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兴起,对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营业额申报标准构成挑战.在国内,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滴滴出行与优步中国这两大互联网出行领域的行业巨头,在进行合并时的营业额是否达到申报标准的问题.本文认为,平台企业营业额的计算方法受到行业管制的影响,以网约车新政的颁布实施为标志进行划分.在新政出台前,按照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与平台的中介属性,滴滴、优步等网约车平台企业仅作为中介平台,收取费用的性质为中介信息服务费,营业额应以平台实际收取的抽成所得进行计算;在网约车新政出台以后,滴滴等网约车平台企业为了拿到城市出租车客运市场的准入资格,必须新增一项交通运输服务类的主营业务,性质也变成了一家出租汽车公司.此时,营业额则应为客户支付的全部费用,即需要算上总流水额或订单总额,所有资金流过的消费痕迹即为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所控制的交易规模.政府规制措施的介入使得营业额的计算方法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竞争政策的实施,产业规制与竞争规制的双重博弈通过会计处理争议的形式展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