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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在他一生中，监狱对他来说是平常的居所，遭通缉和被追捕更是家常便饭。他一生几乎无时不在颠沛流离、亡命天涯中度过。尝过清廷、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以及生前死后遭受各种名誉上的无妄之灾和飞来横祸。不过，让那些迫害者们所始料不及的是：所有这些迫害，最终却成全了他在中国思想界“普罗米修斯”的英名。
陈独秀一生中曾四次入狱，这也一向是陈独秀研究中的重点。先前也曾出版过一本《陈独秀被捕资料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许多未收入的资料和被人忽略的材料。这些新发现的文献和资料，有不少是可以重新予以阐释的，比如他的第一次被捕，即在以他为旗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不久发生的那一场被捕案。
陈被捕前，北洋政府传出谣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它们都是针对新文化运动和它的大本营北大而来的，而且来者不善。
3月2日，北京舆论界传出一消息，说是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因与出版物有关而被驱逐出校。4日，这一消息在《申报》披露后迅速引起反响。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同人所办的《每周评论》第17期，发表“匡僧”所撰《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文章对“驱逐”案表示“不胜骇异”，并借蔡元培校长“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立论，称“凡任大学教员者，发表思潮学说之机关也。则大学之出版物自不当受外界之拘束。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进而，作者呼吁：“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所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一消息只是北洋政府当局采取的一个试探性动作，也即一种“谣言”。但是，“谣言”很快就变成了行动。北洋政府不能容许继揭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新青年》之后，再出现一个旨在批判现实和时局的《每周评论》。这两家刊物都是以北大为中心向全国思想界辐射的，办刊的人又都是声名鹊起的北大一拨新锐教授和先进知识分子，其中以陈独秀尤为夺目。陈已经从《新青年》创刊时的中国新思想新思潮的精神领袖，转而向《每周评论》创刊后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领袖转化。再加上一个李大钊，所谓“南陈北李”这一对“双子星座”，俨然已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灵魂。代表旧势力的北洋政府当局，当然晓得他们的轻重，自然必欲除之而后快。
6月11日，时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带着由他起草、胡适翻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里面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中，就有“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等），叫上北大教授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佥事邓初，四人分头跑到北京“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去散发。陈独秀正好被埋伏在此的便衣军警逮个正着。这天晚上，百余名军警还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并破门而入当场搜去大量信札等物。
陈在狱中，社会各界积极营救
陈独秀一生被捕入狱多次，而此次被捕，正是在以他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和他的同人所倡导的“人权”，恰好得到一个真实的回应。好在陈独秀是被京师警察厅所捕获的，而没有被另一帮——卫戍司令部抓到。前者的厅长是安徽人吴炳湘，后者的司令则是《宣言》中要求罢免并驱逐出京的段芝贵。吴在安徽在京人士通力保释下，对陈独秀这个老乡总算网开一面。让人感慨的是，此次陈独秀被捕，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不独安徽在京老乡（以及安徽省长吕调元等）全力设法营救之，各地进步团体和各界人士也拼力发起了营救运动。全国学联等纷纷致电北洋政府，称陈独秀被捕后“群情惶惶，失所宗仰”；何况陈独秀是因出版物而被捕，“众情疑骇，谓将与文字之狱”；既然，“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当局有什么理由抓他呢？他们还警告当局：“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要求迅速释放陈独秀。随后，北京各校的69名教授和教员也发起了联名保释陈独秀的运动。
学界和教育界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后，社会各界也倾力响应。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对许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抓捕陈独秀，是“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所以，孙中山甚至还“幸灾乐祸”地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么！民国闻人章士钊、岑西林等，也都以各种形式参加了营救。至于陈独秀的“战友”们，更是被他的被捕所激励。6月29日，原来曾被传说与陈独秀一同被驱逐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引用此前陈独秀引用并评论自己的一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和“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胡适说：“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李达在上海也发表文章《陈独秀与新思想》，热情赞颂陈独秀“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独秀的同乡、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怀陈独秀》：“依他（指北洋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7月14日，青年毛泽东也在刚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刊登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章引述陈独秀被捕前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北大以及章士钊等要求开释陈独秀的公函和电文，表示支持“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并有感于“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所以毛泽东坚信北洋当局“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他与孙中山得出同样的结论，即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毛泽东还热烈地欢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获释后，社会影响却未结束
由于全国各方面的声援和营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只好以安徽同乡会提出的“陈在狱中患有胃病”为由，在9月16日将陈独秀开释。此次陈独秀住了3个多月的牢狱。李大钊感奋于陈独秀的出狱，不久就在《新青年》（六卷六期）上发表了一首《欢迎独秀出狱》的新诗：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陈独秀的笔名）忽然丧失，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陈独秀在狱中时，《每周评论》已被查封）！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也是在这次事件中，陈独秀的这句话因为他的现身说法，得到了许多中国青年的敬仰，正如同李大钊诗中所写的那样。也的确还有许多热血青年效法陈独秀的英勇和慷慨，以“研究室——监狱——研究室”为自己的行动路线。胡适也称赞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完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李大钊在陈独秀出狱不久，还用这样的文字来描写陈独秀所说的“人生最高尚完美的生活”：“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陈独秀入狱后，说来也是一番感人的场面：在营救他的运动中，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已经陌生了的面孔。其实，此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对垒，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必欲你死我活方为快。新派领袖陈独秀被囚，旧派（也即“桐城派”）的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即联名上书请求开释之。病中的刘师培也颤巍巍地在《致京师警察厅》的函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由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各高校数十位教授（以“浙江三马”为首，即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以及程演生、王星拱等）的上书中称：“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爱护士类，曲予裁成之至意。合词吁请，俯准将陈独秀交保省释。”此时，早与陈独秀等有了政见分歧的章士钊，也致电北洋要人王克敏，并嘱其向警厅转达自己的意见，即：“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主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纲，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此后，他又致函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虽然获释了，但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却命运多舛。在他被捕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即遭到搜查，后来被迫移往上海，遂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此后它更迭遇不幸，先是被租界巡捕房包探从印刷厂搜索到文稿，查没后又被处罚金，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到了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停刊了事，原来的新青年社也因内部分歧宣告解体了。
历史潮流毕竟不可阻挡。陈独秀和《新青年》虽屡遭打压，但那时的中国已成为各种新思潮的试验场，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受到普遍的置疑和抨击，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这样，1919年6月的陈独秀被捕一案，正是中国革命转型时期的关键事件，也是五四新文化阵营开始发生分化（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信号。随后，即这年的8月和翌年的5月，《每周评论》、《新社会》（郑振铎等所办）先后被查禁。而到了1922年冬，北洋政府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人为意欲加以迫害的对象。
新青年社虽说是解体了，但是它的同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更惊心动魄、也更悲壮的争取人权自由的运动。
陈独秀一生中曾四次入狱，这也一向是陈独秀研究中的重点。先前也曾出版过一本《陈独秀被捕资料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了许多未收入的资料和被人忽略的材料。这些新发现的文献和资料，有不少是可以重新予以阐释的，比如他的第一次被捕，即在以他为旗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不久发生的那一场被捕案。
陈被捕前，北洋政府传出谣言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在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有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它们都是针对新文化运动和它的大本营北大而来的，而且来者不善。
3月2日，北京舆论界传出一消息，说是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因与出版物有关而被驱逐出校。4日，这一消息在《申报》披露后迅速引起反响。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同人所办的《每周评论》第17期，发表“匡僧”所撰《为驱逐大学教员事鸣不平》，文章对“驱逐”案表示“不胜骇异”，并借蔡元培校长“夫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立论，称“凡任大学教员者，发表思潮学说之机关也。则大学之出版物自不当受外界之拘束。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进而，作者呼吁：“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所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一消息只是北洋政府当局采取的一个试探性动作，也即一种“谣言”。但是，“谣言”很快就变成了行动。北洋政府不能容许继揭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新青年》之后，再出现一个旨在批判现实和时局的《每周评论》。这两家刊物都是以北大为中心向全国思想界辐射的，办刊的人又都是声名鹊起的北大一拨新锐教授和先进知识分子，其中以陈独秀尤为夺目。陈已经从《新青年》创刊时的中国新思想新思潮的精神领袖，转而向《每周评论》创刊后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领袖转化。再加上一个李大钊，所谓“南陈北李”这一对“双子星座”，俨然已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灵魂。代表旧势力的北洋政府当局，当然晓得他们的轻重，自然必欲除之而后快。
6月11日，时为《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带着由他起草、胡适翻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里面对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中，就有“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等），叫上北大教授王星拱、程演生和内务部佥事邓初，四人分头跑到北京“新世界”和城南游艺园去散发。陈独秀正好被埋伏在此的便衣军警逮个正着。这天晚上，百余名军警还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并破门而入当场搜去大量信札等物。
陈在狱中，社会各界积极营救
陈独秀一生被捕入狱多次，而此次被捕，正是在以他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之际。他和他的同人所倡导的“人权”，恰好得到一个真实的回应。好在陈独秀是被京师警察厅所捕获的，而没有被另一帮——卫戍司令部抓到。前者的厅长是安徽人吴炳湘，后者的司令则是《宣言》中要求罢免并驱逐出京的段芝贵。吴在安徽在京人士通力保释下，对陈独秀这个老乡总算网开一面。让人感慨的是，此次陈独秀被捕，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不独安徽在京老乡（以及安徽省长吕调元等）全力设法营救之，各地进步团体和各界人士也拼力发起了营救运动。全国学联等纷纷致电北洋政府，称陈独秀被捕后“群情惶惶，失所宗仰”；何况陈独秀是因出版物而被捕，“众情疑骇，谓将与文字之狱”；既然，“查言论自由载在约法”，当局有什么理由抓他呢？他们还警告当局：“学潮甫息，似不宜再激波澜”，要求迅速释放陈独秀。随后，北京各校的69名教授和教员也发起了联名保释陈独秀的运动。
学界和教育界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后，社会各界也倾力响应。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时，对许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抓捕陈独秀，是“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所以，孙中山甚至还“幸灾乐祸”地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么！民国闻人章士钊、岑西林等，也都以各种形式参加了营救。至于陈独秀的“战友”们，更是被他的被捕所激励。6月29日，原来曾被传说与陈独秀一同被驱逐的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短文《爱情与痛苦》，引用此前陈独秀引用并评论自己的一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和“我看不但爱情如此，爱国爱公理也都如此”，借以鼓励陈独秀坚持斗争。胡适说：“我们对他要说的话是：‘爱国爱公理的报酬是痛苦，爱国爱公理的条件是要忍得住痛苦’。”李达在上海也发表文章《陈独秀与新思想》，热情赞颂陈独秀“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陈独秀的同乡、北大庶务主任李辛白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首小诗《怀陈独秀》：“依他（指北洋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7月14日，青年毛泽东也在刚创刊的《湘江评论》上刊登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章引述陈独秀被捕前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北大以及章士钊等要求开释陈独秀的公函和电文，表示支持“人民有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并有感于“古今中外每当文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所以毛泽东坚信北洋当局“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他与孙中山得出同样的结论，即认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豪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毛泽东还热烈地欢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获释后，社会影响却未结束
由于全国各方面的声援和营救，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只好以安徽同乡会提出的“陈在狱中患有胃病”为由，在9月16日将陈独秀开释。此次陈独秀住了3个多月的牢狱。李大钊感奋于陈独秀的出狱，不久就在《新青年》（六卷六期）上发表了一首《欢迎独秀出狱》的新诗：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相别才有几十日，这里有了许多更易；从前我们的“只眼”（陈独秀的笔名）忽然丧失，如今“只眼”的光明复启，却不见了你和我们手创的报纸（陈独秀在狱中时，《每周评论》已被查封）！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惜，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也是在这次事件中，陈独秀的这句话因为他的现身说法，得到了许多中国青年的敬仰，正如同李大钊诗中所写的那样。也的确还有许多热血青年效法陈独秀的英勇和慷慨，以“研究室——监狱——研究室”为自己的行动路线。胡适也称赞道：“你们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吗？请再读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里的一条随感录：‘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完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李大钊在陈独秀出狱不久，还用这样的文字来描写陈独秀所说的“人生最高尚完美的生活”：“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陈独秀入狱后，说来也是一番感人的场面：在营救他的运动中，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已经陌生了的面孔。其实，此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对垒，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必欲你死我活方为快。新派领袖陈独秀被囚，旧派（也即“桐城派”）的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等，即联名上书请求开释之。病中的刘师培也颤巍巍地在《致京师警察厅》的函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由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各高校数十位教授（以“浙江三马”为首，即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以及程演生、王星拱等）的上书中称：“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爱护士类，曲予裁成之至意。合词吁请，俯准将陈独秀交保省释。”此时，早与陈独秀等有了政见分歧的章士钊，也致电北洋要人王克敏，并嘱其向警厅转达自己的意见，即：“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主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纲，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此后，他又致函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虽然获释了，但由他主编的《新青年》却命运多舛。在他被捕后，《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即遭到搜查，后来被迫移往上海，遂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此后它更迭遇不幸，先是被租界巡捕房包探从印刷厂搜索到文稿，查没后又被处罚金，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到了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停刊了事，原来的新青年社也因内部分歧宣告解体了。
历史潮流毕竟不可阻挡。陈独秀和《新青年》虽屡遭打压，但那时的中国已成为各种新思潮的试验场，传统思想和传统学术受到普遍的置疑和抨击，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这样，1919年6月的陈独秀被捕一案，正是中国革命转型时期的关键事件，也是五四新文化阵营开始发生分化（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信号。随后，即这年的8月和翌年的5月，《每周评论》、《新社会》（郑振铎等所办）先后被查禁。而到了1922年冬，北洋政府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的议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人为意欲加以迫害的对象。
新青年社虽说是解体了，但是它的同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更惊心动魄、也更悲壮的争取人权自由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