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奇怪我们中国人对“道场”的理解。查此词本佛教用语，但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就是它。我家在村子中央，坐西朝东，门口即是村里的“道场”。打谷、晒麦、开会、做法事、商贩进村交易……都在这道场里。我在道场里参加过村民追悼周恩来的大会，那比请吹喇叭来做水陆道场要严肃多了；在道场里听过村后山上擂鼓墩古墓出土编钟的消息，人们说墓里面的文字只有一个叫郭沫若的中国人读得懂；当然，最多的仍是村人日常的生活，收麦割稻、生老病死，都在道场里。
　　乡村熟人社会组成有形无形的道场，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成为人们的安全网或救济场。人们在道场里问候：“你吃了吗？”“今冬真是冷，小麦长得好了。”“去年借的30块钱该还了吧。”……公正地说，这个道场“抬头不见低头见”，使得人们在其中问道不问贫，人们相互关心的乃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直道，而少有算计。
　　城市化进程拉开后，征地、招工、盖房，村里的道场衰败了；再后来，道场没有了，取代的是水泥铺就的道路。我回乡数次，看着完全陌生的村貌，总是为年少时出入其中的道场惋惜。
　　但道场仍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背景、关系或成就，人们常说，“他几大的道场啊。”“螺丝壳里做道场。”“他们家做了一个大道场。”……都是说人生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个传统的观念意识多少被格局、相互关系一类的现代词语代替了。
　　文明经验告诉我们，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场跟人的关系也如此。健全的道场跟人们的关系是温暖的、相互成全的。就像乡村里的道场，供村民使用；村民也会维护好它，农闲时或农忙前会垫土铺平，让牛拉碾子碾得板板实实。如果以为自己拥有一个道场而不去成就它，反而忘乎所以，那么道场不会起什么作用，甚至会由此变质而束缚压抑或异化人们。
　　现代的关系、格局等观念要冷漠得多，其中的道理正是道场在现代被利用架空，变得恶劣。我们正在经历的文明转型，涉及到道场的转化，道场被高度利益化了。
　　历史上有名的道场故事极多，庄子写过不少。老朋友惠子在梁国做相，庄子去梁国，惠子以为庄子要取而代之，就利用权力搜捕庄子；庄子见惠子说，南方有一种叫雏的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它飞过猫头鹰头上，正在吃死老鼠的猫头鹰发出一声“吓”，怒斥雏。难道惠子也想用梁国来吓老朋友吗？
　　今人也多以为自己得到的职位不容易，对他人患得患失。但庄子知道，他在哪里，当下最大的道场就在哪里。章太炎、歌德、托马斯·曼们也都说过，他们在，文化就在。今人少有这种自信，人们被自己小小的格局支配得无能自知。这种无能弘道成人、反而借道场自重自保自宫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家总结出“暂时做稳位置”和“求做而不得”是中国人人生的两种常态。
　　道场利益化，失去了天地人的时空直道。人们不再是问道不问贫，而是笑贫不笑娼；人们不再忧道，因此，天地反复，从大的温室效应、气候反常，到人们生存环境的各类污染，生态、心态、世态污染，甚至网络，这新生的道场，也是戾气充溢。
　　去年曾经参加一个笔会，见识了一个道场。某干部带着十几位诗人、作家去爬山，到了山顶，看到一个寺庙。庙宇的格局仍让人能够想见它曾有的盛况。这里只有三个似僧似道的出家人，他们养鸡、养蜜蜂、种菜，看到我们休息，他们认出县、乡级的领导，有一人就说，主任，我们就做做法事？主任爬得一头汗，正喝着茶水，一挥手，你们整，你们整。三个出家人就到正殿里吹起来、敲起来，一时间我们置身于佛香国里。
　　我也见过至诚的道场。一个上海女孩儿出家后，主持一个只有她一人的小庙，我们去时她在正殿里念经，一只狗趴在蒲团上似听非听。同去的几个人听得感动，先后跪下，留下香火就默默离开。
　　我们一生会被道场左右吗，或者说我们能成就什么样的道场呢？我以为最好的例子，是舜所示范的，他在哪里，哪里就能够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种一己之力弘道的人类花实，我们今天称其为“人格魅力”，称其为“文明”。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