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菜场不远便是村卫生服务站。周姓医生是第一位接诊沈某的医生。“他身体向来不错，就是一直有些气管炎，年前也来取过一次药。”3月，他再度找到医生时，“症状只是咳嗽，感冒。”确诊后，周医生已过了7日潜伏期，并无异常症状出现，至今仍忙着为村里老少看诊。
　　沈在卫生服务站打了两天吊针，病情并未见好。邻居林妹（化名）从小与沈熟识。“儿子出去读书，当了官，来接他，他也不肯出去住，说城里的生活不习惯。”做副市长的养子在前年患癌症去世后，老人的生活更无人问津。
　　林妹常在老人卧病时去看他，偶尔端一碗饭菜给他。“两三个星期前他就有点感冒，卫生站打了吊针没好，他又到镇里卫生院去，也打了几天吊针，也没见好。后来又到附近南浔的医院去打吊针，回来后就听说卧床不起了。”林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她给他煮了一碗粥后几天，“他的外甥家里来了两个人，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和床褥，用车把他送到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此后再次得知他染上禽流感，是前几日有记者过来找到她。
　　沈某是3月20日出现“发热、咳嗽、咳痰、伴胸闷、气喘及胸痛等症状”。3月29日，病情加重，他被送往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4月1日，江苏省疾控中心检测后，确定为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翌日下午，江苏省卫生厅组织专家，依据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沈某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4月3日下午4时许，沈某被从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转到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五天后，他最终被H7N9吞噬，没能回到春暖花开的太湖边。此前与他同在吴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赵某，在经历数日“疑似”后，于4月8日晚最后排除。在江苏省卫生厅网站发布排除消息前几小时，苏州市政府就H7N9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74岁的赵某仍然病情危重，正在全力救治中。苏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钧对此解释：“可能是其他病毒导致。”
　　与这两人密切接触的32人，均无发热或呼吸道感染症状出现，于4月7日全部解除医学观察。

城市防御战

　　3月31日，整个江南春暖花开，清明假日氛围愈发浓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通报让江南春天变得敏感慌张：上海市和安徽省发现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安徽病例被送到南京救治。 　　4月1日，苏州市卫生局相关领导到苏州市疾控中心调研，在该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的会议纪要中，提及了“春季呼吸道传染病”的会议话题，但并未展开，更多则在谈论绩效工资。
　　此前，可疑端倪早已进入有关部门耳目。在苏州市卫生局一份《关于“不明原因重症肺炎”患者徐X及其接触者医疗救治工作总体情况汇报》中提及：2013年2月28日起，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先后收治了两位“不明原因重症肺炎”患者和3位密切接触者，至3月24日最后一位患者顺利出院，本次“不明原因重症肺炎”患者及接触者医疗救治工作已全部结束。
　　从苏州市公安局汇报到苏州市人民政府值班室的信息上，“吴江出现两例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内容下，苏州市市长周乃翔和副市长王鸿声已于4月1日签名批示：“迅速查明原因，明确应对措施，防止可能发生的疫情传播。”
　　4月2日，江苏省卫生厅的通报将这座城市推上防御战的前线。在通报确诊的江苏省4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中，苏州市吴江区的沈某位列其中。
　　这一日，苏州市分管卫生工作的市领导挂帅来到苏州市疾控中心6楼。这次不再是宽泛的调研，而是疫情紧急会议。在会议纪要中，可疑病例为4例。
　　随后一日，苏州市卫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吴江禽流感患者的病情和防治情况。有关部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沈某之前独住，周边也没有大型养殖场和农贸市场。
　　对此，疾控中心副主任张钧解释：“没有明确的禽类接触史，就是我们不能确认他病前买过鸡，买过鸭，屠宰过鸡。因为他已经退休在家，独居老人，职业上又搭不上。他家里也没有饲养的需求。所以没有明确接触史。他在农贸市场周边有活动，但不能确定他一定就有接触，现在的情况是，没有证据。”
　　这天，苏州市农业委员会也开始了对全市所有家禽养殖场的排查和采样。至4月8日，排查并未出现异常。
　　4月3日，在苏州市疾控中心王鸿声主持的会议中，也提及了“加强监测，农村排查，市场检测”等。
　　4月4日，H7N9尚未“缉拿”，这让有关部门寝食难安。苏州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盛乐匆忙中带着咳嗽发热的儿子到医院看病，“我们都是医务人员，明白孩子病情，他是扁桃体发炎，所以也不会紧张。”
　　同天，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从上海送检的松江区沪淮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鸽子样品中检测到H7N9禽流感病毒。随后一日，国家禽流感参考实验室再次从上海市送检的783份样本当中检测到19份H7N9禽流感阳性样品，与前一天在鸽子样品当中检测到的禽流感病毒稍微不同，这次在送检的鸡的样品当中也检测到了病毒。
　　在上海松江的鸽子遭到扑杀后，上海停止了活禽交易。南京市政府紧随其后，决定从 4月8日起，暂停活禽交易、暂时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
　　由于浙江建德患者此前在苏州太仓从事厨师一职，清明节期间，农业部到太仓、常熟两地采取了609份样本，加上苏州市农委在吴江区和吴中区采得的166份样本，虽尚未检出疫情，4月8日凌晨，苏州市工商部门也停止了活禽交易，并对高速公路和国道路口设卡，对外来活禽“劝回”。至此，这场防御战进入攻坚阶段。

攻坚困境

　　尽管在“会议纪要”中出现了“冷静应对”字眼，張钧还是对目前的疫情表示了“不乐观”：“流感一直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它的传播途径特别容易实现，病原又一直在变异，容易引起大流行。世界卫生组织对流感有六级响应机制。目前的病原还没有人传人的证据。目前感染的是一些存在基因缺陷的特殊基因。农贸市场内，某些禽类是危险来源，同时接触到的人很多，为什么只有他发病？据我们推测还是特殊基因缺陷，会易感病原。”
　　张钧将H7N9与H5N1相比，“H5N1从2003年开始暴病到目前为止，全国也就四五十例，但最近一个月来，爆出来这么多例H7N9。线索都在追查，包括可能会接触到的禽类。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证明这些散落在各个省市的病原有流行病原联系。这反过来又说明，这个病原可能在长三角地区已经广泛存在了，只是有一些人因为基因缺陷而感染了。”
　　来自畜牧防疫站的监测也进入困境。站长吴文忠坦陈：“防疫部门对动物的监测仅能针对已有疫苗的抗体，但是H7N9连病原都尚未找到，疫苗自然也没有，监测是困难的。因此，畜牧防疫站针对H7N9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采样、送检。”这似乎决定了我们永远只能对已知的疾病进行防疫，对未知病毒无法防疫。“一个新的病毒出来，肯定不可能先知先觉，一定是这个病毒出来以后，采了毒株去做疫苗。新的病种你想都想不到的。”
　　由于H7N9首先在人身上发现，这与H5N1相比，令动物防疫反应相对滞后。“以前H5是先在动物身上发现，疫苗已经从动物身上研制出来，还能给人用。现在好像毒株还没有扩散。”
　　除此之外，动物防疫部门对候鸟的监测也不易。苏州市对14个候鸟监测点进行监测，“到目前来看，没有发现异常情况。”监测时间上也更加密集，“从以前上下半天各一次加密到每4小时监测一次，到太湖边采集候鸟的粪便，到栖息地拍照。”吴文忠表示，所做依然是在寻找病原，“但毕竟候鸟是难以控制的。”
　　在人身上的高致病性，与在动物身上表现出的低致病性形成强烈反差，也使得动物防疫部门和卫生疾控部门喜忧参差。与张钧的谨慎不同，吴文忠则保持乐观：“现在这种状况，我估计不会太严重。没有H5那时严重，扩散快。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H7的真正源头。我的观念中，H7在水禽和野鸟身上的可能性大一点。但是水禽如果得了病的话，影响产蛋，但是产蛋这方面还没有发现。”
　　有网友戏谑：成谜的“H7N9”潜伏路径追索仍在继续，回到最初的“死猪事件”依然悬疑重重，人们将自己置身于现实的悬疑片中，用生命在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