过了，而且映客在行业中也并不是领头羊地位，竞争却越来越惨烈，更缺乏核心的商业模式”。至于不看好家装行业的齐家网，则是因为过去三年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互联网家装目前渗透率不高。“这些公司，明显都是冲着资本游戏市场来的。”
“美团这个独角兽上市后，我也会购买几百股。”他说。“雷军在上市庆功宴上发出豪言，说要让买小米股票的投资者赚一倍，我相信雷军能实现诺言。我更期待，小米、美团这些扎堆挤进港交所的企业中，能出现下一个腾讯。”
腾讯是港交所的一个传奇，也是现在所有扎堆抢滩的企业、投资者、股民的期待——2004年，腾讯登陆香港联交所，当时的发行价是3.7港元，目前已一路上涨到378港元（截至7月19日开盘）。据说，当年投资十多万港元到腾讯股票的投资者，如今很多都变成了千万富翁。
香港创业者：难以挽救香港互联网
“说拯救低迷的香港科技和互联网，实在不敢想。我唯一的期望，是让香港民众，也能把目光偶尔关注到我们身上。”在内地科技企业扎堆登陆港交所时，香港本土创业者张惟楙说。
语气中，他难掩对内地科技发展迅速的羡慕，和香港屡屡错失科技发展的心酸：“互联网在香港属于夕阳行业，资本不青睐，政府不支持，企业不投入，人才往外跑，家长觉得小孩读IT没前途，与内地火热的科创氛围截然相反。”
数据证明了他的说法。1997年回归时，香港的经济规模是1.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上广深等9个内地前沿城市GDP的总和。但2017年仅深圳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越了香港。
要理解香港社会对科技创业的态度，绕不开香港市民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Hi-tech揩嘢，Low-tech撈嘢。”即做高科技很容易亏本，而做科技含量不太高的行业，反而更容易赚钱、做大。
不仅是香港普通市民，就连香港投资者，也对科技互联网创业相当谨慎和保守。2015年，张惟楙到内地旅游，亲眼见到了内地互联网对整个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此后他开始在香港创业做新零售餐饮行业——类似内地的美团、饿了么，这在香港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市场，但张惟楙见了不少投资人，却没有一个能谈成，他现在的创业，也处于快要失败境地。
“香港VC投资天使轮的确很少。”香港本土大数据公司MailTime首席营销官盛以宣说，2013年，她曾在一个叫StartupsHK的公司写科技博客，当时香港创业圈基本是白人的天下，举办社区活动都说英文。
她还记得2014年，两个美国人在香港开办了第一家孵化器Accelerator HK，想把硅谷孵化模式复制到香港，尝试了三期，投了几百万美元，还是遗憾地离开了——因为投的项目基本全军覆没，没有任何好的退出机会。
在盛以宣看来，香港最近十年和科技互联网“绝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狭小的市场规模是香港天然的、难以克服的短板；二是传统产业的成功包袱，创业者缺乏创新思维和自信；三是房价太高；四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许多香港人从骨子里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科技，更不愿意使用高科技。
一个细节说明了上述问题：尽管现在铜锣湾大街小巷的店铺已经贴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码，但在去年，香港《蘋果日报》还曾经刊登文章称支付宝是“伪先进”，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
“他们要在你的第一页纸上看到清晰的盈利模式，看到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赚到钱。做一个像样的创业项目，启动资金最少也要100万。租金、员工薪水，平均一个月就要烧掉几十万，你能烧几个月？”盛以宣说，所以尽管内地赴港上市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很多，能给香港带来兴旺的投资机会，但如果说能改变香港本土的科技、互联网创业环境却很不现实。
合并18年来的港交所，在7月12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这一天，映客、齐家网、指尖悦动、英恒科技等8家公司，选择同一天在港交所上市。而这8家公司高管又要同时敲钟，平时一家公司敲一个钟，创始人和投资人均可上台共同敲。
一天后，除了临时取消上市的苍南仪表，包括51信用卡在内又有3只新股登陆港交所。好在，这一天上市公司都可以独自敲响铜锣了。
或许，这些IPO公司都在羡慕几天前小米的待遇——作为港交所新上市制度下的第一只科技股，雷军在600多人的注目下，敲响了30万元特制超大铜锣。
现在，香港正成一众科技独角兽欣欣然奔赴的热土。铜锣不够敲之前，阅文、同程艺龙、猎聘、美图、众安在线、易鑫集团、雷蛇抢滩港交所，而找钢网、沪江网、美团、滴滴、斗鱼、蚂蚁金服、腾讯音乐等50多家中资股也在摩拳擦掌，打算在今年登陆港交所。
只是，在热潮背后，这些IPO新股大多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亏损下的高估值是否能够被市场认可？前方究竟是诺亚方舟还是泰坦尼克号？而围绕这条庞大利益链的各方，又是一种怎样的众生相？
数据
德勤预测，2018年全年香港约有180只新股上市，融资规模达1600亿港币到1900亿港币，其中的一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
投行人士：又要赚大钱，又想功成名就
“港股今年是特别火的一年，我感觉至少有两百家内地公司在考虑去香港上市。”杜伟说，这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作为一名香港投行人士，从年初开始，他就频频飞往内地，约见众多内地科技公司高管。这些都是他及其所在团队过去大半年里的主要工作——见到这些内地预备来港上市公司的话事人，然后拿到这些公司的保荐人或者承销团名额。
实际上，对于香港大多数投行人士，尤其是负责新经济板块的投行人士，过去和未来一年或许都和杜伟一样，大多数时间都会频繁往返内地与香港，毕竟谁也不愿在这一波扎堆赴港IPO的浪潮中被落下。
2017年之前，由于创新架构的新经济公司过去一直被香港市场拒之门外，让港交所在全球IPO集资总额排名下滑，甚至在2014年错过了阿里巴巴，2017年香港市场IPO集资额更创下5年新低，这让杜伟等所有香港投行人士忧心忡忡，与内地科技公司接触也碰了不少钉子。
好在，今年4月确定的25年来最大上市制度改革，意味着香港将全方位拥抱新经济公司，这让很多内地科技互联网公司都重新关注港交所，甚至不少原本计划去纳斯达克的也转向了香港——这对于杜伟他们来说，尽管工作量急剧加大，但充实的忙碌意味着就是大笔的钱会落在口袋。
毕业于常春藤的杜伟，有着过人的智商和情商。3年前，当港交所错失阿里时，他才是一名刚刚入行的Analyst（分析员），现在熬到了Associate（经理）职位，他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去实地发现企业真实情况，协助企业满足港交所各项审核和要求，从历史问题到未来发展目标，从财务状况到日常公司治理，无所不包。在他看来，一次IPO的过程，就是一次企业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的全面培养过程，或者是一次为了让企业看上去满足这些标准而进行的“包装”过程。
按过去经验，鉴于港交所上市标准和中国企业的野蛮生长状态，像杜伟这样的投行人员通常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待在企业所在地，按照上市标准一条一条地核查企业的现状，这个过程此前也许是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但在今年内地新经济公司集体赴港IPO预期情况下，这个过程已经加速缩短到了一个月甚至半个月。
不过，虽然杜伟所在投行在香港券商中处于B组（即市场占有率排名为15～65名之间）地位，没有和大投行竞争小米、美团这样大单子的能力，但依旧可以争取获得一些其他小额的IPO单子。
现在，他所接触的公司中，就有三四家准备下半年在香港上市，其中以TMT和生物科技企业为主（鉴于保密需求，拒绝透露具體的企业名称）。“对所有香港资本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一波内地新经济公司扎堆来港IPO，实际上就是一场资本的狂欢。”杜伟说，这样的狂欢总体来说是件开心事，毕竟大多数人都能闷声赚大钱。
当然，也包括杜伟本人。一旦这几家企业IPO，哪怕只有一两家企业最终能到港交所IPO，那么杜伟的年底分红也会上百万元，甚至是上千万元。“去年我一个同事，做了某科技公司的项目，年底拿到了300多万的分红奖金。”
这还关乎他的人生未来职场规划：通过几个成功的项目，让他少熬几年，升上VP职位（副总裁），甚至有一天可以到达MD（董事经理）——无论是香港还是在华尔街，MD是投行中仅次于合伙人的非管理类头衔，年薪可达百万美元，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一般人如果能从初级分析师熬到MD，也算是“功成名就”。这期间要经历Associate、VP等每周120小时高强度工作阶段，少则10年，多则20年。
这并不是全部，投行是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平台。在这里，杜伟们不仅可以接触到企业的高管，深入企业最核心问题，也可以和董事总经理一起呼吸新鲜空气。杜伟的一个香港女同行就在朋友圈如此写道：“工作带来最大的不真实是，我和那些叱咤风云大佬的合影。当你真正走到他们面前，他们都是那么的容易亲近和风趣。我也是很努力才克制了发朋友圈的冲动。然后顿悟，原来装×好容易，云淡风轻地呵呵才难。”
媒体记者：就像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
铜锣不够的7月12日，培培（化名）感觉自己就像参加了一场集体婚礼。
那天，为了不错过9点半的敲钟吉时，往常8点40分才准许入场的港交所，提前到7点40分入场，培培也随人流几天内第二次走进了港交所——作为一名业界知名商业女记者，她两天前刚在这里，现场目睹小米成为港交所近两年来规模最大的IPO，兴奋地和Logo合影，和特制大锣合影，在朋友圈中对小米股价走势前景的刷屏判断。 但这天明显和小米IPO受格外重视不同，尽管港交所给了同时IPO的8家公司每家约60张的嘉宾邀请函，再加上各家公司工作人员和媒体， 但培培依旧能明显地感觉到，人数远没有小米上市时多，而且前几天雷军敲的那只大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4只并排的小锣。墙边成排的摄像机，以及“发财墙”前面的公司Logo也都不见了。
没有多少人关心这些IPO的CEO，在排队上台时短短两分钟的演讲里讲了些什么，尽管映客、齐家网两家公司创始人的公开信已经出现了在朋友圈中，但大家更关心的还是，8家公司，锣够不够用，怎么敲？
最后，港交所找到了一个折中办法：每两家共用一面锣，每家公司一个人敲——以此避免有IPO公司不能敲锣的尴尬。
快到9点30分，8家企业创始人依次走向舞台的正中央，拿起裹着红布的锣锤，攒足劲等吉时一到就同时敲响铜锣。“锣声一直在响，台上的嘉宾都在用力敲，都希望把声音搞得更大一些。”
铜锣敲响那一刻起，这些企业创始人的美梦成真，也醒了，所有目光都在紧盯着接下来的股价变化。培培注意到，刚敲完钟走到台下，映客CEO奉佑生就被扛着摄像机的媒体拦下，要求打开手机APP看股价，他笑呵呵地顺从了。当天，开盘映客股价很猛，一度大涨40%。
股价大涨让投资人也格外兴奋——为映客而来的投资人朱啸虎和金沙江的罗斌，被媒体围住噼里啪啦问个不停，两人在回答十几个问题后连连摆手抽身告辞，却难掩被投企业IPO的兴奋。
接下来，是在金钟大厦24层的一个会议室里，映客安排了一些媒体记者和奉佑生现场对话。大部分媒体记者是随着小米来的，或者要参加第二天51信用卡IPO的。都还没有吃饭，奉佑生也没有，于是一人一盒双拼饭，边吃边聊。
培培问了一个“看到股价大涨，是否后悔发行价定低了”的问题，奉佑生的回答是：“好不容易来一次香港，不要让大家以为我们是跑来骗钱、割韭菜的，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厚道的价格，让投资者也能够赚钱，能给资本市场信心。”
无从知道这种官方回答真假度有多少，但这足够培培在文章中取一个吸引人的标题了。
盒饭会议之后，培培走了几十分钟，到了附近的Murray酒店，当天还有几个采访要做——包括一天后就要在港交所上市的51信用卡早期员工。对这种核心创始员工来说，不管资本市场行情如何，大多都能迅速实现财富自由。但对培培而言，只是一天后又一次现场见证这些企业IPO场景，问上几个问题写篇采访而已。
或许，对这些见多识广，出入众多IPO现场的媒体人士而言，心里没有羡慕甚至嫉妒那是假的——采访间隙，培培刷了刷朋友圈，有同行在对自己错过进入小米、映客的机会痛心疾首，有同行在以“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口吻看衰IPO公司，还有更多同行晒出了自己购买这些股票的截图：“能尝到一点汤的滋味，也是好的吧？”
基层员工：有的收获只有一盒盒饭
无论是之前的阿里，还是现在的小米，IPO后外界都津津乐道于用“千名百万富翁”来形容普通员工的造富神话。比如，一位32岁的小米员工，就对媒体表示“自己有点蒙，才三十出头，房子车子都有了，不知道该拿这些财富干吗”。
不过，这种造富神话毕竟属于少部分人，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以小米为例，虽然小米一共有超过7000名员工持有股票或期权，但2012年年初前入职的工号1000以内且仍然在职的部分小米员工，才可能实现财富自由。
“这还是因为小米除了一般股权激励外，主要因为雷军早期为了提高员工凝聚力，慷慨出让公司股权，让员工自愿持股。”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但对更多企业的普通员工而言，上市的造富神话可能也就只是一种传说了。一般来说，没有期权的普通员工，会获得来自企宣办、HR或行政的上市礼品，至于礼品有多大，得看老板心情。有的公司会发 2000 元左右的现金红包，2017年11月，阅文集团在港交所上市时给每个员工发了几千元的旅游基金。
在知乎，有网友就透露，他作为基层员工，经历了途牛旅游网和中国制造网的 IPO，好处分别是一个数码相框和一个纪念银币——别挑三拣四的，在有些公司，基层员工收到的唯一福利，恐怕就只有 IPO 当天的一盒工作餐盒饭了。
甚至，上市对普通员工来说，可能会面临更糟糕的情况。“公司为了上市，往往需要做好业绩，所以工资、福利可能会更糟糕更严格。除非你有股权，否则毫无意义。”一位今年初在港交所上市的某公司普通员工说，总结下来就一句话，自己该干吗干吗，公司上市和普通员工没啥关系。
而对于拥有期权的员工而言，最终能否成功套现也是一个未知数。实际上，员工的期权价值并不等同于市值。一般情况下，期权价值=（单股票价值-原值）*股份-税费。此外，很多企业都规定，上市后股份会有一段时间的禁售期，在这期间，股价走势不得而知，期权的含金量也不断波动。
普通股民：我相信雷军能实现诺言
7月18日中午，心情很好的詹文章点了一个火锅外卖，请几个同事撮了一小顿。“小米股价大涨了？”同事笑问。
詹文章点点头。7月9日，作为一个过去几年长期关注科技股的普通股民（此前也购买过少许京东、阿里股票，并且都赚了），他在小米上市后第一时间通过二级市场买了1000多股小米股票，每股16.6港元。“雖然小米上市很快就下跌破发了，但从小米公司潜力而言，这个价格肯定会涨起来的。”
随着小米股价的逐步上涨（7月18日早盘股价大涨逾6%，现报22.10港元，创历史新高，市值逼近5000亿），詹文章也注意到，朋友圈和各种群里开始有人感慨错过了入手的机会，还有人说小米股票似乎值得中长期持有，也有人到处询问，内地股民如何才能购买香港股票。
“实际上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理由，也不关心动向，只关心它有没有人气。” 詹文章虽然用过小米手机、小米手环等几款小米产品，谈不上非常喜欢，却觉得物美价廉。在他看来，头顶港交所“同股不同权”第一股的小米，“小米本身吸引人的不是手机，而是打造的整个生态，这才是它的护城河”。 不过除了小米，51信用卡、映客、齐家网等詹文章却没有购买，因为“觉得映客虽然号称娱乐直播第一股，但娱乐直播热炒已经逐渐过了，而且映客在行业中也并不是领头羊地位，竞争却越来越惨烈，更缺乏核心的商业模式”。至于不看好家装行业的齐家网，则是因为过去三年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互联网家装目前渗透率不高。“这些公司，明显都是冲着资本游戏市场来的。”
“美团这个独角兽上市后，我也会购买几百股。”他说。“雷军在上市庆功宴上发出豪言，说要让买小米股票的投资者赚一倍，我相信雷军能实现诺言。我更期待，小米、美团这些扎堆挤进港交所的企业中，能出现下一个腾讯。”
腾讯是港交所的一个传奇，也是现在所有扎堆抢滩的企业、投资者、股民的期待——2004年，腾讯登陆香港联交所，当时的发行价是3.7港元，目前已一路上涨到378港元（截至7月19日开盘）。据说，当年投资十多万港元到腾讯股票的投资者，如今很多都变成了千万富翁。
香港创业者：难以挽救香港互联网
“说拯救低迷的香港科技和互联网，实在不敢想。我唯一的期望，是让香港民众，也能把目光偶尔关注到我们身上。”在内地科技企业扎堆登陆港交所时，香港本土创业者张惟楙说。
语气中，他难掩对内地科技发展迅速的羡慕，和香港屡屡错失科技发展的心酸：“互联网在香港属于夕阳行业，资本不青睐，政府不支持，企业不投入，人才往外跑，家长觉得小孩读IT没前途，与内地火热的科创氛围截然相反。”
数据证明了他的说法。1997年回归时，香港的经济规模是1.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上广深等9个内地前沿城市GDP的总和。但2017年仅深圳一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就已超越了香港。
要理解香港社会对科技创业的态度，绕不开香港市民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Hi-tech揩嘢，Low-tech撈嘢。”即做高科技很容易亏本，而做科技含量不太高的行业，反而更容易赚钱、做大。
不仅是香港普通市民，就连香港投资者，也对科技互联网创业相当谨慎和保守。2015年，张惟楙到内地旅游，亲眼见到了内地互联网对整个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此后他开始在香港创业做新零售餐饮行业——类似内地的美团、饿了么，这在香港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市场，但张惟楙见了不少投资人，却没有一个能谈成，他现在的创业，也处于快要失败境地。
“香港VC投资天使轮的确很少。”香港本土大数据公司MailTime首席营销官盛以宣说，2013年，她曾在一个叫StartupsHK的公司写科技博客，当时香港创业圈基本是白人的天下，举办社区活动都说英文。
她还记得2014年，两个美国人在香港开办了第一家孵化器Accelerator HK，想把硅谷孵化模式复制到香港，尝试了三期，投了几百万美元，还是遗憾地离开了——因为投的项目基本全军覆没，没有任何好的退出机会。
在盛以宣看来，香港最近十年和科技互联网“绝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狭小的市场规模是香港天然的、难以克服的短板；二是传统产业的成功包袱，创业者缺乏创新思维和自信；三是房价太高；四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许多香港人从骨子里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高科技，更不愿意使用高科技。
一个细节说明了上述问题：尽管现在铜锣湾大街小巷的店铺已经贴上微信和支付宝的支付码，但在去年，香港《蘋果日报》还曾经刊登文章称支付宝是“伪先进”，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宝。
“他们要在你的第一页纸上看到清晰的盈利模式，看到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赚到钱。做一个像样的创业项目，启动资金最少也要100万。租金、员工薪水，平均一个月就要烧掉几十万，你能烧几个月？”盛以宣说，所以尽管内地赴港上市的科技互联网企业很多，能给香港带来兴旺的投资机会，但如果说能改变香港本土的科技、互联网创业环境却很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