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一生，著述极多，类别繁多。但他也有毛病，几部极重要、最应当系统叙述的著作，却只成功半部，下半部永久搁置。
　　
　　一
　　
　　1919年2月，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将他的一份讲义加以整理，出版成一部引起很大反响的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此时，胡适因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等鼓吹白话文学的文章而“暴”得大名。挟此气势，他又抛出这部观念、写法与先前研究全然迥异的著作，引起震动自然不言而喻。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序文中对这部著作大加赞誉，认为该书有几个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对于此书撇开当时无人不尊崇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元培说作者“有截断众流的手段”，认为此书讲时代，辨真伪，考方法的研究，足以“为后来学者开无数法门”。顾颉刚后来回忆起当他们在课堂上，听到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时的震动情形：“这一段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冯友兰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回忆说：“胡适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发的讲义称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给我们三年级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拿着胡适的一份讲义，在我们课堂上，笑不可抑。他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
　　胡适后来总结此书，认为有两条贡献：一是从老(子)、孔(子)讲起；一是将孔子与诸子平列。“从思想上，甩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当时思想文化界都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任继愈对此书的功绩，做了综括：
　　胡适打破了封建学者不敢触及的禁区，即经学。“经”是圣贤垂训的典籍，封建社会的一切成员，只能宣传它、解释它、信奉它，不能怀疑它，不准议论它，更不能批判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是圣人，只能膜拜，不能非议，这是封建社会的总规矩……读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三十年》)
　　可惜这么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只有上卷。成了思想史上一大憾事。1962年胡适逝世，有人在挽联中还提及此事：
　　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士有隆评。
　　
　　二
　　
　　1928年6月，胡适以《白话文学史》为名，又出了半部著作。
　　1921年，教育部举办国语讲习所，请胡适讲“国语文学史”。胡适用了不足两个月，编成了十五篇讲义。讲义也有“截断众流”的表现，开始于“汉朝的平民文学”，连《中国哲学史大纲》起始的《诗经》也未入列，截止到“南宋的白话文”。这大约与当时讲课的时间有关。1922年，胡适到南开大学讲这门课。该讲义印成油印本。1927年，北京一家文化学社以油印本为底本印成一本《国语文学史》。印本虽然是胡适的朋友钱玄同题签，又有黎锦熙的长序，可胡适并不知情，是黎锦熙学生以此名义印了一千本，为同学作查考用的，不牟利。
　　当时，梁实秋、徐志摩等一干胡适的朋友办起了“新月书店”。胡适入了一百元，成了股东。见有人翻印胡适著作，同仁们不满意了，便大力催促，让胡适将著作修改出来出版，甚至早早就在报刊上打出广告。广告中说到“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了一千部”，并无其事。钱玄同不过题一签而已。胡适于是便托朋友借书，又据自己游历巴黎、伦敦时搜集的资料，更借重当时的研究成果，包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胡适在该书自序中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对这部旧讲义进行大规模修订。
　　这次修订，原稿几乎全推翻了。原讲义十五讲，除第一讲第二讲稍有删改，三四讲得以留一部分外，后面几讲完全重写。胡适本打算将书写到唐末五代，作为上卷，不料愈写愈长。收不了尾，只得在白居易处打住。胡适后来说：“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何时完工，自然难料。
　　这部以《白话文学史》为名的著作，就这样以上册面貌问世。之所以称“白话”，胡适说了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对于这部书，胡适有相当的自信。他认为：
　　这部书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又如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李、杜的优劣论，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
　　《白话文学史》1928年6月19日出版，梁实秋回忆说：“胡先生的《白话文学史》是新月书店的第一本书，也是最畅销的一本书。”
　　
　　三
　　
　　胡适的名气太大，他的两本半部著述就更显触目——为什么是半部?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或宏观，或具体，分析原因；或说好说歹，衷心惋惜或恶语调侃，不一而足。
　　胡适在给钱玄同请求题签的短函里有这样的话：“我的《白话文学史》上册快要出版了，上册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此时距《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已近十年，胡适自嘲地解说：“‘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钱玄同知道胡适的毛病，应该也听到人们议论，便在回信中“严重抗议”。胡适曾在《白话文学史》的前言中，言之凿凿地声明：“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但事实是，他食言了。对此，林语堂幽了胡适一默：胡适先生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胡适的挚友、著名学者陈衡哲女士也借过林语堂的话，为胡适惋惜：“林语堂说胡适是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这话幽默而真实。胡先生太忙了，少去证婚，少去受捧，完成未完的下卷多好!”
　　朋友当然是鉴谅，只以其忙来帮他遮掩。不满意胡适者，说话就不会这么客气了。黄侃常常在各种场合挖苦白话 文，同时调侃胡适。对胡适著作的“半部”现象，黄侃一次在中央大学讲课时故意引经据典地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其意，追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颇阴损地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下部”在此当然是两层含义。
　　梁漱溟在一次接受采访中，也谈到此问题：“他(胡适)的缺陷是不能深入，他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卷上，卷下就写不出来。因为他对佛学找不见门径，对佛教的禅宗就更无法动笔，只得作一些考证；他想从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识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个卖力气的人，禅宗不立语言文字，胡先生对此就无办法。”
　　对《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言，梁漱溟的话不知是否击中了胡适的软肋?从后来情形看，胡适在研究的基础上，专门为慧能的弟子作了一部《神会和尚传》；晚年，又花很多时间去考证《虚云和尚年谱》。按梁实秋的说法：“胡先生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功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义并无好感。”胡适确实对佛学，尤其禅宗，用过很多功夫去研读。是否确如梁漱溟点出问题那样，自知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足，才下力气去认真补课。就不得而知了。
　　李泽厚从世界观、方法论角度，对胡适的“半部”现象做了推断。他认为：“胡适自己以及所谓‘胡适派’的许多人的工作都多半表现为一些细微末节的考证、翻案、辨伪等等……但就总体来说，胡适以及‘胡适派’的学者们对中国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哲学史，都少有具有概括规律意义的宏观论点，论证或论著。”因此，“他(胡适)之所以永远不能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而花几十年去搞《水经注》的小考证，都反映了、代表了、呈现了他的这种方法论，而且这不止是方法论，同时是他的世界观和个性特点。”(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从一定范围和角度去考虑，胡适的确遵从了其导师杜威实验主义的教诲，他那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可以为证。可要将此说成胡适永远不能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述的根本原因，却似乎过于笼统。胡适虽然不善大(宏观)，但并非不能大。那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撇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起笔从老子、孔子写起，就很能表现他大的眼光和敢下论断的精神。这甚至是他当初“暴”得大名的缘由，是其最为人称颂的地方。
　　今天，人们也许不会太在意胡适的“半部”著述了。即使谈起，也只是略觉有趣罢了。可虽仅仅半部，胡适却自有功绩在。从研究思想史、文学史看去。这两个半部，仍是绕不过去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