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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民阅读政策的不断深入下，我国已经形成幼儿早期阅读相关政策引导的基本框架，并将对未来童书出版与儿童早期阅读的有机结合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展开研究，认为我国儿童早期阅读政策体现了对儿童为何阅读、阅读什么、如何阅读以及早期阅读发展的关键问题这四个方面的基本框架规定。基于此，研究进一步提出我国儿童早期阅读相关政策应从指导思想、内容建设、出版方式和童书评价层面促进我国童书出版走出特色化的发展之路，推进我国童书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早期阅读;阅读政策;童书出版;基础教育
【作者单位】刘晓晔，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顏棱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育学院; 王壮，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儿童图画书的文化教育功能研究”（SZ201910028014）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7.002
儿童阅读是包含着以童书出版为基础的阅读生产、以购买和阅读童书为特征的阅读消费，以及以阅读教育和阅读推广为表现形式的阅读服务等多环节的系统工程。早期阅读相关政策则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与保障作用，它可以有效地将发端于民间的零散无序的早期阅读实践引领向系统理性的发展阶段。这里的早期阅读阅读概念沿用国际通用的“early reading”一词，通常指儿童出生至8岁左右（小学三年级）的阅读。相对于国外政府层面的专门性早期阅读政策与法案，我国早期阅读政策往往散见于相关政策文件之中，不够系统。因此，本文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对我国早期阅读相关政策框架体系进行梳理，从而在政策框架的指引下，为探索我国童书出版的特色化道路提供参考。
一、我国早期阅读政策框架特征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重视和研究早期阅读，此前相关政策相对较少。2001年，我国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次明确地把幼儿的早期阅读纳入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1]。此后，在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增加阅读时间和阅读量，确立了“90%以上的儿童每年至少阅读一本图书”的目标。其后早期阅读相关文件陆续密集发布：2012年教育部颁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教育部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等政策文件均对早期阅读有不同程度的描述。而随着早期阅读的不断深入，童书出版和营销推广等方面的相关问题也开始出现。2021年4月，为规范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防止问题读物进入中小学校园（含幼儿园），充分发挥课外读物育人功能，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虽然我国并未从国家层面上直接颁布早期阅读法案或计划，但透过这些政策文本，我国早期阅读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目标、阅读内容与形式、阅读方法及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四个方面的政策框架已初具形态。
1.为何阅读：促进儿童发展和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儿童阅读具有心灵陶冶与学力奠基两重意义，因而阅读是从狭义的语文领域逐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建立终身学习能力基础的过程[2]。我国早期阅读政策文本认为，早期阅读既应重视儿童现时需要的“适宜性”，又应为儿童长远能力的获得奠定基础。《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要为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低幼读物，经常和幼儿一起看图书、讲故事，丰富其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其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进一步拓展幼儿的学习经验。其中，特别强调阅读材料要与儿童身心特点相匹配;同时，强调早期阅读要致力于“培养兴趣”“形成习惯”“获得终身学习能力”。此后，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同样延续了“要培养儿童阅读习惯”的提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将保障和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作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培育少儿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这些政策都体现了国家对儿童现时和长远发展的重视。
2019年，中宣部将“牢牢扭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要职责，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作为主题出版的重点工作，这一政策实际上明确了儿童出版所应承担“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后续出台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则从“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高度，提出要“严格审视课外读物价值取向，助力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明确指出童书应该通过正确的价值取向引领儿童的未来成长，为儿童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一终身发展目标服务。
2.阅读什么：多元化的童书题体裁与形式
研究发现，国外低幼书出版不光以学前教育的理论作为基石，而且与学前教育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有着密切、深入的互动[3]。童书不仅是学校教育的资源，更是广义的教育资源。《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从阅读环境的创设方面提出要“为儿童阅读图书创造条件”，“增加社区图书馆和农村流动图书馆数量，公共图书馆设儿童阅览室或图书角，有条件的县（市、区）建儿童图书馆”。在这一倡导之下，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设了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并成为激发幼儿早期阅读兴趣、指导亲子阅读、促进幼儿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平台与途径[4]。《幼儿园工作规程》要求幼儿园要提供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丰富的玩具、操作材料和幼儿读物;《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则对读物的类型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要提供童谣、故事和诗歌等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让幼儿自主选择和阅读，在阅读指导建议中还提出结合生活实际帮助幼儿体会文字的用途;《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中也明确提出多样性要求，要兼顾课外读物的学科、体裁、题材、国别、风格、表现形式，贯通古今中外。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教育资源的童书不仅要包括童谣、故事、诗歌、说明性文本等多种体裁，还应包括多种形式，满足儿童的多元化需求。 3.如何阅读：作为重要课程整合资源的童书
当前，我国早期阅读政策文本中有关早期阅读的内容包含在儿童语言教育之中，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童书对学校教育课程的支持力不容回避。《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更为明确地提出童书应满足中小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方面的阅读需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提出，当幼儿遇到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时，可以和他一起查阅图书资料，让他感受图书的作用，体会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乐趣，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这些描述都体现了阅读应与儿童的活动、社会生活有机结合的基本思想。因此，童书不仅应用于教育，更应思考与儿童各领域的学习与发展、各领域教育进行衔接与融合，从而更加科学、全面地应用于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中。
4.关键问题：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阶梯阅读和分类阅读
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少儿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科学研究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性别少年儿童的智力、心理、认知能力和特点，借鉴国外阅读能力测试、分级阅读等科学方法，探索建立中国儿童阶梯阅读体系，加快提高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阅读水平。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通过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是我国全民阅读立法的突破性成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我国公民享有基本阅读权利。《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在《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阶梯阅读”，进一步明确“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和实际情况，制定未成年人阅读促进计划、实施方案和未成年人阅读分类指导目录” 。 虽然我国一些独立研究机构、出版社、高校科研院所已针对阅读分级进行了一些初步尝试，但当前我国童书分级仅限于地方标准以及对读物本身进行分级。受到汉语复杂性以及汉语儿童阅读能力测试标准研制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大量关于兒童阅读分级仍停留在理论阶段，大部分内容关于少儿出版物要不要分级和介绍欧美等国少儿出版物分级标准，有关少儿出版物分级标准和对我国少儿出版物分级现状反思的文章不多[5]。
在分类推荐上，2019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2020年4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面向学前教育阶段的推荐书目已提上日程，但科学地将童书与不同阅读能力的儿童进行匹配仍需假以时日。可以说，分级阅读仍然是制约我国早期阅读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早期阅读政策框架对中国童书出版特色化的要求
当前，我国全民阅读立法为“文化立法”，规定由各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被纳入其中。虽然有利于调动新闻出版以及公共图书馆相关资源，使图书馆和出版社反映热烈，但却由于不能对各级教育部门使行政管理权力，导致学校阅读教育相关制度的指导力被弱化[6]。教育管理中更多地使用强制性法律法规，如法律、规则、禁止、标准、指示指导、命令执行等[7]，因此相较于主要体现为倡导性的“全民阅读”法案来说约束力更强。梳理跨部门的早期阅读相关政策，有利于童书出版行业从行业协同的角度认识、理解并执行我国早期阅读政策，从而对童书发展形成外部推力。
1.指导思想：重视“儿童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早期阅读需要服务于儿童的现时发展和终身学习。童书作为早期阅读的基本素材，需要科学理解“儿童性”的基本特征，避免将肤浅的趣味等同于儿童性，而要意识到儿童的意识并非仅存在于“主观性、欲望、游戏、幻想”的层面，儿童在与周围世界建立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主体自我意识的“现实层”正在逐步从底层之中萌生[8]。童书出版需要关照少儿个体的终身成长，避免单纯强调童年的“稚趣”，造成伪“儿童本位”观念下的创作变异[9]，应该以成长思维来认识儿童，以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为他们创作有利于其未来成长的精神佳作。尤其要重视帮助儿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体现国家形象的优秀儿童作品，关注童书对个体核心素养和学习品质形成的重要作用，使童书成为促进儿童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精神资源。
2.内容创新：关注传统儿童文学，打造中国原创童书发展特色
近年来，我国童书创作与出版空前繁荣，但从体裁与形式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原创童书类型较为单一，对传统文学故事、颠倒歌、滑稽歌、儿童诗等多样化童书形式的出版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种趋势虽有利于我国童书出版比肩国际童书市场，但童书的绘本化几近形成单向度发展的趋势，无论是传统故事还是童谣都出现了绘本改编热潮，各类绘本奖项和排行榜层出不穷。事实上，无论从服务于儿童发展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绘本化已经对我国传统儿童文学优势形成巨大冲击和影响，童诗、童谣、顺口溜等具有独特汉语语言情感和魅力的童书作品形式受到挤压。一些优秀童诗、童谣等具有口头文学特点且极为适合低幼儿童的作品在童书评奖中难以突出重围，因此在童书出版中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无疑将损伤我国长期积蓄的优质的儿童文学力量，对中华传统语言文化形成冲击。因此，无论从与国际童书类型接轨还是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来看，原创童书须突破现有结构，实现“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重视绘本发展，另一方面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儿童文学优势，创新性地打造中国原创童书的发展特色。
3.出版方式：强化教育资源意识，扶持弱势主题和资源链发展
阅读是儿童获取知识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作品，儿童会获得“马戏”“小丑”“海盗”等的认识，了解画面上“戴眼罩”人物所具有的特定意义[10]。因此，童书是儿童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但当前我国童书出版与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衔接并不紧密。首先，从语言课程本身来看，我国原创童书中仍然存在待开发地带，当前我国童书出版较为关注故事和科普两个维度，分别对应叙事和说明两类语言，对以对话为主的戏剧语言涉猎较少。其次，从“五育并举”以及童书与德智体美劳的融合来看，童书选题扎堆，过于倚重文学图书的现象十分突出[11];且童书作品服务家庭教育和学校课程的能力不足，配套资源形式相对较为单一。因此，我国童书出版应强化教育资源意识，摆脱单纯的出版行业思维，建立跨行业协同工作模式，扶持弱势主题并重视资源链建设，使童书出版能够符合社会需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4.童书评价：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打造汉语特色的阶梯阅读体系
当前，我国童书的荐读年龄极为宽泛，分级随意，难以精准对应读者需求，影响了童书市场的长期及稳定发展，同时也使得行业内外对童书适宜性的评价缺乏科学的标准。对比国际通用且具有几十年研发和发展史的蓝思阅读分级和指导性阅读分级，我国当前汉语分级阅读中的阅读基准文选取、文本语料库建设和分级评估、汉语儿童阅读能力水平评估等方面均较为薄弱，近年来所涌现的分级标准多为出版社分级，科学系统的階梯阅读体系建设仍需假以时日。
鉴于我国儿童阶梯阅读的客观现实，除借鉴蓝思和指导性阅读分级阅读中均采用的“阅读基准文”方式，可以考虑尝试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权威机构的教材或课程标准为基准，运用现代的计算语言学测量方法，对童书素材的词汇、句式、文本结构等要素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在形成童书评估的基本阶梯外，还要综合考虑汉语的独特性，借助汉语言研究形成中国语言文化分析体系，从而避免被西方的量化分级思维所裹挟。
三、结语
当前，我国阅读立法已经迈出历史性的步伐，早期阅读政策围绕儿童为何阅读、阅读什么、如何阅读、早期阅读的关键问题形成了初步框架，这对我国童书出版的系统、科学规划具有利好作用。在我国童书出版从“大数量”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要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童书出版，使童书服务于儿童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内容上关注传统儿童文学优势，避免童书出版的过度绘本化，着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童书发展之路;摆脱单一的出版业内思维，从社会效益角度强化教育资源意识，积极扶持弱势主题和资源链发展;加强童书评价的跨学科协同，冲破西方量化分级思维，打造具有汉语语言特色的阶梯阅读体系，最终形成中国童书出版的特色化道路，从而有效避免对国际童书市场的简单追随，切实提高我国童书出版的方向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何彩平. 早期阅读推广的公共福利政策探讨[J]. 图书馆建设，2012（1）：1-5.
[2] 钟启泉. 儿童阅读的本质及其环境设计[J]. 中国教育学刊，2019（5）：41-46.
[3] 陈苗苗，赵朝峰. 从引进版童书特点看国外低幼书出版模式[J]. 出版广角，2015（6）：42-46.
[4] 戴薇. 幼儿早期阅读兴趣的激发策略[J]. 学前教育研究，2017（4）：70-72.
[5] 陈花明. 我国少儿出版物分级标准存在问题和对策[J]. 编辑之友，2018（10）：17-21.
[6] 谭小军，周安平. 新时代我国全民阅读立法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全民阅读立法文本的分析[J]. 现代出版，2019（1）：8-12.
[7] 王文礼.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对美国科学教育的双重影响：基于教育政策工具理论的视角[J]. 教育科学，2019（4）：73-81.
[8] 刘晓东. 儿童精神发生学对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影响[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26-132.
[9] 谭旭东. 产业调整期的稳定发展：2018年童书出版观察[J]. 编辑之友，2019（2）：18-23.
[10] 康长运. 幼儿图画故事书阅读过程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11] 郎筠，韩亮. 安全童书的出版现状与思考[J]. 编辑之友，2015（1）：46-49.
【关 键 词】早期阅读;阅读政策;童书出版;基础教育
【作者单位】刘晓晔，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顏棱植，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育学院; 王壮，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重点项目“跨文化传播视野下儿童图画书的文化教育功能研究”（SZ201910028014）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7.002
儿童阅读是包含着以童书出版为基础的阅读生产、以购买和阅读童书为特征的阅读消费，以及以阅读教育和阅读推广为表现形式的阅读服务等多环节的系统工程。早期阅读相关政策则在这一系统工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与保障作用，它可以有效地将发端于民间的零散无序的早期阅读实践引领向系统理性的发展阶段。这里的早期阅读阅读概念沿用国际通用的“early reading”一词，通常指儿童出生至8岁左右（小学三年级）的阅读。相对于国外政府层面的专门性早期阅读政策与法案，我国早期阅读政策往往散见于相关政策文件之中，不够系统。因此，本文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对我国早期阅读相关政策框架体系进行梳理，从而在政策框架的指引下，为探索我国童书出版的特色化道路提供参考。
一、我国早期阅读政策框架特征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重视和研究早期阅读，此前相关政策相对较少。2001年，我国教育部颁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次明确地把幼儿的早期阅读纳入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1]。此后，在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增加阅读时间和阅读量，确立了“90%以上的儿童每年至少阅读一本图书”的目标。其后早期阅读相关文件陆续密集发布：2012年教育部颁布《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6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教育部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通过《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等政策文件均对早期阅读有不同程度的描述。而随着早期阅读的不断深入，童书出版和营销推广等方面的相关问题也开始出现。2021年4月，为规范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防止问题读物进入中小学校园（含幼儿园），充分发挥课外读物育人功能，教育部制定并颁布了《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虽然我国并未从国家层面上直接颁布早期阅读法案或计划，但透过这些政策文本，我国早期阅读的基本价值取向与目标、阅读内容与形式、阅读方法及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四个方面的政策框架已初具形态。
1.为何阅读：促进儿童发展和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儿童阅读具有心灵陶冶与学力奠基两重意义，因而阅读是从狭义的语文领域逐步拓展到其他领域，建立终身学习能力基础的过程[2]。我国早期阅读政策文本认为，早期阅读既应重视儿童现时需要的“适宜性”，又应为儿童长远能力的获得奠定基础。《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要为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低幼读物，经常和幼儿一起看图书、讲故事，丰富其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其阅读兴趣和良好的阅读习惯，进一步拓展幼儿的学习经验。其中，特别强调阅读材料要与儿童身心特点相匹配;同时，强调早期阅读要致力于“培养兴趣”“形成习惯”“获得终身学习能力”。此后，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同样延续了“要培养儿童阅读习惯”的提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将保障和促进少年儿童阅读作为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培育少儿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阅读能力。这些政策都体现了国家对儿童现时和长远发展的重视。
2019年，中宣部将“牢牢扭住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要职责，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阐释”作为主题出版的重点工作，这一政策实际上明确了儿童出版所应承担“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后续出台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则从“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的高度，提出要“严格审视课外读物价值取向，助力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明确指出童书应该通过正确的价值取向引领儿童的未来成长，为儿童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这一终身发展目标服务。
2.阅读什么：多元化的童书题体裁与形式
研究发现，国外低幼书出版不光以学前教育的理论作为基石，而且与学前教育界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有着密切、深入的互动[3]。童书不仅是学校教育的资源，更是广义的教育资源。《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从阅读环境的创设方面提出要“为儿童阅读图书创造条件”，“增加社区图书馆和农村流动图书馆数量，公共图书馆设儿童阅览室或图书角，有条件的县（市、区）建儿童图书馆”。在这一倡导之下，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设了专门的儿童图书馆，并成为激发幼儿早期阅读兴趣、指导亲子阅读、促进幼儿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平台与途径[4]。《幼儿园工作规程》要求幼儿园要提供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丰富的玩具、操作材料和幼儿读物;《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则对读物的类型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要提供童谣、故事和诗歌等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让幼儿自主选择和阅读，在阅读指导建议中还提出结合生活实际帮助幼儿体会文字的用途;《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中也明确提出多样性要求，要兼顾课外读物的学科、体裁、题材、国别、风格、表现形式，贯通古今中外。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教育资源的童书不仅要包括童谣、故事、诗歌、说明性文本等多种体裁，还应包括多种形式，满足儿童的多元化需求。 3.如何阅读：作为重要课程整合资源的童书
当前，我国早期阅读政策文本中有关早期阅读的内容包含在儿童语言教育之中，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相互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童书对学校教育课程的支持力不容回避。《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更为明确地提出童书应满足中小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等方面的阅读需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提出，当幼儿遇到感兴趣的事物或问题时，可以和他一起查阅图书资料，让他感受图书的作用，体会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乐趣，并通过多种活动帮助幼儿加深对作品的体验和理解。这些描述都体现了阅读应与儿童的活动、社会生活有机结合的基本思想。因此，童书不仅应用于教育，更应思考与儿童各领域的学习与发展、各领域教育进行衔接与融合，从而更加科学、全面地应用于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中。
4.关键问题：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阶梯阅读和分类阅读
2016年，《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强对少儿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科学研究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性别少年儿童的智力、心理、认知能力和特点，借鉴国外阅读能力测试、分级阅读等科学方法，探索建立中国儿童阶梯阅读体系，加快提高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阅读水平。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通过实施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是我国全民阅读立法的突破性成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了我国公民享有基本阅读权利。《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在《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阶梯阅读”，进一步明确“应当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和实际情况，制定未成年人阅读促进计划、实施方案和未成年人阅读分类指导目录” 。 虽然我国一些独立研究机构、出版社、高校科研院所已针对阅读分级进行了一些初步尝试，但当前我国童书分级仅限于地方标准以及对读物本身进行分级。受到汉语复杂性以及汉语儿童阅读能力测试标准研制相对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大量关于兒童阅读分级仍停留在理论阶段，大部分内容关于少儿出版物要不要分级和介绍欧美等国少儿出版物分级标准，有关少儿出版物分级标准和对我国少儿出版物分级现状反思的文章不多[5]。
在分类推荐上，2019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2019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2020年4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首次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阅读指导目录，面向学前教育阶段的推荐书目已提上日程，但科学地将童书与不同阅读能力的儿童进行匹配仍需假以时日。可以说，分级阅读仍然是制约我国早期阅读不断深化与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二、早期阅读政策框架对中国童书出版特色化的要求
当前，我国全民阅读立法为“文化立法”，规定由各级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被纳入其中。虽然有利于调动新闻出版以及公共图书馆相关资源，使图书馆和出版社反映热烈，但却由于不能对各级教育部门使行政管理权力，导致学校阅读教育相关制度的指导力被弱化[6]。教育管理中更多地使用强制性法律法规，如法律、规则、禁止、标准、指示指导、命令执行等[7]，因此相较于主要体现为倡导性的“全民阅读”法案来说约束力更强。梳理跨部门的早期阅读相关政策，有利于童书出版行业从行业协同的角度认识、理解并执行我国早期阅读政策，从而对童书发展形成外部推力。
1.指导思想：重视“儿童性”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早期阅读需要服务于儿童的现时发展和终身学习。童书作为早期阅读的基本素材，需要科学理解“儿童性”的基本特征，避免将肤浅的趣味等同于儿童性，而要意识到儿童的意识并非仅存在于“主观性、欲望、游戏、幻想”的层面，儿童在与周围世界建立对象性关系的过程中，主体自我意识的“现实层”正在逐步从底层之中萌生[8]。童书出版需要关照少儿个体的终身成长，避免单纯强调童年的“稚趣”，造成伪“儿童本位”观念下的创作变异[9]，应该以成长思维来认识儿童，以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为他们创作有利于其未来成长的精神佳作。尤其要重视帮助儿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体现国家形象的优秀儿童作品，关注童书对个体核心素养和学习品质形成的重要作用，使童书成为促进儿童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精神资源。
2.内容创新：关注传统儿童文学，打造中国原创童书发展特色
近年来，我国童书创作与出版空前繁荣，但从体裁与形式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原创童书类型较为单一，对传统文学故事、颠倒歌、滑稽歌、儿童诗等多样化童书形式的出版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种趋势虽有利于我国童书出版比肩国际童书市场，但童书的绘本化几近形成单向度发展的趋势，无论是传统故事还是童谣都出现了绘本改编热潮，各类绘本奖项和排行榜层出不穷。事实上，无论从服务于儿童发展还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绘本化已经对我国传统儿童文学优势形成巨大冲击和影响，童诗、童谣、顺口溜等具有独特汉语语言情感和魅力的童书作品形式受到挤压。一些优秀童诗、童谣等具有口头文学特点且极为适合低幼儿童的作品在童书评奖中难以突出重围，因此在童书出版中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无疑将损伤我国长期积蓄的优质的儿童文学力量，对中华传统语言文化形成冲击。因此，无论从与国际童书类型接轨还是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来看，原创童书须突破现有结构，实现“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重视绘本发展，另一方面重视继承和发扬传统儿童文学优势，创新性地打造中国原创童书的发展特色。
3.出版方式：强化教育资源意识，扶持弱势主题和资源链发展
阅读是儿童获取知识经验的重要途径，通过阅读作品，儿童会获得“马戏”“小丑”“海盗”等的认识，了解画面上“戴眼罩”人物所具有的特定意义[10]。因此，童书是儿童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但当前我国童书出版与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衔接并不紧密。首先，从语言课程本身来看，我国原创童书中仍然存在待开发地带，当前我国童书出版较为关注故事和科普两个维度，分别对应叙事和说明两类语言，对以对话为主的戏剧语言涉猎较少。其次，从“五育并举”以及童书与德智体美劳的融合来看，童书选题扎堆，过于倚重文学图书的现象十分突出[11];且童书作品服务家庭教育和学校课程的能力不足，配套资源形式相对较为单一。因此，我国童书出版应强化教育资源意识，摆脱单纯的出版行业思维，建立跨行业协同工作模式，扶持弱势主题并重视资源链建设，使童书出版能够符合社会需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4.童书评价：加强跨学科协同研究，打造汉语特色的阶梯阅读体系
当前，我国童书的荐读年龄极为宽泛，分级随意，难以精准对应读者需求，影响了童书市场的长期及稳定发展，同时也使得行业内外对童书适宜性的评价缺乏科学的标准。对比国际通用且具有几十年研发和发展史的蓝思阅读分级和指导性阅读分级，我国当前汉语分级阅读中的阅读基准文选取、文本语料库建设和分级评估、汉语儿童阅读能力水平评估等方面均较为薄弱，近年来所涌现的分级标准多为出版社分级，科学系统的階梯阅读体系建设仍需假以时日。
鉴于我国儿童阶梯阅读的客观现实，除借鉴蓝思和指导性阅读分级阅读中均采用的“阅读基准文”方式，可以考虑尝试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权威机构的教材或课程标准为基准，运用现代的计算语言学测量方法，对童书素材的词汇、句式、文本结构等要素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在形成童书评估的基本阶梯外，还要综合考虑汉语的独特性，借助汉语言研究形成中国语言文化分析体系，从而避免被西方的量化分级思维所裹挟。
三、结语
当前，我国阅读立法已经迈出历史性的步伐，早期阅读政策围绕儿童为何阅读、阅读什么、如何阅读、早期阅读的关键问题形成了初步框架，这对我国童书出版的系统、科学规划具有利好作用。在我国童书出版从“大数量”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要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童书出版，使童书服务于儿童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内容上关注传统儿童文学优势，避免童书出版的过度绘本化，着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童书发展之路;摆脱单一的出版业内思维，从社会效益角度强化教育资源意识，积极扶持弱势主题和资源链发展;加强童书评价的跨学科协同，冲破西方量化分级思维，打造具有汉语语言特色的阶梯阅读体系，最终形成中国童书出版的特色化道路，从而有效避免对国际童书市场的简单追随，切实提高我国童书出版的方向性与科学性。
|参考文献|
[1] 何彩平. 早期阅读推广的公共福利政策探讨[J]. 图书馆建设，2012（1）：1-5.
[2] 钟启泉. 儿童阅读的本质及其环境设计[J]. 中国教育学刊，2019（5）：41-46.
[3] 陈苗苗，赵朝峰. 从引进版童书特点看国外低幼书出版模式[J]. 出版广角，2015（6）：42-46.
[4] 戴薇. 幼儿早期阅读兴趣的激发策略[J]. 学前教育研究，2017（4）：70-72.
[5] 陈花明. 我国少儿出版物分级标准存在问题和对策[J]. 编辑之友，2018（10）：17-21.
[6] 谭小军，周安平. 新时代我国全民阅读立法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全民阅读立法文本的分析[J]. 现代出版，2019（1）：8-12.
[7] 王文礼.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对美国科学教育的双重影响：基于教育政策工具理论的视角[J]. 教育科学，2019（4）：73-81.
[8] 刘晓东. 儿童精神发生学对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影响[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26-132.
[9] 谭旭东. 产业调整期的稳定发展：2018年童书出版观察[J]. 编辑之友，2019（2）：18-23.
[10] 康长运. 幼儿图画故事书阅读过程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11] 郎筠，韩亮. 安全童书的出版现状与思考[J]. 编辑之友，2015（1）：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