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这是山西省河津市新出台的干部提拔条例中的规定。
　　“任人唯孝”遵循的是“百善孝为先，不事父母何事国家”的法则，而另一套相反的逻辑是：忠孝不能两全时，没有大家何来小家？有人甚至指出，贪官一般都能善待自己的家人，纵容逆子，以权谋私，其子女不在国外逍遥自在，就在国内欺行霸市，清官则对自己的家人非常苛刻，严于律己，一心为公，儿女被迫自食其力，以致不能理解父母。事实上，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公孙弘之流既是第一流的孝子，更是第一流的奸臣。倒是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文天祥“忠而忘孝”，大大有悖于“任人唯孝”之标准。
　　在我看来，所谓“任人唯孝”，本质上是“任人唯德”的一个分支。孝属于德之一部分，而且是属于其中的“私德”范畴，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公德”，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官德”体系。因此，“任人唯孝”制度设计的预想效果就是：通过将孝道纳入官员考核，“倒逼”出官员孝道，并以“私德”带动“公德”，进而提升官员整体道德。
　　可惜，这个制度设计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孝道属于“大人格”还是“小人格”的悖论性。检定人格的第一标准，应该是看一个人有没有“大人格”，而不是有没有匹夫匹妇的“小人格”。既然“任人唯孝”，显然是将孝道视为“大人格”，可是作为政府官员，对人民尽忠应该是比对父母尽孝更大的“人格”——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以孝道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第一标准，是不恰当的，不然夏禹等人都将被不公平地惨遭淘汰。
　　其二，“任人唯孝”不具有可操作性。孝道是“私德”，忠道是“公德”。在现有体制下，后者组织部门尚且考察不清，以至于让某些“有口皆碑”的贪官，仕途曾一帆风顺，组织部门又该如何去考察前者呢？如果不出大新闻事件，公众对官员“私德”无从知晓，而又有几个官员家属忍心自毁官员前途呢？毕竟，家里当官的倒霉了，他们一点好处也得不到。
　　因此，“任人唯孝”只能“倒逼”出一些虚伪的假道德，拿“任人唯孝”来拯救官员道德注定只能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