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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村霸形象古已有之，从20世纪50年代的地痞流氓、坏干部到八九十年代的强人、能人，隐约形塑了“村霸”谱系。新世纪乡土小说聚焦乡村权力异化与治理乱象，刻画众多村霸：富人村霸、官人村霸、流氓村霸等系列形象，农民作为受害者，在村霸专治中，呈现诉诸清官、逆来顺受、反抗专制和求助法律等回应方式。以渴望与忧思为特征的村霸题材书写，构成此类小说的鲜明特色，表达了作家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关切和焦虑心态。小说暗含一种渴望，即除了依赖外在权威正义力量，农民的自我革新、加速从边际人向现代人转型也是重要一维。
关键词：新世纪 乡土小说 村霸 形象谱系
自中国进入20世纪后，频仍的社会变动打破古老乡村传统的治理秩序，前现代以长老治村、乡绅治理为主体框架的乡村权力结构趋于解体。民国时期参照西方民主自治方式，在乡土中国推行民主自治。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间，在执政党领导下，村民自治在广袤的乡村和农民身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积累了不少成熟的经验和做法。
但由于多种原因，乡村一直若隐若现地活跃着“村霸”的身影，他们分身幻化为“经济强人”“管理能人”“乡镇企业家”“致富带头人”“村镇干部”“地痞流氓”“宗族头领”等，或把持村镇政权，或抢占乡村资源，或欺压平民百姓，或与村镇干部沆瀣一气，或对抗上级组织……他们经济上强取豪夺，政治上向基层政权渗透，呈现家族化、黑恶化、专业化等特征，成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乡村振兴、农民追求公平正义的否定性力量。2007年，国家有关部门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深入开展农村“严打”整治斗争，重点打击各类危害农村经济发展、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铲除横行乡里、甚至“操纵”基层政权的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2] 今天，村霸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颇引人注目的特殊文学群像，他们是新世纪乡村社会的另类“农民”。乡土小说中刻画的这些“村霸”形象，呈现怎样的特质？他们产生的原因何在，又给普通农民带来怎样的体验感受？本文就此做一梳理。
一
“村霸”多指在村子里或一定区域内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经常制造事端，严重扰乱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人。[3] 村霸是小农意识、宗法观念、专制思维、强权政治、经济剥削、官本位崇拜等诸种腐朽落后思想杂合的产物，是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毒瘤。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实行了深入的村民自治，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乡村治理，加上乡村真正的精英和人才被城市这一“磁体—容器”吸引而纷纷进城，客观上造成了“权力真空”，给村霸的上位留下了时间、空间、土壤，而随后乡村的“空壳化”“废乡化”又加剧了村霸现象的严重性。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士绅》一书中指出，“农村输出子弟，损失金钱又损失人才”，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损蚀”[4]。21世纪，由于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与反哺力度加大，乡村各种资源增多，村霸与民争利导致频生事端，与农民甚至与政权的冲突不断升级，村霸再一次高频地进入公众视野，也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有研究者指出“乡村权力构成中有国家权力‘安插’的成分，有新生资本力量强力介入的成分，也有社会黑恶势力渗透的成分，而很少有能代表广大弱势农民利益的成分。乡村政权中各种势力的实际权力代理者，往往是哈耶克所说的‘最坏者’”。[5]
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小说”中村霸也频现身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先前的地痞流氓改头换面混进革命队伍为非作歹，一类是腐化堕落的基层党政干部。赵树理笔下的金旺就是典型的流氓地痞，还有跟在恶霸后面摇旗呐喊、狐假虎威的小元那样的旧势力，如小旦般两边倒的墙头草、地头蛇，以及以“轮到我来捞一把”为当官哲学的坏干部小昌，还有《锻炼锻炼》中动辄对农民动用对付罪犯的方式加以严惩耍官威的杨副主任……这些文本揭示当时农村新的阶级分化与斗争新动向，反映普通农民的素朴愿望。即周扬所说，“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6] 本来，这些干部寄寓了新中国“新生力量”质的规定性、人格力量和精神能动性，暗示“大多数群众之于干部的关系状态和这一关系状态在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等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可能获得群众持久信任的问题”[7]。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上下热火朝天开展经济建设，农村却出现干部颓废、村霸出没这样令人不安的情况，引发赵树理的担忧，他的书写真实意圖引起高层注意。正如有人指出，“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8]。
改革开放后，乡土小说鲜见“无恶不作”“人神共愤”的村霸，乡村熟人社会“和为贵”“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际传统使村霸与农民之间维持着表面和谐。但乡村推行“强人治村”“能人治村”，作为村干部却隐然有些“霸王”和“把持”的意味。有学者指出，“‘能人’顾名思义一般指的是具有技能优势的人，所以‘乡村能人’与侧重‘政治’或‘文化—道德’优势的‘乡村精英’有所不同，但在宗法制农村趋向解体的今天，‘乡村’精英的‘文化—道德’涵盖已丧失殆尽，它几乎被侧重政治、技能优势的‘乡村能人’代替。乡村能人在当下农村首先往往是一种经济型能人，又因为经济、政治的密切关联而也可能是‘经济—政治’兼能型能人。”[9]20世纪80年代乡土文学曾塑造过一大批乡村能人形象，路遥笔下的孙少安、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等大多是政治/经济型能人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加速，乡村叙事更多关注农民“受难”，乡村能人的“人祸”色彩就日趋暴露出来。诸如倪土改（谭文峰著《走过乡村》）、红塔山（刘醒龙著《分享艰难》）等人，他们出则是衣冠楚楚的企业家、入则为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他们是经济/技能型能人、村霸，利用权力欺压百姓，假公济私，在生产经营、物质分配、公共事务等村社管理中巧取豪夺，能够比普通农民获得更多的份额，提前过上小康生活，反映了转型期乡绅传统与现代能人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以及村霸对乡村伦理和情感的冒犯。比如，《人生》中的大队支书高明楼，他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他将“乡村才子”高加林打回原形，褫夺他当村小民办教师的资格，让自己的儿子三星取而代之，高加林只能重新回到农村，懦弱的父亲高玉德忍声吞气教育儿子息事宁人：“我的小老子！你可千万不敢闯这乱子！人家通天着哩！”“你告他，咱一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你不光不敢告人家，往后见了明楼，要叫人家叔叔！脸不要沉，要笑！”“加林妈，你往后见了明楼家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末了，高玉德还让加林妈第二天采摘一些新鲜茄子给明楼家送去，以示亲近。《平凡的世界》中的村支书田福堂在双水村说一不二，虽然客观上也能够为乡亲争取一些利益，但他好高骛远、自私自利、偷奸耍滑、公报私仇，经常搞一些小动作，表现了典型的小农思想意识，成为阻碍乡村改革发展、社会进步最大的保守势力。由此可见，“小农的意识结构并不是一个单层面的简单结构，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双重背反结构。正是这种矛盾着的双重背反结构，是构筑小农‘双重人格’的心理基础”[10]。在何士光《在乡场上》中，年年吃返销粮、低人一等的冯幺爸经常被支书曹福贵、罗二娘等人愚弄、欺负，饱受屈辱，穷得像条狗。分产到户后，他吃得饱饭，给娃儿买得起猪肉，庄稼人的脊梁挺直起来了，也终于勇敢地为弱势的任家娃儿主持了公道，因此而“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冯幺爸敢于反抗的精神动力其来有自：“只要国家的政策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但是，冯幺爸的这副“自信”“底气”到新世纪后，却因为乡村治理环境丕变、村霸的野蛮生长而一度失效。 20世纪90年代末，李佩甫《羊的门》面世，刻画一个呼风唤雨、四十年不倒，成功将村民掌控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当家人呼天成的形象，这个当家人能量无穷，利用四十年光阴编织从乡到县到省市再到首都的广泛人脉，他的远大理想、过人胆识、强悍权势、耐心经营、长远眼光，使文学中几乎所有的村霸相形见绌。这个“村霸”形象的塑造是开创性的，到达这一谱系的顶峰。他不是普通的“村霸”，而是村霸中的“王者”。呼天成身上交织着农民式的政治智慧、处世哲学和道家思想。比如，他遭遇车祸后，秘书根宝无意惊动了大小官吏，呼天成训诫说：“咱是个农民！啥时候也不能张狂。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此外，在对人脉关系的“取/予”、为人处世的“聪明/糊涂”乃至做事的执守中道等，都充满秘而不宣的辩证法，“某种意义上说，《羊的门》是一部‘《老子演义》’，在思维路线上遵从老子，而在深锐和复杂程度上，比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11]。尽管呼天成为呼家堡百姓“造福”，没有进行物质剥削、肉体摧残，但是，他的“霸”显得更高深，体现在他的专制主义，对村民的精神控制和心灵戕害上，他豢养了一群谦恭温顺的“羊”，任其宰制。小说摘录《圣经》的一段话当作题记：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段话是整部小说的“纲”，昭示了作家批判专制、极权的主旨。呼家堡的村民就是“羊”，他们在“国王”呼天成圈养下，依附在他的领地，心甘情愿丧失思想能力，抹杀自我意识，成为没有灵魂、行尸走肉般的羊、永远臣服的奴仆。小说最后，呼天成行将就木，临死之前，他想在听狗叫声中离去。就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徐三妮灵光乍现猛然匍匐在垂死的呼天成的家门前装狗叫，无须发动，所有村民都心有灵犀地狂吠。呼天成在“狗叫声”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一生的独立王国。福柯认为，社会每个人都身处权力机制规训下，微观权力机制以技术、知识甚至心灵的操控为旨归和基础，藏身隐蔽且无所不在。托克维尔指出：“在私人文化垄断下……直接压制的是灵魂。统治者说，你不用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可以保存，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你在我们之中就是一个外人了。”[12]
因而，从培养现代、健全的农民的意义上说，呼天成是否真的造福百姓，“圈养”的“精神侏儒”对乡村现代化是福是祸？就很难说了。
二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村霸多在反映乡村治理、乡村民主化进程的文本中现身，他们大多数与村干部“二位一体”，即村干部的涉黑化。实际上，村霸既有贪赃枉法的村镇干部，也有倚靠宗族势力独霸一方的“民间领袖”，还有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无事生非的地痞、流氓无产者之流。具体而言，大约有“官人村霸”“富人（强人）村霸”“流氓村霸”等三类。“村霸问题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治理急需创新背景下出现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村霸操纵基层选举、侵蚀基层政权，损害村民权益、恶化干群关系，漠视法律法规、破坏乡村治安。”[13]
首先是“官人村霸”，即村干部本身就是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土皇帝”，这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着墨最多的乡村景观之一。因为，村霸的萌生与壮大，大多与乡村基层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互通款曲、相互勾连本应是秘不示人的，在乡村却又是半公开的秘密。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主人公郭存先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塑造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农民形象，读者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勤劳勇敢、胆识超人、富有谋略、务实求真的优秀品格，就是这个“现代新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创造了农民帝国，然而自己却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峰跌落为阶下囚。他的“恶与霸”在于对权力的独霸、失控，如果说前期手握权柄是为推动乡村发展，富裕之后，对权力的攫取与疯狂则完全因个人私欲膨胀，将自己置于权力之上，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他的称谓从“存先”到“书记”再到“老爷子”，俨然封建社会的王爷、佛爷——从此意义而言，他又从“新人”穿越返祖，成为不折不扣的“旧人”。在郭家店，他恣意而为，不仅刑讯逼供、私设监牢致总会计师杨祖省于死地，还唆使部下打死农民，甚至暴力抗法扣押公安人员;他和官员比级别，比待遇和物质享受……在他曾创造奇迹的郭家店，在农民曾真心实意追随他的郭家店，他建立了绝对王国，也禁锢了农民的思想行动，“过去农民因为没有钱，失去许多自由。在郭存先领导下，农民有了钱，照旧失去了许多自由”。[14] 郭存先最后鋃铛入狱。某种意义上，他是被小农意识中的权力崇拜、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及其运行所扳倒的。几年后，阎连科《日光流年》仍延续前者的思考，批判乡村权力运行的畸形与失控，为乡村现代化再次敲响警钟。
总之，新世纪乡土小说塑造为数众多的反面形象，进一步强化读者对乡村现实及村霸“恶”的认知。专家指出：“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些‘土皇帝’式的‘村霸’，他们无法无天，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呈现出乱政、抗法、霸财和行凶‘四大特征’。”[15] 这些村霸或因欲望驱使欺男霸女，或为拜金主义绑架强占资源，性、金钱是“村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村长王连方强奸村会计，得手后屡屡把魔爪伸向村里的其他妇女，大部分村妇受到奸淫（毕飞宇著《玉米》）;向本贵《泥泞的村路》中村长德贵无所顾忌地骚扰性侵村妇，俨然乡村“百妇长”;阎连科《炸裂志》中孔明亮、朱颖驱使全村男人扒火车盗窃女子外出卖淫，以此积攒第一桶金，人们的欲望连同罪恶最大化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指出：“人们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6]
其次是“富人村霸”，富人不当官，但一定程度上能左右乡村政治、经济、司法，他们或出资拉票贿选，缔结利益联盟，或以钱开路，为己谋利，搅乱乡村政治生态。胡学文《花落谁家》是一部生动的乡村司法运作的“反面”教科书。小说写张铁匠的女儿张二妮被乡里最大的企业家、利税大户黄满山的儿子四虎子骑摩托车撞成重度脑震荡。张铁匠担心会有后遗症日后女儿难找婆家，于是，一纸协议将昏迷中的女儿许配给四虎子。张二妮清醒后，面对吃喝嫖赌抽一应俱全的四虎子，虽迫于压力短暂生活在一起，随后坚决悔婚。双方调解无效，官司就此产生。这一纸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婚姻合同不仅毁了年轻人的前程，它的解除意味着双方在乡村权力格局的异动。对于能影响基层干部决策的“富人”黄满山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争口气”，于是双方动用各种力量：亲情、爱情、权力、金钱、暴力等，试图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是非分明的官司中，最后是企业家略胜一筹，受理案件并想维持正义的乡司法所长杨晓东被通知，将此案上交县法庭处理。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权大于法、钱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结论呼之欲出，也映照出乡村恶霸的无所不能和虚伪狡诈。张继《乡选》也赤裸裸呈现富人对政治的腐蚀，对基层政权的冲击。小庙乡首富、乡镇企业家赵宏昌在乡镇权力格局中的影响力已超过乡党委书记刘春明。乡镇换届即将进行，赵力挺自己的亲信、代言人小庙乡乡长任建东留任;乡长则投桃报李以乡财政需要向赵借款为名，要挟乡党委政府以公家名义向赵宏昌的女儿红袖庆祝生日，而乡政府的众多工作人员在工作日为赵女儿庆生。面对赵宏昌参选乡长，另一候选人李志明顶不住压力，退出竞选;为竞选，在向县长打招呼行不通后，赵宏昌又心生一计，要求他的企业不收购小庙乡桃农的大量鲜桃，以此挑拨桃农围堵政府，妄图迫使政府就范。小说描写新世纪初乡村较为真实的政经格局和治理困境。福柯指出：“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17] 文本写出以“富人村霸”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对政权的冲击，展现乡村治理的各种复杂角力与村霸的干政。 刘庆邦的《钻天杨》则从另一个视角书写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对乡村的操控——当村霸做大后，不仅千方百计赚取资本、漂白金钱，为达到做强做久的目的，他需要在政治上捞取权力，利用资本与政权的“一体化”寻求庇护，谋求扩张，这实际上是“富人村霸”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做法。田楼村煤矿老板田洪源想在承包的土地上栽种杨树，以此改变“风水”，但他的计划却被村支书田洪兴否决，这让田痛定思痛，也由此大悟：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金钱在权力面前仍底气不足。后来，他使出浑身解数最终如愿以偿当上村支书，实现一人独大，资本与权力公开结盟。当然，他的风水林也种上了。田洪源的故事不免让读者想到电影《无间道》里“黑社会组织”苦心孤诣数十年的“潜伏”与“渗透”。
最后是“流氓村霸”。乡村沦为空壳村后，留守乡村的多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不仅失去“筋骨”，也失魂落魄，此时，极少数返乡的青壮年就有可能为生存、发财、性欲而蜕变为“流氓村霸”。刘庆邦《我们的村庄》是一个总体隐喻，书写了“我们村庄”在乡土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集聚的“创伤”与“怨恨”——被城市欺辱、抛弃、驱赶和乡村面对未来茫然失措、焦躁不宁、孤独无助、困兽犹斗、静默等死。关键是，这个庞然大物隐忍不语、无处排遣，这种沉默失声与火山般压抑的景象令人担忧——乡村的心理需要疏导。小说中的“村霸”叶海阳是一个象征性符号，他被城市所不容而返乡。他身无长技、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肆意凌辱外乡来村里躲避计划生育的弱势家庭、家暴妻子、忤逆不孝、强奸返乡的妓女邻居黄正梅、敲诈外乡麦客的钱财、公开盗抢村里养殖户的鸡鸭、焚烧村里的麦田……他无恶不作却又无人敢于反抗，村庄仿佛陷入垂死一般的虚弱与沉寂。叶海阳和流氓无产者阿Q一样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但阿Q还有所畏惧，而前者的为非作歹似乎是一种自暴自弃，又像一个“弃儿”做出种种恶作剧，通过自残极力吸引他人关注，以引起疗治的注意。
三
进入新时期，随着农村管理体制变革，生产队职能弱化，乡村权力统一收到行政村。“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18]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经济资本楔入乡村政治，乡村权力格局出现结构性转型，资本裹挟着巨大动能，撬动了原本松动的权力结构，乡村出现一些新的权力形态。比如，田地、房屋、林产被征迁过程中乡村干部（体制内精英）的“富人化”，非党员干部在体制内的比例上升，乡镇企业家对乡村治理施加影响（如“老板治村”“能人治村”）、民间领袖人物（如“混混治村”）攫取村社权力等，乡土村落社区一个多元化、消涨型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从生成机制入手分析，村霸乱象内源性原因包括优秀乡贤文化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封建宗族文化根深蒂固、村干部思想观念异变等;外源性原因则归结于乡村“空心化”现象趋重、民主监督机制失灵、法律制度不周延等。[19] 作为直接的“受害者”，普通村民面对村霸的欺凌与否定性存在，会有怎样的回应？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一环，村民的行动也制约乡村治理和良性发展。纵观新世纪乡土小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诉求于清官模式;二是承受苦难的模式;三是反抗模式。
首先是“清官模式”。自古以来，农民对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平等，往往采取息事宁人和吃亏是福、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除非赶尽杀绝走投无路，才会勉强去面对。然而，普通农民的面对首选并非是借助法律、政府维权，或者铤而走险、以暴制暴，而是期盼“清官”的出场来解决问题。张继的佳构《去城里受苦吧》就写活了农民的传统小农式的心理。村民贵祥的三亩好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主任李木卖掉了。贵祥放出风去准备告村主任，待他隆重庄严地去村主任家兴师问罪时，村主任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李木的蔑视给予了贵祥以重挫。贵祥不曾想到第一回合遭到如此的阻击，顿时乱了阵脚，懦弱自卑的本性又暴露出来。当他看到村主任与乡镇干部、警察一群人关系火热，自知胜诉无望，怒火中烧的贵祥头脑一热便偷了李木家的门锁扔到了井里，转念一想又担心村主任家财产失窃追责到自己，末了又腆着脸去道歉。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一切当中看到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20] 眼看投诉无门，贵祥到市里告状。但他不是去法院，而是去找市长上访。原因很简单，他在电视上见过市长，认为市长面目和善是个好官，他信任市长，觉得只要他一降临，他的冤屈就立马解决。总之，“清官”情结是乡土子民固守千年的观念，他们寄希望于偶然出现的清官而不是制度化的公平正义。有学者指出：“行政管理的官本位价值取向逐步确立，并与‘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相关联，成为基本的治国之道。在德治理念和宗法传统的统治秩序中，统治阶级将政治清明放在行使权力者的道德自觉和良心造化之上，人民群众也将社会公正放在“青天老爷”的刚正不阿和英明裁断之上，法律则仅仅作为辅助手段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过程。”[21] 这个异常真实的心理描写非常深刻地摹画了现代农民的旧式思想：对权力的畏惧、膜拜，对正义的实用主义。
其次是“受难模式”。在乡土中国，老百姓一方面要承受风吹日晒的艰辛劳作以维持生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要忍受村霸的盘剥欺压。对于天灾及村霸的“人祸”的受苦与受难构成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常态。《乡村行动》（阙迪伟著）、《歇马山庄》（孙惠芬著）等新世纪乡土小说深刻描绘了乡村转型期的政治经济现状，揭示村霸专制、专治乃至世袭背后的治理乱象。无论蝙蝠村，或者歇马山庄，正急剧从传统乡村向现代社会转型。歇马山庄办起砖厂，众多农户在尝试滑子菇种植，厚庆珠的理发店“一个月能挣一千元”让村民眼红妒忌，蝙蝠村大踏步提升城镇化率，股份制经营进入村办企业，现代农业驱逐了传统种植业，许多村民进城求生，从农民变为市民，只等着他的精神现代化。这些村庄早已迥异于古典时代的乡村，其政治经济权柄为当地“能人”“村霸”控制。林治邦在歇马山庄说一不二，荣汉俊在蝙蝠村一手遮天，他们依仗脑子活络、能说会道，苦心经营，广植人脉，在发家致富后步入乡村权力舞台，成为乡村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但由于当前农村监管机制不健全，对能人、富人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能人、强人蜕变为令农民望而生畏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像林治邦儿子结婚宴请宾朋，村民们不请自来，都知道林某在歇马山庄能地动山摇;荣汉俊是蝙蝠村的“座山雕”，玩弄全村于股掌之上，他的影響不仅到蝙蝠乡还上达县府。《乡村行动》（阙迪伟著）里的上街村成为熊家的“独立王国”，熊老三是说一不二的“国王”，熊老大是村支部委员并把持了村里的财政大权，熊老二也是村委。村办的轧钢厂和轴承厂实际上就是熊家的私产，法人代表都写熊老三。一句话，上街村就是熊家的，“村里没人敢放熊家一个屁”。这些小说揭示在“村霸专治”下的乡村治理危机、农民的受难与热切期盼——盼望乡村加快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复归真正的乡村民主自治。 再次是“反抗的模式”。在一度“正不压邪”的乡村政治经济语境中，如前所述，农民的反抗可能是微弱而有限度的，还有可能是决绝和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曹征路的《豆选事件》通过乡村选举这一主题，真实反映出村霸“赢者通吃”以及“反抗的代价”。在方家嘴子，现任村主任方国栋有强大的家族势力背景，他横行乡里，很快就成长为手握权力的村霸。他独断专横，大肆捞钱，村集体的一千多亩菜花地被他零敲碎打快卖光了，而收入的村财却是一笔糊涂账。而方国栋则在城里安家置业，出有车入有房。对此，村民们明知其中的猫腻却敢怒不敢言。继仁子的老婆菊子与方国梁暗通款曲，作为有“人大代表”光环笼罩的继仁子也不得不选择沉默。最后，退伍军人方继武站出来维护村民合法权益，他组织村民护地，引导农民将选票投给正义的一方。但大部分村民因怕受牵连而退缩，只有少数几个年轻农民参与护地斗争。不仅如此，在方国栋的金钱利诱和政治威逼下，很多村民纷纷去登记。虽然选举结果差强人意，但却是以菊子以死抗争上吊在方家为代价的。小说凸显出乡村社会在村霸治理下的脱序景观。梁晓声的《民选》中，翟村老村主任韩彪拥有私人银矿，实力雄厚。他在翟村呼风唤雨、祸害乡邻、违法犯科，民愤极大，村民们因此想借“民选”的机会，把这个恶霸村主任拉下马。韩彪便处心积虑软硬兼施操纵选举，在他看来，“在本县的地盘里，凡自己想要的，各方面就他妈的该给自己！给就叫‘民主’”。连任的努力落空后，气急败坏的他试图让打手杀死抢占了他“宝座”的继任者翟学礼。最后，翟村的“民选”在两个人倒在血泊中而结束，这预示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还有“法律模式”。尽管新世纪的农民生活在千禧后，但其精神质素、文化心理仍然呈现出过渡人、边缘人的特征，即他们身在新世纪，心还仍留在旧时代。如，表现在他们被村霸欺辱“讨说法”的过程中，常常显示出知法懂法又“轻法”“畏法”、崇拜权力、权大于法等首鼠两端、左右摇摆的思想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村霸得以萌生、做大、横行，与农民的人格、精神等国民性是分不开的。叶南客将这样从“小农”到“公民”的转型称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揭橥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文化”现象，以及由边缘文化、边缘感增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格。身处新世纪转型的农民兄弟正是这样的边际人。
四
村霸，是当下现实关切的重点、热点，这一乡村问题的顽固存在，说明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对农民伤害之深，也反映了政策的有效性、情况的严峻性。在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村霸危害乡村政权、欺压百姓、盘剥经济等问题是新世纪乡土小说涉及的话题之一，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直陈“村霸”是现代法治建设、乡村稳定和谐、乡村振兴的最大阻碍之一，表达对基层政权的深入了解和居安思危，也反映作家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关切和焦虑，其意味深沉。其中，小说也暗含了一种渴望，即除了依赖外在权威正义的力量，农民的自我革新、加速从边际人向现代人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笔者以为，以渴望与忧思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农民出路探索、村霸题材书写，构成新世纪初乡土小说的鲜明特色，通过对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村霸形象的考察，不仅可以更全面深入评价这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还可以为乡土文学如何精准地反映三农、清理历史与当下深沉呼应的复杂内涵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福建武夷学院）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5BZW042）“转型视域下新世纪乡土文学与农民现代体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若干意见》，《农家之友》，2007年，第3期。
[3] 冀承阳：《村官变“村霸”现象暴露乡村治理困境》，《人民法治》，2017年，第1期。
[4] 费孝通 著，赵旭东、秦志杰 译：《中国士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4页。
[5] 李兴阳：《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6]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工人日报》，1980-09-22。
[7] 席扬：《“干部”“群众”的隐喻与功能——赵树理小说创作“修辞行为”散论》，《文学评论丛刊》，2003年，第2期。
[8] 丹尼尔·贝尔 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 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9] 李勇：《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0] 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
[11] 湯晨光：《〈羊的门〉和道家思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12]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著，洪佩郁、蔺月峰 译：《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13] 马华、王晋茹：《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村霸问题及其治理》，《广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4] 蒋子龙：《农民帝国》，《中国作家》，2005年，第22期。
[15] 郑风田：《我国“村霸”形成的六大推手》，《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第7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17] 福柯著，姬旭升 译：《性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8]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9] 郭劲光，俎邵静，邓韬：《精准扶贫视域下村霸乱象内在机理探微》，《领导科学》，2019年，第8期。
[20]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21] 王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清官情结的现代考量》，《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关键词：新世纪 乡土小说 村霸 形象谱系
自中国进入20世纪后，频仍的社会变动打破古老乡村传统的治理秩序，前现代以长老治村、乡绅治理为主体框架的乡村权力结构趋于解体。民国时期参照西方民主自治方式，在乡土中国推行民主自治。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间，在执政党领导下，村民自治在广袤的乡村和农民身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积累了不少成熟的经验和做法。
但由于多种原因，乡村一直若隐若现地活跃着“村霸”的身影，他们分身幻化为“经济强人”“管理能人”“乡镇企业家”“致富带头人”“村镇干部”“地痞流氓”“宗族头领”等，或把持村镇政权，或抢占乡村资源，或欺压平民百姓，或与村镇干部沆瀣一气，或对抗上级组织……他们经济上强取豪夺，政治上向基层政权渗透，呈现家族化、黑恶化、专业化等特征，成为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乡村振兴、农民追求公平正义的否定性力量。2007年，国家有关部门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深入开展农村“严打”整治斗争，重点打击各类危害农村经济发展、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决铲除横行乡里、甚至“操纵”基层政权的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2] 今天，村霸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颇引人注目的特殊文学群像，他们是新世纪乡村社会的另类“农民”。乡土小说中刻画的这些“村霸”形象，呈现怎样的特质？他们产生的原因何在，又给普通农民带来怎样的体验感受？本文就此做一梳理。
一
“村霸”多指在村子里或一定区域内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经常制造事端，严重扰乱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人。[3] 村霸是小农意识、宗法观念、专制思维、强权政治、经济剥削、官本位崇拜等诸种腐朽落后思想杂合的产物，是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毒瘤。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实行了深入的村民自治，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乡村治理，加上乡村真正的精英和人才被城市这一“磁体—容器”吸引而纷纷进城，客观上造成了“权力真空”，给村霸的上位留下了时间、空间、土壤，而随后乡村的“空壳化”“废乡化”又加剧了村霸现象的严重性。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士绅》一书中指出，“农村输出子弟，损失金钱又损失人才”，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损蚀”[4]。21世纪，由于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与反哺力度加大，乡村各种资源增多，村霸与民争利导致频生事端，与农民甚至与政权的冲突不断升级，村霸再一次高频地进入公众视野，也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有研究者指出“乡村权力构成中有国家权力‘安插’的成分，有新生资本力量强力介入的成分，也有社会黑恶势力渗透的成分，而很少有能代表广大弱势农民利益的成分。乡村政权中各种势力的实际权力代理者，往往是哈耶克所说的‘最坏者’”。[5]
20世纪50年代的“土改小说”中村霸也频现身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先前的地痞流氓改头换面混进革命队伍为非作歹，一类是腐化堕落的基层党政干部。赵树理笔下的金旺就是典型的流氓地痞，还有跟在恶霸后面摇旗呐喊、狐假虎威的小元那样的旧势力，如小旦般两边倒的墙头草、地头蛇，以及以“轮到我来捞一把”为当官哲学的坏干部小昌，还有《锻炼锻炼》中动辄对农民动用对付罪犯的方式加以严惩耍官威的杨副主任……这些文本揭示当时农村新的阶级分化与斗争新动向，反映普通农民的素朴愿望。即周扬所说，“基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6] 本来，这些干部寄寓了新中国“新生力量”质的规定性、人格力量和精神能动性，暗示“大多数群众之于干部的关系状态和这一关系状态在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可能性’等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可能获得群众持久信任的问题”[7]。而且，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国上下热火朝天开展经济建设，农村却出现干部颓废、村霸出没这样令人不安的情况，引发赵树理的担忧，他的书写真实意圖引起高层注意。正如有人指出，“真正的问题都出现在‘革命的第二天’。那时，世俗世界将重新侵犯人的意识，人们将发现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8]。
改革开放后，乡土小说鲜见“无恶不作”“人神共愤”的村霸，乡村熟人社会“和为贵”“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际传统使村霸与农民之间维持着表面和谐。但乡村推行“强人治村”“能人治村”，作为村干部却隐然有些“霸王”和“把持”的意味。有学者指出，“‘能人’顾名思义一般指的是具有技能优势的人，所以‘乡村能人’与侧重‘政治’或‘文化—道德’优势的‘乡村精英’有所不同，但在宗法制农村趋向解体的今天，‘乡村’精英的‘文化—道德’涵盖已丧失殆尽，它几乎被侧重政治、技能优势的‘乡村能人’代替。乡村能人在当下农村首先往往是一种经济型能人，又因为经济、政治的密切关联而也可能是‘经济—政治’兼能型能人。”[9]20世纪80年代乡土文学曾塑造过一大批乡村能人形象，路遥笔下的孙少安、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等大多是政治/经济型能人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转型加速，乡村叙事更多关注农民“受难”，乡村能人的“人祸”色彩就日趋暴露出来。诸如倪土改（谭文峰著《走过乡村》）、红塔山（刘醒龙著《分享艰难》）等人，他们出则是衣冠楚楚的企业家、入则为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他们是经济/技能型能人、村霸，利用权力欺压百姓，假公济私，在生产经营、物质分配、公共事务等村社管理中巧取豪夺，能够比普通农民获得更多的份额，提前过上小康生活，反映了转型期乡绅传统与现代能人此消彼长的紧张关系，以及村霸对乡村伦理和情感的冒犯。比如，《人生》中的大队支书高明楼，他家的房子是全村最好的，他将“乡村才子”高加林打回原形，褫夺他当村小民办教师的资格，让自己的儿子三星取而代之，高加林只能重新回到农村，懦弱的父亲高玉德忍声吞气教育儿子息事宁人：“我的小老子！你可千万不敢闯这乱子！人家通天着哩！”“你告他，咱一家人往后就没活路了……”“你不光不敢告人家，往后见了明楼，要叫人家叔叔！脸不要沉，要笑！”“加林妈，你往后见了明楼家的人，要给人家笑脸。”末了，高玉德还让加林妈第二天采摘一些新鲜茄子给明楼家送去，以示亲近。《平凡的世界》中的村支书田福堂在双水村说一不二，虽然客观上也能够为乡亲争取一些利益，但他好高骛远、自私自利、偷奸耍滑、公报私仇，经常搞一些小动作，表现了典型的小农思想意识，成为阻碍乡村改革发展、社会进步最大的保守势力。由此可见，“小农的意识结构并不是一个单层面的简单结构，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双重背反结构。正是这种矛盾着的双重背反结构，是构筑小农‘双重人格’的心理基础”[10]。在何士光《在乡场上》中，年年吃返销粮、低人一等的冯幺爸经常被支书曹福贵、罗二娘等人愚弄、欺负，饱受屈辱，穷得像条狗。分产到户后，他吃得饱饭，给娃儿买得起猪肉，庄稼人的脊梁挺直起来了，也终于勇敢地为弱势的任家娃儿主持了公道，因此而“得罪了梨花屯整个的上层”。冯幺爸敢于反抗的精神动力其来有自：“只要国家的政策不三天两头变，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过不去，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怕哪样？”但是，冯幺爸的这副“自信”“底气”到新世纪后，却因为乡村治理环境丕变、村霸的野蛮生长而一度失效。 20世纪90年代末，李佩甫《羊的门》面世，刻画一个呼风唤雨、四十年不倒，成功将村民掌控和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当家人呼天成的形象，这个当家人能量无穷，利用四十年光阴编织从乡到县到省市再到首都的广泛人脉，他的远大理想、过人胆识、强悍权势、耐心经营、长远眼光，使文学中几乎所有的村霸相形见绌。这个“村霸”形象的塑造是开创性的，到达这一谱系的顶峰。他不是普通的“村霸”，而是村霸中的“王者”。呼天成身上交织着农民式的政治智慧、处世哲学和道家思想。比如，他遭遇车祸后，秘书根宝无意惊动了大小官吏，呼天成训诫说：“咱是个农民！啥时候也不能张狂。人是活小的！你越‘小'就越容易。你要是硬撑出一个‘大'的架势，那风就招来了。”此外，在对人脉关系的“取/予”、为人处世的“聪明/糊涂”乃至做事的执守中道等，都充满秘而不宣的辩证法，“某种意义上说，《羊的门》是一部‘《老子演义》’，在思维路线上遵从老子，而在深锐和复杂程度上，比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11]。尽管呼天成为呼家堡百姓“造福”，没有进行物质剥削、肉体摧残，但是，他的“霸”显得更高深，体现在他的专制主义，对村民的精神控制和心灵戕害上，他豢养了一群谦恭温顺的“羊”，任其宰制。小说摘录《圣经》的一段话当作题记：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段话是整部小说的“纲”，昭示了作家批判专制、极权的主旨。呼家堡的村民就是“羊”，他们在“国王”呼天成圈养下，依附在他的领地，心甘情愿丧失思想能力，抹杀自我意识，成为没有灵魂、行尸走肉般的羊、永远臣服的奴仆。小说最后，呼天成行将就木，临死之前，他想在听狗叫声中离去。就在大家无计可施的时候，徐三妮灵光乍现猛然匍匐在垂死的呼天成的家门前装狗叫，无须发动，所有村民都心有灵犀地狂吠。呼天成在“狗叫声”中离开了他苦心经营一生的独立王国。福柯认为，社会每个人都身处权力机制规训下，微观权力机制以技术、知识甚至心灵的操控为旨归和基础，藏身隐蔽且无所不在。托克维尔指出：“在私人文化垄断下……直接压制的是灵魂。统治者说，你不用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可以保存，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你在我们之中就是一个外人了。”[12]
因而，从培养现代、健全的农民的意义上说，呼天成是否真的造福百姓，“圈养”的“精神侏儒”对乡村现代化是福是祸？就很难说了。
二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村霸多在反映乡村治理、乡村民主化进程的文本中现身，他们大多数与村干部“二位一体”，即村干部的涉黑化。实际上，村霸既有贪赃枉法的村镇干部，也有倚靠宗族势力独霸一方的“民间领袖”，还有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无事生非的地痞、流氓无产者之流。具体而言，大约有“官人村霸”“富人（强人）村霸”“流氓村霸”等三类。“村霸问题是在社会急剧转型、社会治理急需创新背景下出现的社会现象，主要表现为村霸操纵基层选举、侵蚀基层政权，损害村民权益、恶化干群关系，漠视法律法规、破坏乡村治安。”[13]
首先是“官人村霸”，即村干部本身就是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土皇帝”，这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着墨最多的乡村景观之一。因为，村霸的萌生与壮大，大多与乡村基层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间互通款曲、相互勾连本应是秘不示人的，在乡村却又是半公开的秘密。蒋子龙的《农民帝国》是这方面的典范。主人公郭存先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塑造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农民形象，读者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勤劳勇敢、胆识超人、富有谋略、务实求真的优秀品格，就是这个“现代新人”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创造了农民帝国，然而自己却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峰跌落为阶下囚。他的“恶与霸”在于对权力的独霸、失控，如果说前期手握权柄是为推动乡村发展，富裕之后，对权力的攫取与疯狂则完全因个人私欲膨胀，将自己置于权力之上，个人崇拜登峰造极，他的称谓从“存先”到“书记”再到“老爷子”，俨然封建社会的王爷、佛爷——从此意义而言，他又从“新人”穿越返祖，成为不折不扣的“旧人”。在郭家店，他恣意而为，不仅刑讯逼供、私设监牢致总会计师杨祖省于死地，还唆使部下打死农民，甚至暴力抗法扣押公安人员;他和官员比级别，比待遇和物质享受……在他曾创造奇迹的郭家店，在农民曾真心实意追随他的郭家店，他建立了绝对王国，也禁锢了农民的思想行动，“过去农民因为没有钱，失去许多自由。在郭存先领导下，农民有了钱，照旧失去了许多自由”。[14] 郭存先最后鋃铛入狱。某种意义上，他是被小农意识中的权力崇拜、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的权力及其运行所扳倒的。几年后，阎连科《日光流年》仍延续前者的思考，批判乡村权力运行的畸形与失控，为乡村现代化再次敲响警钟。
总之，新世纪乡土小说塑造为数众多的反面形象，进一步强化读者对乡村现实及村霸“恶”的认知。专家指出：“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些‘土皇帝’式的‘村霸’，他们无法无天，操纵选举、开设赌场、暴力抗法、霸占资源，呈现出乱政、抗法、霸财和行凶‘四大特征’。”[15] 这些村霸或因欲望驱使欺男霸女，或为拜金主义绑架强占资源，性、金钱是“村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村长王连方强奸村会计，得手后屡屡把魔爪伸向村里的其他妇女，大部分村妇受到奸淫（毕飞宇著《玉米》）;向本贵《泥泞的村路》中村长德贵无所顾忌地骚扰性侵村妇，俨然乡村“百妇长”;阎连科《炸裂志》中孔明亮、朱颖驱使全村男人扒火车盗窃女子外出卖淫，以此积攒第一桶金，人们的欲望连同罪恶最大化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指出：“人们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16]
其次是“富人村霸”，富人不当官，但一定程度上能左右乡村政治、经济、司法，他们或出资拉票贿选，缔结利益联盟，或以钱开路，为己谋利，搅乱乡村政治生态。胡学文《花落谁家》是一部生动的乡村司法运作的“反面”教科书。小说写张铁匠的女儿张二妮被乡里最大的企业家、利税大户黄满山的儿子四虎子骑摩托车撞成重度脑震荡。张铁匠担心会有后遗症日后女儿难找婆家，于是，一纸协议将昏迷中的女儿许配给四虎子。张二妮清醒后，面对吃喝嫖赌抽一应俱全的四虎子，虽迫于压力短暂生活在一起，随后坚决悔婚。双方调解无效，官司就此产生。这一纸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婚姻合同不仅毁了年轻人的前程，它的解除意味着双方在乡村权力格局的异动。对于能影响基层干部决策的“富人”黄满山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争口气”，于是双方动用各种力量：亲情、爱情、权力、金钱、暴力等，试图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是非分明的官司中，最后是企业家略胜一筹，受理案件并想维持正义的乡司法所长杨晓东被通知，将此案上交县法庭处理。在这样一个故事中，权大于法、钱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结论呼之欲出，也映照出乡村恶霸的无所不能和虚伪狡诈。张继《乡选》也赤裸裸呈现富人对政治的腐蚀，对基层政权的冲击。小庙乡首富、乡镇企业家赵宏昌在乡镇权力格局中的影响力已超过乡党委书记刘春明。乡镇换届即将进行，赵力挺自己的亲信、代言人小庙乡乡长任建东留任;乡长则投桃报李以乡财政需要向赵借款为名，要挟乡党委政府以公家名义向赵宏昌的女儿红袖庆祝生日，而乡政府的众多工作人员在工作日为赵女儿庆生。面对赵宏昌参选乡长，另一候选人李志明顶不住压力，退出竞选;为竞选，在向县长打招呼行不通后，赵宏昌又心生一计，要求他的企业不收购小庙乡桃农的大量鲜桃，以此挑拨桃农围堵政府，妄图迫使政府就范。小说描写新世纪初乡村较为真实的政经格局和治理困境。福柯指出：“权力的行使来自无数方面，在各种不平等与运动着的关系的相互影响中进行。”[17] 文本写出以“富人村霸”为代表的资本逻辑对政权的冲击，展现乡村治理的各种复杂角力与村霸的干政。 刘庆邦的《钻天杨》则从另一个视角书写了资本与权力的结合对乡村的操控——当村霸做大后，不仅千方百计赚取资本、漂白金钱，为达到做强做久的目的，他需要在政治上捞取权力，利用资本与政权的“一体化”寻求庇护，谋求扩张，这实际上是“富人村霸”在现实中合乎逻辑的做法。田楼村煤矿老板田洪源想在承包的土地上栽种杨树，以此改变“风水”，但他的计划却被村支书田洪兴否决，这让田痛定思痛，也由此大悟：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金钱在权力面前仍底气不足。后来，他使出浑身解数最终如愿以偿当上村支书，实现一人独大，资本与权力公开结盟。当然，他的风水林也种上了。田洪源的故事不免让读者想到电影《无间道》里“黑社会组织”苦心孤诣数十年的“潜伏”与“渗透”。
最后是“流氓村霸”。乡村沦为空壳村后，留守乡村的多老人、妇女和儿童，乡村不仅失去“筋骨”，也失魂落魄，此时，极少数返乡的青壮年就有可能为生存、发财、性欲而蜕变为“流氓村霸”。刘庆邦《我们的村庄》是一个总体隐喻，书写了“我们村庄”在乡土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集聚的“创伤”与“怨恨”——被城市欺辱、抛弃、驱赶和乡村面对未来茫然失措、焦躁不宁、孤独无助、困兽犹斗、静默等死。关键是，这个庞然大物隐忍不语、无处排遣，这种沉默失声与火山般压抑的景象令人担忧——乡村的心理需要疏导。小说中的“村霸”叶海阳是一个象征性符号，他被城市所不容而返乡。他身无长技、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惹是生非：肆意凌辱外乡来村里躲避计划生育的弱势家庭、家暴妻子、忤逆不孝、强奸返乡的妓女邻居黄正梅、敲诈外乡麦客的钱财、公开盗抢村里养殖户的鸡鸭、焚烧村里的麦田……他无恶不作却又无人敢于反抗，村庄仿佛陷入垂死一般的虚弱与沉寂。叶海阳和流氓无产者阿Q一样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但阿Q还有所畏惧，而前者的为非作歹似乎是一种自暴自弃，又像一个“弃儿”做出种种恶作剧，通过自残极力吸引他人关注，以引起疗治的注意。
三
进入新时期，随着农村管理体制变革，生产队职能弱化，乡村权力统一收到行政村。“除了部分乡企发达，村级经济活跃的富裕地区外，广大纯农区乡村的‘行政村’权力基本上是单纯的‘国家政权末梢’。”[18]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经济资本楔入乡村政治，乡村权力格局出现结构性转型，资本裹挟着巨大动能，撬动了原本松动的权力结构，乡村出现一些新的权力形态。比如，田地、房屋、林产被征迁过程中乡村干部（体制内精英）的“富人化”，非党员干部在体制内的比例上升，乡镇企业家对乡村治理施加影响（如“老板治村”“能人治村”）、民间领袖人物（如“混混治村”）攫取村社权力等，乡土村落社区一个多元化、消涨型的权力结构正在形成。从生成机制入手分析，村霸乱象内源性原因包括优秀乡贤文化缺失、村民法律意识淡薄、封建宗族文化根深蒂固、村干部思想观念异变等;外源性原因则归结于乡村“空心化”现象趋重、民主监督机制失灵、法律制度不周延等。[19] 作为直接的“受害者”，普通村民面对村霸的欺凌与否定性存在，会有怎样的回应？作为乡村现代化建设的一环，村民的行动也制约乡村治理和良性发展。纵观新世纪乡土小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诉求于清官模式;二是承受苦难的模式;三是反抗模式。
首先是“清官模式”。自古以来，农民对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平等，往往采取息事宁人和吃亏是福、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除非赶尽杀绝走投无路，才会勉强去面对。然而，普通农民的面对首选并非是借助法律、政府维权，或者铤而走险、以暴制暴，而是期盼“清官”的出场来解决问题。张继的佳构《去城里受苦吧》就写活了农民的传统小农式的心理。村民贵祥的三亩好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主任李木卖掉了。贵祥放出风去准备告村主任，待他隆重庄严地去村主任家兴师问罪时，村主任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李木的蔑视给予了贵祥以重挫。贵祥不曾想到第一回合遭到如此的阻击，顿时乱了阵脚，懦弱自卑的本性又暴露出来。当他看到村主任与乡镇干部、警察一群人关系火热，自知胜诉无望，怒火中烧的贵祥头脑一热便偷了李木家的门锁扔到了井里，转念一想又担心村主任家财产失窃追责到自己，末了又腆着脸去道歉。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即使我们不去赞美弱者的武器，也应该尊重它们。我们更加应该看到的是自我保存的韧性——用嘲笑、粗野、讽刺、不服从的小动作，用偷懒、装糊涂、反抗者的相互性、不相信精英的说教，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从这一切当中看到一种防止最坏的和期待较好的结果的精神和实践。”[20] 眼看投诉无门，贵祥到市里告状。但他不是去法院，而是去找市长上访。原因很简单，他在电视上见过市长，认为市长面目和善是个好官，他信任市长，觉得只要他一降临，他的冤屈就立马解决。总之，“清官”情结是乡土子民固守千年的观念，他们寄希望于偶然出现的清官而不是制度化的公平正义。有学者指出：“行政管理的官本位价值取向逐步确立，并与‘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相关联，成为基本的治国之道。在德治理念和宗法传统的统治秩序中，统治阶级将政治清明放在行使权力者的道德自觉和良心造化之上，人民群众也将社会公正放在“青天老爷”的刚正不阿和英明裁断之上，法律则仅仅作为辅助手段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过程。”[21] 这个异常真实的心理描写非常深刻地摹画了现代农民的旧式思想：对权力的畏惧、膜拜，对正义的实用主义。
其次是“受难模式”。在乡土中国，老百姓一方面要承受风吹日晒的艰辛劳作以维持生计、扩大生产;另一方面，要忍受村霸的盘剥欺压。对于天灾及村霸的“人祸”的受苦与受难构成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常态。《乡村行动》（阙迪伟著）、《歇马山庄》（孙惠芬著）等新世纪乡土小说深刻描绘了乡村转型期的政治经济现状，揭示村霸专制、专治乃至世袭背后的治理乱象。无论蝙蝠村，或者歇马山庄，正急剧从传统乡村向现代社会转型。歇马山庄办起砖厂，众多农户在尝试滑子菇种植，厚庆珠的理发店“一个月能挣一千元”让村民眼红妒忌，蝙蝠村大踏步提升城镇化率，股份制经营进入村办企业，现代农业驱逐了传统种植业，许多村民进城求生，从农民变为市民，只等着他的精神现代化。这些村庄早已迥异于古典时代的乡村，其政治经济权柄为当地“能人”“村霸”控制。林治邦在歇马山庄说一不二，荣汉俊在蝙蝠村一手遮天，他们依仗脑子活络、能说会道，苦心经营，广植人脉，在发家致富后步入乡村权力舞台，成为乡村权力的实际掌握者。但由于当前农村监管机制不健全，对能人、富人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能人、强人蜕变为令农民望而生畏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像林治邦儿子结婚宴请宾朋，村民们不请自来，都知道林某在歇马山庄能地动山摇;荣汉俊是蝙蝠村的“座山雕”，玩弄全村于股掌之上，他的影響不仅到蝙蝠乡还上达县府。《乡村行动》（阙迪伟著）里的上街村成为熊家的“独立王国”，熊老三是说一不二的“国王”，熊老大是村支部委员并把持了村里的财政大权，熊老二也是村委。村办的轧钢厂和轴承厂实际上就是熊家的私产，法人代表都写熊老三。一句话，上街村就是熊家的，“村里没人敢放熊家一个屁”。这些小说揭示在“村霸专治”下的乡村治理危机、农民的受难与热切期盼——盼望乡村加快重建政治经济新秩序，复归真正的乡村民主自治。 再次是“反抗的模式”。在一度“正不压邪”的乡村政治经济语境中，如前所述，农民的反抗可能是微弱而有限度的，还有可能是决绝和舍身求法拼命硬干的。曹征路的《豆选事件》通过乡村选举这一主题，真实反映出村霸“赢者通吃”以及“反抗的代价”。在方家嘴子，现任村主任方国栋有强大的家族势力背景，他横行乡里，很快就成长为手握权力的村霸。他独断专横，大肆捞钱，村集体的一千多亩菜花地被他零敲碎打快卖光了，而收入的村财却是一笔糊涂账。而方国栋则在城里安家置业，出有车入有房。对此，村民们明知其中的猫腻却敢怒不敢言。继仁子的老婆菊子与方国梁暗通款曲，作为有“人大代表”光环笼罩的继仁子也不得不选择沉默。最后，退伍军人方继武站出来维护村民合法权益，他组织村民护地，引导农民将选票投给正义的一方。但大部分村民因怕受牵连而退缩，只有少数几个年轻农民参与护地斗争。不仅如此，在方国栋的金钱利诱和政治威逼下，很多村民纷纷去登记。虽然选举结果差强人意，但却是以菊子以死抗争上吊在方家为代价的。小说凸显出乡村社会在村霸治理下的脱序景观。梁晓声的《民选》中，翟村老村主任韩彪拥有私人银矿，实力雄厚。他在翟村呼风唤雨、祸害乡邻、违法犯科，民愤极大，村民们因此想借“民选”的机会，把这个恶霸村主任拉下马。韩彪便处心积虑软硬兼施操纵选举，在他看来，“在本县的地盘里，凡自己想要的，各方面就他妈的该给自己！给就叫‘民主’”。连任的努力落空后，气急败坏的他试图让打手杀死抢占了他“宝座”的继任者翟学礼。最后，翟村的“民选”在两个人倒在血泊中而结束，这预示着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此外，还有“法律模式”。尽管新世纪的农民生活在千禧后，但其精神质素、文化心理仍然呈现出过渡人、边缘人的特征，即他们身在新世纪，心还仍留在旧时代。如，表现在他们被村霸欺辱“讨说法”的过程中，常常显示出知法懂法又“轻法”“畏法”、崇拜权力、权大于法等首鼠两端、左右摇摆的思想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村霸得以萌生、做大、横行，与农民的人格、精神等国民性是分不开的。叶南客将这样从“小农”到“公民”的转型称为“大过渡时代的转型人格”，揭橥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边缘文化”现象，以及由边缘文化、边缘感增强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人格。身处新世纪转型的农民兄弟正是这样的边际人。
四
村霸，是当下现实关切的重点、热点，这一乡村问题的顽固存在，说明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对农民伤害之深，也反映了政策的有效性、情况的严峻性。在现代法治建设进程中，村霸危害乡村政权、欺压百姓、盘剥经济等问题是新世纪乡土小说涉及的话题之一，作家们以文学的方式直陈“村霸”是现代法治建设、乡村稳定和谐、乡村振兴的最大阻碍之一，表达对基层政权的深入了解和居安思危，也反映作家对农民生存状态的关切和焦虑，其意味深沉。其中，小说也暗含了一种渴望，即除了依赖外在权威正义的力量，农民的自我革新、加速从边际人向现代人转型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笔者以为，以渴望与忧思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农民出路探索、村霸题材书写，构成新世纪初乡土小说的鲜明特色，通过对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村霸形象的考察，不仅可以更全面深入评价这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还可以为乡土文学如何精准地反映三农、清理历史与当下深沉呼应的复杂内涵提供新的思考和借鉴。
（作者单位：福建武夷学院）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5BZW042）“转型视域下新世纪乡土文学与农民现代体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农村平安建设的若干意见》，《农家之友》，2007年，第3期。
[3] 冀承阳：《村官变“村霸”现象暴露乡村治理困境》，《人民法治》，2017年，第1期。
[4] 费孝通 著，赵旭东、秦志杰 译：《中国士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4页。
[5] 李兴阳：《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6] 周扬：《赵树理文集·序》，《工人日报》，1980-09-22。
[7] 席扬：《“干部”“群众”的隐喻与功能——赵树理小说创作“修辞行为”散论》，《文学评论丛刊》，2003年，第2期。
[8] 丹尼尔·贝尔 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 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9] 李勇：《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郑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0] 袁银传：《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58-59页。
[11] 湯晨光：《〈羊的门〉和道家思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12]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诺 著，洪佩郁、蔺月峰 译：《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13] 马华、王晋茹：《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村霸问题及其治理》，《广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4] 蒋子龙：《农民帝国》，《中国作家》，2005年，第22期。
[15] 郑风田：《我国“村霸”形成的六大推手》，《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第7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
[17] 福柯著，姬旭升 译：《性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18]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19] 郭劲光，俎邵静，邓韬：《精准扶贫视域下村霸乱象内在机理探微》，《领导科学》，2019年，第8期。
[20]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
[21] 王玲：《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清官情结的现代考量》，《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