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全与西方艺术现状隔绝的情况下，艺术家之间自然形成如佛家传灯或薪火相传式的关系，其中资讯和导师人物至关重要。”——当代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多年以后，画家赵文量、杨雨澍再次见到了两位老师。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雨后初晴，阳光大好。他们走出北海公园后门，在灰墙的拐角，看到两个瘦削高挑的老太太，穿着浅灰色旗袍，外罩中式对襟罩衫，脚穿平底浅口鞋，虽已年近七十，但脊背挺直，缓缓并肩而行，手中各提了一个小画箱。杨雨澍仿佛电击一般，脱口呼出：“大先生、小先生!”
　　两位老人回头，有些惊愕。很久没人这样称呼她们了。
　　“小先生”熊先菱先认出了他们。“大先生”熊先蓬已现老态，但风范依旧，笑容一如既往的宽厚。劫后重逢，老师和学生紧紧握手，不肯松开。
　　“真的想不到，两位先生已经70多岁了，还坚持户外写生。”回想起当时，赵文量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两位先生。
　　作别之后，走出几十米，他们忽然听到先生们在背后喊：“孩子们，回来，回来!”
　　小先生从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糖果，塞在他们手中，笑盈盈地说：“拿着吃吧!”
　　已经40多岁、两鬓斑白的他们，在老师眼中仍是孩子。
　　沙井胡同3号院
　　1958年夏天，后来成为“无名画会”和“玉渊潭画派”开山者的赵文量，还只是一个待业青年。那年他21岁。
　　颠簸的公交车上，售票员毕恭毕敬地给每位乘客端上滚烫的茶水，让人拿也不是，放也不是。之后，售票员例行拿起竹板，摆好姿势，开始说天津快书《歌颂大跃进》。
　　抱着画箱的赵文量把目光转向窗外。满街都是小高炉，黑里透红，浓烟滚滚。墙壁上粗暴地涂抹着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象的家畜，满目都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天上没玉皇，我就是玉皇”之类的巨型美术字。一辆大卡车绝尘而去，车斗里黑压压都是“除四害”打死的麻雀。
　　车渐渐驶近南锣鼓巷，世界仿佛安静下来。
　　赵文量穿过南锣鼓巷，径直走进沙井胡同3号院。
　　住在沙井胡同2号院的杨婶，正领着胖嘟嘟的女儿，透过虚掩的门，好奇地窥探着这个名为“熙化美术学校”的神秘院子。高高的台阶，红漆木门，黄铜门环，透着气派。
　　她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他们这些街坊眼里，熊家是大户人家，熊家小姐是知识分子，“一看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白白的，高高的，文文静静的，夏天穿着月白色的长衫，出门都坐人力车”。
　　每天，都有各色各样的人，走进这座院子。
　　赵文量从小喜欢绘画，曾报考沈阳鲁迅美院附中，落榜。1954年他跟随在石油部当俄语翻译的父亲来到北京，进了一个美术补习班，只去了4次就不去了，理由是不喜欢素描，只喜欢色彩。1956年，他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在面试现场不知轻重地宣称：“我看现在的绘画千篇一律!”被拒之门外。
　　无意中，他看到一个邻居画的大幅油画，鲜明生动，“仿佛能闻到果香味儿”。一问才知，她是在熙化美术学校学的画。
　　赵文量第一次来，就喜欢上了这里，“非常干净，非常安静，在那个人人癫狂的时代里是一方净土”。更重要的是，教师熊先蓬、熊先菱姐妹并没有强制他从素描学起，而是允许他学自己最爱的油画。
　　油画班价格不菲，每学期(半年)要39块人民币，但赵文量毫不迟疑地报了名。
　　1959年，15岁的杨雨澍报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因出身问题而落榜，也来到熙化。
　　无名画派的另一重要成员张达安则是于1956年进入熙化的，他也是中央美院附中的落榜者。
　　这些被主流拒绝的艺术青年，在熙化找到了他们的秘密花园，并在此后漫长的一生中并肩而行。
　　“太太的客厅”
　　熙化美术学校其实不是学校，只是一个民间美术补习班。
　　学校的前身是北京女子西洋画学校，1926年，由留日归来的唐守一(婚后改名为熊唐守一)创立，原校址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4号。
　　唐守一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私交甚笃(一说是郭德洁的结拜姐妹)，两人都热心公益事业和妇女解放运动。唐守一的丈夫熊绍望也曾留学日本，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归国后在大学任教。
　　“当初的女子西洋画学校，类似于林徽因、梁思成的‘太太的客厅’，是社会名流出入、清谈的地方，有下午茶、点心和咖啡，不定期还会有舞会。”收藏家贾俊学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曾从潘家园淘到熊绍望分别写于1958年和1969年的两份《自我检讨》，从此对熊氏夫妇的经历发生了兴趣。
　　1953年，学校奉教育局的命令，更名为熙化美术补习学校，并搬迁至唐守一夫妇的宅院一沙井胡同3号院。
　　1954年，唐守一病逝，熊绍望接任校长，女儿熊先蓬、熊先菱姐妹担任教师。学生中不乏社会名流，如梅兰芳的儿子梅绍武、电影《盘丝洞》的演员汪洋，甚至还有外国学生。
　　但对熙化的历史，赵文量们一无所知。他们进入熙化时，熊绍堃的长子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熊家人越加低调了。
　　当时，熙化美术补习学校是熊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姐姐熊先蓬教油画，妹妹熊先菱教素描和水彩。分为白班和晚班，白班主要面对想专事绘画的青年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全职主妇(其中有一些是军人家属)，晚班则面向业余爱好者。白班又分大班和小班。大班面向有一定功底的学员，小班则注重基本功的訓练。
　　赵文量上的是大班，杨雨澍是小班，而张达安当时还在上中学，因此上的是晚班。
　　张达安很看不起那些来学画的太太们，觉得她们就是吃饱了撑的，找点乐子打发时间。“可如今想想，我觉得她们非常可敬。在那样的年代里，大家好像都疯了。可她们竟然愿意静下心来接受艺术的熏陶，这太不容易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年愤世嫉俗的他，如今性情平和了许多，总是笑眯眯地听着赵文量和杨雨澍说话，偶尔才插上几句。
　　“有时候，人可能要经过一辈子才能明白，自己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杨雨澍感叹。他脸庞的轮廓倔强，眼神却柔和。“艺术是自由的表达，每个人在艺术面前都是平等的。”
　　“雨打梨花深闭门”
　　谈起对熙化的印象，杨雨澍引用了宋词《忆王孙》里的一句：“雨打梨花深闭门。”
　　几位老画家凭着记忆，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本上，用简单的碳素笔勾勒出了沙井胡同3号院的轮廓。
　　那是一座典型的二进院式四合院，精雕细琢的垂花门，将院子分为北房和南院，东厢房的后面有个小小的花圃。水磨青砖铺地，一尘不染。红漆的木门和窗框，厢房外有长长的走廊，悠然静谧。
　　春天，院子里会落上细碎的槐花，很快被打扫干净。夏天，没有风扇，但屋子凉爽。冬天，煤球炉早早生起来了，进入教室的一瞬，戴眼镜的同学镜片会蒙上浓浓的白雾。短暂的言笑之后，学员们竖起画板，教室迅速安静下来，只听到画笔和 画纸摩擦的悉悉索索。
　　在各自的教室里，熊先蓬和熊先菱走来走去，端详着学生的画作，偶尔停住，低声指点一二。有时，她们把静物摆好，就悄悄退出教室，到快下课时才进来。
　　熊家姐妹梳齐耳短烫发，不化妆，穿灰色或蓝色的列宁服或中式上衣，偶尔穿旗袍。赵文量记得，“大先生”鸭蛋脸，颧骨很高。她话不多，温文尔雅，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对人有点距离感。“后来看了电视剧《围城》，觉得大先生有点像里面的苏文纨，矜持、自尊心特强，还有点狡黠。但是她可不像苏文纨那么势利。”
　　妹妹熊先菱细长脸，单眼皮，比姐姐精明，活泼外向，但和姐姐一样，怎么也凶不起来。淘气的学生喜欢跟她开玩笑。
　　有时候，熊绍望也会出现在院子里。在张达安的印象里，老校长是一个瘦高、爱穿长衫、说话文绉绉的老头儿，又有点可爱的唠叨。
　　熊先菱管熙化的行政和财务，煞费苦心。为了节省经费，她请住在这条胡同里的溥仪的大舅子来做模特。
　　“末代国舅”家道破败，衣着褴褛，静静地坐在灯光下，一脸的和气、谦恭、善良，带着几分噤若寒蝉。报酬是3毛钱一课时，每晚两课时，要连续坐上一星期，“国舅”毫无怨言，只是偶尔打盹，被学生们取笑。
　　在熙化美术学校里，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完完全全地沉浸在绘画之中，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的狂风暴雨，似乎从未发生过。每个人都自觉地保持着画室的整洁，没有乱扔的废颜料管、铅笔头，连铅笔屑都用碎纸拢得干干净净，收到垃圾桶里。
　　蓝蓝灰灰紫紫
　　1956年进校的张达安曾看到一整套世界美术全集，是唐守一从日本带回来的，包括梵高、塞尚等著名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当时美术界的主流是学习“苏联画派”，注重写实，追求逼真，画面厚重，色调阴暗，几乎与西方现代艺术完全隔绝。突然看到这样精美的印象派作品，张达安极受震动。
　　1957年后进校的赵文量和杨雨澍就没这种眼福了。为了避免招人耳目，熊家就把这套书藏了起来，生怕被当成“右派”的证据。
　　赵文量至今记得悬挂在熊家的一幅画。简单的芍药花儿，有一种过度明媚、有些乖张却又特别令人赏心悦目的粉度，那略显妖艳的花瓣的舒张程度，则显示出独特的生命力。“就好像在一个人人都穿着灰蓝列宁装的年代里，忽然看到一件鲜活漂亮的衣服，知道美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最念念不忘的，是“大先生”的色彩观：蓝蓝灰灰紫紫。
　　谈起这6个字，杨雨澍滔滔不绝。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受印象派的影响，注重色彩和外光，和苏联画派完全相悖。蓝和紫都是原色，是刺目的，但加入灰就有了过渡，蓝灰就不显得突兀了。“有些人画画，画粉脸就是粉脸，蓝裙子就是蓝裙子，非常生硬呆板。”
　　1957年的一天，赵文量去看俄罗斯画展，在展览大厅看见有人临画，也忍不住推了一把椅子当画架，搬了个小马扎坐下来临摹。一个穿制服的女工作人员不屑地说：“这是给社会名流和艺术院校师生临的!”赵文量没搭理她。
　　熊先蓬和熊先菱专程赶来，支持自己的学生。她们一反平日的朴素，穿着翻毛皮大衣，戴着手笼，穿了高跟鞋，画了淡妆。看了赵文量临的哈尔拉莫夫的《意大利的小女孩》，熊先菱说了一句：“赵文量，你以后要画大的!”
　　张达安来到熙化时，恰恰是最“不开窍”的阶段。他用木炭笔在薄得像数学作业纸一样的“片叶纸”上苦恼地涂抹，充当橡皮的馒头块已经沾得乌黑，但画面上的罗马将军阿古利巴依旧板滞无神。熊先菱从不加苛责，往往是走过来，寥寥几笔修改，干脆利索，画面就瞬间生动起来。
　　有一次，熊先蓬摆上了一组静物：扁瓷器、绿苹果。张达安心血来潮，用铅笔画了素描，又上了颜色。熊先蓬经过瞥了一眼，忽然拍掌大赞：“好，好，真好!”
　　也就是那一次，张达安有一种“天灵盖忽然打开”的感觉。1960年，他又去考中央美院，不出所料仍然没被录取。但看到美院附中的学生还在用铅笔横竖丈量人像比例，他就知道，“他们跟我差了不是一点半点”。无名画展
　　1960年，熙化美术补习学校被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局接管，并入“北京青年美术补习学校”。1962年，熊先菱来到这里担任教务，熊先蓬则不再任职。
　　1962年左右，杨雨澍跟着赵文量进入了这所学校。“家里真待不住了，一个社会青年没被分配工作，成天画些不革命、非主流的题材，是很容易受街道办事处‘關照’的。”
　　但是，他们在这里再也找不到在熙化美校时的纯粹的快乐和归属感，“每天对着冰冷的石膏像，不知所以”。他们敬爱的“小先生”，也只有在借画架时才能匆匆见上一面。　不过，在这里，他们认识了无名画会早期的另一重要成员——精于讽刺漫画的石振宇。那段时间，他们经常外出写生，而且常选偏远的地方，以避人耳目。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那一天，赵文量、杨雨澍和石振宇却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忘我地写生。杨雨澍说：“我们三个饱受惊吓的人回到大自然的怀抱，那短暂的自由所激起的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六七十年代，赵文量在北京地下画坛已小有名气。陆续有不少年轻人来找他学画，郑子燕、张伟、马可鲁……都成为无名画会的早期成员。他们秘密转战一个又一个的写生基地，玉渊潭、北海、什刹海、紫竹院……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们形成了“画小画”的习惯，因为小画箱不易被发现。
　　这一时期，他们被称为“玉渊潭画派”。
　　1979年7月，赵文量、杨雨澍、张达安和石振宇等23位艺术家的联展在北海公园举行，成为文革后最早报春的在野画展之一，早于星星美展。从那时起，他们正式注册为“无名画会”。
　　著名策展人高名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星星画会“艺术干预政治”的旗帜不同，在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路上，大概属无名画会走得最远。
　　如今，75岁的赵文量和68岁的杨雨澍，住在赵文量的女儿为他们租的一套三居室中，每日作画，生活清贫，坚持着“不卖画”的原则。
　　2004年，赵文量、杨雨澍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联展，并出版了自己的画册。
　　他们第一时刻想到的就是把画册送给当年的两位先生，但办完画展不久，赵文量就因为颈椎病而卧病在床，因此，始终没能成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近日重访了沙井胡同。熙化美校所在的3号院，如今已变成大杂院，门牌号也变成了9号。杨婶依然住在那里，只是门牌号从2号变成了13号。杨婶凭着模糊的记忆，向记者讲述了熊家姐妹在这里的最后日子：姐妹俩一生未婚。文革中，院子被充公，住进了多家房客，她们被迫迁到北屋。大量珍贵画册被抄走，被打成右派的大哥饱受批斗。晚年，熊先菱精神失常，经常在胡同里走来走去地唠叨和叫骂。熊先蓬病死家中后，熊先菱只是告诉邻居：姐姐在睡觉。几天之后，觉得不对劲的邻居和片儿警们才破门而入。熊先菱被天津的侄子接走，听说后来被送进了养老院。
　　走出沙井胡同，记者回头望去。彼时已是黄昏，院子里有微弱的灯光——就如同，当年熙化美术学校每晚亮起的灯火，从来就没有熄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