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是思想史的构建，旅游学作为新兴学科，在“思想史”上还无法与传统经典学科相比，也是学科地位不高的一种表现。吴必虎教授提出游历的概念及其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意义。“游历是人类最基础、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一类基于个体行为但却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活动，即人类在旅途与目的地的外部世界探索（exploration）与深刻身心体验（experience）的一系列活动”，在游历的五生型式（生拓、生易、生思、生业、生悦）的基础上，围绕着人类游历活动的发展，开展以旅游学为核心的一系列多学科、跨学科游历研究，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其他应用科学的一个共同任务1。
　　游历不仅是旅游学研究的核心，也是构建旅游思想史的主要内容。游历是“旅游者”“旅游吸引物”“旅游介体”三者之间的最佳连接纽带，体现了旅游的时空演变规律，随着旅游者游历的思想流变，在空间上呈现出“相继占有”的有机进化景观和关联性景观。旅游思想史的研究，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著名思想史学者葛兆光教授认为：“追溯古代人类思想的历程，需要3个起码条件：第一，当古人真正有了‘思想’，即古人的意识超越了实际生活与生产的具体意味;第二，这种思想形成的某些共识，即被共同认可的概念;第三，‘思想’必须有图像记载和符号显示”2。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首先要界定什么是“旅游思想”，然后，梳理、分析、總结这些思想的“客观共性”，同时，如何用图文来表达。同时，旅游思想的研究也许比一般思想史更为复杂，第一，“思”和“想”都从“心”，是古人之心还是研究者的今人之心？第二，旅游思想的形成是游历中以“心”观“物”，同一个人在不同年龄不同境遇的景物描述，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景物的看法，不同目的的游历者的记载，不同类型作品的风格，都会造成“旅游思想”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在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 James）的《地理学思想史》中，原名的正标题是All Possible Worlds，也表达了思想史包含的无限“可能性”。
　　一、游历的时空体系与旅游思想史
　　思想史纲一般以时间为轴，兼顾类别和空间差异。严格按照时间的排列，看似最简单，但是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分门别类写出旅游思想的特点，难免有重复和累赘之感。王成祖先生的《中国地理学史》，将时间和类型结合，不失为一种创新，分为先秦时代（地理学著作的创立）、西汉至明末（历代地图的演变）、战国至明末（举世闻名的游记）、北魏至明末（地理专著的典型），虽然时间上有重叠，但在地理史料和各个分类上，形成了连续的思想体系。笔者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将中国旅游思想史大致分为：神话之游（先秦的《穆天子传》《山海经》等神话传说），百家之道（春秋战国的经典文献与旅游），政治之途（帝王巡游与国家道路体系、都城体系、礼制体系中的旅游思想），斯文之径（以文人作品为中心，先秦诗骚合璧、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游记等），宗教之旅（道教、佛教等传播路线，名山、寺庙、道观等体系），方志之典（以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地理专志为核心，结合舆图，融入旅游的图像思想史），科学之路（以明代徐霞客为核心），域外之风（近现代西方文化传入的旅游视野）。兼顾时间变迁、空间特征和旅游类别，尽量呈现思想史的连续性。
　　二、游历的文献运用与旅游思想史
　　思想史的构建采用什么样的史料十分关键。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上，一直面临这样的困惑和演进，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从关注上层政治到下层社会、从社会环境到自然环境、从经济史到文化史等，实现了“从楼阁到地窖”和“从地窖到楼阁”的转变。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则是希望用“考古谱系”的方法，厘清曾经“建构”的历史和因“权力”形成的知识秩序。中国旅游思想史的研究，需要关注史料的运用和构建方法。
　　一是以历史王朝主线为代表的史料，包括正史（二十四史）、编年史（《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别史（《尚书》《逸周书》《明史稿》等）、杂史（《国语》《战国策》《大唐西域记》等）、史钞（《汉唐地理书钞》等）、断代史（《唐六典》《西汉会要》《宋会要辑稿》等）、史考与史评（《史通》《日知录》《文史通义》等）。二是以传记为核心，代表着不同游历者的旅游思想观念，包括总传（《高僧传》《宋元学案》《清史列传》等）、专传（《顾亭林先生年谱》《出使英法日记》等）。三是地理志，包括总志（《禹贡》《元和郡县志》《舆地纪胜》等）、专志（《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四是游记（《徐霞客游记》《广志绎》等）。五是文学作品（山水诗词歌赋等）。
　　旅游思想史的构建一是体现“上与下”的结合，既要“江山如画”，也要“江湖从容”，在古代以“正史”为主导的话语权中，展现“礼求诸野”的多元表达。二是兼顾“内与外”的空间。既要“天下之中”，也要“四海之内”，地理总志中的“王朝地理”与各具特色的“边疆地理”相互印证。三是注重“沿与革”的转型，既要“文明主线”，也要“朝代更迭”，比如唐宋之际地方志的转折，由大唐盛世记载国家地理格局转变为南宋偏居一隅之时，寄情于风景名胜，以《舆地纪胜》《方舆胜览》为代表的方志手法。四是对比“情与理”的表达，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正史的“春秋笔法”，地方志的严谨体系，游记的现场描述，文学的浪漫情怀，唯有相互参照印证，力求客观。五是“自我与无我”，游历以人为核心，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人的世界，做到完全客观。孔子提倡“述而不作”，陆九渊提出“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便是思想史的难点，尤其是国内外游历的差别更加明显。马可·波罗的东游与长春真人的西游，对同一景物表达的思想差异较大。日本学者伊东忠太描述其后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峨眉山的结论居然是“从建筑学角度看，峨眉山寺院的建筑造型和装饰，并无欣赏价值。论历史价值，无一物可称有历史价值。论美学价值，价值为零可也”1。近现代尚且如此，古人游历的思想更难把握，需要多角度分析和客观表达。
　　三、游历的思想史与旅游学科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需要概念、理论方法和应用价值。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思想史上提出“范式革命”，但是，这些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形成的基础是“受控实验”。游历活动是以人为核心，研究体系更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每一种影响因子几乎都是变量，难以用一种固定范式来表达，同时，这也是旅游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是“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他深受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认为欧洲科学危机实际上是西方人性的危机，在自然科学辉煌的光环下，人们遗忘了“生活世界”的意义。他从伽利略、牛顿的成就中总结出“思想实验”观念，一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方法达到科学思想的构建，第二才是将实验语言数学化2。这一认识对旅游思想史和旅游学科发展有启发性，通过对游历的研究，从“形而上”的“思想实验”提出概念，从核心概念的萌芽、诞生、发展、成熟、传播、衰落的历程，来揭示旅游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盲目地套用所谓“科学”的模式来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旅游思想史与地理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曾经随着专业的分化，出现“地理学危机”，然而，游历贯穿了地理学发展的始终，可以给地理学“空寂的舞台”注入生机。唐晓峰教授提出“地理知识、地理观念、地理思想”的发展层次，实现从混沌到秩序的思想空间构建3。旅游思想史的研究亦然，将从古至今的旅游知识归纳总结“格式化”，还是停留在经验阶段，而对旅游概念和概念群的提出并解释，才可能称之为“学”的层面。游历是时间之“世”和空间之“界”的完美结合点，是旅游思想史的精彩历程，也是旅游学科的洞察之眼。
　　（作者系该院教授;收稿日期：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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