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本投降之前，我是大连西岗公学堂的学生。当时大连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
　　有一天，美军B29轰炸机向市内海港附近投下一枚炸弹，一座6层的楼被炸成了大坑。传说还要来炸，市内人心惶惶。
　　“小地主”初识共产党
　　老人们说：“小乱进城市（防土匪），大乱去农村（避战争）。”父母为了我这独生子的安全，把我转到伪满洲国统治下的老家——盖平县（今盖州市）沙岗村读书。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共产党在盖平县开展了土改工作。由于父亲此前攒钱在老家买了土地，土地证书写的是我的名字（其实我连土地证书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所以当时才15岁的我被划成了“小地主”，父母送回老家的东西都被拉走了——其实不过是几件毛衣和呢子服。过了一段时间，开始“纠偏”，这些衣物又都被送回来了。
　　此后，我辗转到抚顺和沈阳求学。但受时局的影响，学校基本不上课，我靠捡煤块、打零工度日。在抚顺，我曾被伪警察殴打；在沈阳，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飞机对居民区狂轰滥炸造成的悲惨景象。我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的仇恨。
　　沈阳解放后，大连工业专科学校来沈阳招生，我报名考试未被录取。思乡心切的我，大着胆子找到大连工业专科学校的招生办主任，请求他把我带回大连。他问明了我的情况，就安排我和被录取的学生一起乘坐火车，到瓦房店后一起列队通过苏军哨卡，顺利回到了大连。我由衷地感到：“共产党的干部真好！”
　　报务员立功入党
　　1950年9月，我就读的大连二中号召青年学生参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没告诉父母就报了名，离开了家乡，来到曾经流浪背煤的抚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抚顺通信学校学习国际通用的莫尔斯电码。我刻苦学习，进步很快，于1951年提前毕业走上前线。
　　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敌后第九游击队侦察支队一中队任报务员。这是一支奉彭德怀同志之命成立的敌后游击侦察支队，任务是打击小股敌人，捕捉俘虏，搜集情报，消灭伪政权和其他地方武装，破坏敌后交通，与留在敌后的人民军和劳动党取得联系，队内还有电影《渡江侦察记》原型部队的部分侦察员。全支队党员占80%，我是唯一来自大连的学生新兵。
　　我们配备了英文翻译，学习了日常用的朝鲜语，苏式轻武器换成了美式武器。我的装备是一支卡宾枪，50发子弹，4块炸药，9斤饼干，6斤大米，4听罐头，还有些生活用品，差不多赶上在抚顺流浪时背煤的重量了。行军时，我同老兵们一起负重爬山越岭、蹚水过河、抢渡铁桥、巧过封锁线。这些路程对我这个身高不足1.6米的小个子来说，真是体力和意志的全面考验。我担负的无线电通信任务是游击支队的重要工作，我克服重重困难，不怕牺牲，时刻警惕，圆满完成了通信联络任务，荣立三等功。不久，我光荣入党。
　　技术能手育英才
　　1955年5月，我奉命回国。在家里，看到墙上挂着的“一人立功，全家光荣”的牌匾，我感到莫大的光荣与自豪。
　　部队在向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前进。我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机炮师通信营军士教导连第一排排长兼指尖点击莫尔斯电码的教练，不久又学了苏军俄式点击电码的操作法。我综合中式、俄式点击电码操作的规律，连续三年训练了150多名无线电报务员，其中晏杏林同志参加沈阳军区新报务员无线电收发报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参加干部报务员无线电收发报比赛获得第五名，被授予“一级技术能手”称号。
　　1960年，我调任旅大警备区司令部直属通信枢纽部电报站站长。我研究制订了提高老报务员报务技术的方案，使电报站对北京总参、沈阳军区及旅大地区无线电收发报的通信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担任旅大警备区教导大队通信队副队长兼无线电报务干部教练组组长。我分批分期轮训旅大地区陆军部队的报务干部120多名。在教学中，我每天要点击14000多个数字电码，供他们训练。他们心服口服，进步很快。
　　1978年，为迎接全军军事运动会，沈阳军区调我临时担任莫尔斯电码发报教练组组长。在教练工作中，我根据自己从事报务工作20多年的经验，总结指尖和手腕颤动规律，创立了莫尔斯电码“三三线”点击法，受到军区通信部领导的高度评价。
　　因情况有变，全军军事运动会停办，我回到原部队。1979年12月，我转业到大连邮电局工作。不久，邮电职业高中开办了电报学员班，我亲去任教。命运似乎注定我与莫尔斯电码有解不开的缘分，我撰写的关于“三三线”莫尔斯电码点击法的科研论文，先后被《通信战士》杂志和《无线电》杂志发表。
　　如今，我已经84岁了，但我仍然能点击出清楚、正规的莫尔斯电码。倾听着收发报机悦耳的声音，就像听到了一首优美的钢琴乐曲。我愿意挑战与我同年龄段的莫尔斯电码爱好者，争创一个世界纪录。这是我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