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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风的形成也是有源头的。最近正再次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亮剑》的男主人公李云龙，把一支部队作风的形成，归结为部队组建时主官的性格，尽管是艺术虚构，但符合历史的大真实。“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所在之处，会成为所有人仿效的榜样，进而成为一种精神、一种作风、一种凝聚力和号召力，因此，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的“两个务必”的号召，首先针对的，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坏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
获得并巩固执政地位，是我们党造福民族、人民的必要途径和条件。但也必须承认，随着转型过程中权力“含金量”的加大，为获取个人好处而追逐权力、职位的人在增多，于是以“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为核心的“潜规则”也应运而生。“潜规则”不仅使党内人和人关系庸俗化，使党纪政纪的“正规则”失效，也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形成巨大的颠覆。“潜规则”会复制出更多按“潜规则”办事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遭到排斥。因此，坏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例如吉林省靖宇县，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民风和良好党风。但在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政期间，却被搞得乌烟瘴气。据说全县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没有给李铁成送过礼的只有一人，就是他的老婆，是帮他收钱的。在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案件中，同样存在大面积腐败和不廉洁问题。尽管这仍是个别现象，但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破坏，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作风建设最关键的环节，还是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过去，人民群众是从党员干部的作风上认识我们党，决定跟党走的。他们认为，这群生活俭朴，公道正派，为民族、为群众谋利益的人，是值得信赖、追随，可以与之同生共死的。反之，如果谁被群众指责为“看你哪像个党员”，则是比骂什么都厉害的重话。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追求多样化的今天，人民群众更寄厚望于党。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这种党风政风所形成的廉洁高效的社会管理平台，就不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公平的支点、良好的秩序、和谐的氛围。
其实，中外敌对势力一直处心积虑，想从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打开缺口。50年前，杜勒斯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他认为，前两代革命性强，在中国深得人心，到第三、四代，情况会发生变化。苏东剧变后，他们的门徒们又兴高采烈地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将是“最后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进入新世纪，屡屡破产的预言家们又抛出所谓 “七十年铁律”的咒语，大意是世界的老党大党中，墨西哥社会制度党执政70年，在台湾的国民党执政73年，苏共时间最长，也没有超过74年，中共还在台上，是因为“气数未尽”。他们把“不战而胜”的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层的优良作风会逐渐变化、退化和腐化上，寄托在我们党由作风衰败而失去人民支持上。
因此，“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的重要警示，是总结国际共运和中国党的历史教训得出的。要保持“最大优势”，必须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还要坚持用好作风选作风好的人充实各级领导岗位，这是作风建设的组织保证。谁作风好，谁好作秀，老百姓心里明镜一般。如果有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投领导所好、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重要领导岗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退一步讲，如果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最大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人民对党的信任，本质上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是以每个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体现的。如果说，老一辈共产党人可以靠他们的赫赫战功，靠他们在血与火考验中形成的胆识，成为新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者。那么，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要靠我们的思想作风能够继续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可，靠我们能在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带领中国走强盛、繁荣、富裕之路。
领导干部和“大款”，本质上是两种人，要遵守不同的规则
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官员，要用党员对党员的态度处理上下级和同级关系，用党员对群众的态度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就会有党性、有风格、有高度；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也来自群众，是靠勤奋加机遇走上领导岗位，就能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倾尽全力为群众谋利益；领导干部如果想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自己的使命，就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既努力为新经济的创业者搞好服务、发展经济，同时又在经济上和他们谨慎地保持距离。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作风。
应当说，20多年前，当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想的都是怎样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没想过把自己摆在先富的行列里。但随着“先富者”财富的膨胀，一些经常接触求助自己的老板的领导干部，不断受前者阔绰的生活方式的刺激，有的意志薄弱者开始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认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素质和受教育水平，自己都远超过那些“先富者”，让他们独享现代化成果是不公平的。因此，“你们靠我发财，我该比你们更发财”的逻辑，成为他们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而且，他们羡慕的已不仅是老板们鼓囊囊的钱袋，还包括其中有些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其实，领导干部和“大款”，本质上是两种人，要遵守不同的规则。“大款”遵守的是市场规则。只要是合法的财产收入，如何使用和消费，社会并不多干预。当然也要讲“八荣八耻”，要鼓励他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但不是强制，而是引导。况且，他们光鲜外表后面的殚精竭虑，他们经营中的甘苦与辛酸，他们经常人前陪笑而人后想哭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体会不到的。虽然有人掘的“第一桶金”未必干净，但发展到今天，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如果谁破坏市场规则，还想依靠收买权力来暴富，也是要碰到高压线的。
领导干部则不同。拥有的是公共权力，是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也就是当公务员的规则。领导干部使用权力，支配资源，要符合授权者的意志和利益。党和人民也为领导者提供了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权力、地位、办公条件、工资待遇等。但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必须断绝“发大财”的念头，不可能成为“大款”或者“富豪”。如果谁暴富起来，甚至养起情妇，必定会受到组织和监督部门的注意，即使他们没有注意，党员、群众也会举报你。即便他们对有些“大款”类似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你却不会放过。因为“大款”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供养你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没给你这笔钱，人民不是对你的隐私有兴趣，而是要问你的这些开支从哪里来，和你手中的公共权力有什么关系。
所以要重复这些事实，是为了提醒：这就是领导干部选择的“社会职业”和不能逾越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领导干部面临各种挑战和考验，受到各色人等的包围，特别在个别“潜规则”盛行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造成“不查都不算问题，要查都有问题”的混沌状态。如果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失足。因此，对干部更多的监督，就是最大的爱护。（作者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
坏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
获得并巩固执政地位，是我们党造福民族、人民的必要途径和条件。但也必须承认，随着转型过程中权力“含金量”的加大，为获取个人好处而追逐权力、职位的人在增多，于是以“权力崇拜”和“关系崇拜”为核心的“潜规则”也应运而生。“潜规则”不仅使党内人和人关系庸俗化，使党纪政纪的“正规则”失效，也对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观形成巨大的颠覆。“潜规则”会复制出更多按“潜规则”办事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干部，势必被视为异类遭到排斥。因此，坏作风也是一种政治上的传染病，可以造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局部小环境。例如吉林省靖宇县，是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的地方，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很长时期都保持着朴实、淳厚的民风和良好党风。但在原县委书记李铁成主政期间，却被搞得乌烟瘴气。据说全县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没有给李铁成送过礼的只有一人，就是他的老婆，是帮他收钱的。在原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案件中，同样存在大面积腐败和不廉洁问题。尽管这仍是个别现象，但对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破坏，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作风建设最关键的环节，还是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过去，人民群众是从党员干部的作风上认识我们党，决定跟党走的。他们认为，这群生活俭朴，公道正派，为民族、为群众谋利益的人，是值得信赖、追随，可以与之同生共死的。反之，如果谁被群众指责为“看你哪像个党员”，则是比骂什么都厉害的重话。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追求多样化的今天，人民群众更寄厚望于党。因为他们深知，没有这种党风政风所形成的廉洁高效的社会管理平台，就不可能为每个人的自我发展提供公平的支点、良好的秩序、和谐的氛围。
其实，中外敌对势力一直处心积虑，想从我们的党群干群关系打开缺口。50年前，杜勒斯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他认为，前两代革命性强，在中国深得人心，到第三、四代，情况会发生变化。苏东剧变后，他们的门徒们又兴高采烈地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将是“最后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进入新世纪，屡屡破产的预言家们又抛出所谓 “七十年铁律”的咒语，大意是世界的老党大党中，墨西哥社会制度党执政70年，在台湾的国民党执政73年，苏共时间最长，也没有超过74年，中共还在台上，是因为“气数未尽”。他们把“不战而胜”的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层的优良作风会逐渐变化、退化和腐化上，寄托在我们党由作风衰败而失去人民支持上。
因此，“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的重要警示，是总结国际共运和中国党的历史教训得出的。要保持“最大优势”，必须抓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还要坚持用好作风选作风好的人充实各级领导岗位，这是作风建设的组织保证。谁作风好，谁好作秀，老百姓心里明镜一般。如果有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投领导所好、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重要领导岗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退一步讲，如果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最大危险”也就为之不远了。
人民对党的信任，本质上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是以每个领导干部的作风来体现的。如果说，老一辈共产党人可以靠他们的赫赫战功，靠他们在血与火考验中形成的胆识，成为新中国当之无愧的领导者。那么，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要靠我们的思想作风能够继续获得中国人民的认可，靠我们能在比过去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带领中国走强盛、繁荣、富裕之路。
领导干部和“大款”，本质上是两种人，要遵守不同的规则
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官员，要用党员对党员的态度处理上下级和同级关系，用党员对群众的态度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就会有党性、有风格、有高度；领导干部如果想到，自己也来自群众，是靠勤奋加机遇走上领导岗位，就能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倾尽全力为群众谋利益；领导干部如果想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自己的使命，就能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既努力为新经济的创业者搞好服务、发展经济，同时又在经济上和他们谨慎地保持距离。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作风。
应当说，20多年前，当我们党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时，绝大部分领导干部，想的都是怎样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没想过把自己摆在先富的行列里。但随着“先富者”财富的膨胀，一些经常接触求助自己的老板的领导干部，不断受前者阔绰的生活方式的刺激，有的意志薄弱者开始感到心理不平衡，甚至认为，无论社会地位、职业素质和受教育水平，自己都远超过那些“先富者”，让他们独享现代化成果是不公平的。因此，“你们靠我发财，我该比你们更发财”的逻辑，成为他们索贿受贿的心理基础。而且，他们羡慕的已不仅是老板们鼓囊囊的钱袋，还包括其中有些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其实，领导干部和“大款”，本质上是两种人，要遵守不同的规则。“大款”遵守的是市场规则。只要是合法的财产收入，如何使用和消费，社会并不多干预。当然也要讲“八荣八耻”，要鼓励他们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但不是强制，而是引导。况且，他们光鲜外表后面的殚精竭虑，他们经营中的甘苦与辛酸，他们经常人前陪笑而人后想哭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公职人员体会不到的。虽然有人掘的“第一桶金”未必干净，但发展到今天，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如果谁破坏市场规则，还想依靠收买权力来暴富，也是要碰到高压线的。
领导干部则不同。拥有的是公共权力，是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要遵守的是行政规则，也就是当公务员的规则。领导干部使用权力，支配资源，要符合授权者的意志和利益。党和人民也为领导者提供了履行职责所需要的权力、地位、办公条件、工资待遇等。但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必须断绝“发大财”的念头，不可能成为“大款”或者“富豪”。如果谁暴富起来，甚至养起情妇，必定会受到组织和监督部门的注意，即使他们没有注意，党员、群众也会举报你。即便他们对有些“大款”类似的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但对你却不会放过。因为“大款”花的是自己的钱，而供养你的是纳税人的钱，人民没给你这笔钱，人民不是对你的隐私有兴趣，而是要问你的这些开支从哪里来，和你手中的公共权力有什么关系。
所以要重复这些事实，是为了提醒：这就是领导干部选择的“社会职业”和不能逾越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领导干部面临各种挑战和考验，受到各色人等的包围，特别在个别“潜规则”盛行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造成“不查都不算问题，要查都有问题”的混沌状态。如果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立场不坚定，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失足。因此，对干部更多的监督，就是最大的爱护。（作者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