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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该如何为读者服务？
杭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杭图”）的做法是：面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流浪者和乞丐。有微博称，该馆馆长褚树青曾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这一微博迅即被转发了1.6万次。
但杭图馆长褚树青表示，杭图的全免费开放政策，不过是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图书馆使命而已。事实上，未必真有很多乞丐或流浪者去图书馆看报读书，但是否向他们开放，却检验着一个城市和国家的人文精神与气度。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平等地向公众开放。美国钢铁工业巨富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在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穷孩子。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只要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读报的地方，更是一种教育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知识和信息的再分配。免费进入公共图书馆这小小的权利，却可以使社会底层通过免费获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
由杭图所掀起的波澜正在影响全国。
我国文化部、财政部日前出台政策，要求：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
2月18日，文化部表示，备受关注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起草中。尽管免费并不意味着“公共”，但不可否认，这是回归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可喜开端。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入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 一夜之间，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6万次。褚树青因此成为100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甚至为此减少了出门的次数。
他对这种“波澜”也很惊讶——48岁的他已经在杭图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事实上，80%以上的国内大型城市图书馆，都正在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反差源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误解：“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在图书馆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系主任范并思教授看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正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网页上的介绍：“幸运的是，在这个新兴而迅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有些市民预见到，如果纽约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文化中心，它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搬运工眼中的图书馆
2月15日，午饭后。
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杭州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入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沙发前的液晶电视，正小声地播放凤凰卫视的新闻。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中午他都会来——“主要是为了休息，偶尔才看看报纸。”
言语间，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落地窗。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从江苏到杭州打工，一直在附近工地上干体力活。
这里是杭州市的钱江新城，距市中心约有7公里。自从2006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的战略后，杭州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杭州市民中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
市民中心由11座单体建筑组成，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就坐落在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这是王书恒在附近能找到的唯一“不用花钱又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
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书脊上那些带着数字的标签儿“就像汽车的车牌”，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悄悄熄灭；文献借阅中心那些高达4.8米的积层书架、专题文献中心7.2米高的单面靠墙整体书架，巨人一般俯瞰着他；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
但他更喜欢报纸阅览区——这里聚集着更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我们更喜欢看报纸，文章篇幅小，读起来不费劲儿。”
从报刊阅览室再往里走，就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分馆。那里有着蓝色苍穹，他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睡觉，睡不着时就看着头顶上的电子星空随着音乐的节奏而闪烁。
“主要是睡觉，耳机就是装样子。” 王书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音乐还真是不错。”
王书恒一般在下午2点离开。每当他经过借阅台时，工作人员张小丽都会冲他微微一笑。
张小丽已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了36年。她尽量对每位望向她的读者微笑致意，不论是乞丐、农民工还是残疾人。
“进杭州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借书也免费，只需要提供市民卡即可。”张小丽说，“所以附近的人们经常来，也许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看书，但他们在休息之余，哪怕就是随手翻翻报纸，也比他们在外面无所事事要好吧。”
“零门槛”如何实现
36年前，“文革”还未结束，19岁的张小丽来到杭州图书馆工作。那时候的杭州图书馆还是一座“藏书楼”，在那个身份决定权利的年代，来借书的人很少。
“那时候读者很听话，跟他们说任何要求，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张小丽回忆。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开始削减对图书馆的补贴，图书馆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这恰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风潮“不谋而合”，尽管当时身份枷锁正在被逐渐打破，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靠出租场地、收年费等各种方式来创收，图书馆的“公共”底色刚被抹上，就开始变淡。
“我们有了市场、私营的概念，但什么是公共，却更面目不清了。”褚树青说，“在我接手的时候，我就想：我赞成市场经济，但图书馆还是要做公益的事情。”
2000年，褚树青出任杭州图书馆馆长，立即宣布军人、残疾人、老人、儿童免费借书；其他人则需交费，用以“捐助”图书馆。“说是捐助，也是对公民文化的一种培养。因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说‘免费’——全国都收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免费呢？”
两年后，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究竟是否应该收费。支持收费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公共图书馆”概念在西方已有150多年历史，由英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爱德华·爱德华兹提出。爱德华兹本人即出身贫民，靠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读书自学。他后来成为这家图书馆的编目员，逐渐改进其服务，并推动议会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由地方税收支持，对所有纳税人免费开放。
杭州市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响应此理念者之一。
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向所有人敞开了阅览室大门。张小丽记得，还在老馆时，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一些穷人把蛇皮袋放在门口，走进阅览室读书，一看就是一天。“有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铺盖和简单的家当。”张小丽说。有时她坐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还会看到这些读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也是在图书馆的书里，张小丽知道了这个故事：美国经营钢铁工业巨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原本是一个穷孩子，通过在图书馆免费读书自学成才。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2006年，杭图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在很多专家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如果没有押金制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范并思也在受邀之列。他还清晰地记得，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非要把这道门槛破除不可！”褚树青也表示，“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讲，一百块钱押金又能有什么用？”
果然，2007年，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面免费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门槛”——不但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阅览，而且都可凭借市民卡免费借书。
这在当时引起轰动。刚开馆的几个星期里，门口总是围满了探头探脑的人群，纷纷问张小丽：“借书也免费啊？这么好的事也有的啊！”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那管不管吃饭啊？”
之后，就有人带着方便面到阅览室大嚼，还有读者为了抢一张报纸大打出手。这种乱哄哄的景象让张小丽很怀念庭院深锁的老馆，“但是回头想想，公共图书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把图书馆开到市民身边去
2月13日下午，26岁的IT白领李珍珍第一次陪同学来杭州图书馆借书，兴奋地用手机拍照留念。“我来杭州工作两年，从没到过这里，要是这个图书馆在我家附近该多好！”她说。
李珍珍是典型的网络一代，一天泡网十几个小时，出门也不忘手机上网。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只要网上没有，就不存在。书本是个负担，偶尔在街头买一张小报或时尚杂志，一般是为了心理需要，或者“可以当个坐垫”。
事实上，网络的飞速发展正严重压缩图书馆的生存空间。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远比去图书馆查资料便捷。但褚树青认为，正因为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部分底层民众更无法跟上互联网步伐，图书馆的服务要“向他们倾斜”。
2003年，褚树青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行业和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制度，并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将各级公共图书馆连接起来，形成免费的图书流通服务网络——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
“大网”以市图书馆为核心，延伸至各个区县图书馆，再到各个社区图书室。只需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三天之内完成“大网”中的旅行，来到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室。
核心问题是经费。褚树青找来了7个区县的图书馆馆长、一些图书馆爱好者和企业家，商量成立“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我们这些图书馆长，既不掌握购书经费，也不受重视，于是自称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回忆往事，褚树青大笑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2005年，褚树青还邀请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曾东元担任基金会会长。
此后，曾东元带领基金会，走遍了杭州市所有的社区和农村基层图书馆。他们看到，余杭南苑街道图书馆建起来后，三百多平方米的阅览室，每晚都被外来打工者挤满。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人，每天放了工，就成群结队来到图书室，看书、看报、看杂志。
这深深触动了曾东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图书馆应该多到‘只要你想看书，就有图书馆’的地步。”
这个让图书馆遍布城乡的梦想如今真的实现了。在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文化站，七八个书架上摆满了新书，以小说和畅销书为主。每本书上都贴上了小小的蓝色条码——杭州地区内任何一个持有“一证通”借书卡的市民，都有机会借到这些书。
截至2008年8月，杭州62.1%的街道和94.1%的社区都配备了这样的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的基层服务点高达128个。
这张“大网”激活了杭州市图书馆。据2009年《中国图书馆年鉴》，2008年，杭州图书馆藏书231万册，年流通人次309万，外借110万册次。而这一年，中国2820个公共图书馆的年平均流通人次只有约10万，外借8万册次。正如17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兼法学家莱布尼茨说，“图书馆的价值只在于其内容以及读者对内容的利用，而不在于藏书的数量和珍藏的稀有程度。”
天堂，亦有困境
尽管图书馆已深入社区，并不是所有市民都知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离杭州图书馆2.4公里的万象城商业区随机访问了10名路人，均知道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但只有4人去过，且均为中老年人；只有1人知道杭州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
事实上，在房价全国排名第一的杭州，图书馆业也同样面临其他城市“被排挤“的命运——或者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或者干脆就取消了。这使基金会设想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打了折扣。
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站长裘熙春介绍：2010年，图书室只新购300册书籍和一些报纸杂志，这是上级要求的“下限”。并非不舍得花钱。“只有2万块钱买书订报，要是钱多，我肯定买得多呀！”他摘下眼镜，重重敲了敲桌子。更让他心里不好受的是，“管图书室那个小姑娘现在还没编制”。
基层图书管理员的状况大多如此。管理村、社区图书馆的多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每个月象征性地发放一两百元工资，流动性也很大。
这些事情被曾东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看来，只需要一笔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办得更好。
按照基金会的计算，这一笔“不多的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末，把杭州810万常住人口，乘以人均6.5元的购书经费，加上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运营费用，总共1亿元。这仅是杭州市2010年财政收入的1/1245，却可以让全市13个区县的基层图书馆买得起新书，请得起专职图书管理员。而目前，只有杭州市图书馆每年得到5000万元的运营经费，其他基层图书馆全部只获得1000万的财政拨款。
基金会也在“四两拨千斤”地推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入。每年，基金会都拿出一部分利息，奖励优秀基层馆员，每人每年1000元。去年，由浙江图书馆原馆长带队，基金会在淳安、萧山、桐庐三个县展开图书馆员的义务培训，7天时间，三四百人参与，有70岁的老人，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
公共图书馆该如何为读者服务？
杭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杭图”）的做法是：面向所有读者免费开放，包括流浪者和乞丐。有微博称，该馆馆长褚树青曾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选择离开。”这一微博迅即被转发了1.6万次。
但杭图馆长褚树青表示，杭图的全免费开放政策，不过是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的图书馆使命而已。事实上，未必真有很多乞丐或流浪者去图书馆看报读书，但是否向他们开放，却检验着一个城市和国家的人文精神与气度。
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公共资源，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平等地向公众开放。美国钢铁工业巨富安德鲁·卡内基，便是在图书馆自学成才的穷孩子。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只要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从这个角度说，公共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读报的地方，更是一种教育制度，一种生活方式，是知识和信息的再分配。免费进入公共图书馆这小小的权利，却可以使社会底层通过免费获取知识、改变自己的人生。
由杭图所掀起的波澜正在影响全国。
我国文化部、财政部日前出台政策，要求：2011年底之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
2月18日，文化部表示，备受关注的《公共图书馆法》正在起草中。尽管免费并不意味着“公共”，但不可否认，这是回归公共图书馆精神的可喜开端。
“我无权拒绝他们（乞丐）入内，但读者有权选择离开。” 一夜之间，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的这句话在微博上被转发了1.6万次。褚树青因此成为100多家媒体关注的焦点，他甚至为此减少了出门的次数。
他对这种“波澜”也很惊讶——48岁的他已经在杭图任职10年，一直在践行“公共图书馆零门槛开放”的理念。事实上，80%以上的国内大型城市图书馆，都正在向读者提供平等服务。在他看来，这种反差源于对“公共图书馆”制度的误解：“公众一般只知道图书馆能典藏阅览，但是忽略了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保障社会文化公平。”
在图书馆学专家、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系主任范并思教授看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职能“更应该成为一种制度”，因为平等地获得知识的机会，将推动一个城市走向民主和包容。正如纽约公共图书馆在网页上的介绍：“幸运的是，在这个新兴而迅速发展的大都市中，有些市民预见到，如果纽约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文化中心，它还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图书馆。”
搬运工眼中的图书馆
2月15日，午饭后。
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搬运工王书恒走进杭州图书馆报纸阅览室。他直接拿了《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报夹，在入门处的软沙发上坐下。沙发前的液晶电视，正小声地播放凤凰卫视的新闻。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天中午他都会来——“主要是为了休息，偶尔才看看报纸。”
言语间，他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大落地窗。窗外的大片建筑工地正是他工作的地方。两年前，他从江苏到杭州打工，一直在附近工地上干体力活。
这里是杭州市的钱江新城，距市中心约有7公里。自从2006年杭州市政府提出从“西湖时代”迈入“钱塘江时代”的战略后，杭州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杭州市民中心就在这里生根发芽。
市民中心由11座单体建筑组成，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就坐落在西南向的裙楼里，占地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90%都对读者免费开放。
这是王书恒在附近能找到的唯一“不用花钱又可以放松自己”的地方。
在王书恒眼中，图书借阅区的那一排排书架“就像直线构成的迷宫”，书脊上那些带着数字的标签儿“就像汽车的车牌”，当他在这个“迷宫”中穿行的时候，书架上的照明感应灯会自动亮起，走过之后又悄悄熄灭；文献借阅中心那些高达4.8米的积层书架、专题文献中心7.2米高的单面靠墙整体书架，巨人一般俯瞰着他；书柜、书桌、台灯浑然一体的书房式布置，更让他觉得“像天堂”。
但他更喜欢报纸阅览区——这里聚集着更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我们更喜欢看报纸，文章篇幅小，读起来不费劲儿。”
从报刊阅览室再往里走，就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分馆。那里有着蓝色苍穹，他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戴着耳机睡觉，睡不着时就看着头顶上的电子星空随着音乐的节奏而闪烁。
“主要是睡觉，耳机就是装样子。” 王书恒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音乐还真是不错。”
王书恒一般在下午2点离开。每当他经过借阅台时，工作人员张小丽都会冲他微微一笑。
张小丽已在杭州图书馆工作了36年。她尽量对每位望向她的读者微笑致意，不论是乞丐、农民工还是残疾人。
“进杭州图书馆不需要任何证件，借书也免费，只需要提供市民卡即可。”张小丽说，“所以附近的人们经常来，也许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看书，但他们在休息之余，哪怕就是随手翻翻报纸，也比他们在外面无所事事要好吧。”
“零门槛”如何实现
36年前，“文革”还未结束，19岁的张小丽来到杭州图书馆工作。那时候的杭州图书馆还是一座“藏书楼”，在那个身份决定权利的年代，来借书的人很少。
“那时候读者很听话，跟他们说任何要求，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张小丽回忆。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国家开始削减对图书馆的补贴，图书馆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这恰与中国当时的市场经济风潮“不谋而合”，尽管当时身份枷锁正在被逐渐打破，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靠出租场地、收年费等各种方式来创收，图书馆的“公共”底色刚被抹上，就开始变淡。
“我们有了市场、私营的概念，但什么是公共，却更面目不清了。”褚树青说，“在我接手的时候，我就想：我赞成市场经济，但图书馆还是要做公益的事情。”
2000年，褚树青出任杭州图书馆馆长，立即宣布军人、残疾人、老人、儿童免费借书；其他人则需交费，用以“捐助”图书馆。“说是捐助，也是对公民文化的一种培养。因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说‘免费’——全国都收费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说免费呢？”
两年后，国内图书馆学理论界开始探讨公共图书馆究竟是否应该收费。支持收费者认为，图书馆产业化是全世界的趋势；反对者则认为，公共图书馆的最重要的职能是保障社会信息公平——收费则意味着门槛。
“公共图书馆”概念在西方已有150多年历史，由英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爱德华·爱德华兹提出。爱德华兹本人即出身贫民，靠在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读书自学。他后来成为这家图书馆的编目员，逐渐改进其服务，并推动议会为“公共图书馆”立法：由地方税收支持，对所有纳税人免费开放。
杭州市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响应此理念者之一。
2003年，杭州图书馆就向所有人敞开了阅览室大门。张小丽记得，还在老馆时，每天早上就能看到一些穷人把蛇皮袋放在门口，走进阅览室读书，一看就是一天。“有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铺盖和简单的家当。”张小丽说。有时她坐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还会看到这些读者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
也是在图书馆的书里，张小丽知道了这个故事：美国经营钢铁工业巨富的安德鲁·卡内基，原本是一个穷孩子，通过在图书馆免费读书自学成才。获得成功后，他一生捐建了2500多座图书馆。他的哲学是：给予公平的社会环境，再穷的人也能成功，图书馆就是成功的第一个台阶。
2006年，杭图将搬迁新址，召集专家论证制度改革，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是否可以取消借书的押金制度”。在很多专家看来，押金制度是图书馆“无法破除的一道门槛”——如果没有押金制度，如何保证外借的书能够如期归还？
范并思也在受邀之列。他还清晰地记得，杭州市文化局局长在会上掷地有声地说：“我非要把这道门槛破除不可！”褚树青也表示，“如果一个人连最起码的信用和道德都不讲，一百块钱押金又能有什么用？”
果然，2007年，杭州市图书馆新馆全面免费开放，实现了真正意义的“零门槛”——不但所有人都可以进入阅览，而且都可凭借市民卡免费借书。
这在当时引起轰动。刚开馆的几个星期里，门口总是围满了探头探脑的人群，纷纷问张小丽：“借书也免费啊？这么好的事也有的啊！”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又问：“那管不管吃饭啊？”
之后，就有人带着方便面到阅览室大嚼，还有读者为了抢一张报纸大打出手。这种乱哄哄的景象让张小丽很怀念庭院深锁的老馆，“但是回头想想，公共图书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把图书馆开到市民身边去
2月13日下午，26岁的IT白领李珍珍第一次陪同学来杭州图书馆借书，兴奋地用手机拍照留念。“我来杭州工作两年，从没到过这里，要是这个图书馆在我家附近该多好！”她说。
李珍珍是典型的网络一代，一天泡网十几个小时，出门也不忘手机上网。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只要网上没有，就不存在。书本是个负担，偶尔在街头买一张小报或时尚杂志，一般是为了心理需要，或者“可以当个坐垫”。
事实上，网络的飞速发展正严重压缩图书馆的生存空间。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远比去图书馆查资料便捷。但褚树青认为，正因为是信息爆炸的时代，部分底层民众更无法跟上互联网步伐，图书馆的服务要“向他们倾斜”。
2003年，褚树青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行业和社会力量，推动政府建立公共图书馆制度，并通过杭州图书馆的“一证通”体系，将各级公共图书馆连接起来，形成免费的图书流通服务网络——只需登陆杭州图书馆的系统，就可以借到这个城市任何一个纳入体系的图书馆的书。
“大网”以市图书馆为核心，延伸至各个区县图书馆，再到各个社区图书室。只需点击“预约”，需要的书籍就会在三天之内完成“大网”中的旅行，来到距离读者最近的社区图书室。
核心问题是经费。褚树青找来了7个区县的图书馆馆长、一些图书馆爱好者和企业家，商量成立“杭州图书馆事业基金会”。“我们这些图书馆长，既不掌握购书经费，也不受重视，于是自称为‘无产者联合起来’。”回忆往事，褚树青大笑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政府和社会力量，2005年，褚树青还邀请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曾东元担任基金会会长。
此后，曾东元带领基金会，走遍了杭州市所有的社区和农村基层图书馆。他们看到，余杭南苑街道图书馆建起来后，三百多平方米的阅览室，每晚都被外来打工者挤满。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人，每天放了工，就成群结队来到图书室，看书、看报、看杂志。
这深深触动了曾东元。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图书馆应该多到‘只要你想看书，就有图书馆’的地步。”
这个让图书馆遍布城乡的梦想如今真的实现了。在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文化站，七八个书架上摆满了新书，以小说和畅销书为主。每本书上都贴上了小小的蓝色条码——杭州地区内任何一个持有“一证通”借书卡的市民，都有机会借到这些书。
截至2008年8月，杭州62.1%的街道和94.1%的社区都配备了这样的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的基层服务点高达128个。
这张“大网”激活了杭州市图书馆。据2009年《中国图书馆年鉴》，2008年，杭州图书馆藏书231万册，年流通人次309万，外借110万册次。而这一年，中国2820个公共图书馆的年平均流通人次只有约10万，外借8万册次。正如17世纪德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兼法学家莱布尼茨说，“图书馆的价值只在于其内容以及读者对内容的利用，而不在于藏书的数量和珍藏的稀有程度。”
天堂，亦有困境
尽管图书馆已深入社区，并不是所有市民都知晓。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离杭州图书馆2.4公里的万象城商业区随机访问了10名路人，均知道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但只有4人去过，且均为中老年人；只有1人知道杭州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
事实上，在房价全国排名第一的杭州，图书馆业也同样面临其他城市“被排挤“的命运——或者被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或者干脆就取消了。这使基金会设想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打了折扣。
拱宸桥街道文化站站长裘熙春介绍：2010年，图书室只新购300册书籍和一些报纸杂志，这是上级要求的“下限”。并非不舍得花钱。“只有2万块钱买书订报，要是钱多，我肯定买得多呀！”他摘下眼镜，重重敲了敲桌子。更让他心里不好受的是，“管图书室那个小姑娘现在还没编制”。
基层图书管理员的状况大多如此。管理村、社区图书馆的多是退休老人、下岗职工或者残疾人，每个月象征性地发放一两百元工资，流动性也很大。
这些事情被曾东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在他看来，只需要一笔不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办得更好。
按照基金会的计算，这一笔“不多的钱”，意味着在“十二五”期末，把杭州810万常住人口，乘以人均6.5元的购书经费，加上各级公共图书馆的运营费用，总共1亿元。这仅是杭州市2010年财政收入的1/1245，却可以让全市13个区县的基层图书馆买得起新书，请得起专职图书管理员。而目前，只有杭州市图书馆每年得到5000万元的运营经费，其他基层图书馆全部只获得1000万的财政拨款。
基金会也在“四两拨千斤”地推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投入。每年，基金会都拿出一部分利息，奖励优秀基层馆员，每人每年1000元。去年，由浙江图书馆原馆长带队，基金会在淳安、萧山、桐庐三个县展开图书馆员的义务培训，7天时间，三四百人参与，有70岁的老人，还有坐着轮椅的残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