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翻译前辈蓝英年先生请我小酌。酒过三巡，蓝老感叹俄苏文学翻译家星光灿烂的时代已逝。他说，汝龙、满涛、蒋路、戈宝权、力冈、高莽和草婴等人，曾使新中国的俄苏文学翻译殿堂尽显辉煌。
　　蓝老的话使我想到，文化繁荣往往从世界文学名著翻译和出版开始。布尔什维克建政之初，图书出版主要靠世界文学名著翻译支撑。作家高尔基1918年奉列宁之命在彼得格勒成立“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大旗下汇集了勃洛克、古米廖夫和丘科夫斯基等一批知名作家和翻译家。他们翻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对苏维埃的启蒙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俄苏文学名著翻译出版如火如荼，而那时在苏联，世界文学翻译也搞得轰轰烈烈。帕斯捷尔纳克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和歌德的《浮士德》，马尔夏克翻译了苏格兰诗人彭斯的诗作，阿赫马托娃翻译了法国作家雨果、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和奥匈帝国诗人里尔克的作品等。这些从白银时代走来的诗人和作家不仅是时代的思想者，更是语言的巨匠，他们的译作在苏联俄罗斯文学翻译史上一直被奉为经典，至今畅销不衰。这些苏联作家兼翻译家也使我想起另外一串名字：鲁迅、夏衍、茅盾、老舍、冰心、萧乾、杨绛……曾几何时，他们也为中国读者奉献过世界文学名著的优秀译本。
　　苏联解体后，国内俄罗斯文学翻译出版状况不如70～80年代，2000年以后不仅危机明显，就连俄语也被忽视而列入了小语种。出版社由于专业俄语编辑匮乏，不仅难以完成引领大众阅读的使命，就连俄罗斯的图书翻译和编辑质量也遭质疑。
　　近二十年来，俄罗斯的世界文学名著翻译出版也发生滑坡，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苏联时代。俄罗斯文学基金会主席别列维尔津告诉我，莫斯科有些出版社为追求效益而放弃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是家常便饭。有些出版社为节约成本而降低翻译准入门槛，译者身份鱼龙混杂，译文水平良莠不齊。中国在这方面和俄罗斯相似。有些译者宣称在重译文学名著，其实纯粹是在玩文字游戏，而非翻译创新。最近又闻有人用软件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呜呼哀哉，这简直是对名著的戕害和对读者的蔑视。
　　蓝老曾教导我，好的文字起源于心而诉诸于笔。文学翻译是灵魂工作，科技手段不能取代精神创造，也常嘱我译书之余多读些古文。他认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翻译出不了佳作，与译者阅读匮乏和古汉语水平低下有关。百年中国文坛，凡称得上大师的作家和翻译家都是古文功底扎实的人，而若想做到古文功底扎实，唯一的路径就是练就童子功，别无捷径可言。我听罢汗颜，如坐针毡。我们启蒙之时恰遇“文革”席卷而来，书读得支离破碎，古文更是东鳞西爪不成体系。可蓝老不同，他自幼博览群书并受到过良好的系统教育，但蓝老竟感叹说，他即使奋斗终生也不可能抵近大师之境。我以为这是蓝老的谦逊之语，他著作等身，语言技艺精微深奥。可他却认真地看了看我，一本正经地问我，你知道文史作家蔡东藩吗？蔡东藩自幼熟读四书五经、通晓二十四史，方得清澈优美之文字，简洁明快之表达，浩瀚深邃之思想。“难道这些还不够我们学几辈子的吗？”蓝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