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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转折阶段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客观地把握后危机时代中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加快推进以走向消费大国为主线的战略性转型与改革的进程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2009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元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20万亿元。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元,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
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转型从2003年“非典”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
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面对历史转折阶段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客观地把握后危机时代中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加快推进以走向消费大国为主线的战略性转型与改革的进程。
进入本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发展阶段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并带来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升级。在发展阶段变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共同作用下,支撑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正是在这个特定背景下,中国开始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也构成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历史起点。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这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随着中国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例如,居民消费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的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的升级。扩大公共产品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第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中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应当伴随着一个消费需求大幅上升的时期。但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年中国消费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到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消费率比,相差10～20个百分点。从2009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
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并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左右将居民消费率提高5～10个百分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第一,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第三,加快财税和金融体制转型,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消费型金融体制的建立;第四,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实现投资结构重点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的转变。
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有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至少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元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不仅表明居民消费倾向的改变,也突出了政府缩小收入差距和加强公共投入的职责,更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节居民消费倾向。改革开放30年,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而反映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指标——平均消费倾向却在总体上持续下降。1990～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6,城市居民消费倾向与城市居民医疗教育消费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7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3.9%,但居民社会保障等支出年均增长36%,远远高于居民各项收入的增速,对可支配收入的负面贡献率也从0.4%上升到8.1%。这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不够,是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走低的重要因素。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初步测算,未来10年,实现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要达到5%左右,投资总额达到15～20万亿元。
按照这个测算,未来3年在已确定的8500亿元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支出的同时,在义务教育领域需要1.3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需要2.2万亿元左右的投资,共投资4.4万亿元,三项支出大约占财政总支出的20%左右。
这个基本公共服务投资计划,可以在未来5年左右初步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一套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并为建立一个低水平、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奠定重要基础。
以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为起点,估计未来3年左右,消费率大概可以提高5～10个百分点;未来10年左右,可初步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走出一条以扩大内需为主线的改革发展新路子。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不仅是本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环境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后危机时代,低碳经济将成为全球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力。
世界进入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作用和大国责任不断凸显。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的某些复杂因素,更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低碳经济时代的责任和作用。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选择问题:第一,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第三,推进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第四,推进碳交易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这些改革,将大大加快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府转型时代的改革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第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第二,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关键在于确立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政府转型从2003年“非典”提出到现在,应当说有所进展,但是没有多大的突破。中央政府确定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的“十一五”政策导向难以落实,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仍很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非常明显,甚至在反危机中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是: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以建设消费大国为主线的转型与改革,需要彻底改变政企不分的体制,政府不应当也不需要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干预和政府作用必须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就是说,不放弃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中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既涉及到经济领域,又涉及到社会领域,还涉及到行政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为此,一方面要使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相结合,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
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
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
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历史转折时期。面对历史转折阶段的重大挑战,我们需要客观地把握后危机时代中国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现实需求和基本走势,加快推进以走向消费大国为主线的战略性转型与改革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