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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5日至9日，应阿根廷执政的正义党和阿根廷政府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尉健行对阿根廷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随同访问的有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北京市委副书记张福森等。我作为中国驻阿根廷大使全程参与了此次访问的联系、准备和实施过程。
关于尉健行访问身份的建议
1999年2月初，我们接到中联部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将率领党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阿根廷，要求我们即商阿根廷正义党和阿根廷政府，建议对方以党和政府的双重名义发出邀请。尽管我们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出这位常委应该是尉健行，但通知没有明告是哪一位常委将率团访问阿根廷，致使我们在开始联系时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直至3月上旬得到明确答复后才得以开始正式同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进行商讨。
阿根廷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多次执政的正义党在1982年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双方的政府和政党代表团互访频繁。但是，阿根廷也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政党和政府严格区分，政府不参与对以纯政党名义进行访问的接待，即便是执政党的政府亦如此。在这些国家，如果政府出面接待外国政党代表团，有人会出面控告政府违法。针对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尉健行没有政府职务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并与驻此次拟将访问的另一个国家乌拉圭大使王珍协商后，向国内提出关于尉健行访问阿根廷身份的建议，即增加“中国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名义。我们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内的批准，从而克服了联系过程中的一些障碍，确保了阿根廷政府的积极参与和盛情接待。
访问日程的制定和落实
访问的身份问题解决以后，我驻阿使馆在同阿方协商访问日程的细节中又遇到了另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1999年，阿根廷恰逢大选，各政党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于竞选，正义党内以现任总统梅内姆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前副总统、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的杜阿尔德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党内选举正式候选人的时间也因此一再推迟。这种局面，为我们同对方商谈尉健行的访问日程增添了变数，业经商定的许多部分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一些重要活动面临被随时改变或取消的境况。4月底，杜阿尔德派要求于5月9日进行党内选举，无望成为正义党竞选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梅内姆则表示反对并决定提前于4月26日就任正义党主席职务，还要对该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选。他们之间的纷争，导致该党领导机关几近瘫痪，因而为我方的访问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一般而言，阿根廷接待外国重要代表团的做法与我国有许多不同，驻阿各国使馆往往都要自己设法为代表团联系、充实访问日程，本来困难就比较多，而这种特殊的状况更使我日夜焦虑，担心日期已近的此次重要访问遇到难以预料的麻烦。为了制定和落实访问日程，除了正常途径外，我不得不多次直接去找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阿方友好人士，如总统府法律和技术国务秘书鲁易斯、总统府副秘书长里奇洛、外交部副部长卡斯特鲁乔、正义党总书记阿里亚斯等，甚至追踪他们到外地。终于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访问中的重要会见、机场迎送及诸如阿方招待人数、旅馆和车辆安排等细节问题逐项原则商定下来。这些朋友还为我争取到了总统的2号专机，以供尉健行访问外地往返使用。待日程基本确定时，已经是5月1日下午，离尉健行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时间不到4天了。当晚，我决定派使馆一秘朱解人乘飞机赶往蒙得维的亚，向将于夜间到达乌拉圭的代表团报告日程安排，说明情况并了解相关事宜。
在与阿方的磋商中，我进一步体会到，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还是非常重视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因为即使在其国内的特殊时期，仍然能把对华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考量和处理，包括驻华大使巴特费尔德在内的一批阿根廷外交部高层人士关于“阿根廷把对华关系置于仅次于对美关系地位”的说法是实实在在的。
与阿方领导人之间的理解进一步加深
尉健行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到3小时，阿根廷内阁总理罗德里格斯、总统梅内姆相继在总统府与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见。罗德里格斯还参加了尉健行同梅内姆的谈话。会见中，双方分别肯定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长足进步，各自介绍了本国的近况，强调了加强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访问的第二天，尉健行又前往正义党总部，拜访了该党第四号人物、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处理党际关系的塞萨尔·阿里亚斯，同他就进一步增强两党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阿里亚斯以招待会的形式隆重接待尉健行及其一行，并向尉健行介绍了一周前刚刚调整过的新的全国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
在这些会见中，尉健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我方的政策、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充分利用机会，询问了阿根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细节问题，以及正义党的发展情况和基本政策。
’
尉健行与阿根廷政府及执政党主要领导人的交流和沟通，确实使两国、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明显加深，起到了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的积极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 多方了解实际
尉健行在阿根廷访问期间，多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观工厂时，他询及许多技术问题；走进农场后，他向主人问到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和许多带有阿根廷全国性的农牧业方面的问题；在和阿根廷全国庇隆(正义党的创始人和前总统)研究所的负责人及正义党的元老们座谈时，他问及了作为正义党理论基础的庇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对阿根廷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在看到一些自然景观或城市建设中有特色的地方时，他问及了关于其形成、典故等。尉健行所问问题的涉及面之广、之深，使被问者常感不备。
尉健行对此次访问有一个要求，即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隙多看，以充分了解访问国家的实际。因此，在正式访问日程之余，我还需要考虑如何“见缝插针”，安排好访问的每一段时间，并尽可能提早联系和布置，以免措手不及。
尉健行访问阿根廷期间，我陪同尉健行参观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美术馆、大部分重要街区和商业中心，参观了世界上最宽阔河流拉普拉塔河经过首都的流段，领略了举世闻名的潘帕草原上的旖旎风光，参观了探戈舞发源地的“小街”，等等。这些都是日程上所没有的。尉健行一再对我说，出来一趟颇不容易，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旅馆里，那就会失去了解别国的许多机会，减少出访的意义。
临时决定缩短回国途中的时间
5月7日，也就是访问的第三天晚上8时左右，我正陪同尉健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家中餐馆就餐，陪同访问的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走过 来告诉我，其司长弗里因有要事需与我紧急通话，并将移动电话机递给了我。弗里向我通报说：据阿根廷外交部刚刚得到的消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北约的导弹轰炸，还可能有人员伤亡，建议你想法证实后报告贵国领导人尉健行先生，相信他会对此类事情感到关切。他还对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向我表示同情和慰问。大约5分钟后，弗里再次打电话给我，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介绍。其后不久，阿根廷外交部对外政策副国务秘书阿依拉尔迪也打电话慰问我，并表示阿外交部在听候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信息和要求，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听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一面打电话要求使馆值班室和新华社阿根廷分社尽快设法核实，一面向尉健行作了报告。尉健行当即指示我设法把情况搞清弄明，并随即进入沉思之中。随后，他与戴秉国、张福森进行了分析，并对访问后半段的日程作了研究。尉健行说，这种野蛮暴行的发生，必然要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中央会讨论如何对之善加处理，虽不会要求代表团马上回国，但我们要缩短在国外的停留时间。对阿根廷的访问仍宜按原计划进行，回国途中经过巴西和英国的时间则要尽可能缩短。尉健行还决定，原先安排全团及机组人员当晚到使馆联欢的活动取消，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不宜再作此类欢娱之举。
遵照尉健行的指示，戴秉国部长和我马上离开饭桌去了使馆，分别向有关方面发出了变动通知。
在此后的两天中，尉健行又多次要我向他报告事件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反应，特别是党中央的意见和举措。尉健行在离开阿根廷时，还特意交代我要对阿根廷政府的及时通报和友好举措表示谢忱。事后我看到，由于几乎是兼程赶路，尉健行刚好赶在运送我驻南使馆牺牲同志的骨灰及受伤人员的专机抵京前返回国内，并于当日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一道参加了全部悼念活动。
对激进党领导人未践约“不要太介意”
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又称激进党)是现政府的主要反对党，但同我党也建立有正式的党际关系，两党之间的交流亦很频繁。遵照中联部关于设法为尉健行安排与该党主要领导人会见的指示，在征得阿根廷正义党同意后，我与激进党的全国众议员、党的前任全国主席特拉尼奥进行了协商，确定由该党现任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德拉鲁阿会见尉健行。其后，我曾有机会两度同德拉鲁阿本人直接讨论了会见的具体安排。尉健行抵阿根廷前一天，德拉鲁阿办公室打来电话称，德拉鲁阿拟缩短将于5月5日至7日对智利的访问，以便提前半天赶回来与尉健行同志见面，要我作会见可能由周六(5月8日)改为周五(5月7日)的准备。尽管尉健行5月7日的日程业已较满，但为保证会见能够得以进行，我当即表示了同意，并做了可能的调整。我本以为一切都会按双方协议正常、圆满实施。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5月6日，德拉鲁阿办公室通知称，由于竞选方面的原因，德拉鲁阿将从智利径去阿根廷西部与智利接壤的两个省，以便在5月9日的投票中为激进党在两省的省长候选人助威，无法在尉健行离阿根廷前返回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故拟请奥里维拉副市长代表他接待尉健行。对这种突然的变化，我向对方表示了不理解，并强调指出，这是作为建立有正式关系的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且是德拉鲁阿主席本人的决定和安排，并非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拜访，希望对方能转告德拉鲁阿并请他克服困难，践诺进行双方的这场重要会见。第二天中午，德拉鲁阿办公室再次告称，德无法赶回来晤面，并坚持由奥里维拉副市长出面会见的意见。经请示尉健行，我们决定取消这次会见。
对此变化，我深感不安，再三向尉健行检讨。但尉健行却说，大选对阿根廷的各政党都是件大事，激进党领导人更关心其候选人的成败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太介意，可以找其他方式来进行两党之间的交流。
应该理解他们
为了表达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对来自祖国亲人的浓烈感情，旅居阿根廷的大陆籍8家华侨华人组织联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尉健行和代表团。虽然定下这场活动的时间很仓促，但许多华侨华人都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一些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组织负责人也希望能有参与的机会。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我驻阿使馆建议每个侨团选派5名代表，同时邀请几位台籍同胞作为嘉宾入场。但由于申请参加的人士太多，各侨团纷纷表示给予的名额过少，工作难做。后来几经讨论，我同意为每个侨团再增加一个名额，并反复向他们说明了道理，才勉强把侨团负责人的热烈情绪稳住。
负责承办此项宴请的是餐饮公会。这家侨团为了公会的集体利益，于1998年11月集资兴办了一家名为“面包和洋葱”的餐馆，取意于“民以食为天”。餐馆有近500个座位，以自助餐方式供应中西结合的菜肴，每天生意都十分火爆，经常有许多人在门外排着长队等候就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共有400余家中餐馆，但从场面、装潢、交通、安全等方面考虑，当首推“面包和洋葱”，故各侨团一致荐举将欢迎宴会设于此处，使馆也表示了认可。
为了能够办好各个侨团共同委托给他们的重托，餐饮公会会长郁健先生于3天前就贴出告示，宣布宴请的前两天将暂停对外营业。他还把几家中餐馆的厨师长都邀请去参加宴请饭菜的制作，并集中了一些餐馆的圆桌、转盘和餐具，以保证宴会的质量和用具的统一。有人问他这样做会不会对餐馆造成损失，他高兴地反问道：这样的机会多少年能遇到一次?
宴会上，华侨华人代表以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对尉健行的崇敬，场面热闹异常。许多人不顾我们事先的规定和提醒，纷纷挤到尉健行身旁敬酒、摄像，挡也挡不住。尉健行高兴地不断起立，同每一批人分别照像，还不断地询问着他们的事业、家庭及与阿根廷人民相处中的各种情况。宴会结束时，已近午夜。
我注意到，尽管那天晚上各个侨团安排的菜肴道数很多，做得也确实不错，但尉健行却未能有机会平静地享用。第二天，我就场面组织上的问题向他致歉时，他却安慰我说，这样接触华侨华人的机会非常难得。旅居在外的中国人想表达他们的爱国愿望和见到国内来人的亲切感情也是很自然的，应该理解他们。同日，由大陆籍华侨人士兴办的中文周刊《新大陆》以《亲切的关怀热情的鼓励》为题，报道了尉健行接见旅阿两岸华侨华人代表的场景。文中说：“领导人的接见和晚宴瞬间即逝，但是尉健行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给华侨们带来的关怀和鼓励永远留在全体旅阿华侨华人的心中。”
“务必不要让馆员同志们为我们而麻烦”
尉健行平易近人，愿意接近大家，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反对任何特殊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第一次用餐时，他发现个别菜不像是旅馆准备的，就明确地对我说，务必不要为他专门准备什么菜肴，他可以吃任何饭菜。他还说，访问本身已经给使馆增添了许多工作，再为他准备专门的食品就不应该了。此后，他又几次和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一再交代、叮嘱我不要为他备任何吃的、喝的东西，还对个别随行人员向使馆随意提出生活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批评。
尽管我们在尉健行访问阿根廷的5天中没法给他以生活上的任何特殊照顾，日程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他在临结束访问时却给了我们以热情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尉健行对我说，我们在阿根廷的这几天里，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日程都很充实、丰满、有意义，使馆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给了代表团以多方面的关照，从而使访问有了具体、实在的内容，你要向使馆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他还说，从实际情况看，使馆的调研工作全面、深入、实在，交的朋友也比较多，比较深，并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尉健行的寥寥数语，使我深受感动。访问结束后，我当即分别在馆务会和全体馆员大会上传达了尉健行的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尉健行的讲话是对我们的关怀和鞭策，我们应该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以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信任。
关于尉健行访问身份的建议
1999年2月初，我们接到中联部的通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将率领党的高级代表团访问阿根廷，要求我们即商阿根廷正义党和阿根廷政府，建议对方以党和政府的双重名义发出邀请。尽管我们根据各种情况分析出这位常委应该是尉健行，但通知没有明告是哪一位常委将率团访问阿根廷，致使我们在开始联系时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直至3月上旬得到明确答复后才得以开始正式同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进行商讨。
阿根廷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多次执政的正义党在1982年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双方的政府和政党代表团互访频繁。但是，阿根廷也如同其他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政党和政府严格区分，政府不参与对以纯政党名义进行访问的接待，即便是执政党的政府亦如此。在这些国家，如果政府出面接待外国政党代表团，有人会出面控告政府违法。针对这种情况，并考虑到尉健行没有政府职务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并与驻此次拟将访问的另一个国家乌拉圭大使王珍协商后，向国内提出关于尉健行访问阿根廷身份的建议，即增加“中国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名义。我们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国内的批准，从而克服了联系过程中的一些障碍，确保了阿根廷政府的积极参与和盛情接待。
访问日程的制定和落实
访问的身份问题解决以后，我驻阿使馆在同阿方协商访问日程的细节中又遇到了另一个颇为棘手的现实问题：1999年，阿根廷恰逢大选，各政党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于竞选，正义党内以现任总统梅内姆为代表的一派和以前副总统、时任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的杜阿尔德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党内选举正式候选人的时间也因此一再推迟。这种局面，为我们同对方商谈尉健行的访问日程增添了变数，业经商定的许多部分不断发生变化，甚至一些重要活动面临被随时改变或取消的境况。4月底，杜阿尔德派要求于5月9日进行党内选举，无望成为正义党竞选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梅内姆则表示反对并决定提前于4月26日就任正义党主席职务，还要对该党的领导机构进行改选。他们之间的纷争，导致该党领导机关几近瘫痪，因而为我方的访问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一般而言，阿根廷接待外国重要代表团的做法与我国有许多不同，驻阿各国使馆往往都要自己设法为代表团联系、充实访问日程，本来困难就比较多，而这种特殊的状况更使我日夜焦虑，担心日期已近的此次重要访问遇到难以预料的麻烦。为了制定和落实访问日程，除了正常途径外，我不得不多次直接去找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阿方友好人士，如总统府法律和技术国务秘书鲁易斯、总统府副秘书长里奇洛、外交部副部长卡斯特鲁乔、正义党总书记阿里亚斯等，甚至追踪他们到外地。终于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访问中的重要会见、机场迎送及诸如阿方招待人数、旅馆和车辆安排等细节问题逐项原则商定下来。这些朋友还为我争取到了总统的2号专机，以供尉健行访问外地往返使用。待日程基本确定时，已经是5月1日下午，离尉健行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时间不到4天了。当晚，我决定派使馆一秘朱解人乘飞机赶往蒙得维的亚，向将于夜间到达乌拉圭的代表团报告日程安排，说明情况并了解相关事宜。
在与阿方的磋商中，我进一步体会到，阿根廷政府和正义党还是非常重视对中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因为即使在其国内的特殊时期，仍然能把对华关系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来加以考量和处理，包括驻华大使巴特费尔德在内的一批阿根廷外交部高层人士关于“阿根廷把对华关系置于仅次于对美关系地位”的说法是实实在在的。
与阿方领导人之间的理解进一步加深
尉健行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到3小时，阿根廷内阁总理罗德里格斯、总统梅内姆相继在总统府与之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见。罗德里格斯还参加了尉健行同梅内姆的谈话。会见中，双方分别肯定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长足进步，各自介绍了本国的近况，强调了加强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
访问的第二天，尉健行又前往正义党总部，拜访了该党第四号人物、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处理党际关系的塞萨尔·阿里亚斯，同他就进一步增强两党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阿里亚斯以招待会的形式隆重接待尉健行及其一行，并向尉健行介绍了一周前刚刚调整过的新的全国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
在这些会见中，尉健行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我方的政策、现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充分利用机会，询问了阿根廷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细节问题，以及正义党的发展情况和基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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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健行与阿根廷政府及执政党主要领导人的交流和沟通，确实使两国、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明显加深，起到了增进友谊、扩大共识、加强合作的积极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 多方了解实际
尉健行在阿根廷访问期间，多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参观工厂时，他询及许多技术问题；走进农场后，他向主人问到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和许多带有阿根廷全国性的农牧业方面的问题；在和阿根廷全国庇隆(正义党的创始人和前总统)研究所的负责人及正义党的元老们座谈时，他问及了作为正义党理论基础的庇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对阿根廷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在看到一些自然景观或城市建设中有特色的地方时，他问及了关于其形成、典故等。尉健行所问问题的涉及面之广、之深，使被问者常感不备。
尉健行对此次访问有一个要求，即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隙多看，以充分了解访问国家的实际。因此，在正式访问日程之余，我还需要考虑如何“见缝插针”，安排好访问的每一段时间，并尽可能提早联系和布置，以免措手不及。
尉健行访问阿根廷期间，我陪同尉健行参观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美术馆、大部分重要街区和商业中心，参观了世界上最宽阔河流拉普拉塔河经过首都的流段，领略了举世闻名的潘帕草原上的旖旎风光，参观了探戈舞发源地的“小街”，等等。这些都是日程上所没有的。尉健行一再对我说，出来一趟颇不容易，如果把时间都浪费在旅馆里，那就会失去了解别国的许多机会，减少出访的意义。
临时决定缩短回国途中的时间
5月7日，也就是访问的第三天晚上8时左右，我正陪同尉健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一家中餐馆就餐，陪同访问的阿根廷外交部礼宾司官员走过 来告诉我，其司长弗里因有要事需与我紧急通话，并将移动电话机递给了我。弗里向我通报说：据阿根廷外交部刚刚得到的消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到北约的导弹轰炸，还可能有人员伤亡，建议你想法证实后报告贵国领导人尉健行先生，相信他会对此类事情感到关切。他还对发生这样的不幸事件向我表示同情和慰问。大约5分钟后，弗里再次打电话给我，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介绍。其后不久，阿根廷外交部对外政策副国务秘书阿依拉尔迪也打电话慰问我，并表示阿外交部在听候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信息和要求，愿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听到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一面打电话要求使馆值班室和新华社阿根廷分社尽快设法核实，一面向尉健行作了报告。尉健行当即指示我设法把情况搞清弄明，并随即进入沉思之中。随后，他与戴秉国、张福森进行了分析，并对访问后半段的日程作了研究。尉健行说，这种野蛮暴行的发生，必然要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中央会讨论如何对之善加处理，虽不会要求代表团马上回国，但我们要缩短在国外的停留时间。对阿根廷的访问仍宜按原计划进行，回国途中经过巴西和英国的时间则要尽可能缩短。尉健行还决定，原先安排全团及机组人员当晚到使馆联欢的活动取消，因为在这种情势下不宜再作此类欢娱之举。
遵照尉健行的指示，戴秉国部长和我马上离开饭桌去了使馆，分别向有关方面发出了变动通知。
在此后的两天中，尉健行又多次要我向他报告事件的进展和各方面的反应，特别是党中央的意见和举措。尉健行在离开阿根廷时，还特意交代我要对阿根廷政府的及时通报和友好举措表示谢忱。事后我看到，由于几乎是兼程赶路，尉健行刚好赶在运送我驻南使馆牺牲同志的骨灰及受伤人员的专机抵京前返回国内，并于当日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一道参加了全部悼念活动。
对激进党领导人未践约“不要太介意”
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又称激进党)是现政府的主要反对党，但同我党也建立有正式的党际关系，两党之间的交流亦很频繁。遵照中联部关于设法为尉健行安排与该党主要领导人会见的指示，在征得阿根廷正义党同意后，我与激进党的全国众议员、党的前任全国主席特拉尼奥进行了协商，确定由该党现任主席、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德拉鲁阿会见尉健行。其后，我曾有机会两度同德拉鲁阿本人直接讨论了会见的具体安排。尉健行抵阿根廷前一天，德拉鲁阿办公室打来电话称，德拉鲁阿拟缩短将于5月5日至7日对智利的访问，以便提前半天赶回来与尉健行同志见面，要我作会见可能由周六(5月8日)改为周五(5月7日)的准备。尽管尉健行5月7日的日程业已较满，但为保证会见能够得以进行，我当即表示了同意，并做了可能的调整。我本以为一切都会按双方协议正常、圆满实施。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5月6日，德拉鲁阿办公室通知称，由于竞选方面的原因，德拉鲁阿将从智利径去阿根廷西部与智利接壤的两个省，以便在5月9日的投票中为激进党在两省的省长候选人助威，无法在尉健行离阿根廷前返回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故拟请奥里维拉副市长代表他接待尉健行。对这种突然的变化，我向对方表示了不理解，并强调指出，这是作为建立有正式关系的两党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且是德拉鲁阿主席本人的决定和安排，并非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拜访，希望对方能转告德拉鲁阿并请他克服困难，践诺进行双方的这场重要会见。第二天中午，德拉鲁阿办公室再次告称，德无法赶回来晤面，并坚持由奥里维拉副市长出面会见的意见。经请示尉健行，我们决定取消这次会见。
对此变化，我深感不安，再三向尉健行检讨。但尉健行却说，大选对阿根廷的各政党都是件大事，激进党领导人更关心其候选人的成败是正常的。我们不要太介意，可以找其他方式来进行两党之间的交流。
应该理解他们
为了表达身居海外的炎黄子孙对来自祖国亲人的浓烈感情，旅居阿根廷的大陆籍8家华侨华人组织联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欢迎尉健行和代表团。虽然定下这场活动的时间很仓促，但许多华侨华人都闻风而动，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一些来自台湾的华侨华人组织负责人也希望能有参与的机会。考虑到多方面的情况，我驻阿使馆建议每个侨团选派5名代表，同时邀请几位台籍同胞作为嘉宾入场。但由于申请参加的人士太多，各侨团纷纷表示给予的名额过少，工作难做。后来几经讨论，我同意为每个侨团再增加一个名额，并反复向他们说明了道理，才勉强把侨团负责人的热烈情绪稳住。
负责承办此项宴请的是餐饮公会。这家侨团为了公会的集体利益，于1998年11月集资兴办了一家名为“面包和洋葱”的餐馆，取意于“民以食为天”。餐馆有近500个座位，以自助餐方式供应中西结合的菜肴，每天生意都十分火爆，经常有许多人在门外排着长队等候就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共有400余家中餐馆，但从场面、装潢、交通、安全等方面考虑，当首推“面包和洋葱”，故各侨团一致荐举将欢迎宴会设于此处，使馆也表示了认可。
为了能够办好各个侨团共同委托给他们的重托，餐饮公会会长郁健先生于3天前就贴出告示，宣布宴请的前两天将暂停对外营业。他还把几家中餐馆的厨师长都邀请去参加宴请饭菜的制作，并集中了一些餐馆的圆桌、转盘和餐具，以保证宴会的质量和用具的统一。有人问他这样做会不会对餐馆造成损失，他高兴地反问道：这样的机会多少年能遇到一次?
宴会上，华侨华人代表以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和对尉健行的崇敬，场面热闹异常。许多人不顾我们事先的规定和提醒，纷纷挤到尉健行身旁敬酒、摄像，挡也挡不住。尉健行高兴地不断起立，同每一批人分别照像，还不断地询问着他们的事业、家庭及与阿根廷人民相处中的各种情况。宴会结束时，已近午夜。
我注意到，尽管那天晚上各个侨团安排的菜肴道数很多，做得也确实不错，但尉健行却未能有机会平静地享用。第二天，我就场面组织上的问题向他致歉时，他却安慰我说，这样接触华侨华人的机会非常难得。旅居在外的中国人想表达他们的爱国愿望和见到国内来人的亲切感情也是很自然的，应该理解他们。同日，由大陆籍华侨人士兴办的中文周刊《新大陆》以《亲切的关怀热情的鼓励》为题，报道了尉健行接见旅阿两岸华侨华人代表的场景。文中说：“领导人的接见和晚宴瞬间即逝，但是尉健行及代表团全体成员给华侨们带来的关怀和鼓励永远留在全体旅阿华侨华人的心中。”
“务必不要让馆员同志们为我们而麻烦”
尉健行平易近人，愿意接近大家，而且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反对任何特殊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第一次用餐时，他发现个别菜不像是旅馆准备的，就明确地对我说，务必不要为他专门准备什么菜肴，他可以吃任何饭菜。他还说，访问本身已经给使馆增添了许多工作，再为他准备专门的食品就不应该了。此后，他又几次和我谈及这方面的事情，一再交代、叮嘱我不要为他备任何吃的、喝的东西，还对个别随行人员向使馆随意提出生活方面的要求进行了批评。
尽管我们在尉健行访问阿根廷的5天中没法给他以生活上的任何特殊照顾，日程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他在临结束访问时却给了我们以热情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尉健行对我说，我们在阿根廷的这几天里，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生活方面，日程都很充实、丰满、有意义，使馆为此做了很多工作，给了代表团以多方面的关照，从而使访问有了具体、实在的内容，你要向使馆的同志们表示感谢。他还说，从实际情况看，使馆的调研工作全面、深入、实在，交的朋友也比较多，比较深，并能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尉健行的寥寥数语，使我深受感动。访问结束后，我当即分别在馆务会和全体馆员大会上传达了尉健行的讲话精神。大家表示，尉健行的讲话是对我们的关怀和鞭策，我们应该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以不辜负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