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数字经济 生产关系 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1年4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从生产力层面分析，还需要结合生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影响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技术进步的催化下，劳动关系、组织方式以及市场竞争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实际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统一于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孤立的生产环节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立方，生产消耗着生产资料，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同样，也不能离开生产谈分配，生产的变化将决定分配关系的变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构成一个总体的不同环节，构成了生产活动这个统一体的内部差别。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企业生产可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相连接，机器可根据接收到的信息自行更改行动以实现多样化产品的开发与制造，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新的消费需求又将刺激新的生产。利用大数据的识别、选择、过滤、储存、使用，可以精准匹配用户需求，从而弱化地域限制，逐渐打破市场壁垒，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分配本身作为生产的产物，分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也会逐渐优化，不断促进社会公平。自觉调整的分配关系使得社会资本集中，进而又会直接影响生产。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生产关系的变动，随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相伴相生，最终促进我国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提升了企业的精益化生产水平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企业精细化发展的记录簿，更能够帮助企业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时，依靠大数据分析以矫正企业决策，协调企业生产。在引入机器之前，手工作坊可以实现生产的全过程;在引入机器之后，日益明确的工人分工依托规模经济生产同质产品。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不断融合，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在更广领域生产差异化产品。
数字经济的出现使得企业原有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改变，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新组合模式形成了多元化的盈利方式。工业互联网为社会资本走向实体经济拓展了新道路，互联网行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吸引了社会资本，此外，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新经济模式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助力小微企业强化融资，提升了其自身发展能力。2021年4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1.7万亿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高产出效益提供了可能，创新企业可以继续提升创新能力，传统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整体创新水平。数字化市场供求信息的高度匹配带给企业巨大红利，既满足新发展理念绿色环保的要求，也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主要集中于技术层面，过度依赖消费市场规模，融合不够紧密、不够充分，这成为我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数字经济的巨大潜能还有待释放。
数字经济能够优化收入分配机制
马克思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如果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那么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形式只能是工资。所以说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的生产结构，进而决定了我国的产品分配结构，生产关系中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决定了我国分配关系的基本性质。在数字经济的助推下，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往仅仅依赖物质要素参与分配，当前创新驱动下智力股权的融入则丰富和发展了所有制经济的形式和内容。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为创新型企业搭建了相对公平的平台，弥补了少数创新型企业在生产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分配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对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重要肯定体现出数字经济时代对创新活动的普遍认可。基于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资本也可以参与到对企业的投资中，拥有经济权利并参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能够依托数据生产要素实现知识与智力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并依据贡献率参与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为缺乏物质资料的劳动者参与价值分配创造条件，这一过程意义重大。这种以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生产要素对于收入分配机制的优化，将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科研精神，进而促进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完善我国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有着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能够加快促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交换包括生产要素的交换和产品的交换，这是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资本提供了更多更好自由流转的平台以及良好的投资机会，使得平均利润逐渐形成。
数字经济借助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交换关系。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为重要依托，不断提高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催生出现代市场交换关系，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和超地域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交换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有利于开放、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网上交易模式逐渐代替传统的交易模式，交换空间也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传统的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缩短了交易双方的空间距离，减少了人员流动，降低了资源的消耗，更加高效便捷的交换关系逐渐形成。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科技信息、基础设备、物流仓储等行业日益成熟，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后备支持;这种相互协调的市场交换关系影响和改变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又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成熟发展，不断拓宽数字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数字经济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现实的交换关系，是现实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所帶来的虚拟化、网络化的平台形式之上的现代交换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行运转，而没有政府有效干预是不可取的。在新兴事物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为其有序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规定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现代化的交换关系健康运行提供有效保证。
数字经济丰富了大众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
生产活动的最终实现是依靠消费活动来执行的，只有经过消费，人们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也才能更好地刺激生产活动。现实的消费活动是生产活动的延续，消费环节又是生产环节的起点，如此往复，不断催生新的生产关系。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拉动内需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2021年2月，《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占网民整体的79.1%。从2013年起，我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消费增强了经济的韧性，足不出户的“宅经济”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在保障民生所需方面，线上经济优势明显，电商平台联合政府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刺激消费，有力保障了疫情后的消费回暖。
数字经济促使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多元化。2015年为顺应世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坚持改革创新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力度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消费内容逐渐出现了数字化的转型，“互联网+”赋予传统行业更多的科技附加值。尤其是服务行业易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如网上购物、网上银行、网上理财、云端直播、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给传统行业带来了诸多红利，既带动了搭载数字化技术的传统行业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又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新的消费内容，使得人民群众的消费选择更加广泛，更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占网民整体的86.4%。我国消费方式、支付方式更趋多元化，并且拥有更安全便捷的支付口令。数字化给不同年龄群体带来的鸿沟逐渐缩小，数字化支付的普及程度也越来越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021年4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8.6%。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能仅从生产力层面分析，还需要结合生产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影响生产关系的变革，在技术进步的催化下，劳动关系、组织方式以及市场竞争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实际生产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统一于社会再生产活动中，孤立的生产环节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认为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立方，生产消耗着生产资料，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同样，也不能离开生产谈分配，生产的变化将决定分配关系的变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构成一个总体的不同环节，构成了生产活动这个统一体的内部差别。当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企业生产可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相连接，机器可根据接收到的信息自行更改行动以实现多样化产品的开发与制造，随着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新的消费需求又将刺激新的生产。利用大数据的识别、选择、过滤、储存、使用，可以精准匹配用户需求，从而弱化地域限制，逐渐打破市场壁垒，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分配本身作为生产的产物，分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也会逐渐优化，不断促进社会公平。自觉调整的分配关系使得社会资本集中，进而又会直接影响生产。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冲击着生产关系的变动，随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的相伴相生，最终促进我国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提升了企业的精益化生产水平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企业精细化发展的记录簿，更能够帮助企业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时，依靠大数据分析以矫正企业决策，协调企业生产。在引入机器之前，手工作坊可以实现生产的全过程;在引入机器之后，日益明确的工人分工依托规模经济生产同质产品。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不断融合，企业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在更广领域生产差异化产品。
数字经济的出现使得企业原有的经营模式发生了改变，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的新组合模式形成了多元化的盈利方式。工业互联网为社会资本走向实体经济拓展了新道路，互联网行业本身的发展潜力吸引了社会资本，此外，基于工业互联网技术的新经济模式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助力小微企业强化融资，提升了其自身发展能力。2021年4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1.7万亿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高产出效益提供了可能，创新企业可以继续提升创新能力，传统企业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提升整体创新水平。数字化市场供求信息的高度匹配带给企业巨大红利，既满足新发展理念绿色环保的要求，也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但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主要集中于技术层面，过度依赖消费市场规模，融合不够紧密、不够充分，这成为我国传统行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数字经济的巨大潜能还有待释放。
数字经济能够优化收入分配机制
马克思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如果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那么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形式只能是工资。所以说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的生产结构，进而决定了我国的产品分配结构，生产关系中尤其是所有制关系决定了我国分配关系的基本性质。在数字经济的助推下，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往仅仅依赖物质要素参与分配，当前创新驱动下智力股权的融入则丰富和发展了所有制经济的形式和内容。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为创新型企业搭建了相对公平的平台，弥补了少数创新型企业在生产方面的不足，从而使分配机制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对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重要肯定体现出数字经济时代对创新活动的普遍认可。基于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智力资本作为一种重要资本也可以参与到对企业的投资中，拥有经济权利并参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能够依托数据生产要素实现知识与智力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并依据贡献率参与分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为缺乏物质资料的劳动者参与价值分配创造条件，这一过程意义重大。这种以科技发展衍生出的新型生产要素对于收入分配机制的优化，将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科研精神，进而促进我国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完善我国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有着重要作用。
数字经济能够加快促进市场一体化进程
交换包括生产要素的交换和产品的交换，这是由社会生产所决定的。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资本提供了更多更好自由流转的平台以及良好的投资机会，使得平均利润逐渐形成。
数字经济借助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交换关系。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为重要依托，不断提高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催生出现代市场交换关系，呈现出数字化、虚拟化和超地域性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交换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有利于开放、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网上交易模式逐渐代替传统的交易模式，交换空间也不仅仅局限于现实的、传统的物理空间，虚拟空间缩短了交易双方的空间距离，减少了人员流动，降低了资源的消耗，更加高效便捷的交换关系逐渐形成。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科技信息、基础设备、物流仓储等行业日益成熟，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后备支持;这种相互协调的市场交换关系影响和改变着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又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的成熟发展，不断拓宽数字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深度和广度。数字经济从根本上说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现实的交换关系，是现实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所帶来的虚拟化、网络化的平台形式之上的现代交换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市场经济自行运转，而没有政府有效干预是不可取的。在新兴事物蓬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应为其有序健康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规定和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为现代化的交换关系健康运行提供有效保证。
数字经济丰富了大众的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
生产活动的最终实现是依靠消费活动来执行的，只有经过消费，人们的需求才会得到满足，也才能更好地刺激生产活动。现实的消费活动是生产活动的延续，消费环节又是生产环节的起点，如此往复，不断催生新的生产关系。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拉动内需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2021年2月，《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占网民整体的79.1%。从2013年起，我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消费增强了经济的韧性，足不出户的“宅经济”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引擎;在保障民生所需方面，线上经济优势明显，电商平台联合政府通过发放补贴的方式刺激消费，有力保障了疫情后的消费回暖。
数字经济促使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多元化。2015年为顺应世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坚持改革创新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大力度拓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消费内容逐渐出现了数字化的转型，“互联网+”赋予传统行业更多的科技附加值。尤其是服务行业易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如网上购物、网上银行、网上理财、云端直播、远程办公、远程教育等给传统行业带来了诸多红利，既带动了搭载数字化技术的传统行业成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又创造出了丰富多样的新的消费内容，使得人民群众的消费选择更加广泛，更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占网民整体的86.4%。我国消费方式、支付方式更趋多元化，并且拥有更安全便捷的支付口令。数字化给不同年龄群体带来的鸿沟逐渐缩小，数字化支付的普及程度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