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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行政学与档案学视角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并分析了主体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公民、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各级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等不同主体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市场机制；主体多元化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and archival science，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citizens，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subjects.
Keywords： 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rket mechanisms； Subject multiverse
1 引言
传统理论认为，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理由包括档案馆有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基础，档案工作者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管理工作对档案信息资源存在利用上的绝对便利。然而，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增强，服务型、参与型政府的建立，档案馆由封闭向开放的逐渐转型，公民素质和档案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公民档案信息需求类型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系统化与广泛化、方式与时间更加个性化。而仅以档案馆自身作为开发主体已俨然不能满足利用者的需求。因此，多元化开发主体参与成为新形势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必然趋势。
2 行政学视角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的理论探析
2.1 公共选择理论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基于“市场失灵”、继而“政府失灵”的社会大背景，产生于美国的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主要学术流派之一。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机构来提供。因而主张设立私营企业、非盈利机构等取代处于垄断地位的政府官僚体制；实现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以及公共服务组织小规模化；通过分权实现权威分割，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上的重叠交叉。[1]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比官僚机构更有效，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依靠社会和市场，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作用，通过竞争迫使政府提高效率，从而使公众获得自由选择的机会。
以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几乎完全由档案馆垄断，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诸多弊病。一方面档案馆作为我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其资金来源主要为国家的财政支出，因此档案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开发利用主要围绕党政档案工作便成为必然选择，致使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产品形式单一、内容乏味，利用率低。另一方面，由于档案馆在开发、提供档案资源利用服务中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者，致使效率低下、公民需求满意度低。因此，引入市场机制，让私人企业、公共组织、公民个人参与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来形成多元化的开发主体，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提出的新要求。
2.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绩效目标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政府改革浪潮。如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全力推行的以公共服务市场化为核心的民营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模式、公私伙伴合作模式的推行；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执政后，放松政府管制，将众多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签订平等、互惠的合同，外包给私人供应商，以实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2]。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总结为：第一，政府服务应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导向；第二，更加重视政府的产出、结果、效率和质量；第三，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强调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测量和评估；第四，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中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管理方式；第五，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第六，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增强灵活性。[3][4]新公共管理理论虽是在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的产物，但其着力解决的政府部门人员冗余、官僚体制问题严重、投入产出绩效低下、公共服务效率欠缺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于我国的档案部门中。
长期以来，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占据主体地位，再加上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致使档案馆对档案资源的开发缺乏对投入产出绩效目标的考量。目前大部分档案馆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仍停留在响应政府号召多，挖掘公民兴趣少；出于档案馆利益与编研人员兴趣倾向多，围绕公民利益少；主观臆测公民需求多，实际调研捕捉公民需求少等弊端。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的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合作，引入竞争机制、注重绩效无疑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3 治理理论与国家权利的社会回归。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范式。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政府和公民以及社会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理论观点是：第一，治理意味着管理主体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也可成为一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第二，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承担，与政府部门相互依赖，互通资源；第三，治理的目的是达到善治，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协调与合作。[5][6]治理理论强调管理权力的让渡，是一种还政于民、让被管理者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来，为管理出谋划策的理论。
众所周知，档案价值实现是基于用户需求的满意程度为标志。尽管随着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及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给档案馆了解与预测公民需求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然而，基于我国档案馆目前发展现状与人力、财力限制，以及互联网时代下公民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偶然性、时效性等特点，档案馆完全、及时地预测公民信息需求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真正实现了，面对庞大的档案信息资源与众多公民的信息需求，仅凭档案馆自身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对所有公民信息需求及时与高质量满足的。因此，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权力下放，引入公民与社会的力量参与开发，使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本身成为档案价值实现途径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3 档案学视角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理论探析
3.1 基于档案价值实现的用户主体定位。马克思指出，“价值”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7]冯惠玲教授认为，档案价值是档案对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档案价值作为一种关系，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的统一和结合。主体的需要是构成档案价值的前提条件，而客体的属性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8]因此，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必须以主体需求为中心。一方面，各级档案网站以及平台的建设为公民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公民出于自身的利用需求具有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强大的内在动力。于是将档案价值实现的主体——公民引入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来，不仅使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更具活力与针对性，同时可使其本身成为档案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众所周知的美国公民档案工作者项目（Citizen Archivist）、英国的档案志愿者（Archive Volunteer）、新加坡的公民档案员计划（Citizen Archivist Project）等都是成功的典范。
3.2 档案信息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档案源于社会实践，基于产生主体的社会性，因而档案具有社会性。档案信息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明显社会性的公共资源，理应为人类社会所共有。其次，就我国档案馆的性质而言，也决定了档案的社会共有属性。杨霞在《国家档案馆利用服务研究》中将我国档案馆定位为公共档案馆，指出，所谓“公共”即“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侧重于强调档案馆的社会性、公有公用性和非排他性。它是由公共财政资金支持设立的保存公共档案的、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开放型档案馆[9]。档案信息的社会性与公有性，为公民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了权利保障与伦理支撑。
档案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曾指出，档案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国际档案理事会2014年会以“档案与文化产业”为主题，就档案文化价值的显现、产品的开发、遗产的保护、产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0]。档案文化产业建设作为开发利用的新形式，在新时期具有极大的活力与生命力，而仅凭档案馆自身难以实现。因此，通过签订合同、外包等途径引入营利性或非盈利性组织参与开发，成为实现发展的必然需要。如美国国家档案馆于2015年3月举办的“探索美国餐饮文化史”系列活动，受到了众多公民的青睐，极大地发挥了档案的文化价值。
3.3 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多元化思想与档案多元论。美国Anne Gilliland教授在《21世纪的档案建构》中对“档案多元论”作了解释：指相对主义者或非主流的社区和国际化看法下的一种档案范式，是实证主义者立场，民族性导向和现代性的概念建构，反映多元视角下档案存在及其建构意图的多元特征，揭示出学术机构、官僚机构和个人在档案证据性文本和记忆留存意图方面的多样性，在社区视角及需求方面的差异性，在档案专业和学术发展的文化和法律构建方面倡导多主体参与。从传统的档案一元世界观转变为档案多元世界观，由“唯一的”和“其他的”档案认知与实践方式转变为有多种认知途径和实践方式，由一种文化范式主导转变为多种文化范式可以同时存在，允许多种叙事方式共存，多种文本论和认识论互补，尊重社区差异。[11]档案来源、记录形式、管理主体、描述元数据关联等的多元化特性，以及网络空间中连续性思维与意识的存在，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从单一的档案部门业务拓展到跨部门、跨地域，甚至普通公众的多元化参与、协同开发提出了理论要求。
3.4 档案学科范式向后现代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范式理论”引入我国档案学研究中。丁华东教授认为范式是学科领域专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是一种在宏观上、整体上所设想的学科形象与学科认定的事实，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12]。新时期，伴随后现代思潮的强大势力，笔者认为档案学科范式面临新的转变。后现代科学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和非祛魅的世界应该是多元的、有机的、整体的、过程的、灵性的、非决定论和绝对自由的，不应是一元的、纯理性的、独断的和原子分立式的[13]。后现代档案学范式理念下，档案利用服务子范式将从限制封闭走向自由开放，关注人的感性思维，关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人性化以及自由度的把握。范式转变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4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4.1 公民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彰显。伴随档案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以及“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原则的确立，各级档案网站、信息开发平台的设立及公民信息权意识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公民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并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可能。档案馆作为开发主体不论是基于馆藏，还是基于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开发模式，都没有实现档案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有效衔接，是一种相对低效的档案价值实现的间接范式；而用户作为开发主体，以其需求为导向、利用为目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便有效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因此是一种高效的档案价值实现的直接范式[14]。
4.2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5年，国家档案局颁布了《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关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提出对已公开且存在广泛社会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手段，对其内容进行加工和开发，形成档案信息加工业、咨询服务业等产业，增加社会就业，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前我国已有众多有能力进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如广告创意、影视制作、文化传播、文化礼品制作、新闻传媒、数据开发等商业性开发机构以及众多的高校、档案学会等非营利性机构。因此档案馆可借鉴美国myArchives商店、英国的“联合品牌在线服务”（co-branded online service）等，运用合作开发、特许经营、合同外包等形式，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出让给营利或非营利性组织，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档案部门的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4.3 各级国家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的宏观指导作用得以凸显。随着普通公民、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越来越多的以主体身份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各级国家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的宏观指导作用得以凸显。一方面，档案馆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与保管机构，应通过多种渠道确保收集档案信息资源的齐全完整，积极推进数字档案馆以及全国公共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为多元化主体开发提拱充足的资源与平台；另一方面，作为权力部门与档案资源的提供机构，应对公民参与开发的档案主题与范围、形式等进行宏观性指导，对参与合作开发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宏观层面的指导和监督。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沿着正确的方向，高效、健康地发展。
5 结语
随着公民信息权意识以及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增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引入市场机制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基础。笔者认为，在档案信息资源多元化主体开发中，各级国家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的作用应体现在整合、动员、把握进程和管制方面；公民应从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决策参与者和执行者；营利性与非盈利性组织应成为主要的组织载体。
关键词：档案信息资源；市场机制；主体多元化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and archival science，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demonstration，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citizens， for-profi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rchives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different subjects.
Keywords： Archiv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rket mechanisms； Subject multiverse
1 引言
传统理论认为，档案馆与档案工作者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理由包括档案馆有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基础，档案工作者负责档案的收集、整理、编目、管理工作对档案信息资源存在利用上的绝对便利。然而，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增强，服务型、参与型政府的建立，档案馆由封闭向开放的逐渐转型，公民素质和档案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公民档案信息需求类型更加多样化、内容更加系统化与广泛化、方式与时间更加个性化。而仅以档案馆自身作为开发主体已俨然不能满足利用者的需求。因此，多元化开发主体参与成为新形势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必然趋势。
2 行政学视角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的理论探析
2.1 公共选择理论与市场机制的引入。公共选择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基于“市场失灵”、继而“政府失灵”的社会大背景，产生于美国的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主要学术流派之一。核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机构来提供。因而主张设立私营企业、非盈利机构等取代处于垄断地位的政府官僚体制；实现公共组织之间的充分竞争以及公共服务组织小规模化；通过分权实现权威分割，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上的重叠交叉。[1]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比官僚机构更有效，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依靠社会和市场，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作用，通过竞争迫使政府提高效率，从而使公众获得自由选择的机会。
以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几乎完全由档案馆垄断，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诸多弊病。一方面档案馆作为我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机构，其资金来源主要为国家的财政支出，因此档案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其开发利用主要围绕党政档案工作便成为必然选择，致使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产品形式单一、内容乏味，利用率低。另一方面，由于档案馆在开发、提供档案资源利用服务中处于垄断地位，缺乏竞争者，致使效率低下、公民需求满意度低。因此，引入市场机制，让私人企业、公共组织、公民个人参与到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来形成多元化的开发主体，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档案馆信息资源开发提出的新要求。
2.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绩效目标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源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逐步扩展到全世界，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出现的政府改革浪潮。如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全力推行的以公共服务市场化为核心的民营化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模式、公私伙伴合作模式的推行；1981年美国里根政府上台执政后，放松政府管制，将众多公共产品和服务通过签订平等、互惠的合同，外包给私人供应商，以实现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2]。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新公共管理的内涵总结为：第一，政府服务应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导向；第二，更加重视政府的产出、结果、效率和质量；第三，主张放松行政规制，实行绩效目标管理，强调对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测量和评估；第四，政府应广泛采用企业中成本——效益分析、全面质量管理、目标管理等管理方式；第五，取消公共服务供给的垄断，让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第六，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增强灵活性。[3][4]新公共管理理论虽是在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以现代经济学为基础的产物，但其着力解决的政府部门人员冗余、官僚体制问题严重、投入产出绩效低下、公共服务效率欠缺等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于我国的档案部门中。
长期以来，档案馆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占据主体地位，再加上局馆合一的管理体制，致使档案馆对档案资源的开发缺乏对投入产出绩效目标的考量。目前大部分档案馆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仍停留在响应政府号召多，挖掘公民兴趣少；出于档案馆利益与编研人员兴趣倾向多，围绕公民利益少；主观臆测公民需求多，实际调研捕捉公民需求少等弊端。而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的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私人部门合作，引入竞争机制、注重绩效无疑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3 治理理论与国家权利的社会回归。治理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范式。核心观点是主张通过政府和公民以及社会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理论观点是：第一，治理意味着管理主体的变化，政府不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也可成为一定层面上的权力中心；第二，公共产品的供应可以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承担，与政府部门相互依赖，互通资源；第三，治理的目的是达到善治，实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协调与合作。[5][6]治理理论强调管理权力的让渡，是一种还政于民、让被管理者参与到管理过程中来，为管理出谋划策的理论。
众所周知，档案价值实现是基于用户需求的满意程度为标志。尽管随着互联网、云技术、大数据及数据挖掘技术的发展，给档案馆了解与预测公民需求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然而，基于我国档案馆目前发展现状与人力、财力限制，以及互联网时代下公民信息需求的多样性、偶然性、时效性等特点，档案馆完全、及时地预测公民信息需求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真正实现了，面对庞大的档案信息资源与众多公民的信息需求，仅凭档案馆自身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对所有公民信息需求及时与高质量满足的。因此，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权力下放，引入公民与社会的力量参与开发，使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本身成为档案价值实现途径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3 档案学视角下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理论探析
3.1 基于档案价值实现的用户主体定位。马克思指出，“价值”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7]冯惠玲教授认为，档案价值是档案对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的有用性。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档案价值作为一种关系，是主体需要和客体属性的统一和结合。主体的需要是构成档案价值的前提条件，而客体的属性是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8]因此，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必须以主体需求为中心。一方面，各级档案网站以及平台的建设为公民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公民出于自身的利用需求具有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强大的内在动力。于是将档案价值实现的主体——公民引入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来，不仅使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更具活力与针对性，同时可使其本身成为档案价值实现的一种形式。众所周知的美国公民档案工作者项目（Citizen Archivist）、英国的档案志愿者（Archive Volunteer）、新加坡的公民档案员计划（Citizen Archivist Project）等都是成功的典范。
3.2 档案信息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档案源于社会实践，基于产生主体的社会性，因而档案具有社会性。档案信息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内容，是具有明显社会性的公共资源，理应为人类社会所共有。其次，就我国档案馆的性质而言，也决定了档案的社会共有属性。杨霞在《国家档案馆利用服务研究》中将我国档案馆定位为公共档案馆，指出，所谓“公共”即“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侧重于强调档案馆的社会性、公有公用性和非排他性。它是由公共财政资金支持设立的保存公共档案的、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开放型档案馆[9]。档案信息的社会性与公有性，为公民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了权利保障与伦理支撑。
档案作为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曾指出，档案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国际档案理事会2014年会以“档案与文化产业”为主题，就档案文化价值的显现、产品的开发、遗产的保护、产业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10]。档案文化产业建设作为开发利用的新形式，在新时期具有极大的活力与生命力，而仅凭档案馆自身难以实现。因此，通过签订合同、外包等途径引入营利性或非盈利性组织参与开发，成为实现发展的必然需要。如美国国家档案馆于2015年3月举办的“探索美国餐饮文化史”系列活动，受到了众多公民的青睐，极大地发挥了档案的文化价值。
3.3 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多元化思想与档案多元论。美国Anne Gilliland教授在《21世纪的档案建构》中对“档案多元论”作了解释：指相对主义者或非主流的社区和国际化看法下的一种档案范式，是实证主义者立场，民族性导向和现代性的概念建构，反映多元视角下档案存在及其建构意图的多元特征，揭示出学术机构、官僚机构和个人在档案证据性文本和记忆留存意图方面的多样性，在社区视角及需求方面的差异性，在档案专业和学术发展的文化和法律构建方面倡导多主体参与。从传统的档案一元世界观转变为档案多元世界观，由“唯一的”和“其他的”档案认知与实践方式转变为有多种认知途径和实践方式，由一种文化范式主导转变为多种文化范式可以同时存在，允许多种叙事方式共存，多种文本论和认识论互补，尊重社区差异。[11]档案来源、记录形式、管理主体、描述元数据关联等的多元化特性，以及网络空间中连续性思维与意识的存在，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从单一的档案部门业务拓展到跨部门、跨地域，甚至普通公众的多元化参与、协同开发提出了理论要求。
3.4 档案学科范式向后现代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范式理论”引入我国档案学研究中。丁华东教授认为范式是学科领域专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是一种在宏观上、整体上所设想的学科形象与学科认定的事实，作为科学共同体“理所当然”的自明公理而隐含在具体理论中[12]。新时期，伴随后现代思潮的强大势力，笔者认为档案学科范式面临新的转变。后现代科学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和非祛魅的世界应该是多元的、有机的、整体的、过程的、灵性的、非决定论和绝对自由的，不应是一元的、纯理性的、独断的和原子分立式的[13]。后现代档案学范式理念下，档案利用服务子范式将从限制封闭走向自由开放，关注人的感性思维，关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人性化以及自由度的把握。范式转变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4 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4.1 公民在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彰显。伴随档案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以及“以开放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原则的确立，各级档案网站、信息开发平台的设立及公民信息权意识与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公民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并占据主体地位成为可能。档案馆作为开发主体不论是基于馆藏，还是基于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开发模式，都没有实现档案信息资源与用户需求的有效衔接，是一种相对低效的档案价值实现的间接范式；而用户作为开发主体，以其需求为导向、利用为目的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便有效地实现了二者的统一，因此是一种高效的档案价值实现的直接范式[14]。
4.2 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5年，国家档案局颁布了《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关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提出对已公开且存在广泛社会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手段，对其内容进行加工和开发，形成档案信息加工业、咨询服务业等产业，增加社会就业，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当前我国已有众多有能力进行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机构，如广告创意、影视制作、文化传播、文化礼品制作、新闻传媒、数据开发等商业性开发机构以及众多的高校、档案学会等非营利性机构。因此档案馆可借鉴美国myArchives商店、英国的“联合品牌在线服务”（co-branded online service）等，运用合作开发、特许经营、合同外包等形式，将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出让给营利或非营利性组织，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档案部门的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4.3 各级国家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的宏观指导作用得以凸显。随着普通公民、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越来越多的以主体身份参与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各级国家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的宏观指导作用得以凸显。一方面，档案馆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与保管机构，应通过多种渠道确保收集档案信息资源的齐全完整，积极推进数字档案馆以及全国公共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建设，为多元化主体开发提拱充足的资源与平台；另一方面，作为权力部门与档案资源的提供机构，应对公民参与开发的档案主题与范围、形式等进行宏观性指导，对参与合作开发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组织进行宏观层面的指导和监督。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沿着正确的方向，高效、健康地发展。
5 结语
随着公民信息权意识以及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增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引入市场机制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基础。笔者认为，在档案信息资源多元化主体开发中，各级国家档案行政与管理部门的作用应体现在整合、动员、把握进程和管制方面；公民应从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决策参与者和执行者；营利性与非盈利性组织应成为主要的组织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