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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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摘要 基于两种人力资本差异视角,构建理论模型,探究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现象,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影响,而转移劳动力的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正向作用。随着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附着在转移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量流出较多。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溢及农村人力资本的弱化是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为此,应对外流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
  关键词:(中)关键词 城镇化;迁移谜题;人力资本差异; 劳动力转移; 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3-0057-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3.006
  Abstract:(英)摘要 Based on two kinds of differences of human capital, this paper builds a theoretical model to explore the “migration puzzl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does empirical analysis.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of human capital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bor has no effect on urbanrural income gap.While, the human capital of the rural labor emigrated to urban in different levels expands it.With the scale of labor migration expanding, the human capital attached to the migrated labor force flows more.The spillover of middle and high human capital and the weakening rural human capital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to cause “migration puzzl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 government should compensate for the outflow.
  Keywords:(英)关键词 urbanization; migration puzzle; differences of human capital; rural labor migration; urbanrural income gap
  一、引言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来源[1],也是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2]。2013年,我国以居住地和户籍统计的城镇化率分别为53.7%和35.7%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401/20/t20140120_2161403.shtml,大量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还处于“半市民化”状态。
  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一直保持逐步上升态势。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比上年增长3.9%,2013年达到26894万人,增长2.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2-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伴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增加,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也呈逐年提高趋势,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2009年的23.5%上升到2012年的27.3%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9-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与此并存的现象是,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实际人均收入比由1985年的1.86上升到2012年的2.92数据经作者计算整理,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收入比为经价格指数消胀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这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传统理论认为,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有助于经济收敛。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有些国家的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缩小了差距,而有些则相反,这个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矛盾称为“迁移谜题”[3]。上述数据表明,“迁移谜题”问题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同样存在。
  针对“迁移谜题”现象,很多学者进行了探索。蔡昉认为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可用来解释流动与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4]。其中以户籍制度为主的制度安排是“迁移谜题”产生的决定性因素[5],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其产生的重要原因[6]。廖显浪指出劳动力流动确实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城市的快速发展又扩大了差距[7];吴先华、范晓莉、刘维奇和韩媛媛的研究也显示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确实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正向作用[8-10]。发达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以及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的差异使得目前的劳动力转移不足以缩小现存的差异[11-12]。
  也有很多学者从人力资本视角进行了探讨,他们的关注点主要基于人力资本流动和人力资本溢出视角。农村转移劳动力一般具有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13],他们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预示着农村教育资金以相对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形式向城市转移[14]。由此,农村优质劳动力便被发达地区和城镇“筛选”后吸收,恶化了农村自身的经济发展条件[15]。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人力资本具有不同的溢出效应,农村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外溢效应,而城市人力资本具有强烈的内溢效应[16]。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外溢效应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17-19]。在近期的研究中,又有观点认为高技能人力资本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低技能人力资本流动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0-21]。这与赵伟和李芬的观点相矛盾,他们认为低技能的劳动力流动可延缓地区收入差距,而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更倾向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22]。   国外学者对国际移民和收入差距的研究也表明,从穷国向富国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技术移民,这会长期加剧世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23]。而且由于迁出的主要是高技术人员[24],国际迁移会削弱迁出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影响其发展[25]。
  纵观以上文献可知,关于“迁移谜题”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逐步转向人力资本视角,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方向,但目前对异质性人力资本流动作用的探讨较少,尤其缺乏从不同人力资本差异视角开展的研究。本文试图从两种人力资本差异视角来解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迁移谜题”现象:一是根据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分析城乡劳动力所具有的不同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二是根据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差异,将其分为低、中、高三个层次,分析具有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根据(9)、(10)、(11)式及y1>z>y2可知,若农村转移劳动力保留农民身份可同时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但是城乡收入差距如何变动取决于转移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及对农村人均收入增加的作用大小。然而,这种无身份转换的迁移,虽可同时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却会损害转移劳动力的利益。
  由(13)式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分配系数、劳动力负担人口、技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城乡劳动力数量、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流动人口的不同层次人力资本以及城镇化滞后有关。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分配系数比、技术水平比有正向关系,而与负担人口比有负向关系,与其他变量的影响方向并不明确,需要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本文将重点研究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以及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2.数据说明
  (1)城乡收入差距dt,用经过价格指数消胀后的城乡人均收入实际比表示,即消胀后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胀后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平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城乡分配系数比at,用非农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分配系数比表示,用职工平均工资除以非农产业劳均产出来表示非农产业的分配系数。用第一产业的劳均收入除以第一产业的劳均产出表示第一产业的分配系数,而第一产业的劳均收入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第一产业的收入乘以当年的农村人口总数,再加上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在第一产业的工资总额,再除以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数表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比bt,用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数除以农村居民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人口数表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4)城乡物质资本存量比kt,采用永续盘存法Kt=It+(1-δ)Kt-1计算城乡物质资本存量,选用1984年作为基期,用张军的方法估计初始的物质资本存量K1984=I1984/10%,折旧也使用张军论文中的δ=0.096[27]。1990年之后的固定资产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由于统计数据中缺少1990年之前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故此部分数据用GDP平减指数进行缩减,二者都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5)城乡劳动力数量比lt,用城乡就业人员比度量,即用城镇就业人员数除以乡村就业人员数表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转移劳动力规模l1t,1985-2004年的数据来自谭永生的计算整理[28],2008年以后数据来自《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他数据由插值法计算得到。
  (6)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比ht,用城乡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比来度量。城乡劳动力低层次人力资本比h01t,用城乡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比度量。中层次的人力资本比h02t,用城乡初中学历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比度量。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比h03t,用城乡高中及以上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比度量。计算公式如下:
  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但为了反映知识积累效应,故选用胡德龙计算的各学制人力资本值,文盲半文盲的人力资本值为0,小学的人力资本值为6,初中的人力资本值为9,高中的人力资本值为15.06,专科以上学历的人力资本值为41.82[29]。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分布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2年的城镇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布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但由于2002年之前的数据缺少统计,故1985-2001年的城镇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用全国就业人员人均人力资本减去农村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乘以农村就业人口比,再除以城镇就业人口比来度量。类似可求出1985-2001年城镇劳动力低、中、高层次人力资本。其中全国就业人员人均人力资本值,通过谭永生整理的全国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布数据[30]算得。
  (7)转移劳动力低层次的总人力资本h1t,用小学学历及以下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度量。中层次的总人力资本h2t,用初中学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度量。高层次的总人力资本h3t,用高中及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度量。公式为:
  根据胡德龙的测算值,小学及以下学历人力资本值设定为6,初中人力资本值为9,高中及以上的人力资本值为15.06[29]。1997-2000年的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分布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2003-2008年数据来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项跟踪调查”,2009-2012年的数据来自《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由于转移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官方数据较少,故其他数据用1997-2000年的不同文化程度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率均值测算[31]。
  (8)城镇化滞后rt,用非农就业人口比除以城镇人口比表示,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   由于分配系数比at、城乡劳动力数量比lt、城乡劳动力低、中层次人力资本比h01t、h02t,有小于1的情况,故在取对数前将其值乘以10,回归时此变换的影响将进入常数项。
  3.实证结果分析
  用1985-2012年的相关数据,分别对模型(14)、(15)、(16)、(17)、(18)进行OLS估计,回归结果显示,各式中的解释变量VIF值都很大,说明存在严重的共线性。故采用岭回归重新对各式进行估计,以便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岭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综合模型(14)的回归结果显示,解释变量lnbt、lnkt均未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10%),其中,lnbt系数的符号与理论分析相悖。本文研究的关键变量之一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比的系数也不显著,而其余三个关键变量lnh1t、lnh2t、lnh3t影响较为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1)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预期的影响作用,与前面的理论分析存在分歧。在模型(14)的回归结果中,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比未通过检验(显著性水平10%),故进一步单独考察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差异的作用。模型(15)、(16)的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城乡劳动力人均人力资本差异,还是城乡劳动力在低、中、高层次上的人力资本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城乡劳动力数量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却有显著影响。
  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比在1985-2012年间处在不断震荡之中,且震荡幅度变化较小。与城乡人均收入比相比,其变化趋势并不明显,而且二者的震荡节点并不一致 经作者计算、作图对比得到。。但城乡就业人员比在此28年间变化趋势明显,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比例由1985年的0.35提高到2012年的0.95。这说明城乡劳动力数量上的变化,是导致“迁移谜题”产生的重要因素,而城乡劳动力在质量上的差异,由于差异变化趋势并不显著,与其他关键变量相比作用较弱,还没产生预期的影响。
  (2)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符号都为正,且非常显著。无论是综合考察的模型(14),还是单独考察的模型(17)都得出了此结果。说明这三个变量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综合考察的模型(14)的回归结果显示,低、中、高层次的总人力资本系数分别为0.069、0.041、0.019,三者每流出1%,城乡收入差距将分别对应扩大0.069%、0.041%和0.019%。表明农村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由于本文计算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同层次总人力资本既包括数量因素又包括质量因素,故将转移劳动力的总人力资本进行分解,进一步探讨数量因素和人均质量因素作用。模型(18)的回归结果显示,转移劳动力的人均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无显著影响,而转移劳动力的规模却对其有显著影响,且系数符号为正。证明“迁移谜题”在我国确实存在,同时也说明同质转移劳动力假定与异质转移劳动力假定,会对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结果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而异质假定更符合实际,更具有说服力。
  综合分析模型(14)、(18),可清晰地认识到,伴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附着在转移劳动力身上的各层次人力资本外溢是“迁移谜题”产生的关键因素。不仅初中、小学的农村人力资本不断流出,而且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力资本流出规模也不断扩大。近些年来高层次人力资本溢出速度非常快,初中人力资本流出最多,而小学人力资本流出较为平缓(如图1)。同时,表2显示,转移劳动力初、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都高于农村劳动力,而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比却低于农村劳动力,说明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确实较农村留守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高。
  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发展有重要作用[32]。大量具有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可能产生极化效应,从而弱化农村人力资本,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农业的转型升级,却会为城市提供廉价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及大量的劳动力,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进而促使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同时扩大,产生“迁移谜题”现象。农村也有可能为此陷入“受教育程度提高→高人力资本劳动力转移→农村人力资本弱化→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循环困境中。
  (3)城乡分配系数比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理论分析相符。五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得出了此结论。说明我国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劳动收益明显多于农村居民。而五个模型的城镇化滞后系数均为负,且有四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此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表明其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很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相符合,程开明和李金昌、李宪印、余菊和刘新等都认为城市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3-35]。农村高层次人力资本的转移劳动力回流,能够为农村发展带回资金和较为先进的理念,进而提高农村的生产力,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智力的支持。这种城镇化滞后显然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却会损害回流劳动力的利益,使其在未回流前享受不到公平的城市待遇。
  (4)模型(14)和(17)的回归结果显示,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而模型(15)、(16)、(18)的分析结果却显示其影响显著,且系数为正,但与理论分析所得结果不符。对比五个模型可以看出,农村转移劳动力低、中、高层次的总人力资本进入回归模型后,使城乡劳动力负担人口比的系数变得不显著。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低、中、高层次总人力资本对城乡负担人口比有替代作用。在城市负担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出后依靠其人力资本,可负担更多的农村人口。并且虽然城乡负担人口不同,但从均值上来看差距并不大,1985-2012年间城镇居民平均每个就业者负担人口数的均值为1.8,而农村为1.5左右,二者相差不大,因而它可能并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变量。
  (5)五个模型的回归结果都说明,物质资本存量比没有像理论分析一样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可能是因为早期的城乡物质资本存量比变化较为平缓,只是近几年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劳动力所具有的不同人力资本并不能决定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收敛,但转移劳动力的不同层次人力资本却能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低、中、高层次的总人力资本转移都对其有正向的影响,但低层次的转移人力资本量最小,中等层次的劳动力转移规模最大,向城市转移的人力资本也最多,故其影响也最大。近些年来农村向城市流入的高层次人力资本量迅速增加,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流成为城镇化进程中“迁移谜题”产生的关键因素。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在不同层次人力资本转移下,城乡劳动力数量上的差异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城镇化滞后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城乡分配系数的差异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分配的公平化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城乡在负担人口、物质资本存量上的差异虽在理论分析中是重要影响因素,但实证分析结果却显示,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产生重要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情况下,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大量外溢,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的发展,但却促进了城市的发展,进而促使城乡发展不均衡,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城镇化进程中导致“迁移谜题”的产生。因此,破解“迁移谜题”最关键的一环是推动农村的发展,探寻农村新的发展路径。本文认为,第一,面对农村中、高层次人力资本的外溢,应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建立农民学校,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补偿性投资,增加对农村留守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专门培养懂技术、懂管理的农业从业人员,为农业现代化积聚力量。国家还应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供给,鼓励社会资本流向农村,引导高素质人才服务农村建设,尽量留住农村高素质人才。第二,针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弱化,应改变农业经营方式,不断向企业经营转变,改变生产方式,提高机械化水平,推动农业与第二产业结合发展,促进农民向农业工人转变。第三,面对城乡不均衡发展,应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高产、高效、优质、绿色、生态农业。并打造农村旅游业,带动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农业与旅游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融合,吸引城市人到农村旅游消费,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推动城市与农村和谐发展。第四,城镇化滞后虽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会损害回流劳动力利益,应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实现就近城镇化,以解决此问题。第五,针对城乡居民不能共享劳动收益的情况,政府应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推进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实现平等就业,确保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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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包括6个维度,分别是:组织匹配、组织关系网络、组织损失、社区关系网络、社区生活环境、社区损失。二阶因素分析表明工作嵌入由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层面构成。经过检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研究表明,组织嵌入和社区嵌入均对回乡工作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区嵌入在组织嵌入和回乡工作意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嵌入;组织嵌入;社区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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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按照政策科学的分析框架,基于湖北农村的调查,对普惠型公共政策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探索了两项政策在农村实施的差别与影响。研究发现:普惠型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使得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利益导向功能趋于弱化,导向作用逐渐减少;并提出应从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确立计划生育国策为上位政策的原则,建立健全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决策协调机制等方面来加强两项政策的协调与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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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语境应是中国版的Urbanization,是本土化的“城市化”概念。但不宜将“城”与“镇”混为一谈。本文试图依据人口普查设置的“市人口”和“镇人口”指标划分,解析中国“市”“镇”人口规模变化及其消长关系;比较“市”“镇”人口聚居密度及集聚能效:观测“市”与“镇”对外来人口的吸纳能力及其年龄构成差异。据以阐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来自“市”“镇”两个层面的人口学效应。  关键词:“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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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代际差异视角出发,利用西安市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和影响两代农民工通婚距离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通婚距离上存在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通婚距离更远。影响第一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有教育程度和结识途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通婚距离的因素为性别、外出时间和结识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差异;通婚距离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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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2010年在全国5个城市开展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四个层面对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明晰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地区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这与不同地区的区位特点及其流动人口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而在家庭、社区和社会三个层面上,某些影响因素未见地区差异,某些影响因素却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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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摘要 城市集聚经济显著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文章综合利用城市宏观数据和劳动力微观个体数据,通过控制微观个体效应和运用工具变量法等手段,实现了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有效估计。实证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存在显著的集聚经济效应,就业密度更高的城市有能力支付给劳动力更高的工资,从而揭示了生产要素纷纷流向大城市和较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因此,要科学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足够重视中国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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