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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年金制度包括政府部门、企业、职工和金融中介等相关利益主体。在我国，由于政府部门利益的独立，导致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缺失和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年金的道德风险；由于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导致企业年金成为企业及其领导追求不正当利益的工具；由于金融中介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可能会使企业年金资产的安全受到损害。因此，完善企业年金制度的关键是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
关键词：企业年金制度；利益主体；行为
企业年金制度涉及到政府部门、企业、职工和金融中介等相关利益主体，企业年金制度的运行好坏实际上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取向及其行为选择直接影响了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状况。本文力求通过研究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运行中政府、企业、职工与金融中介的行为，来分析企业年金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一、政府行为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影响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存在自利性，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勿庸讳言，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政府部门作为单位利益代表者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造成部门利益独立化或是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追逐部门利益使部门间争权夺利、互相掣肘，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使政府工作无法形成合力，造成部门之间不平衡，严重削弱了行政效能，导致政策因不协调而失效。在我国企业年金运行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由于部门利益驱动所造成的影响。
（一）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缺失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完善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推动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这一点在我国也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至今从中央到地方都仅仅只出台了有关企业年金缴费在工资总额一定百分比以内的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免税的相关规定，不仅优惠比例过低，而且其他有关企业年金投资及领取阶段的税收问题，以及个人所得税的优惠问题都没有提及。究其原因，税务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应当是主要因素。
首先，各级税务部门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言人，根据各级政府的有关税收政策来开展税收征收工作，而目前，我国税务部门通常是按照“目标责任制”进行税收政绩和管理的，年度的税收总量是一个任务量，因此，税务部门本身很难有主动“减免税”的积极性。
其次，作为国家的社会保障部门，虽然有推动企业年金的动力，但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利益分化造成的政出多门，部门利益、局部利益至上，中央权威下降，所以使得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演变成政府各部门之间博弈的结果，由于税务部门在提供税收减免、开辟新税源、强化税收征管等方面意见时具有信息占优优势，所以在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税务部门意见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可能会出现税务部门说了算的情况。
由于税务部门需承担一定的直接税收损失，而由税收优惠带来的利益较为间接，因此税务部门没有激励来推动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这也造成了我国企业年金缺少激励措施。
（二）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年金的道德风险
在我国企业年金成立之初，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管理企业年金的主体，社保机构经办企业年金的同时，行使着账户管理和基金运作的职能。
由社保机构经办企业年金，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因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各级社保机构经办，当国家提出发展企业年金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其进行指导，加之对企业年金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清，人们自然会选择社会保险机构作为企业年金的经办主体。这应当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在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化运作原则逐渐确立的情况下，地方社保机构理应从企业年金的运行当中退出，而且中央政府也已明确表明态度，限期让各地社保经办机构从企业年金的营运管理中尽快退出，让位于市场。从而遵循国际惯例，将政府手中的企业年金正式纳入到市场化管理之中，但由于既得利益的原因，使地方政府对所掌握的企业年金难以割舍。目前，地方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成立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机构，但仍然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和背景。
可以说，地方政府实行的是一种风险极大化的行为，地方政府以较少的免税获得了大部分的年金使用权，这也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放弃基金管理的根本原因。由于资金完全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企业年金就可能成为制造政绩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牺牲品，基金的安全性容易受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影响，资金的使用容易受到地方公共权力的操纵，从而发生挤占挪用、权力腐败、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情况。因为投资几乎完全置于个别人直接垂直操控之下，为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裙带关系、关联交易等会不断产生，甚至成为地方政府个别腐败官员的一个“掩护”。
二、企业与职工行为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影响
（一）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与企业年金
由于目前我国的企业年金计划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且有条件有能力举办企业年金的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对国有股的权利、义务往往并没有承担主体。由此带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最大区别是：预算软约束；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名义上政府各部门分别行使企业所有者职能，具体落实到企业却只有经营者，企业经理人员拥有事实上对企业的控制权，即形成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政府只是虚拟化的所有者，由于所有人缺位，所有者对经营权的约束与制衡软化，企业内部相应的制衡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工会等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使企业领导者往往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管理者从企业经营中获得的利益包括，企业规模给管理者增加的资源动员权，通过业绩证明自身能力或价值，利用政策空隙增加个人收益等。
正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中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本该发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充作用的企业年金违背其举办的初衷，成为企业及其领导追求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具体表现在：企业年金成为国有企业的账外存款机构，利用国家的相关优惠措施，作为企业变相发放现金福利以及逃税的工具；企业年金被一些企业领导人用来作为洗钱手段，成为侵吞国有资产的工具。
（二）职工个人行为对企业年金的影响
作为职工个人，在企业年金的运行当中是最终的受益者，但在我国现实的企业年金制度中，无论是在模式选择，还是缴费、投资以及年金领取等环节，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作为企业年金的参与人，职工个人的取向有可能影响和强化企业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应当关注职工个人的选择。
由于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机，我国普遍存在着个体对企业缺乏忠诚，职工与企业之间只存在劳动契约未形成心理契约的问题。再加上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企业文化不健全，职工对企业忠诚度普遍下降，在人才频频流动、跳槽的情况下，对企业普遍没有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更倾向于现时的劳动报酬，个人对于企业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企业年金的发展。而在当前的我国，员工最迫切的需求往往成为企业决策的依据——在未来的生活保障与眼前的现金收入之间，当然是选择后者以使得员工福利和满意度最大化，其结果势必强化企业的短期行为。因此，当许多企业把企业年金作为一种增发现金福利的避税工具时，许多企业的职工也愿意利用企业年金来增加个人的现期福利。
三、金融中介行为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影响
2004年颁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提出按照信托原则发展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实行专业化管理。由此，我国企业年金投资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关系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等。其中企业年金基金中的委托人包括企业和职工，他们作为年金的缴费主体将基金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是指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的企业年金理事会或符合国家规定的养老金管理公司等法人受托机构；受益人是指缴交年金的企业和职工及其指定或法定的受益人；账户管理人是指受托人委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的专业机构；投资管理人是指受托人委托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专业机构；托管人是指受托入委托保管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机构。
根据法律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人寿保险等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根据市场状况和自身特点，在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中承担适当的角色。企业年金的运营过程是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在接受了委托人的信托之后， 将该信托资产的管理委托给投资管理人、托管人以及账户管理人，其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受托人与托管人、受托人与投资管理人分别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见图1）。由于存在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相互制衡机制变得复杂，风险控制链加长，也使得企业年金的委托-代理风险难以控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年金的整体规模和质量的发展。
企业年金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引致风险有主客观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主观原因就在于企业年金参与各方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作为企业年金代理人的金融中介主观上存在着做出不利于委托人利益的选择和行为的倾向。法人受托机构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人，其目标不是为企业年金委托人服务，而是追求其利润最大化。由于企业年金的具体运作由受托人、投资人、账户管理人等负责，使得各受托方有机会按自身利益做出行动选择，而这些行动选择不一定符合企业年金委托人利益。如果受托各方在基金运作中的行为选择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年金委托人的利益，就会发生利益冲突。
四、完善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企业年金立法决策机制，约束政府部门行为
要突破当前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困境，必须解决我国政出多门，部门利益至上的问题。发达国家解决税收政策问题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听证会制度予以解决，我国也可以考虑采用这种办法，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和仲裁。对于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则需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通过中央一级的立法，加大处罚力度，堵住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年金的通道，保证企业年金的市场化运作。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行为
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企业的决策、经营及管理科学有效，才能建立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的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以及良好的劳资关系和集体谈判制度。企业年金的发展才有制度上的保证。从现实来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清晰的多元化的产权制度，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同时要注重企业内集体谈判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加强工会等组织在企业年金计划设立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使企业年金的运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加强监管，完善企业年金的治理结构
由金融中介造成的委托-代理风险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因此应加强对经办企业年金的中介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如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状况、其投资策略等。另外，还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相容机制，来解决金融中介与委托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完善企业年金的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
2、刘云龙.企业年金-模式探索与国际比较[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郑秉文.中国企业年金的治理危机及其出路[J].中国人口科学,2006(6).
4、李连友.企业年金基金运行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5、黄瑞.企业年金中的委托——代理风险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6(3).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企业年金的制度运行与监管》（B207）；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我国企业年金的模式选择研究》（05YBRW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企业年金制度；利益主体；行为
企业年金制度涉及到政府部门、企业、职工和金融中介等相关利益主体，企业年金制度的运行好坏实际上是各相关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取向及其行为选择直接影响了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状况。本文力求通过研究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运行中政府、企业、职工与金融中介的行为，来分析企业年金制度的运行与完善。
一、政府行为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影响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经济人，存在自利性，也会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勿庸讳言，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政府部门作为单位利益代表者的角色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造成部门利益独立化或是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追逐部门利益使部门间争权夺利、互相掣肘，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使政府工作无法形成合力，造成部门之间不平衡，严重削弱了行政效能，导致政策因不协调而失效。在我国企业年金运行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由于部门利益驱动所造成的影响。
（一）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缺失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完善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推动企业年金制度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这一点在我国也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至今从中央到地方都仅仅只出台了有关企业年金缴费在工资总额一定百分比以内的可以在成本中列支免税的相关规定，不仅优惠比例过低，而且其他有关企业年金投资及领取阶段的税收问题，以及个人所得税的优惠问题都没有提及。究其原因，税务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阻碍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应当是主要因素。
首先，各级税务部门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代言人，根据各级政府的有关税收政策来开展税收征收工作，而目前，我国税务部门通常是按照“目标责任制”进行税收政绩和管理的，年度的税收总量是一个任务量，因此，税务部门本身很难有主动“减免税”的积极性。
其次，作为国家的社会保障部门，虽然有推动企业年金的动力，但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部门利益分化造成的政出多门，部门利益、局部利益至上，中央权威下降，所以使得一项政策的出台往往演变成政府各部门之间博弈的结果，由于税务部门在提供税收减免、开辟新税源、强化税收征管等方面意见时具有信息占优优势，所以在中央集权式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税务部门意见很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甚至可能会出现税务部门说了算的情况。
由于税务部门需承担一定的直接税收损失，而由税收优惠带来的利益较为间接，因此税务部门没有激励来推动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这也造成了我国企业年金缺少激励措施。
（二）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年金的道德风险
在我国企业年金成立之初，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管理企业年金的主体，社保机构经办企业年金的同时，行使着账户管理和基金运作的职能。
由社保机构经办企业年金，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因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是由各级社保机构经办，当国家提出发展企业年金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其进行指导，加之对企业年金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清，人们自然会选择社会保险机构作为企业年金的经办主体。这应当是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在我国企业年金市场化运作原则逐渐确立的情况下，地方社保机构理应从企业年金的运行当中退出，而且中央政府也已明确表明态度，限期让各地社保经办机构从企业年金的营运管理中尽快退出，让位于市场。从而遵循国际惯例，将政府手中的企业年金正式纳入到市场化管理之中，但由于既得利益的原因，使地方政府对所掌握的企业年金难以割舍。目前，地方政府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成立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机构，但仍然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和背景。
可以说，地方政府实行的是一种风险极大化的行为，地方政府以较少的免税获得了大部分的年金使用权，这也是地方政府不愿意放弃基金管理的根本原因。由于资金完全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企业年金就可能成为制造政绩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牺牲品，基金的安全性容易受到地方政府“道德风险”的影响，资金的使用容易受到地方公共权力的操纵，从而发生挤占挪用、权力腐败、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情况。因为投资几乎完全置于个别人直接垂直操控之下，为小团体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裙带关系、关联交易等会不断产生，甚至成为地方政府个别腐败官员的一个“掩护”。
二、企业与职工行为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影响
（一）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与企业年金
由于目前我国的企业年金计划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且有条件有能力举办企业年金的也基本上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因此，本文的讨论主要针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突出问题是产权不清晰，对国有股的权利、义务往往并没有承担主体。由此带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最大区别是：预算软约束；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名义上政府各部门分别行使企业所有者职能，具体落实到企业却只有经营者，企业经理人员拥有事实上对企业的控制权，即形成所谓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政府只是虚拟化的所有者，由于所有人缺位，所有者对经营权的约束与制衡软化，企业内部相应的制衡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工会等组织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使企业领导者往往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管理者从企业经营中获得的利益包括，企业规模给管理者增加的资源动员权，通过业绩证明自身能力或价值，利用政策空隙增加个人收益等。
正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中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本该发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补充作用的企业年金违背其举办的初衷，成为企业及其领导追求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具体表现在：企业年金成为国有企业的账外存款机构，利用国家的相关优惠措施，作为企业变相发放现金福利以及逃税的工具；企业年金被一些企业领导人用来作为洗钱手段，成为侵吞国有资产的工具。
（二）职工个人行为对企业年金的影响
作为职工个人，在企业年金的运行当中是最终的受益者，但在我国现实的企业年金制度中，无论是在模式选择，还是缴费、投资以及年金领取等环节，个人都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作为企业年金的参与人，职工个人的取向有可能影响和强化企业的行为，因此，我们也应当关注职工个人的选择。
由于整个社会诚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机，我国普遍存在着个体对企业缺乏忠诚，职工与企业之间只存在劳动契约未形成心理契约的问题。再加上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企业文化不健全，职工对企业忠诚度普遍下降，在人才频频流动、跳槽的情况下，对企业普遍没有归属感，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更倾向于现时的劳动报酬，个人对于企业的不信任，直接影响了企业年金的发展。而在当前的我国，员工最迫切的需求往往成为企业决策的依据——在未来的生活保障与眼前的现金收入之间，当然是选择后者以使得员工福利和满意度最大化，其结果势必强化企业的短期行为。因此，当许多企业把企业年金作为一种增发现金福利的避税工具时，许多企业的职工也愿意利用企业年金来增加个人的现期福利。
三、金融中介行为对企业年金制度的影响
2004年颁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提出按照信托原则发展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管理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实行专业化管理。由此，我国企业年金投资过程主要涉及以下关系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等。其中企业年金基金中的委托人包括企业和职工，他们作为年金的缴费主体将基金资产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是指受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的企业年金理事会或符合国家规定的养老金管理公司等法人受托机构；受益人是指缴交年金的企业和职工及其指定或法定的受益人；账户管理人是指受托人委托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账户的专业机构；投资管理人是指受托人委托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专业机构；托管人是指受托入委托保管企业年金基金财产的商业银行或专业机构。
根据法律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人寿保险等金融中介机构可以根据市场状况和自身特点，在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中承担适当的角色。企业年金的运营过程是企业年金基金的受托人在接受了委托人的信托之后， 将该信托资产的管理委托给投资管理人、托管人以及账户管理人，其中委托人与受托人、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受托人与托管人、受托人与投资管理人分别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见图1）。由于存在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相互制衡机制变得复杂，风险控制链加长，也使得企业年金的委托-代理风险难以控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年金的整体规模和质量的发展。
企业年金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引致风险有主客观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主观原因就在于企业年金参与各方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作为企业年金代理人的金融中介主观上存在着做出不利于委托人利益的选择和行为的倾向。法人受托机构作为具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人，其目标不是为企业年金委托人服务，而是追求其利润最大化。由于企业年金的具体运作由受托人、投资人、账户管理人等负责，使得各受托方有机会按自身利益做出行动选择，而这些行动选择不一定符合企业年金委托人利益。如果受托各方在基金运作中的行为选择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年金委托人的利益，就会发生利益冲突。
四、完善企业年金制度运行的对策与建议
（一）完善企业年金立法决策机制，约束政府部门行为
要突破当前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困境，必须解决我国政出多门，部门利益至上的问题。发达国家解决税收政策问题的办法一般是通过听证会制度予以解决，我国也可以考虑采用这种办法，做出独立、公正的判断和仲裁。对于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则需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的权威，通过中央一级的立法，加大处罚力度，堵住地方政府控制企业年金的通道，保证企业年金的市场化运作。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企业行为
只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企业的决策、经营及管理科学有效，才能建立符合企业长远发展的健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薪酬管理制度以及良好的劳资关系和集体谈判制度。企业年金的发展才有制度上的保证。从现实来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清晰的多元化的产权制度，防止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同时要注重企业内集体谈判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加强工会等组织在企业年金计划设立和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使企业年金的运营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三）加强监管，完善企业年金的治理结构
由金融中介造成的委托-代理风险主要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因此应加强对经办企业年金的中介机构信息披露的监管，如金融中介的资产负债状况、其投资策略等。另外，还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激励相容机制，来解决金融中介与委托人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完善企业年金的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
2、刘云龙.企业年金-模式探索与国际比较[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郑秉文.中国企业年金的治理危机及其出路[J].中国人口科学,2006(6).
4、李连友.企业年金基金运行论[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5、黄瑞.企业年金中的委托——代理风险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6(3).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企业年金的制度运行与监管》（B207）；河南大学校内基金项目《我国企业年金的模式选择研究》（05YBRW0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