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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了西方政府的反恐，反恐的背景基于在全球化浪潮下，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的削弱；全球化犯罪与犯罪全球化；经济发展的“进步列车”产生了大量的“附带的受害者”，等等。此类问题西方政府无力解决。西方政府如何重塑自身形象呢？寻找一个重塑政府形象的目标——反恐，采取威胁性说服激起公众的恐惧感，让难民成为反恐的“替罪羊”。
关键词： 反恐 政府形象 政府公共关系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与公众互动，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形象的过程。政府公共关系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核心是美誉度。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威的执行系统，它通过政治统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维持、调整和发展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生活秩序。政府公共关系的美誉度奠定在其管理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权威性上。今天，西方政府是如何建立自身形象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对此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一、在全球化浪潮下，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的削弱
在鲍曼看来，在全球化浪潮下，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日益严重的削弱，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资本脱离了当地政府的控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流动。鲍曼引用了理查德·罗蒂的话：“一个民族国家公民的经济情况已经超出了国家法律的控制……美国的法律根本无法命令在本国挣得的钱必须花费在本国，或者在本国积攒的钱必须投资在本国……现在我们有一种全球性超富阶层，它做出了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并使其完全独立于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之外，更不用说这些国家选民的意愿了……缺少一个全球政体意味着，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外，那些极其富有的人可以自行其是，丝毫不用操心其他人的利益。”①罗蒂在1996年指出：这是“全球化的核心事实”。鲍曼指出：这个事实昭示着全球性超富阶层已经超越了当地政府的政治管辖，他们处于一个“政治免疫领域”。全球化使权力（经济决策等）变成了超国家性的东西，而政府机构依然是地方性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严重的国家权力的丧失。
（二）全球化犯罪与犯罪全球化。鲍曼指出：“每天，在人们手中流通着数十亿的美元、英镑和欧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违法犯罪活动，而其流向也直接导向犯罪之源……黑手党如此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和富裕，这是史无前例的。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政治力量无法、也不愿意同这些犯罪势力进行斗争，后者往往控制着一些资源，而政府不管是孤军奋战，还是时不时地并肩战斗，都是无法与之匹敌的。”②政府不愿意卷入到漫长无期的斗争中，因为“评估黑手党权力的实际传播广度和深度、犯罪交易的准确数量都是极其困难的，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战斗毫无疑问将会吞噬无法计量的资源，其结局却几乎注定会失败”。③政府对全球化犯罪与犯罪全球化趋势无力控制。
（三）经济发展的“进步列车”产生了大量的“附带的受害者”，这些人是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人。鲍曼指出：“当很多人跳进这一不停加速的列车并享受这一旅程时，还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狡猾、机灵、聪明，具有冒险精神或孔武有力）不是被车轮碾碎，就是落在了后面或者被拦在了过度拥挤的车厢外面。在进步这辆车上，座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纳所有愿意上车的旅客，而进入车厢的资格审查总是那么严格；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将参与这一旅程视为甜美的梦想。人们宣传进步时总是说它能带给更多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许进步，这一现代标志，真正的含义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断减少的）人就可以使社会进步这辆列车运转、加速、爬坡，曾几何时需要社会大众来协调、征服的事务，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决。”④那些没有挤上列车的人产生了“多余的”、“社会性无归属感”的感觉，伴随而来的是“丧失自尊和生存目的的感觉”。在进步列车面前，政府的秩序构建的合法性目标找不到了，没有办法为经济增长中附带的牺牲者的社会生存做出合理筹划。上述一切（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使公众对政府的信赖与忠诚大打折扣。
二、西方政府如何重塑自身形象
全球化剥夺了政府过去至高无上的、或许是唯一的主权地位，它引起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显而易见。西方政府必须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寻找一个替换性的关注点，以这个关注点的“有为”代替前面的“无为”。当今，西方政府的威信如何建立呢？
（一）寻找一个重塑政府形象的目标。鲍曼指出：“全球化的力量剥夺了政府大部分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和能力，它们根本无力抗拒，更不用说控制了。政府别无他法，只有‘精挑细选’出一些它们能够（令人信服地）制伏的目标，可以对其进行言语攻击，并炫耀实力，这样能让那些对政府感激涕零的人们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它们的丰功佳绩。”⑤反恐就是西方政府精挑细选的议题，它使政府能够找到维护主权的活动空间。
（二）威胁性说服。威胁性说服是唤起公众一定恐惧心理，使公众为了趋利避害，接受传播者的劝说。威胁性说服是当今西方一些国家建立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政府不断发起和支持对危险和危机的宣传。“例行公事地警告‘又一次与9·11规模相近的恐怖袭击’迫在眉睫，尽管无人知道这将在何时何地又如何发生。所有的信息都坦率大声地承认它们不知道恐怖分子的数目、地点、计划，宣布预知下次袭击的时间、地点是不可能的。”⑥“几乎每天，至少一周一次，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在警告美国人提防即将来临的安全威胁，使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安全警戒状态，并使之一直保持下去，他们还使人们将对于个人的安全注意力放在那些最为多样化、最为分散的紧张局势上——而美国总统不停地提醒他的选民‘只要有一小瓶、一小罐、一小箱流入到这个国家，就会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恐怖之日’”。⑦威胁性说服制造得越成功，公众对保护的需要就越强烈，政府的权威性就越容易建立。这种气氛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鲍曼引埃德尔曼的话：“与表面上遭受恐怖行动威胁的庞大人数相比，‘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假如政府和媒体也对每天在路上死于车祸的人数如此大做文章，恐怕没人敢坐汽车了。”⑧美国的做法为西方其他政府提供了一个范例，“其他欧洲国家的首相们也怀着日渐浓厚的兴趣观察英国首相如何满怀热情地将美国关于如何制造‘紧急状态’的新鲜办法统统采纳、输入英国”。⑨英国首相利用所有公开露面的机会警告听众，恐怖分子肯定要袭击英国，但是时间、地点不确定。西方政府在美国的政策中寻找到了可供遵循的塑造政府形象的范例。新型的、由官方煽动和激起的集体恐惧被用于服务政治需要。反恐的警示之语在西方大众传播中被卖得大红大紫。 （三）难民成为替罪羊。难民为政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异类，是政治议题中最受欢迎的标靶。对塑造政府形象来说，打击这个替罪羊是一个更上镜的领域。鲍曼引用斯蒂芬·卡斯尔斯的话：“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难民已经被视为对于国家安全邪恶的跨国威胁——尽管‘9·11’恐怖分子中无一是难民或者寻求避难者。”⑩官方对于煽动这些恐惧给予了许可。政府反恐最常用的做法是将焦点放在触手可得的目标上，将其从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转移到那些它们至少还能应对和控制的目标上。难民成了最合适的目标。在反恐中，那些无国可属、无地可立、无业可从的难民成了恐怖主义者化身，成了畏惧和憎恶的对象。比之与黑手党犯罪势力的较量，“在郊区的不幸移民中和寻求避难者的营地寻找‘头号公敌’是更加合适、更有利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麻烦更少。那些挤满了未来扒手和抢劫犯的移民居住区，能够被用做为法律和秩序而发动伟大战争的战场，花费更少，效果更好。政府在发动这样的战争时干劲十足，甚至更加公开化”。{11}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有效地展示卓越实力与钢铁般的决心，以博得公众的赞赏。
今天，秩序是地方性的，而资本的流动是全球性的、超地方性的。市场在赢得其国际性后，“地方”政府对它鞭长莫及、束手无策，这对政府的权威是一种严重挑战。在鲍曼看来，反恐象征性地重申了西方政府对给定领土的控制。它以一种新的、政府可以控制和应付的不安全感，代替了在全球化经济生活中的政府无法控制的个人不安全感。“借此，国家可以承诺提供更多的安全警卫，设置更密集的X射线机器网、范围更广的闭路电视，进行更为频繁的安检及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和预防性拘捕，以此来保护个人安全”。{12}政府控制不住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至少可以在打击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上尽一份力，并且要让公众看到它在尽力。在全球化形势下，西方政府试图为自身的统治寻找新的“合法性模式”，反恐就是这一“合法性模式”建立的基点。这样，政府就能重新确立自我权威。
注释：
①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62.
②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0-61.
③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
④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
⑤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4.
⑥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9.
⑦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4-95.
⑧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0.
⑨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5.
⑩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1.
{11}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
{12}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4.
关键词： 反恐 政府形象 政府公共关系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与公众互动，从而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在公众心目中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形象的过程。政府公共关系是一种行政行为，其核心是美誉度。政府是社会公共权威的执行系统，它通过政治统治和社会事务管理，维持、调整和发展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生活秩序。政府公共关系的美誉度奠定在其管理国家范围内的社会基本生活秩序的权威性上。今天，西方政府是如何建立自身形象的？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对此进行了独到的分析。
一、在全球化浪潮下，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的削弱
在鲍曼看来，在全球化浪潮下，政府的权威性受到日益严重的削弱，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资本脱离了当地政府的控制，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流动。鲍曼引用了理查德·罗蒂的话：“一个民族国家公民的经济情况已经超出了国家法律的控制……美国的法律根本无法命令在本国挣得的钱必须花费在本国，或者在本国积攒的钱必须投资在本国……现在我们有一种全球性超富阶层，它做出了所有重要的经济决策，并使其完全独立于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之外，更不用说这些国家选民的意愿了……缺少一个全球政体意味着，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之外，那些极其富有的人可以自行其是，丝毫不用操心其他人的利益。”①罗蒂在1996年指出：这是“全球化的核心事实”。鲍曼指出：这个事实昭示着全球性超富阶层已经超越了当地政府的政治管辖，他们处于一个“政治免疫领域”。全球化使权力（经济决策等）变成了超国家性的东西，而政府机构依然是地方性的，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日益严重的国家权力的丧失。
（二）全球化犯罪与犯罪全球化。鲍曼指出：“每天，在人们手中流通着数十亿的美元、英镑和欧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违法犯罪活动，而其流向也直接导向犯罪之源……黑手党如此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和富裕，这是史无前例的。很多时候，大部分的政治力量无法、也不愿意同这些犯罪势力进行斗争，后者往往控制着一些资源，而政府不管是孤军奋战，还是时不时地并肩战斗，都是无法与之匹敌的。”②政府不愿意卷入到漫长无期的斗争中，因为“评估黑手党权力的实际传播广度和深度、犯罪交易的准确数量都是极其困难的，或许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战斗毫无疑问将会吞噬无法计量的资源，其结局却几乎注定会失败”。③政府对全球化犯罪与犯罪全球化趋势无力控制。
（三）经济发展的“进步列车”产生了大量的“附带的受害者”，这些人是失业和找不到工作的人。鲍曼指出：“当很多人跳进这一不停加速的列车并享受这一旅程时，还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狡猾、机灵、聪明，具有冒险精神或孔武有力）不是被车轮碾碎，就是落在了后面或者被拦在了过度拥挤的车厢外面。在进步这辆车上，座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纳所有愿意上车的旅客，而进入车厢的资格审查总是那么严格；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将参与这一旅程视为甜美的梦想。人们宣传进步时总是说它能带给更多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许进步，这一现代标志，真正的含义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断减少的）人就可以使社会进步这辆列车运转、加速、爬坡，曾几何时需要社会大众来协调、征服的事务，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决。”④那些没有挤上列车的人产生了“多余的”、“社会性无归属感”的感觉，伴随而来的是“丧失自尊和生存目的的感觉”。在进步列车面前，政府的秩序构建的合法性目标找不到了，没有办法为经济增长中附带的牺牲者的社会生存做出合理筹划。上述一切（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使公众对政府的信赖与忠诚大打折扣。
二、西方政府如何重塑自身形象
全球化剥夺了政府过去至高无上的、或许是唯一的主权地位，它引起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感显而易见。西方政府必须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寻找一个替换性的关注点，以这个关注点的“有为”代替前面的“无为”。当今，西方政府的威信如何建立呢？
（一）寻找一个重塑政府形象的目标。鲍曼指出：“全球化的力量剥夺了政府大部分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和能力，它们根本无力抗拒，更不用说控制了。政府别无他法，只有‘精挑细选’出一些它们能够（令人信服地）制伏的目标，可以对其进行言语攻击，并炫耀实力，这样能让那些对政府感激涕零的人们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它们的丰功佳绩。”⑤反恐就是西方政府精挑细选的议题，它使政府能够找到维护主权的活动空间。
（二）威胁性说服。威胁性说服是唤起公众一定恐惧心理，使公众为了趋利避害，接受传播者的劝说。威胁性说服是当今西方一些国家建立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政府不断发起和支持对危险和危机的宣传。“例行公事地警告‘又一次与9·11规模相近的恐怖袭击’迫在眉睫，尽管无人知道这将在何时何地又如何发生。所有的信息都坦率大声地承认它们不知道恐怖分子的数目、地点、计划，宣布预知下次袭击的时间、地点是不可能的。”⑥“几乎每天，至少一周一次，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在警告美国人提防即将来临的安全威胁，使人们陷入一种持续的安全警戒状态，并使之一直保持下去，他们还使人们将对于个人的安全注意力放在那些最为多样化、最为分散的紧张局势上——而美国总统不停地提醒他的选民‘只要有一小瓶、一小罐、一小箱流入到这个国家，就会带来一个史无前例的恐怖之日’”。⑦威胁性说服制造得越成功，公众对保护的需要就越强烈，政府的权威性就越容易建立。这种气氛是刻意营造出来的，鲍曼引埃德尔曼的话：“与表面上遭受恐怖行动威胁的庞大人数相比，‘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假如政府和媒体也对每天在路上死于车祸的人数如此大做文章，恐怕没人敢坐汽车了。”⑧美国的做法为西方其他政府提供了一个范例，“其他欧洲国家的首相们也怀着日渐浓厚的兴趣观察英国首相如何满怀热情地将美国关于如何制造‘紧急状态’的新鲜办法统统采纳、输入英国”。⑨英国首相利用所有公开露面的机会警告听众，恐怖分子肯定要袭击英国，但是时间、地点不确定。西方政府在美国的政策中寻找到了可供遵循的塑造政府形象的范例。新型的、由官方煽动和激起的集体恐惧被用于服务政治需要。反恐的警示之语在西方大众传播中被卖得大红大紫。 （三）难民成为替罪羊。难民为政府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异类，是政治议题中最受欢迎的标靶。对塑造政府形象来说，打击这个替罪羊是一个更上镜的领域。鲍曼引用斯蒂芬·卡斯尔斯的话：“自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难民已经被视为对于国家安全邪恶的跨国威胁——尽管‘9·11’恐怖分子中无一是难民或者寻求避难者。”⑩官方对于煽动这些恐惧给予了许可。政府反恐最常用的做法是将焦点放在触手可得的目标上，将其从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转移到那些它们至少还能应对和控制的目标上。难民成了最合适的目标。在反恐中，那些无国可属、无地可立、无业可从的难民成了恐怖主义者化身，成了畏惧和憎恶的对象。比之与黑手党犯罪势力的较量，“在郊区的不幸移民中和寻求避难者的营地寻找‘头号公敌’是更加合适、更有利的，但最为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麻烦更少。那些挤满了未来扒手和抢劫犯的移民居住区，能够被用做为法律和秩序而发动伟大战争的战场，花费更少，效果更好。政府在发动这样的战争时干劲十足，甚至更加公开化”。{11}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有效地展示卓越实力与钢铁般的决心，以博得公众的赞赏。
今天，秩序是地方性的，而资本的流动是全球性的、超地方性的。市场在赢得其国际性后，“地方”政府对它鞭长莫及、束手无策，这对政府的权威是一种严重挑战。在鲍曼看来，反恐象征性地重申了西方政府对给定领土的控制。它以一种新的、政府可以控制和应付的不安全感，代替了在全球化经济生活中的政府无法控制的个人不安全感。“借此，国家可以承诺提供更多的安全警卫，设置更密集的X射线机器网、范围更广的闭路电视，进行更为频繁的安检及更多先发制人打击和预防性拘捕，以此来保护个人安全”。{12}政府控制不住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至少可以在打击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上尽一份力，并且要让公众看到它在尽力。在全球化形势下，西方政府试图为自身的统治寻找新的“合法性模式”，反恐就是这一“合法性模式”建立的基点。这样，政府就能重新确立自我权威。
注释：
①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62.
②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0-61.
③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
④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
⑤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4.
⑥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9.
⑦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4-95.
⑧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0.
⑨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5.
⑩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1.
{11}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
{12}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