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上的杀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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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访者提供

  杀马特是什么?
  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不同的群体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截然不同。
  对旁观者而言,2006年,人们用怪异的眼光打量它,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极具夸张的发型、文身和服饰的代名词;2013年,它突然站在舆论嘲讽打压的风口浪尖,逐渐销声匿迹。
  而对于局内人,起初,杀马特是他们的“家族”,它意味着个性、胆量、同伴与慰藉;后来,它却成了他们要撇清和改过自新的过往。
  2020年,一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把这个群体剖解于人们面前。
  但这次无关猎奇和嘲讽,而是关于二代打工子弟如何在流水线上保存自我、如何在主流与规训之外艰难寻找自由。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和“杀马特教父”罗福兴,两个地域,两个阶层,两种人生,因为拍摄一部杀马特的纪录片而产生交集。
  他们截然不同,骨子里却如此相似——在一个充满限制和异化的流水线世界里,主动选择边缘与自由。
  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就是杀马特。

石排镇


  招工启事随处可见。刚出火车站的电线杆上,路边小店的招牌边,汽车挡风玻璃的雨刷下。
  白天的东莞石排镇,时间仿佛静止了。盛夏的阳光灼热,店门开着,店里没有人。马路上也没有人。李一凡觉得怪异,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是2017年,为了拍杀马特的纪录片,李一凡第一次来到石排。这一趟目的很明确:见见传说中的“杀马特教父”罗福兴。
  后来他反复讲述那段“历史性”的会面:白天,开钟点房,空调坏了,满头大汗,一个多小时,罗福兴有些戒备,不怎么说话,两人鸡同鸭讲,啥也没聊清楚。李一凡一行三人,罗福兴一见面就把另两个赶走了,说你们两個走开,我只跟一个人谈。
  那时的罗福兴已剪去夸张的杀马特长发,只用发胶喷了一个挺高的背头,也没染五彩斑斓的发色,一头规矩的黑,个子不高,除了胳膊手背上露出的文身外,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而瘦削的青年。剪掉杀马特头发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大概2016年之后,在媒体的报道里,罗福兴被描述为一个已经“洗心革面”的“杀马特教父”,一个从歧途回归正轨、剪去夸张发型、决定开个理发店谋生的正经人。
  洗不洗心革面,罗福兴是无所谓的,杀不杀马特,他其实也无所谓。他唯一有所谓的是怎样能更好地活下去。2013年以后,杀马特成了反三俗、网络清洗的标靶,网上嘲讽一片,他顶着“杀马特教父”的帽子,站在被嘲讽的前线,一度宣布退出公众视野,等再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就成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而眼前这个老头子,他想干什么呢?
  罗福兴抱臂打量对面的李一凡。这个自称来自重庆、想拍片子的老头儿,短不溜秋的寸头已经花白了一半,脸和身子都有点圆乎乎的,显得和善又随便的样子,甚至要请他吃石排公园边的麦当劳。
  只是罗福兴不得不戒备。他接受过太多大大小小主流、非主流的记者采访,有些记者见面时和他称兄道弟,转头就写稀奇古怪的文章嘲讽他。最初他气得半死,但还是来者不拒,反正有人请吃饭,“管他谁,吃了再说。”不同的是完了不忘提醒,“我跟你说你别搞我啊。”
  李一凡那天自始至终没掏出摄像机。在麦当劳,一杯冰激凌下肚,两人总算是把事情聊通了。
  罗福兴问:你到底是想干嘛?要拍什么?
  那会儿的他有点不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杀马特了。几年前他在理发店当学徒,有顾客公然嫌弃他的杀马特发型,点名换人。他大概就是在那之后把头发剪掉的。
  李一凡说:我想让你们杀马特自己说自己的故事,我想给你们“平反”。

五华县


  大概跟着李一凡拍了一段时间后,罗福兴才模模糊糊意识到,几乎大部分杀马特的故事,都是从“我是几岁出来打工”开始的。
  对生于1995年的罗福兴来说,这个答案是11岁或者13岁。
  11岁,广东梅州五华县,初一的罗福兴被退学。他自认从不主动挑事欺凌人,但爱顶撞老师,因为“对抗权威很爽”。爸妈在外打工,他跟着外公外婆生活,家里没人管得了他。吵架、逃课去网吧,叛逆期的罗福兴成了学校老师眼里的小混混、不服管的嚣张学生。
  退学后他开始在老家梅州的工业园打工,在生产微波炉的流水线上。罗福兴年纪小力气小,被安排在最简单的第一环节倒模成型,有人专门倒料,他只需负责开门、拿出成型的模具、关门,如此机械重复12个小时,两班倒。
  没做两天罗福兴就跑了。“他妈的受不了这个苦。两班倒怎么做。”
抽烟的罗福兴。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那是2006到2008年左右,QQ空间的非主流、火星文在90后中已成潮流。罗福兴是被裹挟在这潮流中的一个。他从六年级开始就去网吧,和大部分90后一样,无非是聊QQ、玩小游戏、踩QQ空间、逛贴吧,流行的头像都是非主流的染色长发长刘海,配上一抹“明媚的忧伤”。网上玩非主流的年轻人流行建家族群,比如广为人知的“葬爱”。罗福兴也建了一个QQ群,为了蹭大家族的热度,他最初管它叫“葬爱·杀马特”。
  没人说得清谁是始作俑者,后来被媒体称为“杀马特教父”的罗福兴同样说不清——
  他只是建了一个叫“杀马特”的QQ群,之后又在百度百科新建了一个叫“罗福兴”的词条。   那还是百度百科可以自己创建、修改、编辑的时代。罗福兴给自己的词条里写;网络红人、杀马特创始人。
  2009年微博上线,罗福兴在微博简介上写,“杀马特偶像教父”。
  “我不会写自己是群主啊,太low了。”
  “杀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谐音。罗福兴百度过Smart的意思,被一个词抓住了眼球——“时髦”。
  “时髦是吧,好,就它了。”
  研究网络搜索引擎规则、研究怎么才能成为网络红人,那些过往,都被罗福兴归为“小时候”的事。但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后来,记者确实通过微博私信找到了“教父”罗福兴,从此以后,他被媒体推成了杀马特的代表,发言人一般的存在。
  刚兴起的网络空间,是一片野蛮的荒原,罗福兴在那里找到了未曾有过的自由。那时候他给在深圳做包工头的爸爸打电话,永远是要钱。去网吧要钱,染头发要钱,以至于那两年他爸看到儿子打来的电话就挂断。有村里人说他父亲在外有不止一个情人和家庭,从小就不忌讳地在他面前说长道短,真真假假分辨不清。有老人跟他说:你爸爸在外面还有好多小孩,没活下来的那些可能会变成鬼。
李一凡和躺在床上的罗福兴讲话。没事的时候,罗福兴喜欢躺在床上抱着手机滚来滚去。图/受访者提供

  罗福兴经常梦到婴儿。有一个噩梦做过两次:一个婴儿在出生,在哭叫,不知道是人是鬼。他特别害怕,梦的最后他跳下了悬崖。
  没钱还得回工厂。回来了又跑,三天两头地干。一两年后家里亲戚托关系让罗福兴重回学校,但他已经读不下去了:
  “这个教育有问题,我本身基础也没打好。它太快你知道吧?有时候你稍微停一下,链子断了一下就很难连上去了,没有太多喘息的机会,九年义务教育很快的你知道吧?”
  13岁,罗福兴再次辍学,這次是主动的。他离开梅州,去父母所在的深圳,去过各种工厂、发廊,找不到活的时候,也跟着父母在工地造过砖。儿子出来闯,父亲开始接他电话,因为通常不再是要钱,而是真的遇上事,比如工厂老板欠薪赖账,得替儿子出面要钱。模仿日本视觉系乐队X Japan的发型,罗福兴的头发也桀骜不驯地立了起来——
  他不知道的是,许多年后,立起来的头发,将成为一个60后判断“杀马特”与否的标志。

黄桷坪


  这个“60后”自然是李一凡。
  作为罗福兴的上一代,生于1966年的李一凡看起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
  四川美术学院的职工子女,土生土长在重庆黄桷坪,学油画、上川美附中,1986年考进中央戏剧学院综合班。同样的年纪,罗福兴在一个又一个工厂、一个再一个发廊间三天两头地辞工游荡时,李一凡骑着单车在中戏、北电、中传、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各大高校之间穿梭,晃荡着听课,听朋友们辩论、高谈哲学与艺术。
  但李一凡好像没有哪里要去。
  1990年,整整八九个月时间,李一凡都在四川瞎逛。有时坐长途汽车,有时搭顺风车,有时徒步翻山越岭,说是毕业创作体验生活,结果连画板都没掏出来。在川西,一个人背着书包从重庆走到康定,翻二郎山从天光爬到夜黑。看到破庙就进去看看,遇到采药人也跟着满山找虫草,爬高到雪线边上。遇到滑坡塌方也不怕,他搭车的司机曾快准狠地一轮盘踩油门,从仅剩的半条路边压过去,旁边就是悬崖下的大渡河,底下全是掉下去的车。完了司机还得意:“我要是开慢一点……”没有目的地,像自我放逐。
李一凡在黄桷坪。图/本刊记者 大食

  他想这大概全得追溯到黄桷坪。在黄桷坪他也是这么长大的——上川美附中时,学校里有一群川北乡土画派的老师,动不动就拉着他们这帮十多岁的初中生在穷乡僻壤乱逛,美其名曰体验生活。全是最穷最偏远闭塞的地方,大凉山、黔西北、阿坝、甘南,几人一组在乡民家里吃饭借宿,一住就是几礼拜一个月,带点感冒药、抗生素之类的和村民们交换。
  老师也不像老师,总之没个老师样子。有次把他们拉到贵州,没钱了,老师还想去看黄果树瀑布,就打开地图:同学们啊你们看,这地图上从这儿到这儿只有这么远,我们看大家就走过去吧。我们帮大家押行李,我们坐车过去,你们自己走过去吧。
  李一凡和男同学们算走得快的,早上七八点走到下午5点。有走得慢的女生,晚上就借宿在山区农民的谷堆上、酒窖里,第二天中午才走到。女孩刚到,老师说嗨等你们好久才到,好大家可以走了。
  “哇这个女孩一顿大哭,给老师一顿乱骂。‘好,今天不走了再待一天!’”李一凡模仿完大笑,“老师挺有意思。”
  “平等”是李一凡经常用来形容师生关系及其他各种关系的词。这种平等还延续在今天的黄桷坪,也还流转在李一凡和他的艺术家朋友们身上——比如永远是老师请学生吃饭,比如学生从不叫李一凡“老师”而叫“凡哥”,比如吃饭不假客套、最近卖画卖得最好的那个买单……
  大约在2012年左右,年近50的李一凡第一次看到杀马特的照片。
  对于怪异和夸张,一个艺术家的包容度远高于常人。那时候李一凡已是川美油画系的老师,尽管说来也是误打误撞——他这辈子几乎就没正经上过朝九晚五的班,先是被分到广州某文艺单位的闲职,后来做广告,两年间钱赚了不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饿死,此后便获得了自由。离穗归渝,后来当上报纸主编,偶然来到奉节,看到因三峡建设而搬迁的村落城镇,站在码头上一个电话便辞了职,几年后拍出了《淹没》。
李一凡、啃甘蔗的罗福兴和他们采访的杀马特。图/受访者提供

  总之生活自由,全凭兴致。再后来川美的老同学请他去教课,不坐班、课时少、待遇好,教着教着便转了正。“四五十岁有了铁饭碗,哈,也行吧。”
  他带的学生里,也有好几个小时候玩过非主流的。凭着一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直觉,看到杀马特那些五彩斑斓、高高耸起刺向天空的头发时,李一凡的第一反应是:
  “不错,中国终于有朋克、有嬉皮了!”

避难所


  直到见到罗福兴,李一凡才发现,他那些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知识分子解读——一种对消费社会、流行审美的自觉抵抗,对所谓“视觉盛宴”的自黑——统统是误读。
  有个小孩,来石排找工的第一天,在公园手机被抢了。他转头去名流理发店做了一个杀马特发型,把头发立起來,立马有胆了——然后去石排公园抢了另一个人的手机。
  四川大凉山的彝族女孩安暁蕙到广东打工时才12岁,还扎着两个小鬏鬏。每天打几千上万个螺丝到凌晨一两点,赶工时要做到第二天早上5点,趴着睡五分钟再继续做,不久却发现那个把她们从家乡带到广东、所谓介绍工作的远方亲戚每个月从他们的工资中抽成。她拿那些被克扣剩下的微薄工资把头发染色、做了杀马特发型,从第一家工厂逃了出来,投靠在另一家厂里做工的堂姐,两人一起玩起了杀马特。
  有男孩被分手,女孩找的新男友就是杀马特发型。男孩恨不过,自己也去理发店把头发立了起来,自认加入“葬爱”家族,此后八年不谈恋爱。他割腕,把“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我”之类的句子刻在手臂,皮肤上渗出血来。他们觉得在女孩眼里,做杀马特发型的人更酷、更帅气、更有个性,这样更容易得到女孩子的青睐。
  有人背井离乡来打工,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在工厂流水线上每天做着日复一日的工作,一天说不上一句话。做了杀马特发型后,“走在路上人家总会多看你几眼,哪怕骂你、跟你吵架,那也是有人跟你说话了。”说这话时,本来盯着镜头的眼睛看向天花板的另一侧,男孩微仰起了头。
  有个在工厂得抑郁症的女孩,梦想是办一个杀马特婚礼。她的父母也是从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者,无法理解女儿为何不能忍受流水线的重复和枯燥。他们当年、乃至现在,都能毫无怨言地承受这一切,而他们的下一代,显然过分“矫情”和“娇气”了。女孩常和父母在电话里吵架,看着工厂宿舍窗外的铁丝网,时常想到死。某种意义上,玩杀马特救了她。
  在跟着李一凡拍片之前,罗福兴从没意识到,杀马特可以被看成一个群体性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里竟然不只有夸张的发型和溜冰场,不只有群嘲和被异样眼光注视与讽刺,不只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更有这么多他先前从未看到过的困境。
  “本来就很累的,谁他妈有时间去想这些。”
  在李一凡的叙述逻辑中,杀马特中的大多数,和罗福兴有着类似的轨迹:
  农村或小县城的留守儿童,农民工二代,早早辍学进城打工,青春期与中国互联网逐渐兴起普及的时期重合。
  罗福兴跟了大多数采访,虽然多数时候他只是把人带到、然后睡觉——他的主要工作是联系愿意接受采访的杀马特,牵线、引荐。李一凡用三四千的月薪换来了罗福兴的加入,后来去云贵川拍摄时,三千涨成了八千:那时候临近春节,罗福兴要求双薪,理由是春节前后是他们理发行业的旺季——尽管那时他那家仅维持半年不到的理发店已经关了。
  “你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会心酸吗?”后来我问罗福兴。
  “肯定有的。最后到我这边采访的时候都是沉默的,都不说话了你知道吗?我压根就消化不完,因为看到太多杀马特包括这些东西是吧?”他吐出一口烟,“没有一年半载我消化不了。怎么说嘛我×。”
  甚至此前,他在现实生活里就不认识几个杀马特。
  李一凡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有些许绝望——他本以为找到“教父”之后,找到更多杀马特的目标就能水到渠成。在那个传播甚广的一席演讲里,罗福兴被李一凡形容为“宅男”(尽管看到演讲后罗福兴用“老宅男”对李一凡进行了反击),长期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偶尔去发廊给别人吹头发赚点钱,没事的时候,抱着手机在床上滚来滚去能躺一整天,刷抖音、玩游戏、聊天。就算聊天,聊的也无非是做什么发型、去哪里溜冰。
  杀马特家族,似乎更真实地活在QQ群上、活在贴吧里。从机械无聊的流水线上下来,一天里短暂的由机器零部件变成“人”的时刻,他们打开手机,对着网线那头的“家族成员们”说上几句,哪怕虚幻也是温暖。
  罗福兴想得更实际:“至少可以互相介绍工作。”

理发店


  在石排,做个杀马特发型只需要三五十块钱。杀马特常去的名流理发店就开在工业园门口,老板刘哥回忆,杀马特鼎盛时期大概在2008到2013年左右,那会儿一个周日他从早到晚能吹一两百个杀马特头发——工厂的杀马特小哥小妹通常只有周日放假。
  杀马特是刘哥眼中的优质客户,事少、稳定,一个月少说来四次,每次来一群。尤其是云南来的打工男孩,不大说话但性格温和。当年,杀马特客人的地域,几乎就是打工者的家乡地图——最开始来自广东周边乡镇、客家村落,之后以云贵川为主,再后来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的也多了起来。
  为了琢磨怎么把头发立起来,刘哥上网查视频、问有经验的客人别家店是怎么做的,总结了每个店不同做法的好处,仔细研究了一套杀马特发型的制作方法:打毛发根、把头发分层分缕立起、喷发胶、烘吹定型,刘海遮半边脸,最后用染发剂上色,在立起的头发上喷出彩虹或者爱心形状。
  “最怀念那时候赚的钱,一天最少4000块。干活我不怀念,太累了,真的太累了。”   发胶味道刺鼻,喷杀马特发型时,刘哥通常要戴两层口罩,到了夏天几乎没法呼吸。发胶难免喷到杀马特脸上,他们也只是皱紧眉头闭紧眼睛。刘哥觉得他们都是打工仔里比较注重个性的人——他倾向于只把杀马特当作那个时期的一种潮流,就像现在00后打工者开始流行的锅盖头——但他还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连饭钱都不剩了,还要来吹发型。
  他是绝对不允许赊账的。
  李一凡和助理乌鸦都收到过不少杀马特的借钱信息。总是几十块几十块地借,最多不超过一百,理由细致到让人无法拒绝:老板拖工资了没钱吃饭,借10块;骑车去隔壁镇看小姐姐被骗了,借个油费20块……
名流理发店老板给杀马特小陆喷染发剂,因为味道太大,他们来到后门外的长椅上。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乌鸦前前后后给同一个杀马特借出近两百块后,终于拒绝了对方,并友情提醒他先还再借,对方二话不说把她拉黑了。
  还钱的只有一个在家具厂做木工活儿的“副总裁”。第一次接受采访时结结巴巴,第二次普通话说清楚了、人也自信了,一问原来是涨了工资——以前在石排每小时拿十三四块,那会儿涨到了每小时18到20块的“高工资”。
  混久了,李一凡明白过来,不少杀马特的财务状况都是一笔借东补西的烂账,而他们说没钱的时候,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块钱都没有。工厂有个规矩叫一押一结,工人第一个月的工资要当作押金,也就是说有两个月完全没有收入,借小额网贷、提前支取花呗额度是许多人的应对方案。要是频繁辞职换工,确实有可能身无分文。
  “不交社保”因此在石排招工启事上变成了一个吸引人的选项——大多数工人不知道社保是什么,不知道劳保局也不知道《劳动法》,只知道交社保会扣去一部分他们的账面工资,因此坚决拒绝。
  至于吃饭钱都没了也要借钱搞头发,刘哥只能形容为“潇洒”,就像他打趣形容罗福兴一样:“你们教主呢,他每天潇洒得要死嘛。不上班。”
  “一个星期只有一天的时间,或者一个月可能就那么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时间不潇洒一点,下次是什么时候?”罗福兴替那些还被困在工厂里的打工仔说。

逃出工厂


  安暁蕙就属于“没钱也要搞头发”的那种人。在东莞,逃出第一家工厂、投奔堂姐一起玩杀马特之后,她们彻底解放自我,过上了一种“不开心就辞职”的任性人生。一群杀马特姐妹在街边蹲成一排,顶着颜色各异的爆炸头,口袋里一分钱没有,有一次整整饿了一礼拜,头晕脚软。
  饿了倒也有对策,可以捡地上别人啃过的甘蔗、可以骗网恋男生请吃饭、可以博得陌生的小男孩同情让他请姐妹们吃几个馒头,但为了进工厂剪掉杀马特头发?
  “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这个瘦小的女孩大笑——尽管李一凡带我在重庆郭家沱见到她时,她已经因为当了妈妈、要照顾孩子而不得不把头发梳成规矩的麻花辫,因为“杀马特头发会扎着小孩”——不过黑麻花辫中还有一缕清晰的紫发。说起来,她的丈夫韩暁琳当年也是个杀马特,两人一个在广东、一个在重庆,通过网恋相识,最初互相吸引完全是因为QQ头像的发型:“沒见过这么大的头发,真的,全宇宙最大!”安暁蕙这样形容韩暁琳的发型,用发胶垂直固定住的齐臀长发从头顶直指天空。
韩暁琳和安暁蕙正在做杀马特发型。图/本刊记者 邱苑婷

  大厂对工人的头发是有要求的,尤其在2013年以后,随着舆论的恶化,不能奇装异服、不能染发烫发是明面上的规定。不愿放弃发型的杀马特们,基本只剩下几条出路:规矩少的小厂、发廊、酒吧舞厅、快手抖音,或者回农村种地。
  安暁蕙饿到不行时,也试过去找工作。顶着红色的爆炸头,她一家家问工厂门口的保安。大部分保安态度恶劣,直言“你们这种人还想进厂”,她直接开怼:“我们哪种人?你觉得我丑我还觉得你土呢!”
  最后她找到一家态度还算友善的小厂,保安说,把头发染黑就行了。
  安暁蕙和韩暁琳至今还是真心实意地热爱着杀马特的发型。第一次见安暁蕙时,韩暁琳是管安暁蕙要的路费,他身无长物,但依旧随身带了一把吹风机,以保证自己的发型挺立。为了保住头发,他选择在发廊干活,从学徒开始学剪发烫发——虽然也常常干不了多久就辞职,理由多种多样,几乎呆遍了重庆所有的发廊。
  当然,韩暁琳最爱的永远是给人吹杀马特发型。可近五年,他几乎再没有接到要求做杀马特发型的客人。
  两个杀马特,曾在彼此的城市交替着供养彼此。他们也刷快手、加入杀马特的家族群,知道杀马特内部当时最知名的“圈子明星”是安子轩、李东旭,知道快手上最火的杀马特是安小剑——至于罗福兴的名字,韩暁琳知道,安暁蕙却不曾听说。
  快手最火的那段时间,他们一度羡慕安小剑和他的杀马特朋友们。不用在工厂打工,回农村拍短视频、开直播,没人管、生活成本低,最好的时候团队每个人月收入一万以上——比在工厂流水线当个没感情的工具累死累活、月薪几千块、动不动被克扣要好太多。
  而要做的,不过是“装疯卖傻”、“扮小丑”,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人一起跳进泥坑鱼塘,在水泥灰里打托马斯旋转。
  “城里人就爱看这些嘛。”对此罗福兴相当鄙夷,“搞得别人以为我们的青春都是一帮土狗我×。”
  但不得不承认,通过快手抖音,安小剑们似乎获得了杀马特最欣羡的自由。
  包括韩暁琳在内,许多杀马特都开了自己的快手号,但绝大多数都是小打小闹,粉丝几百是正常水平,少有上万的大号。更何况,舆论形势突然急转直下——2013年,安小剑和其他一大批杀马特突然被封杀,“为了净化网络空间”。   杀马特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一夜之间,那些账号就消失了。慕名来石排投奔“教父”的杀马特小陆曾经养过一个粉丝几万的大号,被封之后,他甚至特意为此去过一趟北京,站在快手的总部楼下,想从官方讨一个说法,得到一个电话人工客服无法给到的申诉结果。
  没有结果,只有北京冬天的冷风。
  还能怎么办,从头再来呗。只不过,他们把快手抖音的简介,由之前的QQ号联系方式改成了:“感谢××平台给我机会。”
罗福兴和他的杀马特朋友们在石排公园,那天李一凡刚给他们拍了条短视频,之后他们编辑为“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正式回归”,快手抖音播放量上千万。图/受访者提供

“教父”的改变


  后来罗福兴开始跟李一凡说,他觉得杀马特也挺好的,“玩杀马特至少不会自杀。”
  曾经和媒体说要退隐的他今年开了抖音号。
  在一条全网播放量过千万的短视频里,罗福兴头顶红色卷发,身后跟着一小群发色造型各异的杀马特,脸上挂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单手插口袋,自信帅气地从石排公园的拱桥上走下来,走近时举起剪刀手比耶。
  短短十秒的视频,配上背景音乐和文字:“杀马特创始人罗福兴正式回归,寻找曾经的族人归队。”
  李一凡和乌鸦都觉得罗福兴变了,而且“变了好多”。
  刚拍片时,他们带罗福兴在深圳找发廊。那会正是媒体报道罗福兴“洗心革面”“留起寸头回归主流”的时候,连一些央媒都在转关于罗福兴开发廊的新闻,他还上了浙江台的一档节目《中国梦想秀》(但后来关于罗福兴的内容并未播出),说自己的梦想是开家发廊。罗福兴找了个朋友各贷了一两万块钱,李一凡跟着他在深圳找合适的店面。在路上,李一凡想拍一段,罗福兴一下子变得很紧张,“生怕被人听见他是个杀马特,走也不会走了,慌里慌张的样子。”
  罗福兴在深圳市区很少抬头看,在他概念里,那些高楼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在蔡屋围,深圳最热闹的商圈之一,他们找到一家费用不太高的发廊,但罗福兴没看上,偏要选在龙岗坪地工厂区附近,一个在李一凡看来“根本没人的地方”。三四个月后,发廊关了,李一凡想,果不其然。
  李一凡只能把这解释为罗福兴对另一种阶层生活的不自在。有时候李一凡会带罗福兴见自己的艺术家朋友,或者一起参加艺术圈的饭局、参加深圳双年展,只要艺术家们开始用知识分子那套话语谈些罗福兴听不懂的东西,他会起身就走。
  还有些不知从何而来的“莫名其妙的别扭”。每当罗福兴突然情绪低落时,李一凡和乌鸦就会面面相觑,惶恐地自我检讨:今天我们又做错什么了?哪里又惹到罗福兴不开心了?
  然而罗福兴确实帮了他们大忙。67个接受采访的杀马特,只有两三个是李一凡和乌鸦自己搞定的,剩下的全是罗福兴通过QQ、快手一个个问来的,还没算上被拒绝的那些。为了征集工厂内部视频片段,他们写了老长一段,被罗福兴鄙夷地一秒否决,“你就写:不要押金!日赚千元不是梦!”视频果然如雪片飞来。
  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和杀马特之间的語言方式隔着鸿沟。最初找上杀马特时,乌鸦说“想拍纪录片”,几乎没有几个能听懂她到底要干嘛;后来她改说“想拍长视频”,效果立竿见影。
  实际上,罗福兴自己也不知道那些情绪是因为什么。
  乌鸦记得有一次,罗福兴突然不愿意拍了,说“你们拍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们以为拍了就能改变什么吗”。大概是在云贵川期间,罗福兴跟着他们听过、看过了更多和自己境遇类似、或许更糟糕的杀马特,去过最穷的一家,房子是破烂的稻草和黄泥,墙上都是裂缝豁口,家里老人生着重病瘫痪在床。杀马特讲述的工厂史、所有的心酸,也正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
  那次乌鸦苦口婆心和他谈:“至少让更多人看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罗福兴被暂时安抚住了。但情况依旧反复,直到有一次他再次发话“我要回去不拍了”,李一凡动真格地发了火:“你要走就走吧哎呀!”
  骂了一顿之后,罗福兴反而好了,此后再没提过类似的话。
  在李一凡眼里,罗福兴其实是一个聪明而善于学习的人,他把罗福兴的大脑比喻成一个能重装系统升级的硬盘,能从4G一直升级到8G、16G、64G。罗福兴粗读过不少社会学写杀马特的论文,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点进去,后来发现搜索引擎会给他推送越来越多的类似内容,“他妈的以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了拍片,李一凡在石排镇租房住过一个月,罗福兴作为工作人员也同住。刚搬来的第一天,罗福兴提了个行李箱,打开后所有人吓了一跳:那里面一半都是书——资本论、社会学……
  “都是之前采访他的记者留给他的,”李一凡说,“也不知道他看了多少,反正目录是翻了翻的。”
  当我把这个问题转述给罗福兴时,他坦诚地回答:“不多,太厚了。×,吓都吓死了。”
  但他随身背的白色布包上有五个歪扭的大字,“革命的一天”。
  那是他自己用黑色水笔写的,包已经有些蹭灰了。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先用“随便写的”糊弄一番,然后又说:
  “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自己在今天做出了改变、有变化是吧,它就是一场个体的革命。”

被裹挟的命运


  不过对于发廊选址的问题,罗福兴有自己的解释。
  我一开始就不想开。这个东西我本身就很无所谓的,你知道吧?无所谓。店没开的时候我就想清楚了,老子才不陪你们玩,我他妈自己玩,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们怎么写之类的,我才不鸟呢。
  开完理发店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那一年还挺莫名其妙的。东困西困妈的搞不清楚。太被动了你知道吧?全程被动。有时候,整个氛围是这么回事的时候,你好像看到一条路子,这么走对不对其实也不清楚,但整个氛围都告诉你这条是光明大道。   比方说你来写罗福兴是吧?你写他稍微坏一点,他就稍微坏一点;你写他稍微好一点点,他又好一点点,然后可能会更好了。你一笔他一笔的,你铺垫一下他铺垫一下,一人一块砖一样,他妈的一下变成条路了。
  洗心革面也好,什么也好,你心想这么大的一条路,肯定不会迷路,跟着这条路走肯定安全一点。安全过头了是吧?安全得我自己都害怕。走着走着,这也是个悬崖。好好你们骗我,我就走回自己的什么独木桥,自己想干嘛干嘛,又回到了起点。
  害怕啥?太安全了嘛,安全了就是娶老婆生孩子的是吧?这么一辈子过去,就是平平稳稳地这么过去了。平庸就是安全的。
  小时候在工厂时,罗福兴下班后会幻想自己以后会怎么死去。肯定不会老死和病死,因为“老死病死本身就意味着平庸”。他宁愿自己是在战场上战死,这都算“他妈的轰轰烈烈”。几年前,父亲生重病,在他的怀里挣扎着死去。“我看着他挣扎死的。你肯定会反省×这么死去什么的。这一生就这么完了,自己都看着害怕。”
李雪松,接受拍摄采访的其中一位杀马特,他在云南洱源开了一家发廊,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单纯觉得杀马特时尚而玩的。李一凡称他为“见过的最健康的一个杀马特小孩”。图/受访者提供
李一凡在农村采访拍摄杀马特,这是他们印象里去过的最穷的一家人。图/受访者提供

  他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复杂,说恨又是“假恨”,说爱又好像更是利益。罗福兴倾向于把世间的一切关系都认为是某种利益的交换,比如采访者与被访者,也比如父母和子女,因为“连家庭都挺像一个谎言”。
  纯粹的善意存不存在?李一凡在重庆认识一名最早为农民工打工伤官司的律师周立太,两人关系甚好。好些年前,李一凡想拍个和劳动法有关的片子,花了两三年时间跟拍周立太和他周边的农民工,但片子最终夭折。我把这位律师的故事告诉罗福兴,问,这算不算纯粹的善意?
  罗福兴想了想反问我:“律师他有啥利益吗?还搞这些。没有完全义务的,这里面有些东西你看不到。佛陀也是很自私的……但这已经是对工人的一个善意了,这个东西已经很牛逼了是吧?他要是义务帮工人打官司,他妈就是善意啊。”
  “你有被这样的善意打动过吗?发生在你身上的?”
  “没有啊我×,我的善意都被狗吃了。”他答得半真半假,接着讲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
  上小学一年级时,因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没有深圳学籍,他离开在深圳打工的父母,转学回到梅州五华县的村子。那时他还不太会讲客家话。有一次放学,看到河边有一大捆零票,大概有一两百块钱。人来人往,小小年纪的他站在河边不敢捡——他还记得自己之前在深圳受到的教育是,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他就站在那用蹩脚的客家话混着普通话喊:这是谁的钱?谁的钱掉了?
  他以为这样喊,在附近的失主听到就会过来认领。喊了十多声,终于有一个骑凤凰牌单车的老人看到,脚一踢就跳车了,单车翻了好几个圈,链子也掉了,老人也不管,一把把钱搂走,稍微挂一下链子就骑车走了。
  罗福兴以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妈妈却说他被人骗了。他一直不信,直到稍微大些、他进了社会,有一天突然想起这个场景:“一句谢谢也没有,又慌慌张张地拿了钱就跑。妈的就是骗我。”
  罗福兴后来会被记者问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来,在哪一个节点发生改变,可能会让故事的走向截然不同?
  比如,一年级时没有因为外地打工子弟学籍问题离开深圳;比如,初中遇到了更包容他的老师;又或者,有一个更负责任、没有在年少时抛下妻儿的父亲……
  罗福兴从来不去想这些假设,因为毫无意义,思考的结果只能是“我怎么还在这个鬼地方呢,我怎么还没去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呢?”
  何况就算一切顺遂“老老实实读完一个普通大学”,他想自己大概只能“选择一个往死里干”,比如成为来采访他的无数记者的同行,或者坐在城市的某个格子间里,为了高昂的房价焦虑,996加班加点地敲无尽的代码。
  又有多少差别呢?如今他至少是自由的,哪怕也许只是一种脆弱的、及时行乐的自由。

自由与规训


  今年10月,罗福兴组织的国庆节杀马特聚会突然被取消了。
  9月27日,他在自己名为“罗福兴”的公众号里发了篇简短的聚会取消公告,署名为“杀马特官方”,表示“当地发生了一些我们无法对抗的因素,已经被强制性取消”。
  “小腿扭不过大腿”,他在里面这样写道。公众号里,这场聚会的报名通知就发在三天前,地点在东莞石排公园,口吻轻松而友善地写着“只要你是杀马特、或者喜欢杀马特,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聚会”,“活动结束后大家一起喝酒唱歌”。
石排公園,杀马特和一个汉服女孩的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他事后想,今年的聚会声势弄得太大了。其实每年石排公园都有杀马特的聚会,无非是拍照聊天瞎玩,也没什么组织性,多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关系好的朋友们自行聚会。但今年,重振旗鼓的他在各种网络平台上发布了聚会消息,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以至于生生把它变成了一个引起特别关注的事件。   最后罗福兴的家门被敲响了。一轮警告又一轮劝告:“你们这个也可以搞,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嘛,公园这些地方就不要去了。你们可以去农家乐,自己吃随你们便嘛。”
  罗福兴吃软不吃硬,总之好言好语沟通一番后,就出了那份公告。并不新鲜,他在抖音上的直播也常常面临类似的困境——播着播着就突然断播,显示“不符合规范”。
在名流刚做完杀马特发型合影留念的小陆和他的朋友们。图/受访者提供

  有时他把断播的截图发给李一凡。每天和抖音斗智斗勇,他原以为自己已经尽量规避一些会触发禁播的关键词了,很多时候他直播也只是聊天,或者和其他杀马特朋友连线玩游戏。哪里不符合规范呢?不知道。
  这次重新复出,他曾和媒体说,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赚钱。11月,他把上个月直播打赏的收入截图晒给李一凡,7900多,以在石排月租600块的生活成本而言,相当可观。李一凡采访过的杀马特中也有给罗福兴直播刷礼物的,说“因为他在做复兴家族的事情”。
  “教父”月租六百的房子在石排镇的旧街上,几乎已被废弃和遗忘的一片地方,有过去的老粮仓、窄街巷,晚上黑黢黢的没有路灯,只有一块“成人用品”的霓虹灯标牌在黑暗中一闪一闪。
  用罗福兴的话说,晚上一个人走在那里很可能被人从背后蒙头打一棍。
  在他租的那个阳台透风、只有铁栏杆没有窗玻璃、仿佛马上就要被废弃的破房子里,客厅茶几上叠放了一小摞书,最顶上是一本《拿破仑传》。“不好看,”他评价,“我也看书的好吧?”
  就在这间房子里,他收容了从云南来的杀马特小陆,还产生过一个挺妙的想法,办一个“杀马特驻留计划”或者杀马特艺术展。
  这个“驻留计划”的灵感大概来源于李一凡和艺术家朋友们曾经在川美做的“青年艺术家驻留计划”,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免费或便宜的工作室,每月提供一两千元资助,好让一些有才华却囊中羞涩的艺术家得以度过最初的蛰伏积累期。罗福兴如法炮制,只不过计划里,他的资助对象是杀马特,而出资人可以是艺术家,也可以是络绎不绝来采访他的记者们。
  “哪个记者要来,100块门票,进不进?欸,逮着了!带了个兄弟,两个,200!”
  他擅长漫无边际的幻想,而且往往细节丰富。“这是杀马特用过的脸盆,这是杀马特喝剩的啤酒瓶……走到里面一看,发现杀马特在卖东西,买水吗买水吗?中间再撒两把水泥,你们跳着玩吧哈哈哈哈。”
  话虽是说着玩,但这想法和他先前在微信拉杀马特复兴群、每人收十元入群费如出一辙。他倒没觉得有什么:“管理群也很耗精力的好不好。”那个群大概有两百多人加入,真玩杀马特的、好奇的、看热闹的什么都有,但很快被微信官方停了。如此种种,罗福兴早已习惯。
  杀马特驻留计划的事情,他也和李一凡说过,自然是想要些资助。但他也早已发现,艺术家“他们挺穷的,跟我差不多,苹果都是分期的”。
  李一凡倒愿意拿几千块支持,但国庆的聚会被取消后,罗福兴一下子没劲儿了。他突然意识到类似想法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打架了怎么办?出事了怎么办?连他们以前常去的金丰溜冰场今年都被关了,因为治安不可控。
  “能活着我就不容易,你知道吧?”罗福兴因此不愿去触碰那些真实的和工人现状相关的事情,比如工伤。有一个曾接受采访的杀马特小孩,后来被机器砸断了根手指,把血淋淋的手指照片发给乌鸦,说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老板到医院把他所有的入院记录和缴费单都拿走了。他找劳动局,劳动局说需要资料;他找老板,老板说这东西我不可能给你的,你要么拿半个月工资现在给我走,要么你就自己去告吧。
受访的一位杀马特2019年底在深圳双年展看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图/受访者提供

  类似的事情,光是乌鸦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就看到了三个。罗福兴也偶遇过一个,在石排公园,对方主动和他打招呼,说当初拍片时给他们带过路。再一看对方的手指,两根骨头都被夹碎了。
  “我现在怎么看杀马特?”罗福兴尝试重新整理他曾在李一凡的镜头前说不出的话,“挺了不起的,但也挺悲哀的。”

后杀马特时代


  李一凡后来想,杀马特就是年轻工人中的文艺青年,脆弱又敏感的文艺青年。
  有个女孩说要来深圳找他们,只为了想看看海。
  有个T恤上写着“何以解忧,唯有暴富”的男孩和他们说了很多关于画画、考古的事情,提到打算和表哥去缅甸原始森林里挖宝藏时眉飞色舞充满细节,说自己常常在工厂里累到什么都不想说,只有一天结束后,他会跑上房顶,站在深夜的房顶上吹风,想象自己如果掉下去的感觉,“肯定特别爽”。
  有个男孩真的去了一趟想象中的大城市深圳,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水往上,有光”——乌鸦想了想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喷泉。但是“太贵了”,那趟旅行花了他一千多块钱,男孩说,以后再不去了。
  大多数时候,就算在深圳打工,他們的活动范围也局限于厂区。在富士康拍片尾最后的旋转镜头时,罗福兴的杀马特朋友抬头看员工宿舍大楼,和罗聊天说,你看深圳的楼,没有贵阳的高。
  2019年12月底,《杀马特我爱你》在深圳双年展上展映,李一凡和乌鸦把消息告诉他们拍过的杀马特,结果只有两个来了,其他的无一例外告诉他们,厂里请不到假。罗福兴自然来了,但坚决不看成片,觉得尴尬;另一个男孩请假来了,进去看了一半又出来,和乌鸦说,太心酸了,“这就是我平常的生活。”   哪怕在李一凡刚开始拍片的三年前,正在进行时的杀马特也已经不多了。
  结婚成家的,为了进入主流而剪成短发的,甚至“前杀马特”退出后反过来嘲笑杀马特的,罗福兴看过太多。他因此觉得悲哀:
  “审美可能是需要站队的。普通人都在这个宏观、洪流之中是吧?他没得选择。当十个人觉得杀马特都是精神病的时候……你之前可能很喜欢杀马特,但当你站在中间、你从杀马特已经出来了,你想进这个(主流的)圈子那怎么办呢?你只能跟着大家嘲讽他。就相当于否定了自己是吧?当然大家也认可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残酷,你必须这么做。”
  曾经不管去哪都要带上一把吹风机的韩暁琳,几个月前刚把头发剪短。为此他纠结了很久——杀马特曾经是他的精神支柱,直到今天依旧是他最热爱的东西。“杀马特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个青春期的过渡嘛。但我们一直就停在这个过渡里了。那时候人家把妹有钱有车有房,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头头发。”
  但一年多前,他当了爸爸,思来想去还是隐约觉得,自己该“融入社会”了。
《杀马特我爱你》剧照。图/受访者提供

  他和安暁蕙命运的改变不是因为打工,而是农村征地拆迁。韩暁琳家里分得了两套重庆城郊的回迁房,不出一年,两人有车有房还有了娃。韩暁琳还是在给人剪头吹头,营生没变,只不过场地变成了自家的发廊。
  或许他和安暁蕙,都不再需要那头夸张的发型来支撑他们的自我。孩子出生后,他们发现这个娃头顶有三个“旋”,奇怪的三角排列方式让中间一溜头发倔强地竖了起来,两人都笑:“这家伙以后怕不是个小杀马特。”
  孩子长大后,还让他玩杀马特吗?
  “看他自己嘛。他想玩就让他玩,我们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嘛。不过他们那个时候,杀马特可能早就不流行了喔。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玩法,是吧?”
  然而韩暁琳依旧对任何一句可能贬低杀马特审美的话都极其敏感,比如当我问:“你现在还觉得杀马特发型是好看的吗?”
  “当然啊。你这么问就是觉得不好看。别嘛,来都来了,你要尊重杀马特。”

五华县与黄桷坪


  对罗福兴来说,发型,或者杀马特,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其实都已经不再有所谓了。
  重要的是活下去,怎么更好地活下去。有一天他觉得自己突然想通了,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自己的家庭或是为了母亲,而是“我本身对生的渴望”。
  自己算半个人物了吗?好像也没有,但“杀马特教父罗福兴回梅州老家过年”竟然可以上新闻,出现在当地报纸和电视上。村里人迷迷糊糊地知道,读过大学的舅舅也知道,但报纸上的文章写得奇奇怪怪,总有人看不上,“就这么回事”。
  最为他骄傲的只有外公。外公是当地村里小学的老师,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大学生,罗福兴回到梅州读小学时,也是外公外婆替父母照看他。罗福兴想自己的性格大概和外公比较像。外公生前最后一段时光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罗福兴去看他,就在那个聚会被取消的10月。外公用漏风的牙齿含糊不清地喊他:
  “光头(罗福兴小名),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版面)这么大!你的头发这么大!把报纸一半都占掉了。那些领导说话就这么一小小点,你这比他们大,”外公边说边用双手在空气里比划出一个大圈,“你这么大!”
  梅州五华县的那个小村落,是他为自己设想的最后归宿——如果在城里活不下去了,村里还有地,他或许可以回去养鸡养鸭养猪养牛,说不定发展成“杀鸡特”“杀鸭特”“杀猪特”特色农场,再赚一波城里人的钱。
  但想想也不敢确定,因为在农村,他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在城市或许还热闹点。
  李一凡知道有些杀马特已经回到农村的老家了,有的是家里人生病需要照顾,有的是回家帮忙种地养殖,也有想在农村创业搞搞电商的,但难,基本还没人做起规模。
  片子在线下场合放映后,也有人质疑:杀马特,难道一定与打工群体有关吗?有没有跳脱于这个叙事逻辑之外的个例?还有评论说,“李一凡完全搞错了拍摄对象”,杀马特的形成是一种城乡信息差的结果。
  个例当然也有,但是少,比如家境尚可、纯粹觉得杀马特时尚的青年,67个采访对象里,李一凡只在大理周边的农村遇见过一个,但“绝对没有富二代”,也没有碰到一个“发了财的杀马特”。既然是大多数,就有了成立的理由——何况,“审美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动把一些社会经历、生活背景、家庭条件相似的人聚集起来。”
  不過李一凡心里清楚地知道,杀马特只是一个壳子。
  从一开始,他就决定不沉溺于那些谁也说不清的亚文化来源。他要做的从来不是梳理杀马特历史,而是讲述那些他一直关注的长久被遮蔽的底层声音和故事。
  因为他是在黄桷坪长大的,那是一个路的这边谈论着文艺复兴塞尚梵高、路对面就是苍蝇馆子交通茶馆夜宵摊的地方,一个棒棒在艺术家的工作室穿梭搬运、当模特甚至画画的地方,一个能同时看见码头轮船、铁轨上的火车、天上的飞机、甚至公交车与坦克相撞的地方,一个看似杂乱无章却野蛮生长的地方。
罗福兴和他的杀马特朋友。图/受访者提供

  无论飞到北京、上海、深圳还是杜塞尔多夫,在那些干净敞亮的机场大厅、艺术馆里时,只要想起黄桷坪,他就会想起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底层生活从来就是黄桷坪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
  有时他也会想起年少时那些在大山深处毫无目的的乱逛。不知不觉,他似乎已这样晃过了大半生。其实,那是罗福兴也幻想过的场景:
  荒原上,一条笔直的路,两边有连绵不绝的树。他骑着一个人的摩托车,最好是川崎摩托,没有止境地开。他一个人,没有终点,没有目的地,眼前,是漫天黄昏。
  (除文中提到的采访对象外,特别感谢杨述、陈卫闽、李强等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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