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由此涌现出了许多分析范式和观点。
　　从整体上观察，1978年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支撑点在于3个环节：第一是民营经济区域模式的全面发展；第二是区域间的行政改革的整体推进，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创新上；第三是基层社会的深度自治。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因为民营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做出“本土化”的行政回应模式（如温州的效能改革），并且促使地方政府寻找高层政策规制的空间。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也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区域的具体社会状态，做出对社会重组的政策措施。
　　很多人提出疑问：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何方？事实上，地方政府并不缺少创新的愿望与能力。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责任感，官员的“政绩需求”，上级机关的推动，学术界和媒体的推动，以及社会压力等都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制度变迁和社会变迁也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因素。以1978 年后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中的多个创新案例为分析对象，我们初步确立了影响政府创新持续力的10个关键性命题，认为它们构成了政府创新的外在环境和制约因素，即创新空间、创新动力、创新类型、政治民主、合法性、官员资源获取（升迁）、组织生存和扩张、受益人群、政府职能范围界定以及央地关系等。
　　通过对5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1—2010）)的入围项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数量和类型上的差异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中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关联最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管理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进一步讲，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使地方政府逐渐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代理机构”转化为地方公共利益的“合法代理者”，发展和维护地方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实际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创新载体，在具体的地方实践中而不是整体的国家制度上获得了更为深刻的进展。地方治理的多元复合性，体现在地方政治进展上，就是民主作为地方发展的资源，获得了与地方发展的内生结合。复合民主嵌入了社会的发展当中，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顺序冲突问题。
　　总而言之，30年的地方政府创新实现了中国从政治集权下的经济自治，到行政改革的差异化发展，从而为政治改革的探索和可能性提供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路径。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政党建设理论创新研究基地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