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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鲁迅虽然素未谋面，但惺惺相惜。通过对他們批判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批判新旧八股、追穷寇与打落水狗、区分敌友是非、语言修辞方面的技巧用语等方面的对比分析，我們发现其有诸多相似之处。
批判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
在对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有很多相同的议论。毛泽东指出：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們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我們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們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时候的借鉴。
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們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鲁迅说过：
虽是西洋文明罢，我們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們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毛泽东和鲁迅都十分重视对古代和外国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饶有趣味的是他們都以食物的处理、吃用做比，深入浅出地阐明革命者对于批判与继承的辨证观点。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鲁迅提出的形象化的“拿来主义”观点。在《拿来主义》一文中，他以“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阐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观点对待文化遗产的迥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批判新旧八股
反对和批判八股调，是毛泽东和鲁迅又一重要的共同语言。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开头部分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毛泽东生动、幽默而又讽刺地为党八股归纳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和“传播开去，祸国殃民”八大罪状。
在批判党八股八大罪状时，毛泽东引证并论述了鲁迅反对、批判新旧八股的有关文章和言论。如在批判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时指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特别是文末对会场上散发的《宣传指南》中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更是逐条分析，得出结论。
毛泽东和鲁迅都详细论述了新旧八股产生的历史及其危害。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老八股、老教条，但后来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洋八股、洋教条”。
鲁迅也深刻揭露了八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对后世造成的恶劣影响，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們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
同时，鲁迅还在许多文章中批评过革命文化队伍中的洋八股，指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一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反对新旧八股调，提倡革命文风，倡导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与鲁迅一贯的思想与作风、一贯的倡导与要求。
追穷寇与打落水狗
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引用《农夫与蛇》的寓言，声言“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七律中，更加明白宣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毛泽东革命到底、彻底革命思想高度而形象的概括。鲁迅在1926年撰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所贯穿的“打落水狗”精神与毛泽东彻底革命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1937年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包括“打落水狗”在内的“伟大的‘鲁迅精神”’。他说：“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
区分敌友是非
毛泽东与鲁迅在各自斗争道路上所总结出来的区分敌友、是非的方法与标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日：“谁是我們的敌人？谁是我們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还有一条依据敌人对某事物的态度决定拥护或反对的极其简明的标准，叫做“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們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們就要反对”。
鲁迅的标准与毛泽东相似，例如：“帝国主义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痈疽，是它們的宝贝，那么，它們的敌人，当然是我們的朋友了。”鲁迅也有更简捷的标准：“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們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虽然毛泽东、鲁迅所提出的标准未必是唯一的或绝对的，甚至某些方面不那么客观，但两者不仅惊人的相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的确不失为最为简捷、明了的判别标准。 语言修辞方面的技巧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流的语言大师，他們的语言修辞技巧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如除了常用的比喻之外，他們都喜欢运用诸如拈连、仿词、词语活用等特殊修辞手法，以收到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效果。
（一）比喻。毛泽东把文化产品区别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指出：“我們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鲁迅则将文艺作品区分为“佳花”和“恶草”两类，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
（二）拈连。毛泽东运用拈连的例子，如：“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們，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这里由“打内战”顺手拈连出把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由“剿共”拈连出“剿”出“一党专政”、“满洲国”以至“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南“呼吁和平”拈连出“呼吁战争”。
再看鲁迅运用拈连的例子：“绕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这是由“打门”拈连出“打出一个小使来”。访友不遇，作者要求“在这里等一等”，“小使”说“不成”；作者“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结果是：也不成！”这两个“不成”，加上此前“行到东长安街左近”要穿马路时，“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所以作者说“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这里将他人说的“不成”，说成自己“不成了大半天”，也具有拈连的性质。
（三）仿词。毛泽东运用仿词的例子如“国民党军队……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我們说，我們不是‘文化团体’，我們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們说，这是阳谋”。这些例句中的“外战、武化团体、小众化、旧闻、阳谋”即分别由“内战、文化团体、大众化、新闻、阴谋”仿造而来。
鲁迅使用的仿词如“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們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这些例句中的“有聊、疾善如仇、狭人、婆理”。即分别由“无聊、疾恶如仇、阔人、公理”仿造而来。
毛泽东和鲁迅还仿造成语以表达幽默、讽刺、揭露等特殊含义，如毛泽东依据“走马看花”仿造出“下马看花”；鲁迅按照“寿终正寝”仿造出“枪终路寝”和“寿终牢寝”。
（四）词语活用。毛泽东和鲁迅都能够准确把握词语的结构和含义，并善于将某些词语加以活用，以收到幽默或讽刺的艺术效果。
毛泽东的词语活用如“他們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在此两例中，毛泽东故意避开“垂涎三尺”和“高枕无忧”这两个成语，而用完全口语化的“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和“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不仅平易幽默，生动形象，而且妙趣横生。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鲁迅对“垂涎三尺”这个成语也有类似的活用：“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
在大众语汇的运用上，毛泽东与鲁迅也有相似之处。如对谚语“秀才不出门，全（而）知天下事”，毛泽东的解释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鲁迅的解释是：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哪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和鲁迅都使用过书面语言中不常见的“一塌刮子”这个方言词。毛泽东说：孙科比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刮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鲁迅说：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塌刮子地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一塌刮子”属于吴方言，《现代汉语词典》释曰：“【一塌刮子】（方）通通。总共加在一起。”因其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因此毛泽东和鲁迅都用过这个词。
毛泽东与鲁迅的相互评价
毛泽东和鲁迅在诸多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們二人的关系如何呢？
早在1937年毛泽东对鲁迅就作出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71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一次强调“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论断。 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与评价还有很多。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的心是跟鲁迅相通的。
鲁迅对从未谋面的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呢？让我們看看冯雪峰的相关记述吧：
鲁迅先生没有和我們毛主席见过面，也不曾有过别的直接的个人的接触。如果说通信，也就只有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但是，鲁迅先生的确是在关心我們的党的；当长征胜利，我們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将团结着全国人民以拯救日益危急的民族——这种远大的胜利前景，一天比一天展开在眼前的时候，鲁迅先生对我們党和毛主席是抱着安心和感激的心情的。这是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大半时间在病中的时候。当他大略地知道了毛主席的天才领导和军事上的战略与战术，而又谈着这些的时候，他常常会默默地长久地微笑着；在这种时候，他的因病而略带阴郁的脸色就顿然变成为异常的晴朗。我也曾经把我所记得的毛主席论他的作品的话告诉过他，他听了，也是默默地微笑着的。
我记得有一天，他病比较好，精神也很开朗，在像上面所说的这类谈话之后，他手上拿着纸烟，横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又脸上微笑着从床上起来，在窗前的书桌前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我想，他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够说明许多了。
这段记述可靠与否？我們以为，以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以冯雪峰的人品、学识，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据有关资料披露，1934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冯雪峰曾详细向毛泽东介绍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不禁开怀大笑”。1936年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期间，再跟鲁迅谈起毛泽东时，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鲁迅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这一资料可与冯雪峰描述相印证了。
毛泽东与鲁迅一生究竟有缘无缘？若说无缘，毛泽东给予鲁迅那么高的评价，鲁迅又那么向往毛泽东；若说有缘，为什么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与鲁迅相距近在咫尺，却不曾结识，而拜访过同住一家的鲁迅胞弟周作人？人們遗憾于两位伟人的不曾谋面，故此，历来即不断有人演绎出毛泽东、鲁迅会面的美谈。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批判与继承中外文化遗产
在对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上，毛泽东与鲁迅有很多相同的议论。毛泽东指出：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們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我們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們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作品时候的借鉴。
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們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們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的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鲁迅说过：
虽是西洋文明罢，我們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們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毛泽东和鲁迅都十分重视对古代和外国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饶有趣味的是他們都以食物的处理、吃用做比，深入浅出地阐明革命者对于批判与继承的辨证观点。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鲁迅提出的形象化的“拿来主义”观点。在《拿来主义》一文中，他以“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来阐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观点对待文化遗产的迥然不同的态度和方法。
批判新旧八股
反对和批判八股调，是毛泽东和鲁迅又一重要的共同语言。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开头部分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毛泽东生动、幽默而又讽刺地为党八股归纳出“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和“传播开去，祸国殃民”八大罪状。
在批判党八股八大罪状时，毛泽东引证并论述了鲁迅反对、批判新旧八股的有关文章和言论。如在批判党八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时指出，“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特别是文末对会场上散发的《宣传指南》中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更是逐条分析，得出结论。
毛泽东和鲁迅都详细论述了新旧八股产生的历史及其危害。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老八股、老教条，但后来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而在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洋八股、洋教条”。
鲁迅也深刻揭露了八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对后世造成的恶劣影响，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們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
同时，鲁迅还在许多文章中批评过革命文化队伍中的洋八股，指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例如只会‘辱骂一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反对新旧八股调，提倡革命文风，倡导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毛泽东与鲁迅一贯的思想与作风、一贯的倡导与要求。
追穷寇与打落水狗
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引用《农夫与蛇》的寓言，声言“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七律中，更加明白宣言“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毛泽东革命到底、彻底革命思想高度而形象的概括。鲁迅在1926年撰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所贯穿的“打落水狗”精神与毛泽东彻底革命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1937年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包括“打落水狗”在内的“伟大的‘鲁迅精神”’。他说：“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
区分敌友是非
毛泽东与鲁迅在各自斗争道路上所总结出来的区分敌友、是非的方法与标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日：“谁是我們的敌人？谁是我們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还有一条依据敌人对某事物的态度决定拥护或反对的极其简明的标准，叫做“凡是敌人反对的，我們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們就要反对”。
鲁迅的标准与毛泽东相似，例如：“帝国主义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痈疽，是它們的宝贝，那么，它們的敌人，当然是我們的朋友了。”鲁迅也有更简捷的标准：“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們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虽然毛泽东、鲁迅所提出的标准未必是唯一的或绝对的，甚至某些方面不那么客观，但两者不仅惊人的相似，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的确不失为最为简捷、明了的判别标准。 语言修辞方面的技巧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流的语言大师，他們的语言修辞技巧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如除了常用的比喻之外，他們都喜欢运用诸如拈连、仿词、词语活用等特殊修辞手法，以收到幽默、讽刺、夸张等艺术效果。
（一）比喻。毛泽东把文化产品区别为“香花”和“毒草”两大类，指出：“我們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鲁迅则将文艺作品区分为“佳花”和“恶草”两类，指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
（二）拈连。毛泽东运用拈连的例子，如：“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們，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这里由“打内战”顺手拈连出把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由“剿共”拈连出“剿”出“一党专政”、“满洲国”以至“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南“呼吁和平”拈连出“呼吁战争”。
再看鲁迅运用拈连的例子：“绕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L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这是由“打门”拈连出“打出一个小使来”。访友不遇，作者要求“在这里等一等”，“小使”说“不成”；作者“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结果是：也不成！”这两个“不成”，加上此前“行到东长安街左近”要穿马路时，“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所以作者说“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这里将他人说的“不成”，说成自己“不成了大半天”，也具有拈连的性质。
（三）仿词。毛泽东运用仿词的例子如“国民党军队……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我們说，我們不是‘文化团体’，我們有军队，是‘武化团体’”；“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們说，这是阳谋”。这些例句中的“外战、武化团体、小众化、旧闻、阳谋”即分别由“内战、文化团体、大众化、新闻、阴谋”仿造而来。
鲁迅使用的仿词如“所以一面又觉得无聊，又疑心自己有些暮气，‘小鬼’年青，当然是有锐气的，可有更好，更有聊的法子么？”；“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們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这些例句中的“有聊、疾善如仇、狭人、婆理”。即分别由“无聊、疾恶如仇、阔人、公理”仿造而来。
毛泽东和鲁迅还仿造成语以表达幽默、讽刺、揭露等特殊含义，如毛泽东依据“走马看花”仿造出“下马看花”；鲁迅按照“寿终正寝”仿造出“枪终路寝”和“寿终牢寝”。
（四）词语活用。毛泽东和鲁迅都能够准确把握词语的结构和含义，并善于将某些词语加以活用，以收到幽默或讽刺的艺术效果。
毛泽东的词语活用如“他們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在此两例中，毛泽东故意避开“垂涎三尺”和“高枕无忧”这两个成语，而用完全口语化的“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和“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不仅平易幽默，生动形象，而且妙趣横生。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鲁迅对“垂涎三尺”这个成语也有类似的活用：“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
在大众语汇的运用上，毛泽东与鲁迅也有相似之处。如对谚语“秀才不出门，全（而）知天下事”，毛泽东的解释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鲁迅的解释是：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哪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和鲁迅都使用过书面语言中不常见的“一塌刮子”这个方言词。毛泽东说：孙科比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刮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鲁迅说：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塌刮子地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一塌刮子”属于吴方言，《现代汉语词典》释曰：“【一塌刮子】（方）通通。总共加在一起。”因其生动形象，表现力强，因此毛泽东和鲁迅都用过这个词。
毛泽东与鲁迅的相互评价
毛泽东和鲁迅在诸多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他們二人的关系如何呢？
早在1937年毛泽东对鲁迅就作出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71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一次强调“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的论断。 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与评价还有很多。从这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的心是跟鲁迅相通的。
鲁迅对从未谋面的毛泽东又是什么态度呢？让我們看看冯雪峰的相关记述吧：
鲁迅先生没有和我們毛主席见过面，也不曾有过别的直接的个人的接触。如果说通信，也就只有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但是，鲁迅先生的确是在关心我們的党的；当长征胜利，我們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将团结着全国人民以拯救日益危急的民族——这种远大的胜利前景，一天比一天展开在眼前的时候，鲁迅先生对我們党和毛主席是抱着安心和感激的心情的。这是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大半时间在病中的时候。当他大略地知道了毛主席的天才领导和军事上的战略与战术，而又谈着这些的时候，他常常会默默地长久地微笑着；在这种时候，他的因病而略带阴郁的脸色就顿然变成为异常的晴朗。我也曾经把我所记得的毛主席论他的作品的话告诉过他，他听了，也是默默地微笑着的。
我记得有一天，他病比较好，精神也很开朗，在像上面所说的这类谈话之后，他手上拿着纸烟，横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又脸上微笑着从床上起来，在窗前的书桌前站着，半向着坐在书桌旁边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横在胸前托着另一只拿着纸烟的手的手肘，只是那么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后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平静地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我想，他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够说明许多了。
这段记述可靠与否？我們以为，以冯雪峰与鲁迅的关系，以冯雪峰的人品、学识，这一记载是可信的。
据有关资料披露，1934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冯雪峰曾详细向毛泽东介绍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后，不禁开怀大笑”。1936年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期间，再跟鲁迅谈起毛泽东时，这时的毛泽东在鲁迅心目中已经不再是“山大王”了。鲁迅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称呼）的政策是对的……”他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深表敬意，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这一资料可与冯雪峰描述相印证了。
毛泽东与鲁迅一生究竟有缘无缘？若说无缘，毛泽东给予鲁迅那么高的评价，鲁迅又那么向往毛泽东；若说有缘，为什么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与鲁迅相距近在咫尺，却不曾结识，而拜访过同住一家的鲁迅胞弟周作人？人們遗憾于两位伟人的不曾谋面，故此，历来即不断有人演绎出毛泽东、鲁迅会面的美谈。
（责任编辑 刘荣刚）